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生产”的生产劳动性与非生产劳动性
万 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阶段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思考展开讨论:生产劳动和资本一般的关系,作为生产劳动与作为非生产劳动的文学艺术,以及艺术生产出现之后的艺术生产。通过对1857-1858年间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做文本细读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思考过程中并没有对文学艺术究竟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下断语,而是表现出徘徊于两者之间的姿态,表明他在处理文学艺术与资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时留下了弹性的理论空间。当下的艺术生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艺术生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并分析“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关系,对于文学艺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更为准确的定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生产劳动; 非生产劳动; 资本; 艺术生产
现代艺术生产所处的社会结构较马克思、恩格斯的19世纪已远为复杂,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加速了资本社会化的步履,从而也结构性地调整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分布的时空特点。就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劳动时间衡量生产劳动的价值理论已难掩尴尬①。因而,对当下艺术现象加以阐释的各种理论观点层出不穷。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并未发生质性变化,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角度看待艺术生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还有待审慎辨析。
一、生产劳动和资本一般
关于生产劳动的话题,要与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理解“劳动”的轨迹关联在一起。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到《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雇佣劳动作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劳动的具体形式的关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劳动一般”在理论和现实必要性的双重承认,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学术界一般简称为《大纲》)中对劳动异化的再次关注——“劳动”这条线索贯穿了马克思在不同阶段探求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全部思想语境,充分显示出这一范畴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大纲》“资本章”中将物化劳动和非物化劳动放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和“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的时空层面来谈论。虽然《大纲》对“生产劳动”的阐发比较分散②,但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中专门开辟章节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展开论述,并藉此直抵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核心地带。缘此,《大纲》可被视为开启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话题的思想语境,在其中生产劳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范畴:
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才存在于资本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③
这里所说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资本”特指“资本一般”。马克思反复强调《大纲》是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讨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一般”可以理解为“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④,以及“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⑤,也就是说“资本一般”侧重于从资本的形式规定上使用“资本”概念。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谈论“生产劳动”,突出的也是“生产劳动”中最靠近资本一般的“那些规定的总和”或“共有的规定”。
正是在上述思想语境中,“生产劳动”作为一个专门范畴进入马克思观察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秘密的核心地带,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深入推进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他此后展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批判的具体对象。《大纲》“价值章”中记录了这一起点:“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⑥——所以,《大纲》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展开批判的逻辑顺序与这种生产关系本身向外敞开的表里顺序一致,排列为:商品——货币——资本。从商品开始,商品是最显见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表现形态,它具有令人迷惑的“物”的外观;随着商品进入流通环节,与货币进行“等价交换”,货币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兑现其主要目的(交换价值)的载体,它呈现“平等和自由”的价值导向;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表现出统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从生产过程追溯这种生产关系创造剩余价值的秘密,才能完成从商品出发回到商品(实际上是从货币出发回到货币)的流程。“生产劳动”就是在这种研究深度上出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的。与凝结在商品身上的物化劳动(包括可能转变为物化劳动的非物化劳动)相比,以及与借由货币现身的交换价值(包括作为交换价值载体的使用价值)相比,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对资本一般内部结构的划分。简而言之,能创造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⑦。所以“生产劳动”不是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的简单叠加,而是以资本生产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和与资本形成雇佣关系的劳动,二者因“资本”结构在一起,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异化主体的异化劳动。
