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科学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王一鸣1,2
(1.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2.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指出，科学发展经历了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阶段，实际上也到了需要关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生活科学阶段，这其中具有一定的动力机制。生活科学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活科学的发展理应给予高度重视。
关键词： 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生活科学；美好生活
1 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与生活科学的概念及特点
在科学发展的萌芽阶段，从事科学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非职业性的、以个人兴趣为动力的活动；即使到了学院科学阶段，科学家的职责与国家或企业也并无紧密联系，仅限于进行自身的科学研究工作。按照齐曼的总结，学院科学也即是我们一般意义上定义的 “纯科学”[1]。科学社会学的鼻祖默顿 (Robert King Merton)对学院科学的社会规范进行了概括，可以简写为CUDOS，即Communalism(公有主义)、Univernalism(普遍主义)、Disineterestedness(去私利性)、Originity (独创性)和Organized Skepticism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五种规范的首字母缩写[2]。这五条规范被默顿称为 “科学的精神气质”，系统界定了学院科学的典型特征。
在默顿之后，齐曼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贡献颇大。通过研究科学发展的演进历程，他认为科学发展已经进入后学院科学阶段；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后学院科学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与实践联系更加紧密的产业科学。由于科学在经济、军事、生产生活方面所展现的巨大效用，政府和企业不断增大自身与科学的联系，也使得科学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企业家和社会大众对科学的期望越来越高，也对科学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实用，这在同时也对科学的规范等产生一种越来越功利的影响。齐曼将后学院科学的社会规范总结为PLACE，与CUDOS相对应，即Proprietary(所有者所属)、Local(服务于局部)、Authoritarian(权威所统辖)、Commissioned (任务定向)和Expert (专门性人才)五个新规范的首字母缩写[1]。
在当前的新时代，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大战略，并且也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大自然的工具，是理应为全人类服务的，也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更应该是由全体人民共同发展的。实际上，一定程度的科学素质是人民群众充分融入当前的信息科技社会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质后，才能更好地享有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性、更好地融入时代、更好地获得美好的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包含对科学素质等的需求。
曾国屏等首先提出了当代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生活科学，并将生活科学的特性总结为BASIC[3]，即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关联、可感知、社会知识、将实用和工具作用放于首位的实用性以及与本土文化性。刘立教授在分析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时候，也认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应包含 “生活的科学素质”层面[4]，这实际上也是对 “生活科学”的另一种方式解读。生活科学，通俗来说，即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直面的科学知识，与人民群众关于生活的科学素质息息相关。
2 生活科学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一国生产力与社会发展水平。建国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过多年奋斗，我们已经成为世界GDP总量排名第二大国、工业生产产值世界第一大国、贸易额世界第一大国，我国人民群众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奇迹，生产力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伴随着这一个个成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幅度的提升，即将进入全面小康时代。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相应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新变化。
早在2002年，我国首部科普类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即已颁布。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也特别提出，要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这些都为生活科学在我国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法规支持和依据。虽然我国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但是并不影响人民群众对于科学知识和信息的高度热情与关注，这其实也为生活科学在我国实践中的发展提供了基层土壤。
第四种是竞争优势效应。创新速度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也是核心竞争力所在。③没有相对较快的创新速度，意味着产品难以较快进入市场，反而会增加成本投入，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反馈，长期下去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
