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吕 振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 马克思曾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一度接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想，并且借助费尔巴哈来批判黑格尔以及国民经济学家的思想，但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逐渐摆脱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的束缚，并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为了建立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宗教的、抽象的人，转而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活动的人出发建立了唯物史观，从而摆脱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限制。而且他还主张用现实的革命手段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这也与费尔巴哈在抽象“感性直观”的基础上所主张的人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接受现实的苦难的观点根本对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实践出发主张用现实的手段“改变世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了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新的社会形态之上，为建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的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费尔巴哈则只能在面对人们的不幸时又重新求助于观念性的东西，导致他又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之中。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想随着他的唯物史观的创立，使新的社会形态从空想变为科学，不仅实现了自己既定的目标，而且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全方位的，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但不局限于费尔巴哈，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哲学的批判，他不仅与以往的旧哲学信仰划清了界限，而且也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现实的人；抽象的人；改变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以及整个德国哲学的批判，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达的，以前的唯物主义从“感性直观”的方面去理解现实，认为现实的本质就是自己所直观到的存在，它们游离于现实之外依靠纯粹的思想来理解现实。从而把现实当作人的思想的附属物，因此忽略了实践的能动作用，反倒是唯心主义把这一能动的方面给发展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之所以对费尔巴哈以及整个德国哲学进行批判，是因为在德国最近几年发生的变革“都是在纯粹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是“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这种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促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以及整个德国哲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进行了批判，从源头上肃清了自己哲学信仰中的“旧”成分。
一、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历史的活动的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以及整个德国哲学的批判没有局限于局部的理论问题，而是从真正的源头开始的。就像他所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516-519这也表明马克思哲学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即具体的、历史的活动的人。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前提仍然是意识的产物。尽管费尔巴哈对当时的宗教和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用人的现实性来反对宗教，试图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本身，从而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虽然费尔巴哈在看到了人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来批判宗教，试图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但他并没有看到人的社会属性，在他那里人还是单个的、抽象的人。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530因此，费尔巴哈始终没有真正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当面对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又会不自觉地求助于上帝这个最高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实际上是“德国人”。［1］528费尔巴哈的单个的、抽象的个人，与马克思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谈论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认为德国的批判始终没有离开哲学的基地，而这个基地便是黑格尔哲学。像黑格尔哲学一样，尽管德国新出现的批判家已经断言他们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还是在黑格尔的体系内用黑格尔来反对黑格尔，他们的哲学同样也包含着神秘主义。这样的神秘主义使得他们批判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为了消除“神秘主义”使哲学“从地上升到天上”，马克思早期曾采取费尔巴哈的立场对黑格尔进行批判，在短暂停留于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转而批判费尔巴哈并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看到了社会的物质基础层面，批判了黑格尔的理念论。与此同时，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本身”。随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劳动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与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彻底决裂，他认为国民经济学家们把本该被证明的东西直接当成现实的基础来抽象地发展自己的理论。因此，他们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困难状况，仅仅从概念的层面推导出社会是公平、正义的就天真地认为社会的确如此。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分工以及私有制的研究，逐渐看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社会性，并且与费尔巴哈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更加明确地看到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仍然没有摆脱抽象的层面，因为他仅仅把人看作“单个的、抽象的”“类存在物”，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关于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上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费尔巴哈通过批判基督教神学完成了从神学向人本学的转变，把神还原为人，把人归结为“宗教的人”认为“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他从上帝那里引申出抽象的人，把“神的宗教”转变为“人的宗教”。这样费尔巴哈可以说是从否定神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是他所确立的“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抽象的、单个的人，认为社会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可以说，费尔巴哈始终在抽象中从一个极端（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的宗教），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费尔巴哈在从神学向人本学转变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因素，他只是缺少了历史的维度，从而使得他在面对历史时又返回到唯心主义那里去了。
