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与苏联解体
张 鹭1，山小琪2
(1.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长春 130024；2.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安 710122)
摘要 ：苏联文化在发展中逐渐走向高度集中的文化专制，文化体现出单一化、僵化、教条主义，以及由封闭隔离到失控的“多元化”、文化政治化等特点。苏联几任领导人的调整不仅未能从根本上重视及纠正文化发展的方向，反而使苏联文化遭遇更严重的危机，最终在文化危机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合力下导致苏联解体。文化危机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失误导致国家认同危机；二是文化专制导致文化僵化；三是苏联民族文化政策的失误导致民族分离主义；四是美国的文化渗透致使苏联丧失文化主阵地。
关键词: 苏联解体；苏联文化；文化危机；意识形态
苏联解体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苏共垮台，丧失了执政党地位；国家解体，分裂成15个加盟共和国；解体后的国家都放弃了原来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朝着西方价值观念方向发展。为什么偌大一个国家，在冷战时期唯一能够与超级大国美国相抗衡，却在没有外力入侵的环境下而在短时期内解体？为什么国家解体的同时会伴随着社会主义的瓦解？这是国内外关注苏联解体原因的焦点。在对苏联解体原因分析的众说纷纭中，文化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原因。在文化对一个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愈益凸显的时代，文化虽不能作为导致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因素。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从文化角度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有其特殊性和优越性。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其影响力能够渗透到公众的血液和生活当中，通过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达到凝聚国家认同的作用。苏联文化在发展中逐渐走向高度集中的文化专制，苏联几任领导人的调整未能从根本上重视及纠正文化发展的方向，反而使苏联文化遭遇更严重的危机。最终在文化危机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合力下导致苏联解体。苏联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失误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方向的把握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犯了致命错误：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二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三个词可以总结苏联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失误：僵化、混乱和偏离。僵化体现在苏共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教条化，为了统治的需要肆意歪曲，斯大林模式将其发挥至顶峰。混乱体现在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代表的历任苏共领导人共同犯的错误，即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不能正确对待、客观评价，使有破而无立，使民众失去精神信仰，导致思想领域的长期混乱。偏离则是指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非意识形态化”指导下的改革与苏联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比如美国。2015年9月5日举行了第15届国家阅读节，主题是“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书”，国会图书馆邀请175位作家、诗人与读者共襄盛举。除了阅读节，美国还把儿童文学作家苏斯（Dr.Seuss）的生日3月2日定为全美诵读日，每年都有数千万人参与阅读与朗诵的活动。
二是文化专制导致文化僵化。相比较于苏联文化方向上的偏离，苏联文化发展未能把握文化内在规律是苏联文化建设失误的内在重要原因。苏联文化的特点从其发展历程中可以总结为一点，就是文化专制。文化的继承性、开放性和多样性要求处理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对世界文化的借鉴问题，处理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苏联长期未能够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违背了文化发展规律，扼杀了文化多样性，使其失去了活力的源泉，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僵化和停滞。
3.2 便利店。以食品、日用小百货为主，以开架自选为主，现场可以含有对预制食品进行简单加热，如关东煮、茶叶蛋、馒头等，不含食品现制现售行为，满足顾客便利性需求为主要目的零售业态。实际营业面积一般在100m2-200m2。
三是苏联民族文化政策的失误导致民族分离主义。民族文化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得不考察的重要因素。苏联未能建立起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是导致其解体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的“大俄罗斯主义”传统，苏联民族文化的“俄罗斯化”政策，不恰当的“民族融合”，用行政手段处理民族文化，挫伤了民族情感，消解了民族凝聚力，甚而激化了民族矛盾，逐渐形成的民族离心力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四是美国的文化渗透致使苏联丧失文化主阵地。美国文化有其先天的传播优势，并积极投资于对外文化渗透的手段，苏联国内文化发展根基不稳与思想意识混乱，再加上苏联政治经济发展已经千疮百孔，美国文化乘虚而入，从内部瓦解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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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建设的失误导致国家认同危机
意识形态的概念从一开始的运用就与“观念”、“学说”等相联系，其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语词，具有理论性、价值性和导向性特点，又因其鲜明的阶级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具体到文化领域则主要指思想理论、文化产品以及文化传播载体等，包括哲学、文艺、大众媒体等多方面内容。把意识形态归结于一点，是一个方向问题，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前提条件。”[1]苏联意识形态的建设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控制，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混乱，至戈尔巴乔夫时期矫枉过正的激进式改革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遭遇教条化和僵化危机
