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真俗转向与“国文”建构
——兼论章太炎非“魏晋派”
陈 慧
(中山大学 博雅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章太炎的“国文”建构与其真俗转向有关，在转俗成真阶段，立足典章学说与议论名理，将清和流美的魏晋文塑为典范；而在回真向俗阶段，则立足个人天才与国家运势，将壮美闳硕的汉唐文塑为新的典范。章太炎以会归齐物、和以天倪的“两行”之旨处理二者关系：一方面，齐之以内求万物真如之是，外致治国保民之用的内圣外王之道；一方面，承认二者在雅、理上的分殊短长，肯定其在不同当务之急下发挥各自的作用。在他看来，唯有撄宁相成，而非封执相伐，才能更好重建华夏政教文明，既因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又保障自身文明主体性。将章太炎归为“魏晋派”，既忽略了他转俗成真后对“魏晋派”的出离与超越，及回真向俗后对魏晋文的反思与弥补，也不符合他的齐物哲学。
关键词： 章太炎；国学；名理；积极之雅；齐物论；两行
在传统文教观念中，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文章的品质与国家政教文明的品质息息相关。正如章太炎所说：“西京强盛，其文应之……唐世国威复振，兵力远届，其文应之。”[1](《菿汉微言》，P.54)他还认为：“其文如是，亦应于学术耳。”[2](P.59)文章植根学术，与学术呼应，学术转型之际，往往伴随文章典范的转移。陈寅恪便曾揭示韩愈应对华夷冲突带来的政教危机，推动儒学转型，并变革骈文，重树古文这一新的文章典范。[3](PP.319-320)清中叶以来，为振起学风与士风，“《文选》派”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亦立足汉宋之争，争夺文章典范的制定权与正统性。而“魏晋派”调和汉宋，在上述二派所崇《昭明文选》与唐宋八家古文外，标举三国、晋、宋的骈散交错之文为文章典范。到了20世纪初，文章典范的重塑是在“国学”与“国文”建构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如何在万国竞争之世，通过构建更理想的学术文章来“立国”，成为一代知识人主要关切的新问题。
1906年9月，章太炎在发起国学讲习会时指出，国学关乎国家存灭，是国家所以成立的源泉，虽然竞争之世，只靠国学不足以立国，但也没有听说过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或国学先亡而国仍立的情况。“国学”之所以能立国，在于它承载了文明。尽管章太炎强调种族，但其“中国”首先仍是一个文明概念。他少受“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教育，具有清楚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1) 章太炎9岁至13岁时，主要随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儒家经典。后者对章太炎文明观的形成有极深远的影响，章曾回忆二人的一段对话，朱云：“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并将此说上溯到王夫之、顾炎武的观点，即认为南宋以前只是亡国，此后则衣冠文物俱亡。据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1936年第25期。 中年所撰《訄书》先《原学》《订孔》诸篇，后《原人》《序种姓》诸篇，先文明而后种族，且将种族纳入文明，认为国家民族之间的文明差异体现为基于不同自然环境、人体结构、社会阶级、政治历史的变化而产生的人种风教语言之差异。1916年7月，更明确提出，“文化”是世界各国的“立国之元气”[4](《在粤省驻沪国会议员茶话会上之演说》，P.217)。
管理说到底就是管和理，由于人与事密不可分，人都要有事做，事都要人去做，管与理也就相提并论、互相影响，但在学校的实际工作中管和理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章太炎不但主张用“国学”(或“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还主张用与之相应的“国文”挽住汉土人心、令民志辐凑于区中。[5](《规〈新世纪〉》，P.337)学界在讨论章太炎的文学观念时，也开始注意到他以“文”立“国性”的这一面。陕庆敏锐地指出，章太炎“著之书帛谓之文”的独特“文学”概念，正是在“国性”危机的特殊历史时刻提出的——当时的骈散之争已不再是文明内部的正统之争，其真正问题在于寻找恒常的文体，以抗拒如“日本文体”这样的新文体的入侵，并应对以时代精神标杆自居，与“古文学”抢夺文明创制地位的“现代文学”的崛起。[6]由于将注意力放在章太炎的“文章导源于小学”说及“六经皆史”说，陕庆将以“文”立“国性”的“文”落实在了语言文字与历史，而对其如何以文章立“国性”，则缺少论述。
