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几种论文,动词论文,方言论文,语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零 引言
很多语言学家（特别是功能－认知语言学家）相信，空间概念（静态的空间位置和动态的位移过程）是人类语言中相对基本的概念，语言中很多抽象的语法概念或语法标记往往衍生于空间概念（如Anderson 1971，1973；Lyons 1977；Heine et al.1991；Heine 1997；Svorou 1993）。汉语的趋向动词表达空间位移过程或位移方向，属于空间概念。跟其他语言一样，汉语的趋向动词也是某些抽象的语法成分或语法概念的演化之源，譬如以往汉语历史语法和方言语法的研究证明，汉语趋向动词存在一种反复出现的语法化模式，即“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动相补语＞体标记”。（太田辰夫1957；刘坚等1992；刘丹青1996；吴福祥1996；蒋冀骋、吴福祥1997；梁银峰2007）
本文从共时角度讨论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不过，鉴于以往汉语语法学界在“趋向动词＞体标记”演化模式方面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本文讨论的趋向动词语法化模式将不涉及上述演化模式。
壹 从趋向动词到比较标记
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多数方言里，差比式(Comparative construction)采用“K+比+Y+A”（“张三比李四胖”）格式，其中的比较标记是介词“比”。不过，有些方言的差比式及其比较标记还有另外的选择，比如粤语的“X+A+过+Y”、闽语福州方言的“X+A+去+Y”以及山东境内方言的“X+A+起+Y”。这些方言的差比式不仅在语序上异于普通话，其比较标记的词汇形式和语源也与普通话不同。下面将证明，差比式“X+A+过+Y”、“X+A+去+Y”和“X+A+起+Y”中比较标记“过”、“去”、“起”最终源自趋向动词。
1.1 粤语及其他方言的比较标记“过” 在几乎所有的粤方言里，差比式的主要形式是“X+A+过+Y”：
根据截至目前的报道，用“过”做比较标记限于粤语及广东、广西、海南和香港境内的平话、闽、客、西南官话等方言。有证据显示，这些方言的差比式“X+A+过+Y”极有可能是粤语影响的产物①。
很多学者指出，粤语“x+A+过+Y”中比较标记“过”是补语性成分，其句法功能、语法行为和语义作用跟普通话比较标记“比”颇有不同。（参看张洪年1972:110；李新魁等1995:570；Ansaldo 1999，2004；Ansaldo and Matthews 2000；刘丹青2004；张双庆、郭必之2005；覃凤余、吴福祥2009）比如张洪年(1972:110)很早就断言，香港粤语的比较标记“过”属于“状态补语”(phase complement)。李新魁等(1995:570)也明确指出，广州话比较句中“过”是个意义虚化了的趋向动词，表示程度上“超过”。在比较句中“过”和前面的形容词发生语法关系而不直接与后面的名词性词语发生语法关系，“后生过我”的语法构造类似“动—趋—宾”。覃凤余、吴福祥(2009)在前人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差比式“X+A+过+Y”中“过”的语法行为（核心标注成分）、语义作用（表明在某一属性等级上“超出”）和句法功能（述谓成分的补语）。
既然“X+A+过+Y”中“过”在句法功能上是补语性成分，其演化之源当与趋向动词“过”有关。事实上，Ansaldo(1999:124)从共时角度构拟了粤语“过”从趋向动词到比较标记的演变阶段和语法化过程：
③粤语比较标记“过”的语法化阶段(Ansaldo 1999:124)
A.“过”1；主要动词用法且后附体标记“咗”：
a.Ngo zoeng seonjungkat gwo-zo ngaak（我张信用咭过咗额我的信用卡超了额度）
I CL credit card pass-Asp quota
‘I have exceeded the limit of my credit card.’
B.“过”2；连动式SVC的第二成分：
b.Mukjoengjan haang gwo di saanleng（牧羊人行过啲山岭牧羊人走过山岭）
shepherdgopass P1 mountain
‘The shepherd crossed the mountain range.’