在列宁过世之后，斯大林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他排除异己，采用残酷手段打压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纯粹的统治工具，其内涵已经为统治者意志随意曲解，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蔚然成风。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布，并作为教材在全国推广教育更是将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推向顶峰。[2]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进行全盘否定。至苏共二十一大以后，又逐步走上了公开地、几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道路，公然宣布斯大林为“暴君”、“人民的奴役者”，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在赫鲁晓夫的引领下，这种批判遍及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作为人们精神信仰的斯大林，在突然之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这一做法造成了国内民众思想领域的极大混乱，他打破了苏联民众一直以来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动摇了对自己国家社会制度的信心。他否定了斯大林的思想意识形态，却未确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形态。并且由于他个人原因及受政治局势影响，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并不彻底，他仅仅把批判指向斯大林个人本身就是最好的明证。他缺乏对斯大林模式的整体认识，他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反对斯大林个人的一部分，因为他最终也走上对自己的崇拜。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停止了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却开始了对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勃列日涅夫几乎放弃了改革，走上反对改革的道路，悄悄恢复斯大林时期的旧体制，自然也包括意识形态模式。整个苏联领导人执政时期，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把握形成科学统一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的把握，在觉得错误之后再返回到过去的做法，这种荒谬的做法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由斯大林时期的僵化，到赫鲁晓夫时期的否定性批判，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回到老路上去”，苏联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混沌，却未找到正确的方向，只停留在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统治者的“个人主义”。
(二)苏共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领导人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发动民众的积极性，采取对言论的完全放开政策。鼓励民众以各种形式发表意见，甚至对于一直以来各届领导人都审慎对待的报刊，也“开禁”了，允许出现多元的社会主义论断。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非意识形态化”，在对待国际关系问题上有明显体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美苏争霸，面对美国采取的强势进攻态势，他采取全面收缩，放弃争夺军事优势，一方面是出于国家实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不乏其意识形态领域思想的影响。他指出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世界，虽有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不同，但是不应该因此而导致国家间的敌视。应当从全球、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打破隔离，用“新思维”指导国际关系。“新思维”指导下的“非意识形态化”，使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人权”、“人道主义”的幌子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弱化和文化阵地的争夺。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广播、电影，宣传西方生活方式的文化产品不断流入，使处于意识形态混乱的人们很快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多元”价值。
苏联民族问题根源于沙俄时期，历史上的俄国由于不断向外扩张，吞并了周边大大小小许多民族，由此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对这些民族残酷的压迫统治，培育了苏联对待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极力宣扬俄罗斯民族的优秀和伟大，神化俄罗斯民族，着力推崇俄罗斯民族的核心作用，俄罗斯民族被奉为“救世主”，肩负着“拯救”各民族的重任。在“大俄罗斯主义”的指导下，俄罗斯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对其他各民族实行压迫，他们认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其优秀的文化也应当加以普及。文化上的“大俄罗斯主义”，禁止一切非俄罗斯语言，禁止一切非俄罗斯民族的报刊、书籍等出版，强迫非俄罗斯民族放弃本民族的文化。“大俄罗斯主义”在党内表现为大党主义，苏共党内对非俄罗斯人士的“清洗”与排挤，破坏了党内民主。
“公开性”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放松管控，在“民主化”的指导下，经济改革转向市场化和经济私有化，苏联体制内的大部分党国精英，也转向了资本主义，出现了“亲资本主义联盟”。该联盟以引入资本主义为核心，支持并推动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建立资本主义体制。这一系列的行为正迎合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他们不再盲目迷信斯大林，但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再相信“生活条件日益下降的社会主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将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背叛的历史”。他说：“1991—1993年的反革命不仅背叛了改革的思想，而且也背叛了十月革命的理想。”[3]
(三)意识形态高压下的知识分子转向
在此要对“文化”进行一个简单的交代。“俄罗斯文化”主要是限定在十月革命之前，“苏联文化”限定在苏联执政时期，苏联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具有传承关系。
“60年代人”是对苏联历史时代下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称呼，他们于20世纪20、30年代出生，到60年代成长起来，刚好亲身经历了苏联的历史变革。感受过30年代的“大清洗”，50年代的“非斯大林化”，60、70年代改革的停滞，他们对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弊端深有体会。