没有一定的生活科学素质，就无法更好地融入当代科技日新月异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美好生活的需求必然受到影响。科学素质，包括生活科学素质，与公民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性，尤其是当代的高新科学技术，需要高等教育或者接近高等教育程度的知识储备才能理解与运用。一般受高中阶段教育程度，可以初步达到当代生活科学的初级要求，比如一些高中教育程度的年轻人或老龄人，就可以较为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中的各种APP应用，从而满足自身的生活科学需求。从具体教育相关数据来看，2016年，我国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87.5%[6]，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中，更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使得我国各省 (区、市)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要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毕业的博士数量有53778人，硕士数量约有50万人，本科和专科数量约有681万人[7]，同时，我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也是世界第一。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巨大，每百万国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在世界排名中依然靠后。第八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时我国人民群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依然非常低，仅为3.27%，大约只相当于欧盟发达国家、日本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8]。2015年第九次的调查统计已经提升为6.20%[9]，缩小了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总体上仍然任重道远。在我国边远山区的有些孩子，未出大山就很难接触到外部的科技信息，对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缺乏直观认识，对于当下的量子通信、纳米技术等概念甚至闻所未闻，甚至有记者采访过部分群众，在回答纳米是什么的时候，有受访群众以为是大米的一种。对于边远落后地区的人民群众，享受电子信息科技产品的机会也相对较少，有很多人不会使用电脑，更不用说接触过平板电脑、电纸书等科技产品，因而在理解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进步上面具有一定程度的欠缺。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活科学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
与之前的物质文化需求不同，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和外延更广泛，这其中就包含对教育、医疗、科技等公共服务的更高需要。实际上，对于科学知识，尤其是生活科学知识的需要，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下生活科学的几个特性，也可以看出生活科学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密切相关性。
其三，生活科学的社会知识相关性。随着当代科学的发展，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社会科学中采用了更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概念与手段，与自然科学联系更加紧密。在此，生活科学中的 “科学”二字有一定的广义性，即不仅仅包含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包含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例如关于经济、管理、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广义科学知识。
(王徽之)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2](P2104)
后期的科学园模式实际上即是这种服务社会的理念在与政府、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产学研合作就是以斯坦福大学的特曼 (F.Teman)教授于1951年创立的斯坦福科学园为开端，此后斯坦福大学科学园周边的硅谷在微电子科技、互联网、信息通信科技以及医药研发方面的研发成果与巨额的经济效益也使得这种模式得以被不断复制和推广，世界各国的产业界大多开始围绕当地著名大学创建产学研结合的科学园。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力量与企业的研发需求结合起来，以互相促进发展，同时使得大学的研发成果能够产业化，获得经济效益。
其一，生活科学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包含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在知识大爆炸的当代，知识生产增长速率成指数级增长，人民群众难以接受铺天盖地的各种知识或某一领域的全部知识。人民群众科学素质的关切点，首先就是要求这些科学是与生活密切关联的，能为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切实利益的。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科学的关注范围也更加聚焦于服务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比如美国的科研投资经费中，占具极大比例的是与医疗和健康相关的科研项目。我国当前的科学发展，也越来越关注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的投入。例如，2015年的第九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3.3%的公民对环境污染与治理感兴趣[9]。
总体上来看，由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演进的主要动力机制，即科学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军事等效益，使得政府和企业积极介入科学研究中，并且渐渐指定自身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已经通过实证指出，经济可持续增长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负载了重要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创新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同时，由于科研活动渐渐演变成职业化的活动之后，科研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将科学研究活动视为一种职业化的活动，而不再清高地排斥企业内的科研机构提供的工作机会。科研工作者也从早期的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大批量地进入到企业内的科研机构进行工作，接受企业家的研究要求与权威，服务于具体的研究目标，获得的专利与知识产权也与企业等产生联系。这个阶段的研究型大学及研究生教育等已经兴起，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专门类型的人才，且一直在不断增长中；随着高校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深化，一大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也面临就业的问题。科学已经不是早期贵族等少数人的个人业余爱好了，而是转变为这些从高校走出来的毕业生的一种谋生手段。因此，除了高校的教职和政府部门的一些有限的职位以外，就业的方向只能向企业偏转，企业实际上给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了广阔天地。
在后学院科学向生活科学的演进过程中，伴随着人民群众开始作为重要行动者介入到科学研究的议题中,这是当代科学向生活科学转变的重要动力。而在当前，科学与人民群众生活的联系愈加紧密，社会和人民群众也作为重要行动者介入到科学研究中,尤其是科学研究的伦理、社会风险以及科研资金的投入中，即当下研究的公众参与科学机制。公众参与科学机制源于 “公众参与”在一般性公共服务及其政策方面的应用，经过实践检验，渐渐扩展到科学相关的决策领域。一般认为，在科学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决策领域，引入公众参与的力量，有助于最终决策的科学性与支持度，同时也有利于公众进一步理解相关科学[13]，这实际上即是后学院科学演进到生活科学的宏观背景。