C.“过”3；述补结构RVC中的比较标记：
c.Keoi paau dak faai gwo ngo（佢跑得快过我他比我跑得快）
s/he run Adv fast CM I
‘He runs faster than me.’
即“过”的功能发生了下列语义演变：
V‘to(sur)pass’→V2‘pass’→VR/CM‘over’(Ansaldo 1999:124)
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述，粤语及其他汉语方言的比较标记“过”源于下列语法化过程：
“经过、超过”义主要动词＞连动式中的V2＞趋向补语＞比较标记
1.2 福州方言的“去” 福州方言的差比式可采用“X+A+去+Y”形式，其中的“去”用做比较标记：
（《福州土白新约全书》〈路加12-23〉）（陈泽平2009:87）
跟粤语比较标记“过”一样，福州话“X+A+去+Y”中“去”也具有补语（动相补语）性质。证据之一是，福州话在表达“不及”、“胜过”等比较概念时，可采用动词谓语句“X+（故）+赢／输+去+Y”格式，其中“不及”、“胜过”的意义是由述语动词“赢／输”而非形容词来表达的：
很显然，“赢／输+去+Y”是一个“述－补－宾”(VCO)结构，其中“赢／输+去”是述补结构(VC)，而“赢／输+Y”则为一般的述宾结构。
用述语动词来表达“不及”也见于闽南话：
综上所述，“X+A+去+Y”中的“去”用法同于粤语的“过”，虽然在比较句中用作比较标记，但句法上应是动相补语。
除了比较标记，“去”在福州话里还有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语和完成体标记等不同用法（陈泽平1998），据此可将福州话比较标记的语法化过程构拟为：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语／比较标记。
1.3 山东方言的“起” 山东方言特别是山东东部和中部方言，广泛使用“X+A+起+Y”型差比式（罗福腾1992；钱曾怡2001）。例如（钱曾怡2001:291-294）：
⑨牟平：闺娘子就是会说话儿起小子。 莱芜：酒令大起君令。
龙口：这里干净起乜里。 惠民：是灰热起土，是亲三分向。
淄川：这件子衣裳肥起那件子。
沂南：腊月的花子乞丐快起驴。
莱州：这个屋子暖和起那个屋子。 济南：他不年轻起我。
即墨：它高起你。
平度：这题儿不难起那题儿。
泰安：惊蛰听见雷，小米贵起金。 荣城：他不矮起我。
这种差比式在明清时期带有山东方言背景的文献里已可见到：
⑩我年纪大起你……（醒世姻缘传，92回）（钱曾怡2001:406）
虽不如中一双，还强起没一个。（聊斋俚曲，磨难曲）（钱曾怡2001:427）
同前述比较标记“过”、“去”一样，这种“X+A+起+Y”差比式中“起”也是一种动相补语，因为在类似“高起你”之类的形式里，“高起”像汉语中很多“V起”一样可以形成一个句法结构，而“起你”不能构成一个句法结构。因此“起”也应是加在形容词上的核心标注成分（刘丹青2004）。因为“起”在山东方言里可以用作趋向动词和趋向补语，有理由假设，“X+A+起+Y”中比较标记“起”来自趋向补语（刘丹青2004；戚晓杰2006）。据此，我们将山东方言比较标记“起”的语法化模式概括为：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语／比较标记。
贰 从趋向动词到傀儡补语或能性助词
我们观察到的趋向动词另一种语法化模式是“趋向动词＞傀儡补语或能性标记”。“傀儡能性补语”(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s)，是赵元任先生(Chao 1968:452-457)使用的术语，赵先生说：“有两个常用的补语‘了’(liǎo)和‘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作用在于使可能式成为可能，是一种傀儡补语。”比如“这事太难，我做不了（做不来）”。这里所说的“能性助词”(potential particle)是指直接放在动词V或述补式VC(O)之后表达“能性”意义的助词（参看柯理思1995:268）。汉语方言里，最常见的能性助词是广泛见于河南、山东、河北及山西一带晋语及官话的“了”（“唠”“喽”“溜”“蹓”“佬”“咾”），例如（柯理思1995）：