“夜间人”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分子状态的又一形象表述。经历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进攻”和严格控制，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清洗”，知识分子内心一方面是对苏共当局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渴望改变却又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的矛盾。他们尽管对现实政治不满，但又不敢正面反抗，只能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要注意言行尽量与上层意志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他们要满足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他们需要宣泄、需要交流。“夜间”是一个形象的词语，用以描绘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不敢公开发表意见，只能转为在私人场合的秘密讨论与交流。他们日常只能在表面上装作对政治漠不关心，避而不谈或不公开观点意见，但在这种漠不关心的背后其实是对现实的失望。
后来由他们中分化出来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应该说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属正常。但在这个时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够影响政治的态势。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还只能算作是思潮的话，20世纪70年代已逐渐发展成为运动。他们的活动逐渐由个人到有组织，队伍不断壮大。他们的活动由秘密到公开，活动方式由发表意见逐步到公开抗议，活动内容由文学领域拓展到政治、民族等多领域，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往往是最先看清社会现实，最先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的。索尔仁尼琴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斯大林时期的恐怖镇压，但领导者对其意见不予理会；萨哈罗夫向赫鲁晓夫提出不同政见，反而招致人身迫害；麦德维杰夫看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提出种种完善社会主义的方案，但领导者闭目塞听，方案无一被采纳。最终使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
递阶层次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目标层只包含一个要素，一般是分析问题的预定目标或期望实现的结果；准则层包括了实现目标所涉及的中间环节，由若干层次组成，包括所需考虑的准则、子准则等；方案层表示为实现目标可供选择的方案、措施［5］。
碉堡里的马灯亮着豆大的火苗，艾草嗞嗞冒着青烟。孔志新没有跟民工队后撤，坚持要和孔老一一起回家。现在，孔志新和几个机枪手四叉八仰地睡得和死人一样。
苏维埃领导层中，一直都存在着广泛的特权阶层，他们有比下层民众优越得多的条件接受高级教育，也比下层民众更容易进入领导层。如此下去，领导层逐渐成为特权阶层的领导阶层，下层知识分子无法进入，造成上下层的长期隔离。特权阶层过着奢侈的生活，追崇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西方的制度，没有革除苏联发展弊端的意愿，他们并不在乎事实上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改革或是不改革。而下层的知识分子，空有一腔热忱，面对社会现实，无处施展抱负，这成了苏联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
二、文化专制导致文化僵化
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重要方式，是民族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苏联民族语言文化实行“俄语化”政策。早在沙皇政府统治时期，就实行语言同化政策。要求各少数民族在机构事务中必须使用俄语，通过控制民族语言出版物的发行，加大俄语出版物的发行量，学校教育中从幼儿园教育起强制推行俄语，逼迫苏联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非俄罗斯各民族的教育事业，报刊、书籍、电影、广播等都被禁止，甚至连欢庆民族节日和记载、回忆民族历史的行为也都不被允许。为了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苏联违反人口迁移的历史和地缘等原则，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强制性的人口迁移，还逼迫少数民族进行异族通婚，破坏他们的民族风俗等。这一系列不恰当的民族文化政策使民族人口被迫离乡，伤害了民族情感，给少数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引起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强烈反抗。这种不满与整个民族问题一起使民族矛盾尖锐化。
(一)苏联文学艺术的停滞
文学艺术作为苏联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苏联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就对民众的精神鼓舞起到极大作用，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但苏联时期的文学艺术从整体历史上来看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优秀的俄国文学传统，经历了普希金时期的“黄金时代”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大繁荣。然而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艺术领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文学艺术领域强调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发展与资产阶级相对的文化。这个时期甚至出现了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发展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对文化有了各种各样的限定，对文艺有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标准。即便如此，列宁时期对待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还是较为缓和的，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决策》对文学艺术领域给予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他主张对资产阶级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借鉴，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利用资产阶级文化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但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确立，这种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也被无情打破。斯大林在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方针指导下，对文化领域实行了严格控制。他下令解散各种社会团体和不同文化派别，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唯一创作方法，限制了文艺创作的风格和方法。以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指令，对不符合其思想的文学作品实行封禁、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的行为，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创作积极性。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抛弃优秀文化传统，使文艺创作成为无源之水。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开禁”，使得文艺创作的氛围有所松动，但是一方面由于政治和个人因素等复杂原因，使得持续时间较短，另一方面，掺杂了太大的盲目性和主观意志性，使得这种宽松的文化氛围呈现出无序化状态，因此并不是科学合理意义上的“文化自由”。在苏联历史发展时期，虽然也创作了一些文艺作品，但从整个俄罗斯历史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处于停滞甚至倒退时期。