早在1847年写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劳动并不是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⑧的观点,虽然这里所说的“劳动”具体指的是劳动力⑨,还没有凝练为“生产劳动”这一范畴,但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劳动”不同于“劳动一般”的清醒认知,已经有了“生产性的”劳动和“非生产性的”劳动的区分⑩。很显然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还只是考察了产业工人的劳动,因而更多谈论的是作为给劳动力标价的工资与资本的关系,还没有顾及产业资本以外的劳动。而随着《伦敦笔记》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系统钻研,《大纲》乃至《剩余价值理论》中对“劳动”的思考明显细致了许多。亚当·斯密把“生产劳动”理解为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个“价值”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用以抵偿他的工资所消费掉的那部分价值量,距离剩余价值的发现还有一段距离。尽管如此,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发现仍然为马克思所赞许,因为在两者的区分中,“生产劳动”明显被指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命脉所系,“非生产劳动”因只能与收入发生交换关系而无法创造新的价值,其中暗含着对寄生者、食利者、不劳而获者不容于这种生产关系的潜在批判。正是在两者的这种区分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斯密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做的概括,当然这种概括同时也成为马克思借以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某些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阶层提出批判的理由。可是斯密还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提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标准,即按照劳动能否“固定”或“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来做判断,符合这一标准的被称作“生产劳动”,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被称作“服务”。马克思对斯密的第二种解释显然不甚满意。因为如果凡是固化或物化为商品的劳动就能被作为“生产劳动”来看待,那么除了工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被包含在内,还有监工、经理乃至银行家的劳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参与了生产劳动;此外,作为“非生产劳动”的“服务”所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只能与收入发生交换,而是能在交换关系中被作为商品出售,从而创造出多于用以购买其使用价值的价值,这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不可遏制地将越来越多的关系纳入到“生产”范围的必然结果。斯密的混乱在于他提供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组范畴,使“生产劳动”因其创造价值的目的显出区别于“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的特殊性,但他并没有彻底地在具体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谈论这一组范畴,问题的症结在于他眼中的“生产”还没有完全脱离重农主义经济学的窠臼。马克思在《大纲》中对“生产劳动”的理解有限地认可斯密的意见,但在对“非生产劳动”的理解上明显与斯密存在分歧,这些见解虽然只是散布于《大纲》各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时发挥了作用”,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纵深推进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视野的确切进展。
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文学艺术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提出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辨析,为文学艺术在生产关系中的定位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坐标参考。文学艺术究竟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不再是一个可以抽象讨论静态观照的问题,而是既会受到“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的限制,又会受到“生产劳动”的规定,同时还要根据“生产特殊”和“劳动特殊”的具体形式来调整相对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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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标准表现为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结成的特定关系中劳动是否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首先在《大纲》中,马克思对西尼耳在“生产劳动”的意义上模糊钢琴制造者和钢琴演奏者之间差别的做法提出了批判:
政策四:4月26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大力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的通知》,力争到2020年,培训农村创业创新人才40万人,建设300个国家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建立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服务体系,促进乡村就业创业规模水平明显提升。
例如西尼耳先生问道(至少是有类似的意思),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但事实的确如此。钢琴制造者再生产了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
