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宋初三朝的学士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士论文,三朝论文,也论宋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拜读《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刊发昌庆志先生《宋初三朝学士词创作考论》一文，深受教益。但是，文章对宋初三朝的词人词作没有细作统计，存在失收和误收现象；对学士与学士词没有给出明确界定，行文间颇有指示不清之处，因而试作此文，略述浅见，敬请方家惠赐教正。 一 《全宋词》中宋初三朝的词人词作 学界对宋初词坛一直颇为关注，但限定“宋初”这一时段和统计此间词人词作数量时，却尚无定论。①董希平、刘尊明二先生认为“宋初50余年的时间里，仅有15位词人，存词46首”②；刘扬忠先生认为宋初指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计词人17位，词作45首③；邓乔彬先生赞同刘说，又指出“其中的聂冠卿、范仲淹等四人都出生在柳永之后，又主要活动于仁宗朝”④；诸葛忆兵先生亦以宋仁宗亲政为限，统计词人11位、词作34首⑤；沈松勤先生则考察宋初百年词坛，统计词人36位、词作839首⑥。昌庆志先生没有明言宋初三朝词人词作的确切数目，从其谈论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时引用刘扬忠先生所作论断来看，或是认同刘先生所作统计。 基本上，诸家讨论宋初三朝词坛时，是以柳永为限的。然则，《全宋词》所收213首柳永词中，据刘天文《柳永年谱稿》，计有《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等20首作于真宗朝。⑦对稍晚于柳永的晏殊，夏承焘先生指出其在真宗朝“多祝祷之作”⑧，惜其《二晏年谱》未对晏词系年；刘扬忠《晏殊词新释辑评》考出《浣溪沙·绿叶红花媚晓烟》等6首词作的大致年份⑨；张草纫《二晏词笺注》增考出《山亭柳·赠歌者》等10首词的创作年月，其中《迎春乐·长安紫陌春归早》《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作于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任职史馆之际⑩。又，著名词人张先，《全宋词》收词作165首，宋仁宗即位时虽已33岁，但据吴熊和先生考证，最早者为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所作《偷声木兰花·曾居别乘康吴俗》。(11) 而《全宋词》中列在柳永前面的17位词人46首词作，也有作于仁宗朝乃至更晚时期者。 杨适《长相思·题丈亭馆》1首，经钟振振先生考证，其作者实为“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至理宗宝庆年间在世之刘叔温”。(12) 钱惟演词作2首。其《玉楼春·城上风光莺语乱》辑自《湘山野录》(13)，据所述而参证以《宋史·钱惟演传》《续资治通鉴长编》(14)，核之以《钱惟演年谱》(15)，当作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九月至景祐元年(1034)七月之间。至于《玉楼春·锦箨参差朱槛曲》(16)，昌庆志先生认为作于咸平四年(1001)“直秘阁为学士”时，恐非是。按，此词咏竹，是《全宋词》中最早的咏物词，末尾“劝君速吃莫踯蹰，看被南风吹作竹”句暗含劝人把握时机寻求上进、莫待年华老去徒叹追悔之意，词人所处立场，颇似师长或主人翁。钱惟演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五月进献《咸平圣政录》而入仕，整个真宗朝是他仕途的上升期，期间最引人瞩目的文学活动是西昆酬唱，诗作多集中于景德三年(1006)，题材以咏史、咏物为主，兼有感时述怀之作，在整个唱和活动中，钱惟演的主要角色是酬和，对杨亿、刘筠二人始终保持“跟随”的姿态。(17)《西昆酬唱集》所录17位诗人中，仅杨亿、钱惟演与丁谓有词作传世，可见这一群体当时甚少作词，力求仕进而在酬唱诗作中甚少吐露心迹的钱惟演，在诗人群中又处从属酬和之位置，由当时风尚、社会角色、创作心态三方面来看，《玉楼春·锦箨参差朱槛曲》不大可能作于其初入仕途之际。个人以为，这首词当作于钱惟演任西京留守(1031-1033)时期，时在仁宗朝。当时，钱惟演幕府中有谢绛、尹洙、张先、欧阳修、梅尧臣等大批文士，而钱氏待之甚厚，成就了文学史上一段佳话。以钱惟演为首的洛阳文人群体颇喜填词，某次宴集中，欧阳修因“亲一伎”而与伎双双迟到，钱惟演令其作词而由妓“满酌觞歌”，因《临江仙》成而唱作俱佳，遂“令公库偿钗”，即为显证。(18)而钱惟演在洛阳时亦颇为爱竹，《能改斋漫录》即载其当时曾寄李遵勖《竹诗》。(19)合而言之，闲居洛阳的钱惟演作此词以相乐，兼附勉励众属官积极求进之意，更有可能。 陈尧佐《踏莎行》1首，辑自《湘山野录》，据云乃答谢吕夷简荐其代任宰相而作。(20)按，陈尧佐《宋史》卷二八四有传，言其仁宗朝“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而不详年月。