(二)苏联哲学政治化
苏联文化僵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哲学政治化”。哲学政治化的现象在苏联由来已久，是导致苏联文化僵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哲学认识不清。从狭义上将哲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从整个苏联历史来看，哲学确实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使得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哲学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就是政治，或者政治高于哲学。“哲学政治化”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对哲学的“党性”和“政治性”认识不清。哲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必然带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是哲学首先是文化。斯大林无视文化不同于其他政治军事事业的特点，用政治上的整齐划一来指导文化。表面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整肃，然而这个时期的学术问题都被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大搞“学术批判”，不允许不同风格的文艺创作，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只允许宣传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取得的成就等正面形象，不允许讨论现实问题等，文化成为政治的附属品。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突出的特点是“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4]。一切文艺活动必须遵从党的路线，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文艺作品都将受到公开批判。在这种偏激的思想引领下，文学艺术往往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哲学的正常讨论也不被允许，一言不慎就易招致政治批判。编辑部被改组、杂志被勒令停刊，学术流派的解散和学术争鸣的压制等用政治手段粗暴干预文化的做法，使得学术批判转为政治斗争。自由的学术讨论氛围凝固，对与错、好与坏全凭领导者的个人好恶来决定，动辄便对被批判者进行政治处分或压迫。这个时期的文学著作、戏剧创作、音乐和绘画等方面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缺乏创造力，失去了活力。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亲身经历了苏联文艺从繁荣到逐步停滞和僵化，他在《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通过文学作品的发展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境遇的描述及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论述了政治对文化的影响，通过文学作品发展的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境遇，真切地再现了苏联时期的文化特点：模式化、单一化。苏联政府对文学的检查制度越来越严厉，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解冻”时期，这种状况虽有一些变化，但却只是表面上的变化。这个时期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悲惨，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动辄被扣上“政治”的帽子，学术难以正常发展。“政治命令”营造下的是恐怖、紧张的学术氛围，这种政府过度干预文化问题，使苏联文化陷入畸形的发展之中。
(三)苏联文化的封闭隔离
经历了对沙皇的反对，不断与反对派做斗争，不断拥护国家改革，到亲眼看见了改革的失败、社会的混乱与贫穷，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高压政策下，知识分子只能以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存在于这个畸形发展的社会。
俄罗斯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与欧洲文化的兼容关系。自18世纪的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文化便开始了向西欧文化的转向，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一直与西方文化保持紧密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列宁采取的对西方文化的政策，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也并未中断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但大约从1928年起，与西方的这种联系开始中断，文化的封闭性日益增加。
普京于2000年接掌俄总统之位，彼时的俄罗斯多党制在政党制度的发展水平上尚且处于初级阶段。在当时的俄罗斯政党政治大环境下，政党最鲜明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但良莠掺杂。
苏联之所以会走向封闭，一方面因为苏联是作为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姿态出现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这使它对西方缺乏安全感，本能地使它选择自我封闭。而俄国的封建农奴制传统使其完全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使其只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但俄罗斯传统上是“既向内又向外”的国度，俄罗斯帝国有向外扩张领土及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欲望，因此，苏联文化对外交往体现出的封闭性，是一种单向的封闭，使苏联文化在对外方式上显现出“只可出不可进”的矛盾心理，即进行文化输出，但却严控文化的输入。