在文学批评史上，章太炎被归为民国时期“魏晋派”的文章宗师。这一判断固然有其依据，但未免失之笼统。一方面，传统宗派在参与20世纪初的“国学”与“国文”建构时自我反思、扩大门庭，淡化了此前争夺正统的宗派意识。(2) 拙文曾论述姚永朴、林纾的宗派观念，姚永朴主张“苟知其是与当，尚何派别之可言”，林纾也有类似表达“古文无所谓派……亦唯求其近与是而已”。参见陈慧《以韩抗俗：“五四”前后林纾的韩愈批评及其问题指向》，《福建论坛》，2019年第10期。 章太炎也反对将学术定于一尊后为之调和、附会的做法[4](《论诸子学》，P.48)，认为“文实在不可分派”，概因形式、性情、才力不同，不知据何而分。[4](《国学中讲》，P.359)故而主张以不齐而齐的方式，既超越文派之分与正统之争，又承认各自的分殊与高下；另一方面，章太炎治学有转俗成真、回真向俗的两次转向，[1](《菿汉微言》，PP.70-71)他晚岁强调历史、语言文字为国之特性的两大构成[4](《自述治学功夫及志向》，P.506)，求真阶段却曾将小学、玄言作为“国学”建构的两极。不同阶段的“国学”主张，对应不同的“国文”主张，在真俗转向过程中，他对“魏晋派”、魏晋文，也分别经历了由亲近到出离、由推崇到反思的转变。因此，对于章太炎既不可以“魏晋”囿之，亦不可以“派”囿之。
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支持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发展，保障联动合作的良性运行。首先建立有关的财政政策，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开展提供财政支持和资金保障。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将资源和资金转移到社工机构和志愿服务机构。合理的分配政府资源和资金，在税收方面给予非营利组织一定的优惠政策，减低其经济压力，促进其更好的发展。简化经费的审批程序，保证资金的及时到位，从而保障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联动合作得以进行和开展。
一、“魏晋派”与魏晋文
一般认为，章太炎的转俗成真发生于1903-1906年被监禁期间，回真向俗则以1910年撰写《齐物论释》为标志，酝酿于辛亥革命前后，完成于1913—1915年的幽禁之中。[7]在转俗成真以前，章太炎受“魏晋派”影响，逐渐走出“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的阶段；而在转俗成真以后，他已突破“魏晋派”的学术格局，从自我建构的“国学”理想出发，重新发现魏晋文的价值，将其塑造为“国文”典范。
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绌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无计薄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所以块居独处，不欲奇(案：当为寄)群彦之数者也！[12](P.344)
数年后(1903年)，章太炎已对三国两晋的文辞推崇备至，尝试用其清和流美，来矫正自己危侧趋诡的文风。此时，他开始以魏晋文为准绳批评“魏晋派”，如认为汪中、李兆洛之文过于局促，与欧阳修、王安石及三苏古文的过于曼衍恰好处在两个极端，有违中道，不像吴魏之文那样仪容穆若、气自卷舒。[2](P.59)此外，他还指出，汪中、李兆洛的日常文字尚可，却不擅议礼论政，不如汉魏时的仲长统、崔寔之流。结合彼时章太炎的政治处境与阅读内容，可知其反思个人及“魏晋派”并非仅仅出于审美趣味的改变。
正是由于深知各家各派在小学、玄言两方面皆有所短，章太炎宁可独抱自我建构的“国学”理想块然独处，也不愿寄身其中，这自然也就包括不愿与“魏晋派”同流。但是，出离“魏晋派”，并不意味着出离魏晋文。章太炎只是跳脱出“魏晋派”的学术格局，立足具有比较文明视野的“国学”格局来审视魏晋文。他通过“综核字句”和“综核名理”，重新发掘了魏晋文的价值。
章太炎于1900年立志投身反清革命，1902年为避追捕流亡日本，期间大量阅读日本译介阐发的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1903年又因《苏报》案下狱三年，期间钻研法相唯识宗佛典。有学者认为，章太炎因此得继谭嗣同遗志，在唯识论基础上建设近代哲学思想体系；[8](P.195)或认为，章太炎因此得以将唯识学的“转依”理论改造成“革命宗教”以维系行动者的革命道德；[9](P.42)又或认为，章太炎因此得以超越此前的种族民族主义。[10](P.154)这些评价观点不同，却都认为章太炎找到了实现个人及中国传统学术格局自我突破与现代重构的哲学动力，因此，学界倾向于将1903-1906年作为他转俗成真的分野。
当然，章太炎的哲学动力不止来自西方哲学和佛教唯识学。他在狱中曾说：“上天以国粹付余”[5](《癸卯狱中自记》，P.145)，其中最为担忧的是诸子哲理将因自己不测而成广陵绝唱[11](P.273)；此外还自称当时“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2](P.59)。可见，其哲学动力包括本土的周秦诸子学和魏晋玄学，庄子的齐物哲学可视为连接周秦与魏晋的重要桥梁。还需注意的是，章太炎实现自我突破与现代重构的动力也不止来自哲学，甚至包括训诂之学。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训诂之学，“善用之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壁垒一新”[4](《小学略说》，P.870)，可与哲学一起激活先王政典，重塑学术文章典范。