尽管傀儡能性补语和能性助词在概念意义上非常接近（均表能性），但二者的语法性质有所不同：傀儡能性补语是一种补语性成分，因而只能用于“V得C/V不C”中补语C的位置；能性助词属于小品词，因此它既可用于V之后，也可用于VC之后。下面会看到，汉语方言里有些傀儡能性补语和能性助词最终的语源成分是趋向动词。
2.1 吴语及其他方言的“来” 诚如柯理思(2001:9)所指出的，赵元任先生(Chao 1968:452-57)将“来”和“了”一并作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能性傀儡补语的代表，很可能是受其母语（吴语）的影响。其实“来”作为傀儡补语虽在吴语中普遍使用，但其他方言少见，普通话则基本不用。因此我们有理由将表能性的“V得来／V不来”视为方言语法现象。下面是部分吴语中傀儡补语的用例。
(12)上海话：阿拉戏末，唱勿来个，就唱一只歌
。（钱乃荣2003:264）
苏州话：流行歌曲我唱勿来，评弹到唱得来格。（李小凡，私人交流）
宁波话：鞋忒小，穿弗来。（朱彰年等1991:225）
温州话：足球我踢来个｜该隻歌我还唱不来（游汝杰、杨乾明1998:159）
丹阳话：你跟他谈则来谈弗来？｜格种菜我喫弗来｜做弗来｜写弗来（蔡国璐1998）
杭州话：我是语文老师，数学课教不来的。（鲍士杰1998）
除了吴语，少数官话方言及南方方言的“来”也有傀儡能性补语功能：
(13)扬州话：缺德的事我们做不来。（王世华、黄继林1998:98）
合肥话：这事搞得来，那事搞不来｜这东西我吃得来，那东西我吃不来。②
安庆话：这首歌我唱不来，那首我唱得来。
乌鲁木齐汉语方言：电脑我用不来｜京剧我唱不来，他唱来呢？（徐春兰2005:147）
“来”在方言里用作傀儡能性补语时主要表达施事的某种能力；但也有少数吴方言的“来”可以表达“道义”或“意愿”等情态意义。例如：
(14)宁波话：饭生咯，喫弗来。（朱彰年等1991:225）
杭州话：格本戏只好大人看看，小伢儿看不来的｜砒霜有毒是喫不来的。（鲍士杰1998）
在上述具有傀儡补语“来”的方言里，“来”均可在“V+来+(O)”格式里充当趋向补语（如(15)）。
安庆方言：把那本书给我拿来。
据此，我们推测傀儡补语“来”的语法化模式应为：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傀儡补语
2.2 西北方言的“下” 在西北的部分汉语方言里，“下”可以用作傀儡可能补语。例如：
而在甘肃临夏方言里“下”进一步用作能性助词：
这些方言里傀儡补语“下”以及能性助词“下”如何演变而来？考察发现，在几乎所有用“下”作傀儡补语的方言里，“下”均可用作动相补语：例如：
据此可以肯定，这些方言“下”的傀儡能性补语用法当来自动相补语，而后者应源自“下”的趋向补语用法。可见傀儡能性补语“下”的语法化模式当为：
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傀儡补语
在乌鲁木齐方言里，“下”的共时多功能模式正好例释了该模式的语法化路径：
(21)乌鲁木齐方言“下”（王景荣2004:43-44）：
A.趋向动词：不下水，光站到干滩上比划，驴年马月也学不会游泳。
B.趋向补语：有底人头朝西跪下念经呢。
至于临夏方言的能性助词“下”，显然是由傀儡能性补语“下”进一步语法化而来，即：
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傀儡补语＞能性助词
叁 从趋向动词到补语标记
3.1 来 在有些南方方言里，“来”可以用作状态／程度补语标记。上海话状态补语标记新派多用“得”，老派用“来
”。例如：
(22)侬烫来蛮好，下趟还要请侬烫｜侬自家吃来一塌糊涂，讲我吃来一塌糊涂。（许宝华、汤珍珠1988）