对外来文化的封闭隔离除受封建传统的影响以及对西方的“不安全感”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化”。苏联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纯粹的，应该对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进行否定。他们认为西方文化都是腐朽的，甚至对西方科学也不加分析地进行否定，把控制论、系统论等视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对西方文化贬低的同时，苏联对自身文化又体现出盲目自信的态度。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具有最先进文化的国家”，“苏维埃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5]这种对本国文化盲目乐观的心态,使得人们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视而不见，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这种封闭的文化模式，使苏联不能认清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在日益开放的世界中，信息科技冲破疆界领域的不断发展要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要求，召唤着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市场的形成。而苏联政府未能将战略眼光放长远，既自负又自卑的文化心态，使其不能正确看待苏联国家与世界的关系，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使苏联隔绝于世界文化市场之外，错过与世界文化交流学习的机会。以为是保存了本国文化，其实则使得本国文化发展落后于世界形势。
社区居民的就业以及生活环境直接受到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尤其在旅游发展较好的地区，环境破坏往往成为高能耗高排放粗犷型发展模式的最大弊端。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饭店作为旅游住宿环节，直接影响到旅游地气候的变化。因此作为社区居民，一方面希望通过当地旅游发展，能够在诸如饭店等旅游企业得到就业机会，然而另一方面，只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才能支撑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社区居民在发展低碳旅游的过程中应该担负起监督的社会责任。
三、苏联民族文化政策的失误导致民族分离主义
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解体,民族问题是其必不可少的考察因素，苏联解体是在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中发生的。在苏联国家认同建构中，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面临很大挑战。[6]苏联领导人在各个时期都注意到了民族问题，但未能采取一贯科学的民族文化政策，未能建立起各个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处理不当的民族关系，又演化为民族分离主义。
对各种在制品解吸湿过程数据进行拟合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对烟草在制品解吸湿过程平衡含水率建立二次多项式拟合模型，相对湿度和平衡含水率相关性表现为极显著。对于每种烟草在制品，在40%～80%的相对范围之内，可求出任意与之对应的平衡含水率。反之，设定每种烟草在制品需要的平衡含水率，可确定与之对应的环境相对湿度。
(一)“大俄罗斯主义”传统
柑橘缺硼症状：缺硼初期新梢叶出现水浸状斑点，叶片变形，叶脉发黄增粗，叶片向后弯曲，叶背有黄色水渍状斑点，老叶失去光泽，严重的主、侧脉木栓化破裂，叶片容易脱落。幼果在缺硼初期出现乳白色微凸小斑，严重时出现下陷的黑斑，落果现象严重。残留的果实小，坚硬，果面有赤褐色疤斑，果皮厚畸形，果汁少，种子败育，果肉干瘪而无味。叶片黄化枯梢，开始时顶端叶片黄化，秃枝枯梢，老叶变厚变脆，叶脉变粗木栓化，表皮爆裂，树势衰弱，坐果稀少，果实内汁囊萎缩发育不良，渣多汁少，果心棕褐色胶斑，严重时果肉消失，果皮增厚、皱缩，形小坚硬如石。
在列宁提出民族平等政策，呈现短暂的民族繁荣之后，斯大林时期实行了实质上的“民族融合”政策。民族融合以“俄罗斯化”为目的，斯大林在《1936年宪法》中确立了民族管理体制，主张建立民族自治实体，但事实上他又将民族自治实体置于中央权力管控之下，并且把民族联盟的核心归于俄罗斯，要其他民族“俄罗斯化”。在语言文化方面，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于1938年3月联合发布决议，要求各少数民族一律学习俄语。《真理报》极力夸大俄语的地位和作用，称俄语是“列宁的语言”、“革命语言”、“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语言”。斯大林的民族联盟实际上是要各民族向俄罗斯民族融合靠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因对少数民族的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少数民族实行驱逐、流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各民族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强迫非俄罗斯民族放弃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信仰，接受俄罗斯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始，戈尔巴乔夫对民族文化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能失去的宝贵财富”[7]。他还强调不能损害民族语言，支持学习本民族语言和俄语两种语言。但是这个时期存在对民族问题认识上最大的失误，戈尔巴乔夫盲目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他认为苏联在民族方面存在一些矛盾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实行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使长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浮出水面，直至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
(二)“俄罗斯化”政策
导致苏联民族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是苏联不恰当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导致严重民族文化问题的主要方式包括民族语言的“俄罗斯化”、人口迁移的政策指令化、异族通婚和破坏民族风俗等方面。
专制与民主是相对的，文化上的专制主要受政治上高度集权的影响。回顾苏联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未能处理好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文化必然是统治阶级主导的文化，因此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文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苏联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未能把握文化发展规律，而采用文化政治化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专制”特点十分明显，由此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僵化和停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苏联文学艺术的停滞、苏联哲学政治化和苏联文化对外的封闭隔离等。
(三)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非俄罗斯民族文化水平低下，民族自我意识还不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民族自我意识也得到相应的提高，有了自己的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苏联历代领导人都对民族问题有不同程度的重视，但并未采取一贯始终的科学合理的民族文化政策。