西尼耳对“生产劳动”的这种理解或疑惑正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容易迷失的岔路口,在“劳动一般”的意义上看待“生产劳动”,从而对后者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也就是停留在对现状的承认、顺从和肯定的层面上。马克思认为斯密坚持从创造剩余价值的意义上理解“生产劳动”比这些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仅就表象发言要深刻得多。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关于钢琴制造者的例子再次出现,还有诸如厨师、教师、舞蹈教员等类似的例证相继出现,这些服务性质的“劳动”都是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容易被认为因具有“使用价值”而应当被当作“生产劳动”来看待的劳动。这样举例论证表明马克思在特殊的语境中特意回避这些劳动中的生产性,因为他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意义上对“生产劳动”有着更为具体的划分。
在斯密略显粗疏的划分中,科学、艺术等劳动因为不生产商品也被涵盖在“非生产劳动”中,陷入与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相对立的处境。但很显然,这种处境不是因科学、艺术等劳动真的完全不生产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造成的,而是因为它们不直接生产物化的商品。马克思在《大纲》的后面对科学、艺术等劳动的生产性有另外的解释,但在这里,他对“非生产劳动”与财富之间表现出的对立关系所做的解释是:
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在消灭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同时满足了另一个人的迫切需要,并且为后者创造了超过这种需要的余额时,才能满足他本人的迫切需要。在奴隶制度下,这是以粗暴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这才导致了产业,导致了产业劳动。
这是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视角看到的景观。所谓“现实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给定的食利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他们在财富的生产方面只能采取这种产品与劳动相分离的关系,才有可能不断推动财富的增长;所谓“可能性”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追逐财富的欲望将导致其内在各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愈演愈烈乃至自我否定。按照非生产劳动分享剩余价值(财富)的这种逻辑,从现实性上来讲,目前这一历史阶段内的“非生产劳动”只能站在劳动阶级的对立面,依赖劳动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生活,从可能性来讲,“非生产劳动”最终将会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自身局限而陷入自我否定。处于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中的科学、艺术等劳动的意义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被承认,即在劳动阶级首先满足了它们的需要且远远超出它们的需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反转来满足劳动阶级本身的需要。这么说来,在“生产劳动”主导的生产关系中,科学、艺术等劳动是不会彻底无功利地、无条件地为产业劳动提供精神层面的服务的。
③④⑤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0-231页,第270页,第445页,第264页,第264页,第381页,第291页,第465页,第466-467页,第467页,第463页。
这种模式较适于大型肉牛场。建设沼气系统,以粪污混合物、污水为原料生产沼气,沼渣、沼液用于农田或深加工成有机肥和液体肥,沼气可发电,也可作为燃气使用。大规模沼气可考虑发电并网或生产生物天然气,中等规模可考虑电、气自用,或者供附近百姓使用。该模式优点是生产绿色能源;缺点是周围要有消纳沼渣、沼液的农田,如再建设沼渣、沼液长期贮存设施,投资较高。
医生生产健康(但他也生产疾病),教授和作家生产文化(但它们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但他们也生产乏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等等。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78页。
全球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中有61%是气象灾害造成的,我国近十几年平均每年发生的气象灾害中又以旱灾最多,占总受灾面积的55%。
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个人服务(也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这里包括一切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卑下的到最高贵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的一份。……收入同这类活动相交换的比例本身决定于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一点丝毫不改变关系的性质。
个人服务不是具有生产性的雇佣劳动,哪怕它具有交换关系的外观。因为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并不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自己的目的,而消费这种服务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劳动量与之进行交换。但个人服务可以被雇佣劳动关系卷入,从而在“这种关系”之中成为商品。艺术从业者的劳动原本是“非生产劳动”,却因为被卷入雇佣劳动关系而被赋予“生产劳动”的目的,反而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多少被玷污”进而“丧失神圣光彩”。“玷污”和“丧失神圣光彩”是马克思对艺术创作沦为艺术生产这一过程的诗意描述,带有明显的今昔对比后的批判意味。就演员或作家的表演以及创作而言,他们自身技艺发挥的过程是个人服务的过程,所以这种劳动才会被马克思看作“生产性雇佣劳动的对立面”。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艺术从业者的服务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在平等和自由的交换关系中进行着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交换,但实际上与被卷入“这种关系”中的其他劳动一样,将不可避免地指向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才又接着说“但是从以后的观点来看,这又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走出简单的生产过程之外,雇佣劳动关系对个人服务的介入不会永远停留在“卷入”的深度,而是不断重新结构个人服务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将“非生产劳动”改写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
三、当艺术生产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之后