而在马克思这里，他也是从批判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起步，而且曾经一度还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可以说在前期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批判神到确立人的主体性这一阶段。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是在研究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来发展自己学说的，从人的产生、生产、分工、私有制的建立，马克思一步步地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相比于费尔巴哈从对上帝的否定中引申出的抽象的人，马克思则是从社会实践中来逐步生成他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在从神到人本学的转变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在抽象的理解中又树立了“人的宗教”，而是在实践的层面上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而和费尔巴哈分道扬镳了，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方，费尔巴哈却又滑到历史唯心主义方面去了。总之，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虽然都想通过批判神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对人的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前者从否定上帝中引申出带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的抽象的人，后者从社会实践中发展出“人的真正的社会性”的本质理论。
(1)交接班与值班方面的风险管理。首先，在交接班管理之前，应做好准备工作，结合变电站的运营状况，了解整体情况，更好的记录工作内容与问题，在保证机械设备运行正常没有损坏的情况下，结合交接班制度要求办理手续，充分落实管理工作制度。其次，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应做好交接班值班的管控工作，制定完善的考核制度，在定期检查的情况下，创建系统化的设备运行体系，在发现故障问题之后，协调各方面工作之间的关系，筛选最佳方式进行管理，提升故障管控质量水平，满足当前工作符合要求，系统化的处理故障问题。[3]
通过频谱仪可以检测到实验室空中TD-LTE 2330频点的射频信号,其频谱图如图12(a)所示。欲将TD-LTE的2 330频点信息接收下来,需要进行两级射频混频,第1级混频将2 330 MHz的信号与ADF4350产生的3 160 MHz本振信号采用上混频的方式混频到830 MHz,通过频谱仪检测到的信号频谱图如图12(b)所示;第2级混频将830 MHz的信号与ADF4350产生的970 MHz本振信号采用上混频的方式混频到140 MHz,通过频谱仪检测到的信号频谱图如图12(c)所示。
二、从“抽象的”直观到“现实的”革命
马克思认为保守的德国哲学所做的只是在意识的层面进行无谓的斗争。他认为，同这些意识的幻想进行斗争的只能是意识形态家们满口的震撼世界的词句，这些保守派只能在抽象的意识中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用思维反对思维，这种纯粹思维的活动只能在头脑中与现实的不幸做斗争，而且还认为只要如此就已经足够。因此，当他们面对现实的苦难时，往往又会重新陷入思维的苦恼之中。这种与现实的世界想脱离的纯粹思维活动所进行的批判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微不足道的。这些哲学家们以为在自己的“绝对观念”中批判的是整个世界，殊不知在观念之中或在语言上的“词句”的批判，对于改造现实世界而言只不过是确证了他们的保守性而已。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516他们始终在自己的观念世界中与现实相分离。
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他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来理解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27对马克思而言，他把“感性”理解为现实的有社会属性人的活动，是社会历史的现实。他从现实出发得出结论:对于无产者来说，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使现存世界变成革命的世界，用实际行动来反对现实的不幸与苦难，推翻特权阶级对自身的剥削和压迫。在意识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张人改造人的现实的革命手段，而费尔巴哈又重新回到了意识中去，他的“感性直观”使得费尔巴哈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把事物的存在当作事物的本质。从“抽象的”直观到“现实的”人改造人的革命，所体现的不同，不仅意味着马克思摆脱了费尔巴哈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费尔巴哈成了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跳板。
费尔巴哈的“异化”始终是在他的抽象精神的范围内所理解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他的“异化”概念是与现实脱离的，始终停留在宗教和精神层面。马克思则与之相反，他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概念，从而把对异化的批判引向现实的领域，引向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考察。
可以说费尔巴哈在抽象的人之上把现实的社会矛盾变为个人同他的观念的斗争，而马克思则深入到实践中去。在他那里，人的真正的解放要依靠现实世界中现实的手段，对现存事物的改变要投入到实际的斗争中去。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在费尔巴哈那里关于“在实践中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理论只是没有自觉意识的猜测而已，这种猜测在他那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理论成果，更不用说它能对费尔巴哈的整个哲学产生影响了。而这主要是因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理解的局限性，他并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而是“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1］528从这一点上来讲，费尔巴哈并不理解现实生活本身，他把现实生活看作是单纯的直观和感觉。他不理解物质行动的历史力量，不理解物质力量的作用。可见，他的“直观”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抽象，完全脱离了现实而谈论现实本身。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也只是看到了“眼前”的东西的普遍直观，他的最大问题是仅仅直观眼前事物的当下状态，而没有追溯事物内在的“真正本质”，他的立场和方法完全是与现实想脱离的。他并没有从事物的本来面目中理解和看待事物，他的这种孤立和片面使得他看不到整个现实的物质世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总之，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只是单纯的感性直观和单纯的感觉。他只是直观到了事物的外在形式，而不能理解事物的内在本质，所以他理解的“感性世界”也只是局限于单纯感觉的世界，而不能理解世界的物质基础。
这种分离在马克思这里得到了解决，马克思认为这种“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1］547人的存在以及人由于自身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前提，人们不光生产满足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而且由于人的新需要的产生以及人们生产的持续扩大，他们也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1］519-520可以说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它们塑造着人，它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们不再像动物一样仅仅依靠自身肉体需要的驱使而进行生产活动，人也不像动物一样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他们之间现实的联系构成了社会结构和国家，现实的人也是由其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