十月革命后，列宁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推行了一些促进民族平等的政策，“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抵制和清除。但是几百年的文化传统已经在俄罗斯民族身上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不可能轻易清除。而且继列宁之后的领导人，随即就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未能将列宁的民族文化政策贯彻。虽然他们也强调反对民族主义，但事实上却维护“大俄罗斯主义”。这成为日后苏联国家解体和苏共亡党的重要因素。
民族知识分子通常对苏联政府的民族文化政策的变化与认识是最为敏感的，由此而引发的民族情绪也更为强烈。由于苏联政府制定、执行了不恰当的民族政策，伤害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激发了民族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觉醒，反对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甚至上升为民族分离主义。后来有些民族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支持民族脱离联盟的推动者，这对导致苏联的解体起了重要作用。
四、美国的文化渗透致使苏联丧失文化主阵地
苏联解体的纷繁复杂的原因归根结底可以分为国内国外两方面原因。外部原因，即美国的文化渗透对苏联解体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内部苏联文化发展的积弊，使得苏联在面对美国文化渗透时毫无抵御能力。
(一)美国文化的“先天优势”
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内在原因是美国文化的“先天优势”。美国文化具有“独立”、“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传统，天生具有很强的传播性，而美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就是向全球推行它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
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独立自由的文化根基，没有封建专制的传统，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启蒙精神的自由主义传统，其文化从建立之日起就是开放的。美国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消费文化。因为文化艺术的创作只有吸引消费者，迎合市场，文化产业才能求得生存，因此美国文化又以在民众间的“流行”为特点，使其很容易为民众接受，并能迅速占领文化市场。但“流行文化”中不免掺杂着庸俗文化，与其“个人主义”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被称作宗教文化，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比起大多数文化来，宗教文化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因为这种文化的一切因素都被指向某种共同的目标：强调神秘性，制造敬畏感，激励人奋发向上，劝勉人超越凡俗。”[8]宗教文化比起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都更能侵入人的心灵。综上这些特点使美国文化在文化传播中具有天生的优势。
(二)不遗余力的文化渗透
“文化渗透”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手段，具有长期性、隐蔽性等特点，主要以电影、电视、广播、新闻、文学作品等传播西方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和生活观，不分地域和时差，无时无刻，无孔不入，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它以温和的手段，不以任何强制或武力，不诉诸任何法律条文，而实现腐蚀人心的目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人，它主要注重于传播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和消遣娱乐的生活方式。
2001年曝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1) 2000年6月刊登于联合早报网，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刊载，《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刊载。 对美国文化渗透的行径进行了披露。指出美国利用友好互访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散播，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煽动民族情绪，激化民族矛盾，散布谣言，丑化政府及领导形象等。美国正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对苏联进行文化渗透。从《十条诫令》第一条、第三条可以看出，美国将和平演变作为长期的战略手段，将受众人群定位在广大青年，并用“物质引诱”的手段，使青年群体形成错误的人生观，追求物质利益，淡化美德与价值；从《十条诫令》第六条可以看出，美国仍然使用“民主”、“人权”的虚伪价值观，营造一种自由的文化氛围，以此诱惑民众对西方文化产生向往，而“民主”和“人权”正是美国跨越国界、输出价值观的幌子；《十条诫令》第四条和第五条则表明美国“制造事端”的能力与手段，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把偶然事件的发生赋予必然性，意在把事态扩大化。美国政府还不惜巨大投资，为新闻媒介的建立提供巨额经费，支持“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BBC电台”等电台，通过数十种语言文字昼夜不停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美国相信文化是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对与其文明价值相异的民族文化，长期致力于充当文化的“世界领袖”，而苏联则是其文化渗透成功的案例。[9]
主要分布在开发区大季家镇-古现镇-福山区臧家镇一带、芝罘区黄务-世回尧一带及牟平区大窑镇以西，该区面积235.8km2，综合指数值在0.0030～0.0074之间，主要水化学类型为Cl·HCO3-Ca·Na,HCO3-Ca·Na。多为丘陵地区的基岩裂隙水和低洼地带的喷出岩、碎屑岩类裂隙水。该区地下水中的各个评价指标均符合Ⅲ类水指标，个别指标可达Ⅰ类水标准，该区人口密集，工业厂房较分散，需加强对本区地下水的保护。
(三)文化较量下的失利
在这场文化阵地争夺战中，苏联文化经历了由“自给自足”逐渐“向西方屈服”的过程。面对越来越多的电台向苏联传送的无线广播，苏联虽然意识到其潜在的危险，试图采取干扰的策略，试图通过提高广播节目的质量来吸引听众，但最终无力与美国文化较量。克里斯汀·罗斯·艾在《莫斯科的黄金时代》一书中，把研究视角投射到大众传媒方面，他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指出苏联文化有自己的“黄金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大力发展现代媒体业，建立了当时可称得上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文化设施之一的国家。广播、电视等在苏联人民日常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但是他们所收听的广播、观看的电视节目都是传统的“苏联式节目”。战利品电影的引入受到民众的喜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苏联人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逐渐由集体主义转向个人英雄主义，由对苏联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到面对竞争的不安全感，由抵制西方媒体传播到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增强。