《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在景祐四年(1037)四月，并载吕夷简曾荐其“可用”。(21)《宋宰辅编年录》亦著录宋仁宗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吕夷简、王曾并罢相……同日，王随、陈尧佐并拜相”。(22)正史与笔记相合，陈尧佐此词当作于宋仁宗朝。 陈亚的4首《生查子》均辑自《青箱杂记》。据所云，《生查子·朝廷数擢贤》乃其因仕途失意，遂以药名为词，向同年章得象陈情而作，时章得象官居宰辅。(23)查检可知，章得象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侍读学士拜同知枢密院事，宝元元年(1038)三月拜相，庆历五年(1045)四月罢相。(24)因而，此词作于仁宗朝。另外三阙《生查子》也以药名为词，吴处厚云“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亦当非早年所作，今因无从考证，仍从旧例，归之于真宗朝。 夏竦《喜迁莺令》与《鹧鸪天》2首，前者作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初任馆职”之时，后者唐圭璋先生云：“案，此词末二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引作无名氏词。《词林万选》所引，时有不可信者，此词殆非夏竦作。”(25)洵为定论。 聂冠卿《多丽》1首。(26)据《能改斋漫录》，此词作于李端懿举办的宴席之上，聂冠卿时任翰林学士，而时任知泉州的蔡襄读到此词后大为感慨，特修书一封寄李端懿，并附诗一首回忆往事。(27)按，聂冠卿，仁宗朝曾任翰林学士，《宋史》卷二九四有传，据《学士年表》，时在庆历元年(1041)四月至庆历二年(1042)九月，卒于任。(28)李端懿，宋真宗外甥，字元伯，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卒，谥良定，年四十八岁，事迹附《宋史》卷四六四《李遵勖传》，言其“能自刻厉，闻善士，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与之游，甚得名誉”。(29)蔡襄，《宋史》卷三二○有传，刘琳先生为作年谱，系知泉州事在嘉祐三年(1058)。(30)综上，《能改斋漫录》所云聂冠卿赋词之际蔡襄知泉州似误。宋真宗驾崩时李端懿年仅10岁，聂与李二人交往只能在仁宗朝。蔡襄诗云“清游胜事传都下，《多丽》新词到海边”，与《蔡襄年谱》载其庆历元年“四月，告假归觐父母……襄之至家，已在七月”相合，盖蔡襄“兴化军仙游人，移居莆田”，距离泉州不远，《能改斋漫录》或因此致误。 范仲淹词作5首。《渔家傲·秋思》作于陕西戍边时期，即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八月至庆历三年(1043)四月之间，学界已有公认；《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作于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抵达京城至庆历五年(1045)正月再次贬官离京之间(31)；《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作于知邓州时期，即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至庆历八年(1048)正月之间；《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二首，既云“怀旧”，当非少作，且范仲淹27岁中进士，仁宗即位之年35岁、官为“监泰州西溪镇盐官”，远未显达，志气正硬，此前不可能写出“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等句。(32)因而，此5首词均作于仁宗朝。 沈邈《剔银灯·途次南京忆营妓张温卿》2首，辑自《能改斋漫录》，云沈邈时甫罢狱掾之职，“途次南京，念之不忘”而作。(33)按，沈邈《宋史》卷三○二有传，但不详生卒年与及第年月，查《宋登科记考》，其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及第，又有一说在庆历年间。(34)据此，时在仁宗朝。 总上，宋真宗朝已经成年或入仕的词人，虽然过往归之于仁宗朝，词作实有写于真宗朝的可能；而过往归入宋初三朝的词人，如其去世时在仁宗朝，词作也存在写于仁宗朝的情况。经细作考察，宋初三朝有词作传世的词人共13位，词作计54首，分别为：和岘3首、王禹偁1首、苏易简1首、寇准4首、潘阆11首、丁谓2首、林逋3首、杨亿1首、陈亚3首、夏竦1首、李遵勖2首、柳永20首、晏殊2首。 二 学士与学士词的概念界定 昌庆志先生没有对学士给出明确定义，从其“宋初三朝词人中，约三分之二是学士”一语来看当有一定标准，文章中重点讨论的是馆职，也提到了翰林学士苏易简。 按，如果学士只能指称一种职官的话，当且仅当为翰林学士。唐李肇《翰林志》云：“开元二十六年，刘光瑾、张垍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至德宗已后，翰林始兼学士之名。”