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即“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这个“困难”的一般问题被提出来,即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而马克思给这个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从问题的特殊性上下手。这里出现了两个“艺术生产”,第一个“艺术生产”是艺术生产一般,基本等同于各个历史阶段都有的艺术创作,第二个“艺术生产”是特殊的艺术生产,特指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艺术生产,与“生产劳动”中的“生产”密切相关。两个“艺术生产”的并列明显正是马克思在从矛盾的特殊性上着眼,以期完成他所说的“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的设想。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艺术生产”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下的“非生产劳动”——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表述,透露出表述之下的矛盾。根据《大纲》对“非生产劳动”的介绍,艺术创作应属于“服务”,其中既包括不留痕迹转瞬即逝的过程性服务,即个人服务,比如歌唱、演奏等,也包括客体化为某种实物的服务,即现实服务,比如书稿、画作等。从“非生产劳动”的意义上说,文学艺术创作是与生产性雇佣劳动处于对立关系之中的。但正如马克思也观察到并论述过的,“进行的是何种劳动,从而劳动以什么形式物化,——这对这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文学艺术以其使用价值成为被雇佣劳动关系所俘获的商品,因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中而呈现出“生产劳动”的特点。所以,马克思才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文学艺术创作这种特殊且矛盾的劳动给予了比较深切的关注: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以及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
这里马克思对作家这种特殊的劳动力以及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商品提出了非常明晰的界划,不是因为作家本身是生产者,而是雇佣他的“书商”让他变成了生产者,从而也让他的作品变成了商品。所以关键仍旧不是在于文学艺术创作就是生产劳动,而是它所处的特殊生产关系对裹挟于其中的内容“漠不关心”,真正起驱动作用的是雇佣劳动关系这种形式及其背后的资本。从简单生产过程来讲,作家以及他的作品似乎不受雇佣劳动关系的直接管控,只有当书商也就是资本家介入这种劳动并将其作为特殊的商品出售并追求财富时,才构成生产劳动。但实际上,当这种关系成为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即资本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时,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将不可避免地刺入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比如以劳动的生产性作为杠杆调节文学艺术不同种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情况出现。这样一来,那些比较能够满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需求的艺术种类,也就是那些更容易转变为商品的艺术种类,将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倾斜,而“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则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现实。所以,一方面人们赞叹那些“在某方面说来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的艺术种类,因为它们是虽充满历史局限但却显得比较全面且表现为生产目的的人的劳动产物,另一方面人们感慨“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却无力对艺术种类的失衡现状进行有效的人为干预,因为资本逻辑贯穿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总体性。站在“生产劳动”的角度可以从根本上看取文学艺术史兴衰更替的原因所系。
当资本之光刺入文学艺术创作劳动内部之后,会出现两种交杂在一起的情形,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关于《失乐园》的举例: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磅,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刚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
Studies on Cultural Perception of Meishan Tourists based on Network Text Analysi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WANG Jinfeng,TIAN Qing,HUANG Ziqi 54
文学艺术创作究竟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一旦跳出简单生产过程,脱离一般抽象的论述,就可以明显看到“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也就是艺术生产本身认同并参与“生产劳动”,即马克思所说的“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和“被剧院老板雇佣”,那么艺术生产就成为特殊的艺术生产,是从生产的出发点上就认可以生产资本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艺术创作,这造成文学艺术种类内部不均衡发展,也造成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不成比例。所以马克思说困难并不在于对艺术生产的特殊性做论证,而在于对艺术生产的一般性进行表述,因为关于艺术生产的庸俗见解往往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对其进行言说,比如施托尔希认为:
认为剩余价值必然要表现在某种物质产品上,这种粗浅看法在亚当·斯密那里也能见到。演员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产戏剧,而是因为他们增加自己老板的财富。但是,进行的是何种劳动,从而劳动以什么形式物化,——这对这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以后的观点来看,这又不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庸人理解的“生产”,是被抽空了历史规定性的生产一般。所有的职业(不同种类的劳动)都因有“产品”而被冠之以“生产”之名,却不管这种产品是否进入雇佣劳动关系转变为“商品”,或者是否处于其他生产关系中而具有特殊的规定性,都将其视为能生产使用价值进而换取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施托尔希对“生产劳动”的这种理解能够带动后来一批著作家不断地“重复这种说法”绝不是偶然,因为庸人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理解是顺应而非质疑,后者本身就呈现出对内容漠不关心而专注于抽象的资本逻辑的特点,所以施托尔希等人对“生产劳动”范畴的理解具有与生产关系类似的抽象意味便不足为奇。他们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对艺术生产、精神生产所做的生产性辩护的结果是让这些“服务”甚至是“最高的精神生产”能够在资本家眼中“成为可以原谅的”劳动。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导言》《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著述中对艺术生产问题的思考的确还烙有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姿态或许正透露出他思考中的可能性。当下的艺术生产所处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虽未发生根本性的置换,但确实发生了从工业生产到数字经济的形态调整,艺术生产内部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采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角度对这些变化做具体辨析,其理论阐释力仍然有可待开掘的空间。
