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必然走向自由：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走向论文,自由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既是当时中国社会条件成熟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进行历史性选择的结果。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就势必面临着世纪性难题：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科学地、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由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没能解决的实践课题。但是，当时在“左”的思想导引下，盛行于社会主义认识中的教条化和僵化倾向，阻隔了人们的视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认识不是很清楚。在此前提下，也没能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由此带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大起大落，社会主义在曲折和反复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这说明，自发状态的社会主义观，不可能指导社会主义健康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完成了在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历史性飞跃。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由此引发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深层思考，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完成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后，引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党内和社会上日益滋生并膨胀的“左”倾情绪，使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特别是作为党的领导核心人物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对当时国情的认识也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引发了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从1957年反右、1958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频繁的政治运动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由此显露出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始终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中。理论上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自然也就不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人们过去的政治思维中形成了一系列定式和习惯，一直主导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诸如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与政治运动有必然的联系，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搞社会主义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坚持“先红后专”，不能走白专道路；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大批“唯生产力论”，要整肃知识分子；贫穷是社会主义的本色，“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平均主义、大锅饭是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者没有调和的余地；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等等。这些思维定式和思维惯性，向人们宣传和渗透的是那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这种被剥离得只剩下赤裸裸的、抽象原则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远离人们生活和实际利益的海市蜃楼，对人们很难具有发自内心的吸引力。因为人们体验到的不是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僵化的、教条化的、极度抽象的、远离现实生活和人们实际利益的社会主义。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靠的是行政机制的强制性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强化性宣传来维持。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这种社会主义宣传得越多，人们的疑虑越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越脆弱。社会运动的现实就内在地进发出一种必然趋势：必须更新社会主义理论和观念，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重塑社会主义形象。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历经磨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当起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舵手和领路人的历史重任。他从亲身经历的切肤之痛中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思考，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邓小平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会走这样艰苦的曲折之路，建设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应该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等等。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P63)正由于在理论上的“不清醒”，在实践中才走入歧途。
在邓小平看来，过去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失误，主要表现为：(1)脱离实际，背离基本国情，就是“离开现实和超越历史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1](P312)，“不能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1](P313)，因此就“搞不成社会主义”。(2)“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2]，就出现对社会主义定位不准、方向不明。任务不清等问题。(3)存在认识社会主义的误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P312)(4)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过去一个很大的失误在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4](P370)错误地认为有“社会主义名字就光荣，就好”[3](P313)，而认识不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关键在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1](P224)，“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4](P370)(5)“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其结果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P115)。(6)指导思想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和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使那些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形象的诸如：“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的社会主义等，都理所当然地被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事实上，这些是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上述种种表明，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自发的阶段，亟待更新过去的社会主义观，重塑社会主义理论。
二、邓小平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掀起了思维领域的革命，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以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为基础，结合自身丰富的经历，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敢于突破定见，富于理论创新，针对过去对社会主义“不清楚”的认识，邓小平强调，“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P223)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思维方法，在更宏大的空间，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1.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从多层次、全方位去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1](P260)他还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3](P312)遵循这条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一反认识社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拨掉了罩在社会主义头上的各种虚假灵光，还社会主义本来面目。正是由于邓小平“按辩证法办事”，用辩证思维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他的新社会主义观处处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
邓小平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赋予了极强的时代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成为当代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相互关系原理的精彩运用；邓小平制定的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是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的杰作；把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阐释社会主义在选择基础上的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极富挑战性的理论更新；用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去论述改革开放中“警惕右”和“防止左”的问题，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问题，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再现着“实践辩证法”的威力。邓小平掀起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思维革命，彻底地冲破了思想僵化的社会主义观，给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一股清新的风气，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
2.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思路，为我国的发展指明了大方向。
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过程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要照搬。”[1](P229)“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1](P249)邓小平曾告诫我们，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存在差别，在不同的国际背景中活动，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即使是适合别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也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互相可以参考、借鉴，但绝对不能照搬，都是一个模式不行。”[4](P415)在历史上，我国曾经照搬过苏联模式，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因此，邓小平提醒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P3)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办。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庄严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3)这个科学的论断，是我们党对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探索，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升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明确了我国的发展大方向，免除了在发展方向上的左右摇摆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从理论走向自由的重要标志。