一天，主任突然宣布，李萍他们这些临时工都被辞退。正式工都发不下来工资了，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临时工。没了工作，别人都在骂娘。李萍早看好的项目，第二天她就在家附近摆了个缝纫摊，给人裁裤边、修拉链，顺带还改改衣服。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那几年街上裁裤边的摊位少，李萍的手艺好，接到的活儿也多。生意慢慢安稳下来，一个月的收入，比上班时还要多几倍。没过两年，听说肥料厂垮了。临时工又怎样，正式工又能怎样，最终不都是个丢饭碗。还是凭自己的手艺，永远不会失业。
一是美味猕猴桃嫁接对萼猕猴桃雄性营养系，亲合力最好，成活率可以达到80%以上，而且嫁接出来的树长势良好，不会出现“小脚”，也没有发现溃疡病感染。嫁接的苗木生产出来的果实口感好，不影响品质。张清明认为，对萼猕猴桃的雄性优系有望成为猕猴桃嫁接砧木首选。由此可以初步确定，美味猕猴桃选用水杨桃嫁接时，应选择水杨桃里边的雄性营养系，并采用高位嫁接法建园（克服“小脚”现象）。
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12](《与国粹学报》，P.328)
以此审视当时各派各家的学术文章，章太炎有诸多的不满。同年的《与邓实书》即批评学界文坛“小学既废，玄言日微”，认为他们因此二短，既不能论说存乎典礼的中国文明，又不能因应长于穷理的西方文明：
章太炎少时治经，谨守朴学，甲午战败后多读典章制度类著作，基于训诂典章之学来探寻文章典范。在此期间，他“综核字句，必契故训”，想要将雅言故训用于日常文章的写作，故追慕相如、扬雄及韩愈的奇字造词，形成了危侧趋诡、奥衍不驯的文风。自1896年问业谭献之后，开始措意三国两晋之文。(3) 参见章太炎《与谭献》，《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2页；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59页。 学界之所以将章太炎与谭献、汪中、李兆洛等人一起归入“魏晋派”，与此学缘有莫大关系。
在章太炎看来，以语言为本质的小学是存系国故民纪的根本，以真理为归宿的玄言是应对西方哲学的资本。由于时代的隔阂，要读懂中国的古书，了解国史，“非通小学是无从下手的了”[4](《国学十讲》，P.310)，因此小学可谓“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13](《小学略说》，P.166)。至于玄言，虽古已有之，但整体而言中西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与远西不同者，远西先有原理，然后以之应用，中国反之，先应用然后求其理耳。”[4](《诸子略说(下)》，P.1020)故而要从中国所擅的应用思维、应用之学中超脱出来，不断穷理求是，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
2.4 摘要 论著、护理研究类文章须附中、英文摘要，专科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类文章须附中文摘要。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给出主要数据)、结论四部分，采用第三人称撰写不用“本文”、“作者”等主语。中文摘要200字左右，英文摘要可相对具体些，但不应超过400个实词。中英文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名及邮政编码。作者应列出前3位，3位以上加“et al”。
章太炎通过“综核字句”，平息各家各派的纷争，进以阐明魏晋典章学说之于“国学”的意义。他根据不齐而齐的齐物哲学，将“文”定义为“有文字著于竹帛”(4) 见章太炎《文学总略》，《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章太炎《讲文学》，《章太炎全集·演讲集》，第32页。 ，把众说纷纭、各是其是的“文”齐之于文字。这便使“文”的内涵最大化，得以涵盖一切文辞，从而在根本上消解相伐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使并行而不害”[13](《原道(下)》，P.296)，承认骈散各任其事，各有体要，各有短长，头绪纷繁用骈，叙事止宜用散，议论则骈散各有所宜。[4](《文学略说》，PP.1039-1040)此等操齐物以解纷的方式，既避免骈散两派论甘忌辛的毛病，又与“魏晋派”通过骈散合一论来调和折中有所不同。在齐之于文字之后，典章学说也都得以纳入“文”的范围，那么，把章太炎最为推崇的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4](《讲文学》，P.45)，也就成为可能。在历代典章学说中，章太炎认为《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文质适中，适合作为治学入门的途径。[13](《论式》，P.258)如此一来，魏晋以来的典章学说之文，便成为其所建构的“国学”的必由之途。
1908年，章太炎主张以“国文”、“国语”凝聚种族自尊心：“汉土人心故涣散，主之者又适为异族政府，令民志不辐凑于区中，挽以国文，犹惧不蔇，又随而癹夷之；民弃国语，不膏沐于旧德，则和悦不通，解泽不流，忘往日之感情，亦愈杀。其种族自尊之念，焉得不比暱？白人而乐为其
养耶？”[5](《规〈新世纪〉》，P.337)由于认为“其文如是，亦应于学术耳”，次年，章太炎即以小学与玄言两极建构“国学”体系：