有目共睹的是,“萨德”全面爆发后,访韩游客急剧下滑,韩妆在华遇冷。但事实上,韩妆的弊病在“萨德”之前就已显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萨德”也提前催化了韩妆的调整与变革。
处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文学艺术创作有被这种关系收编的一面,但即便被收编,马克思对文学艺术创作的非生产性仍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按照“非生产劳动”的两种类别,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比如生产出的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这些产品因具有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独立的形式,即物化的商品形式,更容易取得与资本共生的关系,但马克思说即便如此,“大多数情况,都还只局限于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从属于它”。还有一种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情况,这就包括了表演艺术、演员、演说家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按照这种乐观的判断,即便文学艺术创作被卷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但因卷入不深波及不广,被卷入的那一部分“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并不影响文学艺术创作作为“非生产劳动”与“生产劳动”处于对立面的关系。前后比较来看,不得不说马克思在艺术生产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比较徘徊的姿态。一方面,他说当特殊的艺术生产出现后,古典艺术形式处于难以为继的危机局面中,从中流露出惋惜之意;另一方面,他又说文学艺术创作又并不完全受制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即便受制也“微不足道”乃至可以“置之不理”。这两个方面看似矛盾,如果从马克思提到过的两个不同层面来理解,或许能够成立:古典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的难以为继是从“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这个层面来讲的,而文学艺术创作不完全受制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则是从“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的层面看待的。
注释
①这一派观点以奈格里、哈特为代表。在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他提出了“社会资本”一说,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对劳动和资本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处理,以及由此可见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限泯灭:“从一定量开始(作为‘社会资本’的资本构成),再也不可能区分出劳动和资本,劳动和社会资本,以及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了。”(第159页)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和《诸众》中还提出了以非物质劳动取代物质劳动作为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观点。
②民主德国学者巴尔巴拉·利茨认为《大纲》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阐发是分散的:“在《大纲》中,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意见分散,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必须把它们集中起来。”(《1857-1863年间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学说的发展》,见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六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68页)
但是,科学、艺术的成果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能被当作商品出售获利的事实,又表明它们似乎不只是“非生产劳动”,而是表现出“生产劳动”的特性。这里显现出“商品”与“物质产品”相区别,即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典型经济现象的理解深度的问题:
“个人服务”和“现实服务”被马克思统称为“服务”,即“非生产劳动”。“现实服务”是指“客体化于某种实物中的服务”,比如裁缝制衣或作家写稿,比起“个人服务”的不留痕迹转瞬即逝的特点,这种一部分可以转化为物质产品的劳动更容易与生产商品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相亲近。而“个人服务”作为典型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对立面,马克思做了专门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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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1页。
演员作为艺术从业者,他的表演是为观众提供服务,本身是“非生产劳动”。然而这种劳动在雇佣劳动关系中成为“增加自己老板的财富”的手段,尽管不具备物质产品的外观形式,但丝毫不影响它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马克思承认在简单的生产过程中,商品究竟是以物质产品的形式呈现,还是以服务的形式出现,对于生产关系本身来讲“无关紧要”,因为资本一般规定的生产关系本就是一种结构形式意义上的统治,而不是对具体内容的要求。在交换价值替代使用价值成为“生产劳动”的主要目的生产关系中,交换对象是物化的商品或是服务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交换对象能带来高于对象本身价值的价值。所以马克思才说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生产者和资本家都对生产的产品漠不关心。生产性并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劳动必须以商品作为最终呈现形式,而是以增加财富作为衡量标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能把交换对象当作纯粹的客体、当作物来对待的话,很难解释形式取代内容的价值生成逻辑,但如果从隐藏在交换对象中的主体方面来看,“这种关系”在“生产劳动”采取活劳动从事价值生产的“某一定点”上就已经统治了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其他关系。