3.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立论的出发点，奠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我们过去的“吃苦头”的关键在于，脱离中国实际，犯了“左”的错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P269)邓小平认识到，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1](P163-P164)这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些具体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只能是不发达的阶段，而且这种不发达的状况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因此，现实的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P252)。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它客观地决定了做任何决策都不能离开这个实际，它是理论研究的依据和实践的出发点。党的十三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系统化，并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此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牢牢地固定在现实的土壤中，避免了脱离实际的历史错误重演。
4.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社会主义。
在邓小平的新思维中，要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是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在更新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中，他力图让人们明白，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好听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是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认识社会主义不能单纯地陷于表面层次，应全面地、多视角地、深层次地、动态地理解社会主义，以克服过去把社会主义固定化、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的认识倾向。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与过去相比，邓小平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达”的社会主义；是“逐步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是“国家强盛起来”的社会主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通览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他把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理论与实践、理想和现实、目标与价值、真理与科学统一起来，达到了认识上的自觉，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上“不清醒”到“搞清楚”的历史性飞跃，一扫过去僵化社会主义观的沉闷，把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赋予了当代中国。
5.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课题。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由于过去我们“不完全懂社会主义”，“长期没有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4](P369)这个问题。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洗礼，在“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也基本上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已经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了如此的成就，都要归功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标志着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在实践层面的历史性跨越。已经显示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6.邓小平提出了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理论是重大的创新与发展。
以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价值主体，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个理论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发展要给人民群众创造价值，带来看得见、体会得到的实际利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正确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3](P128)在思考社会发展，设计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时，邓小平历来强调，社会主义要使人民摆脱贫穷，要逐渐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人民的实际利益。所以，邓小平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其二，强调人民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作用。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历来倡导人才问题。他提出要“尊重人才”、“使用人才”，创造各种条件，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三、邓小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完成了四个转变，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自发到，自觉的升华，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里程碑。从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到指导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完成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并指导实践的四个根本性转变，这个过程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
1.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完成了从理想社会主义观向现实的社会主义观的转变。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但对这个政治理想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缺憾。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进行正确的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党长期领导革命，理论研究的中心在军事斗争、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相应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不充分。所以在进入社会主义后，对社会主义缺乏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把社会主义制度理想化，用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一经建立，就尽善尽美，其内在的各种优越性不需要任何条件就天然地发挥出来，各种社会弊病自然会消失，社会给人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优惠和便利。当过分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相矛盾时，人们很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从现实到理想，而不是相反。他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就生成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土壤中，就在不发达和落后中成长起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从理想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
2.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完成了由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向生动的、创新的社会主义观的转变。
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邓小平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习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他坚持“老祖宗不能丢”的政治信条，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而不是照搬和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P369)。在实践中，邓小平善于理论创新，敢为人先。他并不是用理论剪裁现实，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僵化思想的束缚，积极主张建设“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P261)。邓小平的这一构想和思路，使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了教条主义的泥潭，打开了通向社会主义理论的自由之门。过去那种僵化、半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被逐渐地清除出人们的理论视野。
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完成了由自发、半自发的社会主义观向自觉的社会主义观转变。
过去，我们一直在搞社会主义，由于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研究不够，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很清楚，只是凭着无产阶级的本能，带着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在探索中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时期积蕴的改造旧世界的激情、大无畏的精神，撼天动地的决心和意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这一特有人力优势，在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优势和作用被人们所认同和高度肯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仅仅有无产阶级本能的社会主义激情，并不足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本能性的意识极容易导致一时的冲动，朦胧的激情有时会造成不理性的社会行为。换言之，自发状态的社会主义观，不可能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显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懂得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克服了认识社会主义的自发性，他以科学的态度、理性的认识、逻辑的思考、正确的判断、系统的阐述，把社会主义的认识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完成了由自发社会主义观到自觉社会主义观的转变，由感性社会主义观到理性社会主义观的转变。
4.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完成了由“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向“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总结历史的过程中，邓小平曾认为，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事实上不够格”。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不够格”主要是指，在历史上，我们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搞建设时，却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注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超越历史阶段行事，制定了脱离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试图通过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搞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的进步。凡此种种说明，背离社会主义本质，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事实上是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经过改革开放的探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第一次初步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从而使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够格的”、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在理论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完成了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转变，开始由理论上的必然走向理论上的自由。实践中，在把握了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开始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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