吴语用“来”作状态补语标记的方言点还有宁波（朱彰年等1991，钱乃荣1992）、海盐（胡明扬1992）、温州（郑张尚芳，私人交流）、常熟（钱乃荣1992）、松江（钱乃荣1992）、吴江黎里（钱乃荣1992）及海门（朱文献1981）等（详见吴福祥2001）。
吴语以外的方言也有用“来”作状态／程度补语标记的，例如：
关于上述方言里状态／程度补语标记“来”的来源，拙作（吴福祥2001）认为是由完整体(perfective)助词“来”语法化而来，证据是在温州方言和平远客语里，状态／程度补语标记“来”同时也用作完整体助词，例如：
不过，鉴于在“来”用作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完整体助词以及趋向动词的方言里，“来”通常具有动相补语功能，而且“来”的完整体助词功能一定源自动相补语，我们现在认为，状态／程度补语标记“来”的直接语源可能是动相补语而非完整体助词③。因此，上述方言里状态／程度补语标记“来”的语法化模式可概括为：
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语＞状态／程度补语标记
3.2 去 “去”用作状态补语标记主要见于客语④。广东大埔客语的状态补语标记是“得”和“去”，但补语是比较复杂的成分或结构时只能用“去”。例如：
此外，梅县、广东平远以及福建永定等客家方言里“来”也可以用作状态补语／程度补语标记：
在上述用“去”做状态／程度补语标记的方言里，“去”通常可用作动相补语。例如：
据此可以推断，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去”当来自动相补语，其语法化模式当为：
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语＞状态／程度补语标记
3.3 下 广东平远客语的“下
”可用作状态补语标记。不过，“下”在使用时要受到一些限制：述语限于动词并且通常表达一种消极的状态或结果。
平远客语的“下”也有类似动相补语的用法：
可见平远客语作为状态补语标记的“下”当源自动相补语。据此，我们可以将状态补语标记“下”的语法化模式概括为：
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语＞状态补语标记
3.4 起 状态补语标记“起”主要见于湖南境内诸方言，在这些方言里“得”也可以用作状态补语标记。“得”和“起”最明显的对立是前者可以用作能性补语标记，而后者不可以。张大旗(1985)指出：“作为连接补语用的结构助词，‘起’也许可以说是地道长沙话的标准用词。因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习惯用‘起’而很少用‘得’的人目前仍占多数。”例如：
(31)长沙方言：大门关起崩紧的｜他瘦起猴子一样｜长起好丑（长得丑／*长起丑）｜跑起好快（跑得快／*跑起快）。（张大旗1985；崔振华1985；张小克1999）
此外，用“起”作状态／程度补语标记还见于湖南的常宁方言、衡阳方言、安仁方言、江永方言、益阳方言。例如：
(32)常宁：花瓶摆起好看｜肉煮起糜烂｜双手弄起墨黑。（吴启主1995）
湖南尚有宁乡方言（邱震强2002）、湘乡方言（黄伯荣1996）和汝城方言（黄伯荣1996）亦然。湖南之外，“起”用作状态／程度补语标记的方言还有东莞粤语以及温州吴语：
温州：渠画起否好，你画起好厘｜碗里的水冻起铁硬。（游汝杰1997）
上述方言中有些补语标记“起”还可以用作趋向补语标记，例如：
考察发现，在“起”用作状态／程度／趋向补语标记的方言里，“起”也可以用作动相补语：
(35)长沙方言：毛衣打起哒｜你给他留起地址｜装起一副穷相。（崔振华1985）
江永方言：他听起屋腹紧有人□□
讲话语。（黄雪贞1993）
安仁方言：包打起哒。（陈满华1996）
益阳方言：抓起咯只坏家伙。（崔振华1998）
而“起”的动相补语功能，无疑来自趋向补语。据此可以推测状态／程度／趋向补语标记“起”的语法化路径当为：
