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转换及其表现——“中国模式”之争的源与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1)02-0093-06
一、从“中国崩溃”到“中国模式”
按照西方的传统理论，中国一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要么转变为西式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要么坚守原来体制而接受崩溃的命运(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1989)。这种夸大中国政权体系脆弱性的论调在过去数年间曾反复出现，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会打垮中国，再如，SARS疫情将致残中国(章家敦(Gorden G.Chang)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2007)。花旗集团旗下的美邦公司也曾预测，“在加入WTO的5年之后(即2006年)，中国将有4000万人失业，政府迟早会垮台”。
在这期间，几乎同时存在但又几近相反的论调，就是“中国威胁论”。中国既然没有走西方道路，也没有出现西方传统理论预言的结果，反而经济发展、政权稳定、军事力量大大提升，那么中国势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重大威胁”。罗斯·芒罗(Ross H.Munro)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1992)；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1996)；威廉·特里普利特(William Triplett)、爱德华·廷珀莱克(Edward Timperlake)合著的《鼠年》(2000)和《红龙跃起》(1999)等，就是沿用这种逻辑分析的结果。
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中国没有“崩溃”，也没有对国际体系和西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相反，却在保存既有政治体制和维持现存国际体系的前提下，崛起了，强大了。尤其是，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并出色完成首次太空行走；在2009年，新中国迎来建国60周年，而且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在2010年，中国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照2010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报告)。目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最新的报告预言，到2020年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在国际政治中也日益发挥关键作用，从G8到G20再到G2，西方的学者专家们创造了新词“中美国”，以彰显新的地缘政治现实——21世纪将由中、美两国共同统治。同时，中国正逐渐摆脱“麻烦制造者”的形象，而开始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1]面对中国的成就及影响，甚至出现了“中国统治论”(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2009)。
总之，这几十年，中国“从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中央”、“从世界贱民至世界强国”，[2]这样的成就，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在外界看来也堪称“奇迹”。面对如此奇迹，世人为之震撼，西方社会也为之感慨。他们不得不反思传统理论是否出了问题；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新现象，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解读“中国奇迹”背后的根本原因，进而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国际影响进行预测。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奇迹，才有了“中国模式”的说法。
二、“中国模式”成为热点的几种表现
“中国模式”意指中国独特的取得巨大成就的发展道路。此概念缘起于2004年5月美国经济学家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由于“北京共识”同“华盛顿共识”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对立，所以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回应，相反中国学者更愿意使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来描述中国的成就。但是，西方关注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媒体记者，甚至政府官员，他们在感叹中国魅力之际，都会反复提到“中国模式”，并且对这一概念充满兴趣。
1.媒体报道集中且频仍
近年来，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发展成就和发展模式的报道频度可谓史无前例。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搜索“中国模式”，相关英文报道数以万计。2008年，1-2月号的《外交事务》可说是一本中国专刊，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其首篇——美国最古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的《长久的期待：中国民主的前景》，该文通过纵向(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30年)的审视，肯定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充满了希望。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很多媒体为此发社论、专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一口气发了6篇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专稿，英国《卫报》网站也发了4篇，大谈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9年第二期的封面文章，由两篇观点完全相反的文章组成，文章议题都是关于中国模式，只不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预测。2010年3月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评论》季刊第5期推出一系列文章，聚焦“中国模式”，有文章认为，中国独特的政经模式将对强调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华盛顿共识”带来重大挑战。据2010年6月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称，2008年德国主流媒体直接关于中国的报道平均每天就有11条之多。[3]
2.相关著作大量出版
首先是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2008)一书中，跳出总结30年奇迹“伟大经验”的思维窠臼，而是直接切入30年经济发展的具体脉络，揭示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国富民不富的现象，断言没有“奇迹”，更无“模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专家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在《中国现代化——世界的威胁还是别国的榜样？》(2008)一书中，通过在发展中国家的框架里考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将中国的现代化绩效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矛盾影响了改革的进展，但同时也给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中国还不是一个成功的榜样，当然也更不可能对西方模式构成威胁。
其次是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特色。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中国共产党：精简和适应》(2008)一书中，系统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些年能够在诸多挑战中继续沿着自己道路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吸取了东亚新权威主义、苏联的列宁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拉美社团主义等的优秀因素，同时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混合体制，这种体制非常有适应力和弹性，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心主任彭轲(Frank N.Pieke)在《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的精英训练与国家建设》(2009)一书中，通过与中国官员、普通劳动者的对话和深度访谈，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巨大的改革，但它依然要求经由一套高度严格标准选拔产生的党政干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服从于党，其中干部培训制度在此起到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