[10]与苏联文化的高压相比，美国文化传播的价值观和宣扬的理念，对于苏联的知识分子犹如一泓清泉，恰恰迎合了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他们欣然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念。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同时为自由主义文化思潮打开了一扇门。“社会主义体制和苏维埃国家的崩溃不是始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是始于赫鲁晓夫的所谓‘解冻’和‘伟大的十年’。”[11]“解冻”为美国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条件。以美国电影为例，陆续被引进的美国电影，以其易被观众接受和理解的形式而受到欢迎，美国电影塑造的个人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的人物形象，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美国电影不惮于直击人心的现实场景塑造，反而因其真实性俘获观众对其的认可。在美国电影文化与苏联国内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口号的综合作用之下，电影审查由原先的逐级审查剧本改为制片厂单方通过，为电影文化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创作氛围，过去带有反苏、反社会主义内容的作品被解禁，逐步占领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五、反思与启示
苏联解体在文化建设上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而看似瞬间崩溃的大国，实则积重难返。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也曾创造辉煌历史，也曾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在苏联解体的最后，却表现出了令世人不解的无动于衷。在战争年代，一致对敌会使全国民众的力量凝结起来，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呢？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应当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种。显然，苏联共产党并没有使用好这两把武器，既没有给民众带来生活上的改善，也没有在思想文化上使他们凝聚起来，这样就必然使它彻彻底底地失去人民。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是惨重的，如何避免苏联的文化危机与解体的结局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命题，深刻表明了文化兴衰与国家的繁荣兴盛、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从苏联解体的文化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诟病，然而事实上，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起，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成为西方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未曾放弃过的手段。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中保持自我特色，就需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社会主义国家要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至少一百多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苏联的解体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僵化、偏离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做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也只有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在实际工作中警惕和防止“左”的或者“右”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指导，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坚持科学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从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意识形态建设的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纠偏并且总结经验教训，正是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中，才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要处理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由其意识形态性决定的。文化在特定时期，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通常是完全服务于政治的。文化虽与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文化各项事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文艺具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科学又有不同于教育的规律，而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也各有其本身的特性。当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按照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文化本身的特点，针对文化各部门不同的建设规律，实现党对文化事业的科学领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文化完全服务于政治”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并且提出文化的“二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指明了文化的方向和对象。好的文化应该是来源于人民的，好的文化应该是为人民的，好的文化方针应该是受民众拥护的，好的文化作品应该是人民所创作的，文化作品的好坏应由人民群众评价。文化艺术领域的是非对错，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问题，其标准需要在众多主体的参与讨论下得以达成，不是简单的一声“政治命令”就得出结论。把文化单纯地当作政治宣传的手段、政治斗争的工具，用政治手段对待文化，只会抑制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导致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畸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的文章中用两个“不能”诠释了文化领域的“守正创新”，一是“不能没有”，二是“不能混乱”。文化艺术的创作既要致力于服务人民、奉献精品，同时也要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当起凝聚民心、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使命和任务。