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8年底以来，蓄势已久的国际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并蔓延全球，致使我国经济增速迅速下滑，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遭到毁灭性打击。必须进行战略调整，转向内生工业化、依靠内需发育国内消费市场已经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不过，在如何调结构、扩内需上存在两类不同的认识，一是将经济危机仅看做暂时的外来的，只要千方百计应对就能渡过难关；一是认为这是改革以来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公正的指导思想所导致的内生危机与外来危机的合流夹击，且内生危机更为深重，只有在采取应对性短期对策的同时，花更大的气力构建一个公正公平的和谐社会，才能持久渡过危机。这后一种思路的本质就是要凸现社会政策。
社会凝聚力的一块基石
在市场体制中，无论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社会的走向都体现了一种基本价值观。表现社会公正和追求社会和谐价值观的社会政策是体现社会凝聚力的一块基石。只有以追求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发展为内涵的有意为之的政策体系才属于社会政策范畴。仅仅将政策作为政治策略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家、政党、统治者、政治家的决定，仅仅关注政策执行中的技术和管理要素，这样的政策不属于社会政策，出现这样的情况被国际社会政策学界称为社会政策缺失(Non-social policy)。
中国改革30年来成就斐然，最重要的成就是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桎梏，致使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不过，回过头来反思，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导向，以GDP为核心，以高投资为手段，不顾国内广大腹地，长期采用出口加工和拼资源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典型的社会政策缺失。它带来的经济社会代价是广泛而深远的。
摒弃人的社会需要而专事人的经济需要，只顾单一的经济发展，不注重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变迁对整体社会走向的连续的、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致使因人的短视而形成对社会的破坏，这是所有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而引导它们走出历史困局的是社会政策的提出和持久建设。就这一点而言，社会政策实在是人类学会治理自身的一个重要发现。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机制
传统的发展理论中，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人们将经济政策看做创造财富的手段，将社会政策仅局限于为提供社会再分配的工具和形成社会福利的手段。这种将两者截然对立的观点曾经在20年前于西方的学术界颇为盛行。新右派批判福利国家的理论依据，就是庞大的福利开支浪费了社会资源，降低了经济投资能力和生产力，最终拖垮了经济。而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促进社会公平才能具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生活，进而直接增进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社会公平成为保证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社会政策的实施领域——就业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服务以及针对家庭需求的社会服务尤其对老、幼、病、残者的福利服务，都可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成为对人力资本的多元投资。社会政策通过社会再分配将社会资源用于人的投资，改善人的环境和能力；社会政策还通过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起到防范风险和管理风险，以及增加人们应对经济和社会变化能力的作用。这三种重要的社会效用，都集中到一点：提升人本身的素质、能力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政策因此进入了人力资本、风险防范和社区发展的领域，成为具有社会投资作用的资源配置手段，从而不仅对社会公平也对经济效率的提高有莫大的贡献。
正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了社会政策缺失不仅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秩序的错乱致使社会失范、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产生广泛长远的负面影响，从而将社会政策视为新的生产力要素。
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的观点是近年来社会政策基础理论最具突破性的进展，也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机制，它迫使传统的社会政策理论必须进行系统地反思和重构。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城乡、地区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加深，这是大多数群众之所以长期不满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的政府政策的基本原因，也是政府仅就不同领域的具体政策进行修补虽有成效却未能扭转大局的基本原因。
尽管最近几年，党和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等基本治国方略，也进行了广泛的意识形态动员，但是，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演化为社会政策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不仅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惯性，一些明显不符合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卫生、教育、住房、社会福利服务政策仍大行其道，致公众的呼声、农民的沉默而不顾。人们并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反对不公平的政策。
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
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调结构促内需的今天，建构发展型的积极进取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已经成为符合全体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大局的当务之急。
这个体系建设的核心，在于以社会稳定和人的发展这些长期社会发展目标为导向，抉择有利于中国这个巨型人口国家的资源分配方式，且一旦决定，就要形成一个首尾照应、具有自运行逻辑的体系和制度框架，所有的具体政策都要在这个框架下被评估和被决定。这就是说，社会政策尽管也包括具体的、专项的政策部分，但是这些部分并非它的灵魂。不可让各项具体政策自行其是，从而破坏了社会政策追求公平、效率服从公平的唯一的价值观。
为此，需要进行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需要一个不仅管现在而且管长远，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迁与重建的社会政策。我们不能将社会政策的度量长期停留在稳定、效率和再分配这三个短期目标上，而忽视了社会政策的长期目标：可持续抵御风险和其不确定性的机制，以及政策的实施能力和内在的相互制衡机制。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各搞一套，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资源配置思路。只重视对已有制度的改革，缺乏能够指导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大政策。这些在社会政策规划和组织方面的显见缺陷，不仅导致现行政策产生问题，也导致许多新社会经济领域内的社会政策缺失。
为此，需要加强政府自身的社会政策能力建设。政府是进行社会政策规划与执行的主角，加强自身社会政策能力的建设也是当务之急。社会政策能力包括敏感的社会政策意识的能力、高屋建瓴的规划社会政策整体战略的能力以及有效执行社会政策的能力。而建构这些能力，需要制度资源、组织资源、认识资源和行动逻辑。
为此，需要组织和支持社会力量进行创新研究。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即便确立了社会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具体而多元的社会政策抉择和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不够而且不可能。所以，组织和支持社会力量包括社团与民办、公办事业机构，社工界、研究界、企业界以及友好的国际组织，形成合力，针对重要的社会政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过程分析、方案制订、创新试验、调整改进和监督评估，将对于探索、实践和推广社会政策新思路、新做法、新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广泛而深刻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