藏族前半段舞段充满着仪式感，开场展现的是一位老者给一头耗牛的牛角上系红绳，在此处并没有用很实的光斑给老者做定点，而且采用了电脑染色灯给老者抹出了一块橙红色的区域，加上对亮度的控制，让观众既能看见老者与耗牛的表演，又能不破坏仪式中的神秘感。之后的一段耗牛群舞，首先是一位演员的前区舞段，演员手中拿着一对牛角，此时也没有按部就班地上一个传统的光圈定点，而是利用电脑切割灯，雕刻出一个半月牙形状的区域来模拟牛角，演员在这个牛角里完成独舞舞段，这样不仅没有破坏舞台灯光本应有的强调区域和演员的作用，更是在形态上与整个舞段相呼应。
总之，章太炎在转俗成真阶段，以小学、玄言两极建构国学，将魏晋文形塑为“国文”典范。其典范意义在于，典章学说足以说典礼，玄文亦足以穷远致，有助于在异族统治之下、在擅长哲学思辨的西方文明侵迫之下，辐凑民志，彰显种族自尊。
（2）质量提升。实施“三个一”精准化钻井以来，完成井井身质量、井口质量、固井质量三大质量合格率都达到了100%，取心进尺83.74m，钻井取心收获率全部满足施工要求；故障及复杂率明显减少，同比时间损失减少57.80%，经济损失同比减少67.69%，并逐步向国际化质量标准迈进，努力实现更高的质量标准。
二、积极之雅与消极之雅
其实，“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在称赏魏晋文清和流美的同时，已暗藏对其风骨稍弱的批评。在回真向俗阶段，章太炎特别强调汉唐风骨，以之弥补此前“国学”与“国文”建构之不足。这一认识转变，鲜明地体现在他对“雅”，尤其是对“积极之雅”和“消极之雅”的补充解释当中。章太炎在回真向俗之前，提出“雅俗者，存乎轨则”，还将雅区分出不同层次：“雅有消极积极之分。消极之雅，清而无物，欧、曾、方、姚之文是也。积极之雅，闳而能肆，扬、班、张、韩之文是也。” [4](《讲文学》，P.45)欧、曾、方、姚之文，是指清代桐城派方苞、姚鼐及其所推崇的宋代欧阳修、曾巩之文；而扬、班、张、韩之文，是指汉代扬雄、班固、张衡和唐代韩愈之文。根据章太炎后来的解释，可知魏晋文亦属消极之雅。
此外，章太炎通过“综核名理”，从固有文明中探寻可与西方文明对话的深明玄旨之文，凸显魏晋玄文在议论名理上的优势与特色所在。他指出，魏晋玄文持论精审，没有汉文“雅而不核，近于诵数”的缺点，且修辞安雅，不像唐宋文那样“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而是“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故而出过晚周诸子，可与释迦相匹。[13](《论式》，PP.259-260)且魏晋玄文所体现的气息调利、意度冲远，又无迫笮蹇吃之病的清和流美之风[1](《菿汉微言》，P.64)，非但为宋以后制科策论所无，在周、汉文中也很少见。之所以能达此“至美”之境，与魏晋时期小学、玄言的发达密不可分。修辞安雅植根小学，持论精审植根玄言，若非小学、玄言方面功夫深厚，也无法实现技通于道、起止自在，这正是“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2](P.9)的根本原因所在，故而章太炎提出“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2](P.60)的主张。
孟济永曾总结各家对“两行”的解释为二义：其一是“是非并行”。郭象说：“任天下之是非”(《庄子注》)，林希逸说：“两行者，随其是非而使之并行也。”(《南华真经口义》)王先谦说：“物与我各得其所，是两行也。”(《庄子集解》)意思是，在“天钧”的立场上，是非同根生，是非无分别，是非“两行”，都可以合理地存在；其二是“内外并行”。如陈寿昌说：“惟圣人勘破物情，翛然自得。外则和同乎尘境，以遣其是非各执之偏；内则休息乎天君，优游于均平自然之境，应俗栖身，并行不悖。”(《南华真经正义》)[21]
但在回真向俗阶段，章太炎对“积极之雅”与“消极之雅”的意义内涵进行了补充。“积极之雅”呈现为不事雕琢的自然风貌，这取决于个人才性之大。如若才性不足，便无法使气驭辞，掩饰妥帖背后的雕琢之气：“我们没见他(笔者注：韩愈)底雕琢气，柳才小，就不能掩饰”[4](《国学十讲》，P.356)；更重要的是，“积极之雅”呈现为阳刚壮美的气骨风貌，这取决于国家武力之盛。哪怕是扬、班、张、韩这样的大才，其“积极之雅”也是以盛世为依托的。在此阶段，章太炎几度追溯中国历史上国势与文风的关系，例如：
西京强盛，其文应之，故雄丽而刚劲。东京国力少衰，而文辞亦视昔为弱，然朴茂之气尚存，所谓壮美也。三国既分，国力乍挫，讫江左而益弱，其文安雅清妍，所谓优美也。唐世国威复振，兵力远届，其文应之。……其气壮驵，则与两京相依。……元、清以外夷入主，兵力亦盛，而客主异势，故夏人为文犹优美，而非壮美。曾国藩独异是，则以身为戎首，不藉主威，气矝之隆，其文亦壮美矣。其或文不适时，虽美而不足以成风会。……是故文辞刚柔，因世盛衰，虽才美之士，亡以自外。[1](《菿汉微言》，P.54)
余常谓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曾涤笙(案：当为生)倡阴阳刚柔之说，合于东人所谓壮美优美者。以历代之作程之：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犹著，故其文虽不及两汉，犹有两汉遗风。宋代国势已弱，故欧、苏、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国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其异于汉、唐者，汉、唐自然盛强，明则有勉强之处耳。[4](《文学略说》，PP.1043-1044)