马克思在“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哲学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石的。因此，马克思认为人能够认识自然并通过能动的活动改造自然，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并且主张通过革命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而费尔巴哈在“单个的、抽象的个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哲学一遇到现实问题就体现出它的贫乏无力，主张当人们面对不幸时只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不幸的根源是自己的精神。因此，“这种人本学的基础只能向现实世界的幻想做斗争，而不能改变现实世界本身”［2］424。总之，“马克思的理论不只揭示社会状况，而且还为根本改革现实而追求革命实践；费尔巴哈的思想仅仅是观念的，更确切地说是空论，它不想进行激烈变革，而只能成为一种限制性的因素。”［3］264起点的不同导致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XU You-long, LI Qing-li, DENG Wei-ming, ZHANG Wen-quan, WANG Ming-yu, LIU Zong-jun, SHEN Deng
三、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诚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马克思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促使他在重新审视作为自己思想来源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时，能透过他们的思想来理解他们思想深处的实质，使他从源头上理解了以往旧哲学的思辨本质。他们对于世界的唯心主义的理解必然不可能产生震撼世界的现实活动，而只能是一些幻想的思维运动。当然马克思与他的旧哲学信仰的分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对费尔巴哈大加赞赏: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代的科学”“费尔巴哈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这说明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推崇。但这一时期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他们似乎已经隐约感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抽象性，只不过还没有明显地大加批判费尔巴哈而已。而这一点在日后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总之，“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成就为依据，同时又克服了费尔巴哈局限性，他不仅研究了人和自然界统一的自然的、人本学的前提，而且研究了这种统一的真正社会的前提。”［5］40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局限性的克服，使他“最终走出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栅栏，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的本质。”［4］279在这种考察中马克思在他的“思想背景中切入了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和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6］57并建立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异化”概念，从而发展了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社会观。
如前所述，马克思不仅在起点上批评和超越了费尔巴哈，而且也在费尔巴哈重新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地方，即马克思坚持实践观的地方，解决了“哲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确立了现实的革命手段之后，马克思仍继续着他的“超越之旅”，即“改变世界”。
但是反观费尔巴哈，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他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他用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来反对宗教和绝对观念。“费尔巴哈的改革，是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恢复唯物主义地位的光荣属于费尔巴哈。”［4］280正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使马克思看到了思想之光，马克思看到了“改变世界”的光芒。这种思想之光使旧哲学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渐行渐远直至消失，而另一种“新世界”的曙光如朝阳般地在地平线上缓缓升起。
人的这种现实性直接地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人的思维的产物都是物质生产的结果，而且人创造生存交往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创造着人。换言之，人们的生产并不是依靠主观随意性任意进行生产的，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发展所制约的。这也说明了人类活动的客观物质性，“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如前所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出发点不同，直接使得马克思坚持能动的实践观，而费尔巴哈由于其始终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阶级视野，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坚持通过革命以实现人的解放，费尔巴哈则主张人们在观念中战胜不幸。不仅如此，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上，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宣扬抽象的“爱和友谊”，“革命的社会主义行动溶解为一种幻想: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普遍的人的爱’建立起来。”［2］424“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526-527这也充分地认证了，在关于人的解放的问题上马克思已经脱离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转而寻求现实的解放路径。马克思在实践的观点之上，把自然和意识消融在“一切社会生活”中，从而赋予了意识以现实的社会意义。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超越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真正的有科学依据的实践观。解放要依靠人的现实的活动，“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是一个人改造人的进程而不是一种思想的活动。