再次，是关注中国的未来发展及其影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费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在《中国的崛起：挑战与机遇》(2008)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问题或者说美国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挑起大梁”。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2009)，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具体特性，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是另类的发展模式，它可能会取代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不是一种威胁，相反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对世界民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英国学者、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中国怎么想？》(2008)，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在《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如何支配21世纪》(2010)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只不过他们看起来对来自中国模式的挑战更为焦虑和担心。
最后是关注西方“中国模式”话语本身，并试图对其进行解读和回应。英国《金融时报》亚太事务首席专家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崛起》(2009)一书，就是回应西方媒体、西方人士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关切的一种尝试，他理解发达国家为什么担心中国的威胁，但他同时又指出中国可能面临的国际问题以及应该看到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明显好处。花旗银行高级顾问、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2009)一书中，通过与100多位官员坦诚布公的对话，阐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政策，试图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以便使读者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及其依据提出质疑，并且认识到“中国模式”这一提法的正确性。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中文教授、著名汉学家杰弗里·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N.Wasserstrom)在《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事》(2010)一书中也明确指出，目前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普遍存在误读。
3.智库、论坛频繁举办专题辩论会
“中国模式”不仅是新闻媒体和畅销书追逐的话题，也是西方知名高校、智库以及各色论坛争相谈论的议题。比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从2006年起，以“重新定义中国政策”为题，先后进行了9次辩论，议题涉及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贸易政策、中国的金融体制，以及中国在亚洲的角色及其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于2007年4月12-13日，邀请众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举办了“中国政治前景中的挑战”研讨会。2008年4月25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讨会直接以“中国的发展是否挑战了以往我们所知的发展”为题。创建于2007年“温室论坛”(Glasshouse Forum)，于2008年4月召开的“资本主义-威权主义政治强国的回归”研讨项目首轮圆桌会议，就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进行对话。2009年2月23-24日，中西学者再次汇集温室论坛展开建设性对话，就“如果中国模式存在的话，如何理解它”进行辩论。2009年3月20日，布鲁金斯学会-清华研究中心和英国发展研究所联合举行了关于“中国和金融危机：对低收入国家的启示”的研讨会。2010年3月18日布鲁金斯学会再次以“中国展望”为题举行了研讨会。2010年8月4-13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举办了一场网络辩论会，直接以“有没有中国模式”为题。这场辩论会不仅有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美国前副国务卿、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L.Shirk)作为正反双方，以及《经济学人》记者詹姆斯·迈尔斯(James Miles)作为辩论会主席参与其中，而且还吸引了大批网友(包括中国网民)参与讨论和投票。结果，赞成“有中国模式”的只有42％，而反对者占58％。
4.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甚至设立专项国家课题
近年来，欧美著名智库纷纷成立专门机构或部门，开展对华研究。2006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并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开设办事处，即“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专门研究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2007年，英国三所著名大学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在多家英国官方基金会的资助下，联合建立了“英国校际中国中心”，旨在培养更多的“中国通”，以便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201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国际东西方研究中心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中国模式研究院”，着力于站在国际视野和国内实践的角度上对中国模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2010年1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还接受了美国众议院的一项名为“中国模式”的国家级课题，课题组现已派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调研。
凡此种种，说明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已经成为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热点。正如《中国领导箴言》季刊2010年春季号所言，过去两年中，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们长期讨论的“中国崛起”话题，已经被一个新的主题——“中国模式”所主导。[4]
三、关注的几个核心议题
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可谓观点纷呈，蔚为壮观。但是，总的来看，所有话题和争论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1.有没有“中国模式”？
这是西方社会在讨论中国模式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看法，有人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些人则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承认中国模式存在的，大多是基于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稳定而高速的发展(乔舒亚·库伯·雷默，罗伯特·劳伦斯·库恩)。[5]认为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或者说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的，主要是基于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6]否认中国模式存在的理由，虽然各种各样，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认识：第一，中国模式没有原创性，只是对东亚模式的模仿(《时代》杂志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7]第二，中国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其未来前景难以预测(谢淑丽)；[8]第三，中国模式不能算是成功发展的样本(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9]第四，中国模式不具有可复制性(沈大伟)。[10]