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动相补语＞状态／程度／趋向补语标记
上面的概括跟一些母语者对相关方言补语标记“起”来源的观察是相一致的，比如游汝杰(1997:76；83)提到，温州话里，“‘起’本来是趋向动词，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起来’：坐起（坐起来）、升起（升起来）”，“补语标志‘起’是从趋向动词演变而来的”，另一方面，该模式的语法化路径跟部分方言中“起”的共时多功能模式也相对应。比如东莞粤语和宁乡湘语“起”的用法正好在共时层面反映了上述语法化路径：
(36)东莞粤语的多功能模式（陈晓锦1992）：
(37)宁乡湘语的多功能模式（邱震强2002:105）：
A.趋向动词：起身
B.趋向补语：他提起水｜他担起担子
肆 从趋向动词到空间／时间／与格介词
(43)香港话：爸爸递枝笔过我。（张双庆1997:256）
在目前的香港和广州粤语里，与格介词“过”的使用已不太普遍，颇有消失的趋势（邓思颖2003:66）。
不过，据钱志安、邹嘉彦(2005)和钱志安(2008)，与格介词“过”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粤语早期文献里则极为盛行，钱志安(2008)的考察表明，在100多年前的粤语中，间接宾语标记不是“畀”而是趋向动词“过”；“畀”取代“过”的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下面是19世纪粤语文献中与格介词“过”的例子（引自钱志安、邹嘉彦2005:306-307）：
(44)皇帝每年畀几多银过总督呢？(1850)｜我知佢係讲大话，所以唔肯畀钱过佢。(1877)｜卖嗰啲米过我(1874)｜请佢借张刀过我(1888)｜送副個的顶好玉石体质嘅翡翠玉带坠过佢咯。(1893)
上述方言里，空间／与格介词“过”与趋向动词的语音形式相同。我们的问题是，这些方言里介词“过”与趋向动词“过”是同音关系还是多义关系？如果是多义关系，“过”如何由趋向动词演变为介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这些方言中“过”的共时用法。覃凤余、吴福祥(2009)利用南宁、广州和香港等粤语的共时资料，构拟出粤语“过”由位移动词到与格介词的语法化模式：“位移动词＞终点介词＞与格（接受者）介词”。下面以南宁话略作说明。南宁话里“过”作为完全动词，主要意义是“往到”，后面带表处所的名词性成分，用法相当于普通话的位移动词“去”和“到”。例如：
(47)a中，客体位移而达至的终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处所成分，而是可以“神会”人类性质的组织机构，因此这里“学校”就有“终点”或“接受者”两种语义解释，相应地，“过”也有“终点”介词和“与格”介词两种分析。另一方面，当“S+V+
+过+NP”中的NP为指人名词时，“过”则只能解释为与格（接受者）介词。比如(47)b中“佢哋阿便”是个处所名词组，“过”为终点介词；但如果删去其中的“阿便”，那么“过”就变成与格（接受者）介词。这类例子虽在现时南宁粤语中已不能说，但在其他粤方言里则仍可接受。例如：
由此可见，粤语广州话和香港话的与格介词“过”当来自终点介词，而南宁粤语的终点介词“过”则源于位移动词。其演化过程可概括如下：
(49)粤语与格介词“过”的演化阶段（覃凤余、吴福祥2009）：
A.位移动词“过”在连动式“S+VP1+VP2”中用如
的主要动词；
B.“过”在连动式“
（＝‘过+处所成分’）”中由位移动词演变为终点／方向介词；
C.在“S+V++过（终点介词）+
”格式中，当NP扩展为机构名称或指人名词时，“过”由终点／方向介词被重新分析为与格（接受者）介词。
据曾毅平(2000:212)，江西石城客家话中“过”有四种用法：
(50)A.趋向／位移动词：如“过河”、“过横江镇”