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考察，使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以及物的主体性与人的客体化之间的对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他看到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中“金钱没有主人”，资本家之间互相逐利，资本的巨大增加是以劳动人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由他们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从而成为统治劳动者的力量。”［7］3这种生产异化，使人丧失了主动性，人越来越变的呆板、教条、单向度化。异化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堪忍受的力量，因此人们寻求自身的解放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要解放自己，实现向人的（社会的）复归，就必须在生产的同时扬弃生产的异化，因为“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不能脱离生产本身谈异化的扬弃，就像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一样。异化的扬弃就意味着取消任何特权阶级的特权，在有保障的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道德和正义，使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提出了消灭“异化”的两个前提，即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只能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并且通过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同奴役自己的阶级相对立，但这两个条件的存在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之间的联合提供了现实基础。只有在生产大发展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摆脱孤立的个人存在而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自由。这也是马克思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世界”而达到的那个遥远的地平线，即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反观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哲学信仰，他们始终在思维中徘徊，缺乏革命性。对于工人阶级的“非人道”的生存境况，他们选择在思想中抛弃那些不幸，在现实中继续忍受它们。就像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做的批判那样，“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不可能去考察现实的关系。”［1］588虽然他们力图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原则，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也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词句的宣传和鼓动。而马克思则把目光集中在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高扬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大旗，试图实现人向人的本质复归。这种本质就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亦即使人成为社会的人。人所特有的“社会特质”使他区别于动物本能的存在，人们在社会的交往中生成自身。同时，人的交往也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共产主义总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发展基础之上的。但是，19世纪的欧洲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工业大发展的同时，劳动人民却生活困苦，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社会生产不是人们自由自觉地从事的活动，而是资本家强制加在他们肩上的重担，只要他们还有生存的欲望，这个重担就会伴其一生。这种强制的旧式分工的生产关系在人们非自愿的情况下，使得个体生活和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个人和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人的社会本质幻化成了作为“工人”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的主导下，所特有的在厂房进行生产的固定区域，人只能作为“阶级的人”存在。这种异化劳动使人被迫从事劳动，更别说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从事可以使自己全面发展的工作了。
总之，马克思在这时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而国民经济学家们则站在私有制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辩护，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盲目乐观的态度。这也成为马克思批判的重点，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看到了经济现象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只是停留于表面现象，对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则充耳不闻。这种异化，即“非人的力量”是由人所创造的，但是人却是被自身的创造物所统治。基本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产品的数量和销量越大，他们就越贫穷。物的世界越增值，人的世界就越贬值。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无疑体现了他对无产阶级的道德关怀。这种道德关怀是以建立一个“自由王国”，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共同体为目标的。在这个共同体之内，人重新获得了对物的支配权，人处于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为了私人利益而形成的敌对状态、私有制以及阶级被消灭了的，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即《共产党宣言》所言:“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8］119
使用MATLAB工具包中的非线性约束优化函数fmincon对与R相关的设计变量进行优化求解，即求得目标函数[-(F=F1+F2)]的最小值，其中：其几何约束为式(4)、(12)和(13)，外部约束为式(14)至式(19)；设计变量取值范围参考表4。
这一“联合体”的思想无疑是马克思离开以往哲学信仰的产物，同时它也为马克思打开了属于世界人们的哲学新世界的大门。这个“联合体”不同于费尔巴哈所说的“共同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在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费尔巴哈所说的“共同人”则是一个“空洞范畴”。“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549对于人们遭遇的不幸他认为只是偶然的例外现象，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人们要做的就是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这就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剥削人、压迫人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是全方位的，不仅仅体现在革命手段上。行文至此，我们看到由于起点的差距，从而导致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的建立。马克思在与之前的哲学信仰划清界限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信仰从旧哲学的“解释世界”的信仰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为“改变世界”的有科学依据的新的哲学信仰。
3.服务举措上主动。东辛物业站在创新服务方式、严格工作标准的基础上，做到主动服务，方便居民。在辛兴车棚内增设了一个便民修车点，放置了部分雨伞、雨衣，修车项目比市场价略低，物业站不盈利，既方便了居民的修车和存车，又使居民经济上得到了实惠；为倡导文明居住的良好风尚，春节前后在小区设置了鞭炮燃放点，为缴费居民赠送“栓狗链”引导居民文明饲养，在每个楼宇门张贴“小区是我家，治安靠大家”关闭楼宇门及“出门四问”的温馨提示，并进行文明宣演和道德模范展，进一步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营造了亲情和谐的小区氛围。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M］．王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4］ 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7］ 宋希仁．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19）02-0025-05
［收稿日期］ 2019-01-10
［作者简介］ 吕振（1994-），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吕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Ｊ］．知与行，２０１９，（２）:２５-２９．
〔责任编辑：崔家善〕
标签：马克思论文; 现实的人论文; 抽象的人论文; 改变世界论文;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