[12]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对于新媒体的概念，至今未有明确定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就是一种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通过信息的传递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它是一种媒介，当然，它采用的是当代最新的科技手段。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认为，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它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第三，要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的安定团结，而民族问题首要的就是民族文化问题，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之间相区别的最鲜明特征。民族文化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源于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包括语言、文字、服饰、饮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差异的民族文化背后是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民族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常常与宗教问题纠缠。民族的独立意识与国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张力与冲突的，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只有在民族的多样发展与统一国家的建设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因此，民族问题绝对不是靠武力压制和政治上的整齐划一所能解决的。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团结，就要顺应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将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统一起来。中国历来有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的政治活动中，就提出“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以及尊重和保护各族人民的自由权利。尊重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并将这些原则以法律法规或者纪律固定下来。既给少数民族以自治的权力，也提供给少数民族以经济和教育帮扶，帮助其发展以及进行改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反对侵略、反对独裁的斗争中，激发了各民族共同的爱国情怀，汉族与少数民族感情也逐步加深。西藏的和平解放，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成立，以及赋予少数民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少数民族历史特点和地区实际出发，顺应民族发展规律，坚持群众路线，扩大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加强民族间文化交流，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繁荣。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也经历了曲折，但是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新时期更要加强和巩固这种新型民族关系。
第四，要坚定文化自信，防止文化渗透。从大国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文化渗透的痕迹。在全球文化交流频繁和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渗透的手段具有更加多样化、更加隐蔽化和更强渗透性的特点。如何增强抵御文化风险的能力，提高对文化渗透手段的辨识能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的政党、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与积极践行。一个失去文化自信的民族就失去了民族的灵魂，只有一个自信的民族才能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交流中保持独立自主，才会懂得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世界文化交流中首要的是保持民族特色，同时应对外来文化的优点进行吸收、借鉴和转化。对外来文化中裹挟的意识形态色彩应当提高鉴别力，如何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培育本国公民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坚定自己的立场，才能对其他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做出判断，并对错误的价值观加以抵制。要加强党对文化阵地和文化传媒的领导，在全媒体时代，文化传播在时间上大大压缩，在空间上更加广泛，在形式上更加多样，文化传播面临着新的挑战。要加强党报党刊建设，抢占舆论阵地，加强正面宣传和引导。要创新文化传播形式，融合媒体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主流媒体，发挥其导向和引领作用，切实维护好文化阵地，牢牢掌握话语权，严防文化渗透。
六、结 语
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各家执言，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更加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枪炮可以摧毁人的家园，但是却无法毁灭一个民族。苏联在没有遭遇外敌武力入侵的情况下解体，并且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非从文化角度不能说明其原因。苏联遭遇的文化危机不仅仅是高度集权的文化模式，高度集权也许会使其最终崩溃，但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因此文化原因也需从多方面进行考察。苏联的失败，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失败的案例，但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在文化建设上的失败，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作用。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这是文化建设始终要解决的两对关系问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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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751.2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9- 05- 05
作者简介： 张 鹭(1992-)，女，博士研究生；E -mail： 809404112@qq.com
文章编号： 1671-7031(2019)05-0090-10
标签：苏联解体论文; 苏联文化论文; 文化危机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