B.体助词：如“去过城里”、“做过水泥”
C.表重行的副词：如“买过只水桶”、“请过个木匠”
D.介词：如“写过上向”、“过十五做酒”
理论上，这个方言中的处所介词“过”有两种可能的演化模式：一是趋向／位移动词“过”在连动式“过
”中语法化处所介词；另一种可能的演化模式跟南宁粤语“过”相似，即趋向／位移动词“过”在连动式“
（处所成分）”中演变为终点介词，然后进一步由终点介词语法化为处所介词。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后一种演化模式更有可能，证据是石城话“过”确实具有终点介词功能，例如（引自曾毅平2000:212）：
据赵日新(2000:79)，绩溪方言里“过”兼有动词和介词两种功能，“过”用作动词时表示“经过、度过”等意义。例如：
据此可以认为，绩溪方言的来源／经由介词“过”极有可能直接源于“经过、度过”义趋向动词，即“过”在连动式“过
”中由“经过、度过”义趋向动词语法化为来源／经由介词。
4.2 去 粤语阳江话里，“去”
可以用作终点介词，表示客体(theme)位移而到达的处所，相当于普通话介词“在、到”。例如：
“去”的终点标记用法似也见于南宁粤语。林亦、覃凤余(2009)提到，南宁粤语里趋向成分普遍具有前置词功能，即趋向成分“到、上、落／入、过、出、来／去”，大都可以介引处所名词表示客体位移的方向和目标，具有目标格介词的用法。比如下面例子中的“去”
，林亦、覃凤余(2009)就认为具有目标格介词的用法：
可见南宁粤语“去”这种“准终点介词”功能，当来自趋向动词。由此可以推断，粤语阳江话“去”的终点介词功能也应来自趋向动词，即：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终点介词。
4.3 起 北京口语中“起”
可以用作空间／时间介词。陈刚等(1998:297)提到“起”“用在时间词、处所词前，表示始点或经过的地方”，例如：
(56)我起1949年就在北京工作｜你起那棵树向南，再走几分钟就到了｜这次出国要起上海离境｜起这条胡同穿过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书的北京话口语文献《官话指南》和《小额》中，介词“起”广泛使用，主要功能是表示空间起点和来源，但也可以表示时间起点。例如：
(57)A.空间源点
我昨儿个起您这儿走，又到了北衙门，也没遇见熟人。（《小额》）｜亲家您这话起那儿说起？《小额》｜“老的是起家里来么？”“喳！是起家里来。”（《官话指南》）
B.来源
这当儿李顺起徐吉春那儿把膏药给取回来啦。《小额》｜“怎么我起您手里租房，还得给茶钱呢？”“虽然您是起我手里租房，没有别的中人，到底这茶钱您也是得给。”（《官话指南》）｜官就问那个贼：“那个银子和衣裳是起谁家偷出来的？”那个贼就招了，说是起某村庄儿里某家偷出来的、这么着官就打发衙役来。（《官话指南》）
C.时间起点
又瞧老头子起昨儿回来透着没神儿，又怕窝作出病来，左难右难。《小额》｜我不管那些个，起今儿往后我出去的时候，你总要把屋子拾掇俐罗了，把衣服给叠好了。（《官话指南》）｜我是起昨天出来的（《官话指南》）
“起”间或也跟介词“打”一起使用：
(58)小额又跟金针刘讲究他这个疙瘩，说：“兄弟，咱们都是自家，我说你也决不能挑眼，你猜我长这个疙瘩起打您给我治算起，您猜我花了多少钱？”金针刘说：“不知道。”（《小额》）
山东淄博话和潍坊话里“起”也有类似用法，淄博话的介词“起”表示空间起点，潍坊话里“起”表示经由。例如：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介词“起”演化过程作出具体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淄博和潍坊方言的源点／经由介词“起”跟东莞和宁乡方言的终点介词“起”可能有不同的演化模式。北京、淄博和潍坊方言里源点／经由介词“起”极有可能源于“（从／由……）开始”义动词“起”，证据是，北京话中有个熟语性动宾组合形式“起根（儿）”，最初的意思是“从根儿开始”。可以设想，这种“起+NP”的动宾组合如果用于连动式“VP1+VP2”中VP1的位置，“起”就有可能由（从／由……）开始”义动词语法化为源点／经由介词。至于东莞和宁乡方言中终点介词“起”，因为这些方言里介词短语“起+NP”的位置限于主要动词之后，这类终点介词“起”的直接来源当为趋向补语。