由上可知，“积极之雅”与“消极之雅”，大体对应曾国藩的“阳刚”与“阴柔”，亦与日本人提出的“壮美”与“优美”相合。既然他主张“以新知附益旧学” [14](P.95)，何不直接以“壮美”与“优美”取替“积极之雅”与“消极之雅”？这是为了强调“雅俗之辨”是华夏文明的特性。他早年即对近人盲目移殖日本人论文“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的方法心存不满，认为欧洲之文以“美”为尚，而华夏之文则非通小学以辨“雅”不可。他说：“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梗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唐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孤、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4](《讲文学》，P.45)
华夷之辨，是理解其后期“积极之雅”与“消极之雅”意义的关键。正如章太炎所指出的，国势之盛，虽以国家武力为保障，但主要还是根据华夷势力的强弱来判断。唐代的国势虽不逮两汉，却有两汉遗风，胜于魏晋六朝，而自宋以后，华夏势力一直疲弱，汉唐“积极之雅”自此断绝。因此，早在1903年，章太炎就以延续本国“闳硕壮美之学”的统绪自命。[5](《癸卯狱中自记》，P.145)回真向俗后，汉唐“积极之雅”，复成其心目中的“国文”典范，成为他衡量后世文章宗派的准绳。他指出，“文章入门之要诀，不仅散文须雅健，骈文亦须雅健，派别可以不论”[4](《文学略说》，P.1048)。雅健，可视为“积极之雅”的别称。虽然尚武之世多散体，但扬、班、张、韩兼擅骈散二体，所以“积极之雅”的要求适用于不同派别、文体的文章。不过，骈散兼得、文质适中的魏晋文，却因国势疲弱、优美阴柔，只能归为“消极之雅”。
尽管章太炎在回真向俗后将壮美闳硕的汉唐文形塑为新的“国文”典范，但此“积极之雅”的实现有赖国力以及华夏文明整体性力量的推动。他指出，汉唐盛世之外，也有像曾国藩那样凭靠个人从戎的血气，在衰世实现壮美的，(5) 章太炎称曾国藩“自谓学陆宣公，今观其文，类于八股，平固有之，雅则未能”，大概因此而不称之为“积极之雅”。参见章太炎《文学略说》，《章太炎全集·演讲集》，第1051页。 但始终无法形成风会。生于唐代而为优美之文的陆贽，生于宋代而为壮美之文的宋祁、宋庠兄弟，也都难以个人之力扭转整体的气骨与大势。这意味着，生于疲弱之世的章太炎，无论是何主张、如何践行，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与之类似的结局。既然如此，只能将汉唐“积极之雅”的复兴期之未来，而在现实历史处境之下，理解和肯定“消极之雅”。他在此一阶段，对魏晋文依然推崇，并认可“方、姚之才虽驽，犹足以傲今人也”，认为他们“有物有则，雅驯近古”，足以在论文者丧失轨辙、诡雅异俗者大行其道的无望之世，保存风雅轨则，不至堕入不能尽俗又不能尽雅，(6) 参见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70-171、336页。 或“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的鄙倍下流之境。[1](《菿汉微言》，P.65)
伴随章太炎对汉唐“积极之雅”的推崇，他对韩愈、柳宗元的说理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曾国藩曾感慨：“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15](《复吴敏树》，P.1154)对此，宗主唐宋古文的林纾曾作辩护：“昌黎精语，已尽于《答李翊》一书，其余但间出数言，隐约其词而已。此非昌黎之短于言说，特昌黎所趋之蹊径，虽独孤常州、裴晋公犹与异趣，况在其他？因之愤郁不平，鄙时辈而不之语。故文愈高者，议论乃愈不可得闻。凡后之喋喋自命为大师者，所论均未必皆中肯綮。”[16](《述旨》，P.6329)但不论如何辩解，“古文不能说理”已成为他派诟病古文的说辞：孙德谦之所以弃去古文而学骈文，正因在读骈散二家后，“觉韩柳文虽佳，而说理未见长，不如作骈文”(7) 见吴丕绩《孙隘堪年谱初稿》，“光绪十四年(笔者按：1888年)戊子二十岁”，《学海》，1943年第7期，第91页。 。刘师培在完善骈文正宗时，只将韩柳厕身叙事部分，显然也不认为二者善于说理。
章太炎在转俗成真阶段注重说理，以典章学说来衡量，认为唐宋古文所说的义理不过是“虚理”，正如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所说：“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如义理之学是也。”[17](P.328)以议论名理来衡量时，往往批评唐宋古文就议事之确质而言不及两汉，就辩智之宣朗而言不如魏晋，“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其后吴蜀六家，“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苏轼父子则是“佞人之
者”。[13](《论式》，P.260)