(35)可见，唐玄宗创置翰林学士时，本名学士，从属机构因称学士院。唐宋时期，翰林学士是最有文采声誉的职位。苏易简《续翰林志》说：“夫学士之称，职之至美也。至于列位黄阁，尚带大学士之号，唐张说犹让而不处焉，则为儒之贵，莫越于此。”(36)翰林学士在宋代所享宠荣之盛，令宋太宗也为之赞叹：“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37)翰林学士这一职位，一直延续到清朝末世，都是令人艳羡的美职。今人所编《辞海》中，学士有“在学之士、学者”、“官名”、“学位的一种”三种释义，对作为官名的“学士”，称其为“司文学撰述之官”、“词臣之荣衔”，所举例子就均为翰林学士。(38) 作为官名的学士，也有泛称。据《宋代官制辞典》，简称或别名“学士”的有：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枢密直学士、馆职。(39) 《宋代官制辞典》以“学士”为翰林侍读学士的简称，无误，但还可扩至翰林侍讲学士。翰林学士建置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翰林侍讲学士与翰林侍读学士设置于唐穆宗元和十五年(820)二月二十四日；宋太宗始用吕文仲为侍读而不称学士，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再次设立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为示增崇，特令其班秩次于翰林学士、禄赐相同。(40)按，翰林学士掌制诏、备顾问，翰林侍讲学士与翰林侍读学士担任经筵讲读、备帝王垂询典故，它们的官名、地位、作用虽略有差别，但都属于皇帝的侍从近臣，当均可简称为学士。 《宋代官制辞典》以“学士”为枢密直学士的简称或别名，所举例证引自曾巩《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则不够周延。按，原文曰：“事太宗、真宗，以贤能为枢密直学士。与其兄职方郎中维以友爱闻，祥符、天禧之间，学士以论天书出，而郎中亦举贤良不就。”(41)曾巩称“枢密直学士”为“学士”、“职方郎中”为“郎中”，显然是取其官名的后二字而省称。早于曾文，有王禹偁给枢密直学士寇准的《回寇密直谢官启》，文内云“直宥密而预机直”，又云“学士学植凌云”、“岂谓学士曲回谦柄”。(42)由此例看，准确指称时，枢密直学士更多简称“密直”而非“学士”，《宋代官制辞典》在介绍“枢密直学士”简称“密直”时，所引《石林燕语》“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直’”一句，最合实情。(43)当翰林学士与枢密直学士同时出现时，翰林学士可以简称学士，枢密直学士却不能，如《杨文公谈苑》“学士预曲宴承旨预肆赦”条云：“故事，便殿宴劳将帅，翰林学士预坐。……淳化中，苏易简为参知政事，始引故事为请，诏自今后，当直学士与枢密直学士并预长春殿曲宴。”(44)枢密直学士与翰林学士虽然同为正三品，班位却下之一等，王禹偁和曾巩称枢密直学士为学士，既为省称，同时也有称美之意。 清人钱大昕在谈论苏门四学士时说：“黄鲁直、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称苏门四学士。宋沿唐故事，馆职皆得称学士。鲁直官著作郎秘书丞，少游官秘书省正字，文潜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馆职，故有学士之称，不特非翰林学士，亦非殿、阁诸学士也。唯学士为馆阁通称，故翰林学士特称内翰以别之。”(45)钱氏认为宋代的学士有翰林学士、殿学士、阁学士和馆职。 整合上引诸家之说，正式职官名中有“学士”二字者均可简称为学士，馆职也通称为学士。这可以说是作为官名的学士的最广泛定义，其具体包含：学士院的翰林学士；经筵官中的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殿学士，如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文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等；阁学士，如龙图阁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学士等；馆职。(46) 细推来，馆职能够通称“学士”，实质也是出于尊美。《能改斋漫录》卷二“三馆可称学士”条曰：“学士惟三馆可称，他则否。按，唐《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故笔谈云：‘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县官蔑有以学士称者。至渡江后，苟有一官，未有不称。绍兴末，臣僚有论列者，时有旨禁之。然今习俗犹尔也。”(47)馆职的范围很大，上至宰相方可兼任的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大学士，下至一般的校书、编修。依上文所作定义，馆职中的昭文馆大学士、昭文馆直学士、集贤院大学士、集贤院学士、集贤院直学士，均可简称学士，官称从高不从低，所以普通馆职“皆称学士”。