如果上述推断可以成立，那么这些方言中介词“起”的语法化模式可概括为：
源点／经由介词“起”：趋向动词＞“开始”义动词＞源点／经由介词
终点介词“起”：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终点介词
4.4 上 据苏晓青、吕永卫(1996:349)，徐州话“上”可以用作方向介词，相当于北京话的介词“朝”。例如⑥：
(61)上南去｜上东走｜上里边去去
山东潍坊官话和淄博官话的“上”也有类似用法：
淄博话：上东走不远就是学校｜你上北京走的路上能看见很多油田。（王浩2007:43）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暂时还不能对这些方言里方向介词“上”的来源和演化做出圆满的解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言的方向介词“上”极有可能源于连动式“上+处所词+VP”中“去、到”义动词“上”。事实上，普通话“上哪儿去？”中“上”多少也有点“准方向介词”的意味。据此，我们将方向介词“上”的语法化路径概括为：
由低向高的位移动词（趋向动词）＞水平位移动词＞方向介词
林亦、覃凤余(2009)对南宁粤语“落”的各种用法有比较全面的描写，根据她们的材料，我们可以共时构拟终点介词“落”的演化阶段。
由此断定，金华方言的处所介词“落”当源自处所动词，而后者则来自趋向动词“落”。即：
趋向动词＞处所动词＞处所介词⑦
伍 结语
本文从共时角度讨论汉语方言里趋向动词的若干语法化过程，概括出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四个语法化模式，即(i)“趋向动词＞比较标记”、(ii)“趋向动词＞傀儡补语＞能性助词”、(iii)“趋向动词＞补语标记”和(iv)“趋向动词＞空间／时介词＞与格介词”。本文的讨论显示，尽管不同方言里“上”、“下”、“来”、“去”、“起”、“过”、“落”等语法成分具体的语法功能和演化路径容有不同，但重要的是，这些语法成分的语源形式最终均可追溯到趋向动词。可见跟其他语言一样，汉语表达空间概念的趋向动词也是很多抽象的语法概念的“结构模板”(structural template)和演化之源。
注释：
①比如袁家骅等(1989:277)提到，潮州话、海南话因受粤方言的影响而有“甲+谓词+过+乙”这样的比较句式。
②凡例句不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本文作者的调查。下同。
③也就是说，在“来”用作状态／程度补语标记、完整体助词和动相补语的语言里，“来”一方面由动相补语演化为完整体助词；另一方面，在另外的句法环境里“来”又由动相补语演变为状态／程度补语标记。
④客语之外，我们目前只在台湾闽南话里观察到“去[k‘i]”的状态补语标记用法，如“煮去真好食”（连金发1995，1997）。
⑤下面例子里，“过”的功能大致相当于普通话动词后表趋向的“到”。按照国内语法学界的流行看法，这里的“过”和“到”应视为趋向补语。我们分析为“终点”(Goal)介词，一则是为跟一般语言学的术语取得一致，以便于跨语言比较，二则也是为了本文讨论的方便。
⑥据苏晓青、吕永卫(1996:190)，徐州话“来”也有方向介词用法，如“来上看｜来前走走｜来外靠靠”。
⑦据董秀芳(2009)，建瓯话里“下”也有处所介词用法，如“下厝里嬉在家里玩／下操坪里赛走在操场上赛跑”。参照上文对金华方言“落”历时演化的分析，我们相信建瓯话里“下”的语法化模式也如该模式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