对市场经济的若干实质性问题学术界分歧甚大——经济学定性研究仍十分必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分歧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性问题论文,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经济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之后，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定，过去那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对旧体制进行批判的定性研究不再重要，而应更多地代之以实证分析、定量研究和运行性研究。对于这种看法笔者以为，在当前中国这块土地上，经济学冲破陈旧思想羁绊的定性研究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因此，重提经济学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是有现实意义的。
首先，对旧经济体制的复制再生功能及其惯性不可低估，以为官方的几个权威性文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宣告旧经济体制退位新经济体制诞生，那就有点太书生气实足了。对此持悲观观点不对，但盲目乐观也不可取。应该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认同，确实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认识历程，是一次空前的思想大飞跃。但是，写进文件的东西，人们口头上认可的东西，并不等于是事实上存在的东西和认真去做的东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制度基础、运行规则、组织机构、思想观念、利益格局，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撑、有机联系的整体，国家的权威性文件可以迅速地改变人们的日常用语和称谓，但绝不能迅速改变既定经济体制的运行轨迹和惯性。君不见，有多少“翻牌公司”一声令下，一个晚上就实现了“股份制改造”，以一个神圣的各义进行了“变革”；又有多少行政机关凭借公共权力不断炮制出以谋取小团体私利为目的的垄断性“经济实体”。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昭示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改革的路上仍然障碍重重，在思想领域里，一个再启蒙、再解放的任务摆在人们面前。面对这些社会规范和导向性问题，经济学不加强定性研究行吗？
其次，目前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认同，往往还仅局限于表面层次和术语称谓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实质性问题上分歧甚大，相左甚远。人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许多基础性构件上，几乎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还是不明晰；股份制改造是产权改革的有益尝试还是私有化；国有小企业的拍卖是必要的改组举措还是在削弱县级政权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究竟应该占多大比例才能体现出来；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究竟应该怎样加强党组织建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理论界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是改革实践中各种利益偏好和思维取向相互碰撞的集中体现，也是导致某些政策扭曲、摇摆、缺乏逻辑一贯性的根源。如果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不能进一步达成共识，即使都同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麾下”，但貌和神离，心猿意马，不同方向的作用力必然把改革目标的理性设计拉得变形，在盲动中打乱仗，在胶着中止步不前。这种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是很危险的。因此，在这些涉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方向和制度规定的问题上，定性和规范性研究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第三，关于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并未完全解除，仍在阻碍着改革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还把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现在看来，从姓“资”姓“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贯彻到底，仍有很多艰难的任务尚未完成。现在正在进行的明晰产权、股份制改造、抓大放小、破产兼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中涉及的深层次思想分歧，说到底还是姓“资”姓“社”问题的纠缠。回避和无视这些分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许多同志在主观上不想也不愿意再争论这个问题，但姓“资”姓“社”的问题却被一些人以各种形式反复提出来，并从政治、政权的高度加以渲染。而对此种态势，不辨明是非，不澄清混乱行吗？
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理想追求，我也期盼着经济理论工作者能在一种较成熟的制度、体制框架下，用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定量研究和运行性分析，把一种体制的具体环节设计得更加精密，把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问题解决得更加彻底。但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和制度、体制框架的基本定型。但是，目前在我国这一前提还不具备，意识形态纷争、基础制度设计分歧仍在困扰着人们。因此，至少在目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还不能忽视定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现实重要性，还不能把精力重点转移到定量研究和运行性分析上。如果不能把经济制度和体制主要构件的性质问题搞清楚，定量研究和运行性分析就缺乏可靠的制度前提，因此也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目前至少应当使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基本制度研究和运行性研究齐头并进，双线作战，在破除和开辟中建设，用建设来巩固开辟出来的空间。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才能不断逼近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