由于馆职亦属清切之职，人人向往，所以到南宋以后就极其泛滥了。 实则，翰林学士与馆职的区别是明显的。在宋代，馆职通常是要在学士院经翰林学士测试，合格后才能授予的。周必大《玉堂杂记》云：“祖宗试文，多在学士院，近岁惟试馆职耳。既得省札召某人试，即下太史局，择日报内侍省，差官一员充监门。前一日学士宿院进策题，俟内批，依次早乃引试，支左藏库钱三十缗充餐钱。试毕，录策题并试卷……封送尚书省，然后取旨除授。”(48)翰林学士与馆职的地位、分工有明显不同。《梁溪漫志》云：“故事，朝廷有合撰乐章、赞、颂、敕葬、軷祭文，夏国人使到驿燕设教坊白语、删润经词及回答高丽书，并送秘书省官撰。盖学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琐细文字，付之馆职，既足以重北门之体，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所谓馆职储材，意盖本此。”(49)馆职经过锤炼，才有可能成为翰林学士。 作为一般文士与卿相名家的重要分野，馆职历来为人所重。洪迈《容斋随笔》就说：“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50)也正因为馆职是翰林学士的储材之所，二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如果在“学士”的最广泛定义与最严格定义间有一个中间状态，是翰林学士与馆职。 昌先生也没有对学士词加以界定，由文中举例来看，身处馆职时所填词为学士词，罢馆职后无论官居何职，所填词也称为学士词。 笔者认为，与学士的定义相对应，学士词也当有广、中、狭三个界定，同时，只有在任“学士”期间所作的词，才可称作“学士词”。 用这一标准来观照宋初三朝的词坛，有作品传世且曾任馆职或翰林学士的词人有：王禹偁、寇准、苏易简、杨亿、夏竦、晏殊，其中王禹偁、苏易简、杨亿、晏殊拜翰林学士。 王禹偁《点绛唇》1首，徐规先生认为“撰年未详”(51)，昌庆志先生据其中“江南依旧称佳丽”一句，认为“表明他不是第一次到江南。考其一生行履，他能再次见到江南景况，只会在至道二年(996)知扬州以后。”此言未妥。陈华昌先生赏析《点绛唇》时，就此句说道：“南齐诗人谢朓《入朝曲》写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王禹偁用‘依旧’二字，表明自己是仅承旧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52)当为确评。退一步讲，依昌先生所考时间，时王禹偁已罢翰林学士，此词亦不得归入学士词之列。 寇准词4首，王晓波《寇准年谱》未系其撰写年月，昌先生考证《阳关引·塞草烟光阔》作于“淳化四年、五年之间”，《甘草子·春早》作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在大名时，《踏莎行·春色将阑》与《点绛唇·水陌轻寒》作于“真宗末年他被远贬之后”。据《寇准年谱》，其宋太宗端拱元年(988)闰五月任馆职，次年七月任枢密直学士，淳化二年(991)四月迁枢密副使，如此，其均不属学士词。(53) 苏易简《越江吟》1首，辑自《续湘山野录》，言：“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各控一调撰一辞，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舆挽，玉鳞背冷清风远。”(54)其当属学士词。 杨亿《少年游》1首。昌先生以之与杨亿的西昆酬唱诗作《荷花》相较后，认为“是其馆阁咏物诗的遗章余韵”，未明确系年。李一飞《杨亿年谱》系之于景德二年(1005)冬，云其化用陆凯《赠范晔诗》之意，借咏江南雪梅，送弟杨倚莅任四明主簿之前归省浦城里闾。(55)所论甚是，惟杨亿时任左司谏、知制诰，虽是年九月与王钦若等奉诏编修《历代君臣事迹》，此词亦不得属学士词。 夏竦的《喜迁莺令》、晏殊的《迎春乐》与《诉衷情》，前文已言，均作于任馆职之时，可属学士词。 如此，在宋初三朝54首词作中，广义的学士词有4首，狭义的学士词仅有1首。 三 结语 从数据来看，宋初三朝作过翰林学士或馆职的词人尚不及词人总数的1/2，其中任职期间曾经填词者只有1/2，词作不足总数的1/13，“宋初三朝词人中，约三分之二是学士，可见当时词坛上学士创作相对活跃”的说法恐怕不能成立。 4首“学士词”中，1首作于太宗朝，作者时任翰林学士，另3首作于真宗朝中后期，作者时任馆职，这反映出宋词的发展确实有一个“涵养百余年”的过程。(56) 翰林学士的政治地位与文坛地位均远过于馆职，扭转文风、引领士流的重任多由其承担，翰林学士王禹偁、杨亿、欧阳修、苏轼就是北宋文坛不同时期的盟主。宋初三朝46位翰林学士(含权直学士院)中(57)，仅苏易简曾奉旨作宫词，可见在这宋词的涵养时期，翰林学士们对填词是谨慎地持回避态度的，王禹偁、杨亿别集中诗文与词作数量的巨大差异，也有力地支撑着这一论点。 翰林学士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帝王没有把词曲视为左右文风的抓手。