但在回真向俗阶段，章太炎把说理之文区分为“事理之文”与“名理之文”，认为“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笔；名理之文，惟晚周与六朝人能为之”，肯定韩柳也都以经、子为根柢，故而能说事理。[4](《文学略说》，P.1037)总的来说，魏晋文所擅在“名理之文”，所短在其仅为“消极之雅”，而汉唐文所擅在“积极之雅”，所短在其仅为“事理之文”。但章太炎却指出它们共同植根华夏经、子之学，共同保存华夏文明轨则，在此基础上承认各自的分殊高下，这与此前以齐物哲学处理骈散之争的方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章太炎在返俗之后重塑“国文”时，并非以此代彼，而是把此前形塑的魏晋文的典范价值也纳入进来，齐之于华夏学术文明这一更为宏大的命题，使前后所推崇的典范各具体要，并行不悖。
三、“两行”之旨
张志强指出，《齐物论释》是章太炎转俗成真的至高点，同时也是其回真向俗的原理起点。[18]理解其中所揭“两行”之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章太炎的真俗转向，及其求真、返俗两个阶段所形塑的“国文”之关系。章太炎强调，“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的“两行”之旨，是中国哲学难得独擅的思想。西方哲学只是粗明其旨，而佛学虽与庄学大旨契合，却偏偏“独此一解，字未二百，大小乘中皆所未有”。他在《齐物论释》初本中引《老子》为其定义，曰：“常无(谓无名)欲以观其妙，常有(谓有名)欲以观其徼，此之谓两行也”。[19](P.27)定本又解释为：“和以是非者，则假天钧为用，所谓随顺言说。休乎天钧者，则观天钧自相，所谓性离言说。一语一默，无非至教，此之谓两行也。”[20](P.98)“和之以是非”，是指圣人和光同尘，不傲倪万物，不谴是非，随顺万物不齐之理而言语；“休乎天钧”，是指圣人优游于道，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观自然均平之而静默。后者是性离言说，观自然均平之理的自象，前者是随顺言说，假自然均平之理用于万象。用便俗的说法，“两行”的意思就是，对圣人而言，随顺万物不齐之理而言语也行，观自然均平之理而静默也行。
近些年，世界经济重心逐渐由大西洋沿岸地区转移到太平洋沿岸地区，亚太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现阶段全球范围内GDP总额排名前三位的经济体——美国、中国及日本，均位于亚太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来均超过50%。[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伴随着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合作的交流和深化，地区性的生产和贸易体系不断更新和完善，亚太地区各国间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也使得该地区的RTA网络不断拓展。
转俗成真阶段，章太炎对“积极之雅”的要求，是立足遣词造句之功和典章学说之法。“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4](《讲文学》，P.45)，扬、班、张、韩皆深植小学而擅于造词，韩愈曾说“作文宜略识字”，其造词功夫在中唐是最为杰出的。[4](《文学略说》，PP.1046-1047)造词的最高境界，是韩愈所说的“文从字顺各识职”。而妥帖之境的实现，有赖于效法高文典册：“夫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牍，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章太炎论公牍之文云：“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又说：“公牍之文与所谓高文典册者，其积极之雅不同，其消极之雅则一，要在质直而已。”[4](《讲文学》，PP.44-46)也就是说，“雅”，只是达到语辞文体合格的标准，“消极之雅”的通性是质直，精通小学者要学习高文典册中的文法，才有可能在合格、质直的基础上安置妥帖，实现“积极之雅”。
而章太炎的观点既接近“内外并行”，又有些区别。他说：“《齐物》一篇，内以疏观万物，持阅众甫，破名相之封执，等酸咸于一味；外以治国保民，不立中德，论有正负，无异门之衅，人无愚智，尽一曲之用，所谓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者也。远西工宰，亦粗明其一指。彼是之论，异同之党，正反为用，撄宁而相成，云行雨施而天下平。”[1](《菿汉微言》，P.26)意思是，在内勘破物情，打破名相偏执；在外治国保民，和之以是非。所谓“撄宁”，《庄子·大宗师》云：“三日而后能外天下；……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成玄英疏：“撄，扰动也。宁，寂静也。”“撄而后成”，是由乱归静的过程，从外天下到外不死不生，在死生对待破除以前，常处扰乱，破除以后则归于寂静，与大道合一。相比庄子强调破除相对待的关系，章太炎更加强调撄与宁、同与异在圣人之用上，是正反相成为用、不一不异的关系。
试验在常温下进行，根据试验器性能和以往其他涡轮盘的试验经验，取试验的下限转速nT,min为5 000r/min，试验上限转速nT,max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计算。
联系章太炎转俗成真、回真向俗的转向来看，其内外并行，也可以说是在内成真求是，在外向俗致用。他曾指出：“一种子与多种子相摄，此种子与彼种子相倾，相摄非具即此见具，相倾故碍转得无碍，故诸局于俗谛者，观其会通，随亦呈露真谛。”[20](PP.127-128)晚年亦对吴承仕说：