2.什么是“中国模式”？
这是西方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争议最为集中的关键问题。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学者看来，就是自由经济和威权政治的结合，所以，有人将中国模式称为“威权资本主义”(《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罗恩·卡里克(Rowan Callick))；[11]或者“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黄亚生)；[12]或者“国家资本主义”(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威尔·赫顿，马丁·雅克)；[13]或者“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14]等等。具体而言，中国模式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只不过，有人强调中国仿效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中美经济与安全评论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15]有人强调中国的混合所有制以及渐进式改革(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David M.Kotz)，哈佛大学中国社会问题专家马丁·怀特(Martin King Whyte))。[16]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特征，除了威权主义以外，不少人注意到中国政治上的复杂特性，有人认为，它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结合了当今世界多种政治形式而形成的一种统一的混合体制(沈大伟)；[17]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纵向民主”(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8]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列宁主义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亚洲研究所台湾事务课程主管曾锐生(Steve Tsang))，[19]等等。
3.“中国模式”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这是西方学者之所以热议中国模式的实质所在。归纳起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甚至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2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推广、不能输出、也不具有可复制性，其原因要么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马丁·怀特)，[21]要么是由于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缺陷(谢淑丽)。[22]与这两种观点相对应的是，承认中国模式的可复制性或者承认中国经验的榜样作用，则会认为中国模式将在意识形态上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斯蒂芬·哈尔珀)；[23]否认中国模式的可复制性，甚至否认中国模式存在的人，则认为中国模式对西方而言不是威胁，相反，可能成为西方模式有效性的佐证，因为中国模式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模式，只不过是对西方模式的学习和再创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乔尔·安德斯(Joel Andreas))。[24]
4.中国模式将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不管是讨论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还是讨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中国模式的未来发展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唱衰派”还是“唱盛派”，都承认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政治改革问题乃至气候环境问题等。只不过，有些人认为中国能够克服这些问题，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因为中国政治稳定，普通民众信任中央政府(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rd)，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研究项目教授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25]有些人认为中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已经积重难返，即使想变革，也有心无力，所以中国的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美国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首席分析师彼得·蔡汉(Peter Zeihan)，威尔·赫顿)；[26]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结局都有可能(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27]
四、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显然，作为一种国际流行概念，“中国模式”的说法已经相当流行了。但是，在西方社会，在有人对“中国模式”给予积极评价的同时，也有人将其视为“西方发展模式最危险的挑战者和敌人”。中国强大了，崛起了，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个国家、不同群体，立场和出发点各异，观察视角和研究旨趣也不一样，他们对于中国发展态势、中国模式作出的判断也自然有所不同。其实，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中国模式能否复制/输出，是否会对西方价值观构成挑战等等根本性问题，仍然争议不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达成共识”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模式话题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前提。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这个话语实为西方所创造，后来渐渐为发展中国家所热衷，但是中国政府对此反应谨慎、学界也是先冷后热。换言之，“中国模式”，既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热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必将“成于”中国——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并将走向何方，最终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回答。因为说到底，“中国模式”是中国的，中国有权利、义务和责任对“中国模式”进行阐释和解读，从而使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发展方略，了解我们以构建和谐世界为主导的对外方针政策。[28]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西方学者讨论的对象、分析的视角、关注的重点上，重新考察最近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争论的话，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成功后的喜悦和自信，还是对发展不足的清醒认识和未雨绸缪？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模式对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即西方人所担心的挑战)，还是中国发展模式对于人类文明共识的贡献？如果能在这些问题上作一些努力和突破，那么至少说明我们没有坐失“中国模式”这一谈论我们自身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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