宋太祖因欧阳炯“能笛”而任其为翰林学士，召于“便殿奏曲”，为御史中丞刘温叟所谏，从此“不复召炯”(58)；宋太宗虽因“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而“命近臣十人各控一调撰一辞”(59)，但其文治更在于大兴科举和编修图书，太宗日览《太平总类》三卷而改其名为《太平御览》，文臣之间因之有《禁林宴会集》和《二李唱和集》；宋真宗“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向初任馆职的夏竦索词，但真宗朝的文坛盛事是编修《册府元龟》，学士与馆职群体中因之有《西昆酬唱集》。 学士们普遍开始作词是在仁宗朝。庆历元年(1041)，在皇室亲眷李端懿所举办的宴席上，翰林学士聂冠卿赋《多丽》词，远归福建省亲的馆阁校勘蔡襄闻之而作诗赞和，可见翰林学士、馆阁官员、王公大臣之间多有互动，他们的宴席上已有填词之风。杨湜《古今词话》说：“庆历癸未(1043)十二月十九立春，甲申元日，丞相元献公会两禁于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兰花》以侑觞曰……于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60)在词人宰相晏殊的带动下，官员宴席间的填词之风就更盛了。 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宋词作者具有馆阁或翰林学士的任职经历，从翰林学士或者馆阁的角度来研究宋词，确是新的创见，但就宋初三朝而言，学士填词还未成风气。 ①按，李煜、欧阳炯等人的部分词作，时在宋太祖登基之后，但当时天下未定，虽然宋平定南唐之后李煜亦有词作传世，但“只是五代词的余波，并不是宋代的新声”，通常不纳入讨论范围，今从其例。 ②董希平、刘尊明：《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6期。 ③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第131—1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邓乔彬：《唐宋词艺术发展史》，第21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诸葛忆兵：《宋初词坛萧条探因》，《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⑥沈松勤、楼培：《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 ⑦(15)(53)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第一册)，第551—592页，第546—547页，第405—40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第209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⑨刘扬忠：《晏殊词新释辑评》，第23页、第25页、第83页、第170页、第171页、第182页、第184页，中国书店2003年版。 ⑩张草纫：《二晏词笺注》，第24页、第61页、第64页、第91页、第93页、第123页、第149页、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1)吴熊和、沈松勤：《张先集编年校注》，第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2)钟振振：《宋词杂考》，《中华文史论丛》第61辑，第229—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3)(20)(54)(59)(宋)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第10页，第28页，第67页，第6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21)(37)(5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690页，第2827页，第749页，第157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25)(26)唐圭璋编：《全宋词》，第4页，第9页，第10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7)(日)池泽滋子：《钱惟演试论》，四川大学古籍所：《宋代文化研究》第13辑，第630—65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宋)钱面：《钱氏私志》，转引自唐圭璋《宋词纪事》，第31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9)(27)(33)(47)(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第328页，第470页，第497页，第28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按，此书卷一七载欧阳修、梅尧臣二人作咏草词以与林逋《点绛唇·金谷年年》争胜一事，查诸文献虽未见明确时间记载，恐亦在洛阳时期。 (22)(24)(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王瑞来校补，第212—216页，第211页，第219页，第26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宋)吴处厚：《青箱杂记》，李裕民点校，第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8)(57)(宋)佚名：《学士年表》，傅璇琮先生编《翰学三书》本，第87页，第73—83页，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 (29)(元)脱脱：《宋史》，第1357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0)刘琳：《蔡襄年谱》，四川大学古籍所《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第17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1)参钟振振为《渔家傲·秋思》所作赏析，见唐圭璋等编著：《唐宋词鉴赏辞典》，第31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32)本段关于范仲淹的仕历及精确月份，均据宋人楼钥《范文正公年谱》，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本。 (34)龚延明：《宋登科记考》，第166页，凤凰出版集团2009年版。 (35)(36)(48)傅璇琮编：《翰学三书》，第2页，第6页，第130页，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 (38)夏征农：《辞海》，第11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缩印版。 (39)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763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按，《辞典》本页列出43、46、138、139、146诸页码供检索，经查则139页未见著录别称，当只有文中所列4种。 (40)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1)(42)刘琳、曾枣庄主编：《全宋文》，第五八册、第208页，第七册、第408—4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43)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138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44)(宋)杨亿、黄鉴、宋庠：《杨文公谈苑》，李裕民辑校，第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5)(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孙显军、陈文和点校，第203页，凤凰出版集团2000年版。 (46)据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殿学士与阁学士是馆职的贴职。 (49)(宋)费衮：《梁溪漫志》，金圆校点，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0)(宋)洪迈：《容斋随笔》，孔凡礼点校，第20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51)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第208—21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2)唐圭璋等编著：《唐宋词鉴赏辞典》，第29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55)李一飞：《杨亿年谱》，第138—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56)(宋)李清照：《李清照集校注·词论》，王仲闻校注，第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60)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第2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标签：宋朝论文; 能改斋漫录论文; 全宋词论文; 续资治通鉴长编论文; 读书论文; 宋史论文; 王禹偁论文; 宋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