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下譣动物、植物，上至求证真如，皆求是耳。人心好真，制器在理，此则求是致用更互相为矣。生有涯而知无涯，是以不求遍物，立其大者，立其小者，皆可也。此如四民分业，不必兼务，而亦不可相非。[1](《菿汉微言》，PP.43-44)
可见，章太炎在差别中看到了一与多、彼与此的相摄相倾、相见相为，看到了万物会通无碍的可能。尽管两个阶段所形塑的“国文”，有“消极之雅”与“积极之雅”之别，亦有“名理之文”与“事理之文”之异；但既然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的齐物哲学，可用于破除“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1](《菿汉微言》，P.70)的拘泥执着，又何尝不可用于破除消极与积极之执、名理与事理之执，使之会通无碍呢？
上文说到，章太炎的“国文”建构与其真俗转向有关，侧重“名理之文”还是“积极之雅”，与其侧重求是还是致用有关。章太炎反对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容易令大多数学者误会其“学在求是，不以致用”，(8)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章第1节即题为《“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第3章《与清末今古文之争》，张昭军的《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第6章《章太炎儒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等均持是说，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认为章太炎求是之余、不忘致用，也是偏重求是。 事实上，他认为，求是还是致用并非一概而论，而应考虑国势盛衰与当务之急。首先，承平之世当重求是，而处乱世当重致用：“学有求是、致用二途。求是之学，但期精诣确当，不论适用与否。此在承平之世，所当竭力，乱世虽当有其人，而不必望其多也。致用之学，为乱世所当豫储。”[4](《在四川学界之演说》，P.270)其次，乱世之中，亦分轻重缓急，如其转俗成真之初云：“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 [5](《与王鹤鸣书》，P.153)致用只是“不暇计”而已，不等于不计，不过当时求是更为迫切罢了。
正如章太炎所说：“世有质文，事有缓急，古法不可以概今兹，今事亦不可以推古昔。”[12](《与简竹居》，P.347)基于不同的时变和急务，或有不同的主张，有时与古法相合，有时或可相异。譬如，章太炎在转俗成真阶段重订《訄书》，“訄书”为“逑鞠迫言”之意，当时求是是更为迫切之事。故而他将佛学与西方哲学相提并论，认为佛学所言固然虚玄，却未必于世无补，不能实事求是，则“国以削弱”，即便无显著功用，也可“冥冥膏泽人事”[22](《颜学第十一》，P.151)；而回真向俗阶段的章太炎，在比较西洋哲学家康德的求是之学与我国圣贤孔子、王阳明的应用之学时，则认为二者不可得兼，各有短长，而以当时中国时势言之，“应用之学，先于求是”[11](P.359)。
1.2.2 试验田基本情况 试验在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试验基地进行。试验田土质为壤土，pH值为7.3，有机质含量为1.6%。试验地地势平整，肥力中等，施药前15 d即2016年6月15日紫花苜蓿刚刚刈割，施药于2016年6月30日进行，施药时新杂草出苗2～5叶期，有些杂草是同紫花苜蓿一起刈割后老茎发的新芽。
章太炎的“学在求是，不以致用”句后尚有一句“用在亲民，不以干禄”[12](《与钟正楙》，P.301)，可知致用非用于干禄，而是用于亲民。章太炎始终以内求万物真如之是为前提，外致治国保民之用为目的。在乱世之中，求是终究还是为了致用，而基于不同阶段的当务之急，求是、致用又各有侧重。与之相应地，在建构“国文”时也是各有侧重。“理”为求是之所急，“雅”则为致用之所急。“名理之文”与“积极之雅”固然为最高理想，但基于当务之急，章太炎也仍然肯定“事理之文”与“消极之雅”的意义。
结 语
章太炎在转俗成真阶段，以小学、玄言两极建构国学，并因魏晋文擅长典章学说和议论名理，而将其形塑为“国文”典范；到回真向俗阶段，章太炎又特别强调才性与国势的作用，渴望大才与盛世共同造就的“积极之雅”，故此重塑壮美闳硕的汉唐文为“国文”典范。但要注意的是，真俗转向后的重塑并不意味着汉唐文对此前魏晋文的取代，更不能偏执别相、不识总相，因其前期推崇魏晋文、后期未完全否定魏晋文，而将其归入“魏晋派”。章太炎既反对学术文章定于一尊，又未采用“魏晋派”的折中调和之说，而是以“两行”替代一尊，会归齐物，和以天倪，以内求万物真如之是，外致治国保民之用的内圣外王之道，消弭各家各派之纷争、破除不同阶段之封执的同时，承认各自的分殊与意义。在他看来，撄宁相成，才能在不同文明并峙的现代，共构出至为理想的“国学”与“国文”。“两行”之旨，是理解章太炎思想的关键，此旨的提出与应用，为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和文明重建提供了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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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Taiyan ’s True and Secular Tur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Zhang Taiyan ’s View of “Wei -Jin School ”