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多改为“劳动力”。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90页。马克思专门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农场主付给他的短工五银格罗申,“对资本家来说,是有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使他得到了十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他用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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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借用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做的解释。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3页,第149页,第149页,第296页,第432页,第298页,第298页,第298页,第442页,第442-443页,第443页。
他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超乎预料的热情。童年,父母,工作,城市,恋爱,大学生涯,旅行趣闻,种种无尽话题,说给坐在对面略带寂寥神色的女孩倾听,享受妙语如珠不断让她泛起欢欣笑容。她很少笑,但笑起来极秀美。穿一件淡蓝薄布缝制的衣衫,式样简洁,细细手工盘扣,领口袖子缝着丝线。脖子上挂一根红丝线,串着一块白玉一枚白色狗矛。这奇怪的饰物应该是用来驱凶辟邪。当她顺手随意挽起长发盘成发髻,他看到她转身时露出后颈部位刺着一个青黑色中文字,凛。
AM2303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是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AM2303之间的通讯采用单总线数据格式,1次通讯时间5ms左右,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单片机发送1次开始信号后,AM2303从低功耗模式转换到高速模式,等待开始信号结束后,AM2303发送响应信号,送出40bit的数据,并触发1次信号采集。
巴尔巴拉·利茨:《1857-1863年间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学说的发展》,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六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77页。
从定性与思辨和定量与实证两个维度对期刊论文的研究方法统计发现,采用定性与思辨法有59篇,其中感悟性思辨法最多,比较思辨法次之,历史性思辨法最少;定量与实证的有45篇,案例分析法最多,调查法次之,实验法最少.可见,研究方法以定性与思辨为主,且多以个人经验、学识论述.在定量与实证上主要集中于案例分析法.
马克思在《大纲》多处描述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漠不关心”的现象,比如“货币章”中说“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第107页),“资本章”中对将处于交换关系中的等价物所有者的关系描述为“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第194页),将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描述为“它们彼此的漠不关心和互相独立,促使单个资本不是把所有其余资本的工人看作工人”(第407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第34页,第34页,第35页,第34页。
马克思在看待文学艺术这类“非生产劳动”被卷入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程度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限于他所处的19世纪欧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水平。那个阶段上的艺术生产与社会的一般发展之间的比例没有表现得太过于异常,所以马克思说文学艺术创作中的那些许资本主义表现“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但时过境迁,当下的文学艺术中的资本主义表现已经不可能置之不理,所以,对马克思在艺术生产方面的论述需要结合历史语境辨析看待。
当证据之间出现冲突时,D-S证据理论会融合失效,因此需对证据进行改进,使所有证据之间的存在交集,即可解决以上问题且不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因全集Θ与所有证据中子集均有交集,同时再给所有证据体乘以相同的折扣率λ(λ<1),即可使所有证据体中都含有全集项Θ。
Artistic Production :Productive Labor or Non -Productive Labor ?
Wan N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Provincial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 At the mature stage, Marx thought deepl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labor and non-productive labor. This paper discusses Marx’s thinking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labor and capital in general, literature and art as productive labor and as non-productive labor, and the artistic production after emergence of artistic production. By reading the texts of 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s from 1857 to 1858, it can be found that Marx did not conclude whether literature and art are “productive labor” or “non-productive labor”. It shows that he has left a flexible theoretical space in dealing with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rt and capital. The present artistic production has changed greatly compared to the time when Marx lived.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labor” and “non-productive labor” should be re-examined and analyzed carefully, so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could be repositioned well in social relations,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 productive labor; non-productive labor; capital; artistic production
收稿日期 2019-0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
责任编辑王雪松
标签:生产劳动论文; 非生产劳动论文; 资本论文; 艺术生产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