CHEN Hui
(Boya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Zhang Taiyan’s “national culture” is related to his true and secular turn. In the phase from secular to true,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view of name and reason, he set the beautiful Wei and Jin writings as the model; while in the phase from true to secular, he viewed the magnificent Han and Tang writings as the new model based on personal genius and national fate. Indeed, Zhang Taiyan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thing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two”: on the one hand, to seek the truth of all things within equality is the way of becoming internal saints and external kings, which can be used to govern the country and protect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he acknowledg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elegance and reason, and affirms that they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n different urgent affairs. In his opinion, only through harmonious collaboration rather than stubborn confrontation can we better reconstruct the Chines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ivilization, which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challeng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ut also ensures the subjectivity of our own civiliz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Zhang Taiyan as “Wei-Jin School” not only ignores his departure and transcendence of “Wei-Jin School” after his turn from secular to true, as well as his reflection and remedy of Wei and Jin writings after his return from true to secular, but also fails to accord with his philosophy of equality of things.
Key words: Zhang Taiyan; Chinese classics; name and reason; positive elegance; equality of things; equality between the two
中图分类号： B2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9)06-0070-08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9.06.006
收稿日期： 2019-07-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文统重建到文明再造：明清以来的韩愈古文批评”(18FZW01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慧，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魏唐宋古文研究、近代学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