3 从学院科学和后学院科学到生活科学的动力机制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 (Bologna)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其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相继成立。这些早期大学的出现，在伴随着神学等其他学科的传授同时，也渐渐从事科学探索，是科学研究早期的萌芽。这些早期大学的创立，为科学活动奠定了一定的组织结构基础，并且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的批判性考察与研读的过程中奠定了科学活动的智识基础，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并没有立即革命性地带来科学的大发展，但确实为16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前期支撑。
稀土元素具有重要的指示性作用，可以判断地层和矿体成因及物质来源[10，12]。据徐红伟(2009)等研究，矿区蚀变岩稀土配分曲线与花岗岩接近一致，反映出二者在成因上存在密切关系。
1810年，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是第一个研究型大学的萌芽——柏林大学创立，在办学理念上明确提出 “教育与研究统一”的新口号，要求每个教师在教学的同时要努力进行学术研究活动。此后，各类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开始兴起，科学研究活动也因此开始正式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的一项新的职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使得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不断扩大，也使得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成为一种职业。
此后，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明确把服务区域经济作为自己新的办学目标，其校长就此进行过说明：服务社会也应该是当代大学的一项重要办学理念，威斯康星大学作为受州政府支持与资助的大学，更应该考虑服务本州的需求[11]。这个理念后来被誉为美国大学宗旨中著名的 “威斯康星思想”，实际上是在柏林大学将现代大学的办学宗旨中加入科研之后的一个跨越；服务当地社会，其实质就是将大学培养的各类人才和科研成果纳入经济社会运行中，在这个意义上，也包含了大学科研机构的一个宗旨的突破，即产生对社会有用的经济效益；这也进一步确立了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从主观上就开始越来越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成为大学在其发展史上一项显著的阶段性标志事件。
供试品种为大力士苏丹草(Sorghum sudanense)作为旱区高产稳收的一年生禾本科优质牧草，其适应性强，饲用价值高，适用于调制干草、青饲和青贮等。
其二，生活科学的可感知性。科学经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早已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演变，但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学院科学和后学院科学仍然具有共同的研究方式与模式，传播范围虽然有所扩展，但由于专业性较强，受众范围仍然较窄，仅分布于高校、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等组织内部，总体上来说，仍然属于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研究和传播。而生活科学早已突破了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范围，成为广泛的人民群众关注的科学；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由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尤其是受科研训练的程度极为有限，因而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易于感知和理解、接受的科学知识。生活科学需要的是一种科普性质的介绍语言与模式，而不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复杂的、专业的术语模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等学科大发现的突破，带来了更多后续的研发工作和其他经济社会、国防军事领域的成果。万尼尔·布什的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确立了科学基础研究是生产经营等的先决条件后[12]，使得美国政府等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并加大投入。布什认为，只要给科学基础研究不断投入，它就会不断向这个国家的国防、经济、社会等输出繁荣和财富。这就类似于政府投入与科学产出之间达成了一种契约，政府给科学以资金与各种资源的投入(当然，政府在投入资金与资源的同时，也渐渐指定相关研究课题和领域)，而科学回报社会各种丰厚的成果以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科学成果经济效益的显现，企业家也愿意在企业内设立专门研发机构并加大投入，而企业投资科学研发的经济收益又可以重新反哺企业内部研发实验室的发展。
宋代吃火锅则很平民化。在当年的黄河流域一带，民间有“暖冬”风俗，每到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家家都举办“暖炉会”，过节般地围着火炉 吃肉喝酒，此即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谓，“十月朔，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暖炉会上，有的是吃烧烤，有的是吃火锅。
其四，生活科学强调的实用性。人民群众在关注生活科学时，更加着重于对自身美好生活水平的实质助益。因此，人民群众对于信息科学、营养学、养老保健、医药方面的生活科学知识更加感兴趣，对于科学知识的接收、吸收和运用更加着重于实用性。这种实用性带有一定程度的工具理性倾向，但这是一种朴素的工具理性，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种自动筛选和自发需求。
其五，生活科学关注于本土知识。近代科学从西方传入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对 “赛先生”(Science)的大量宣传，但是，科学在引入我国的过程中，必然也会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日本学者森谷正规曾经提出 “技术风土”的概念，指出每个国家自身的科技发展与创新总是与该国本土文化产生联系，会深深打上本土文化的烙印[10]。人民群众关注生活科学，实际上也关注与传统中国文化及本土文化相关的科学知识，例如农业中的杂交水稻知识、借鉴西医手段的中医知识等。
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实践以及社会背景是一体两面共存的，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二者互相缠绕，共同演进为一张无缝之网[14-15]。因而，不能再孤立地、局限地去认识与分析科学，而应该注重更多的科学实践中的行动者及其形成的行动者网络的力量。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也是当代科学向生活科学演进的机制之一与积极表征。著名学者斯诺曾经指出，工业化社会存在两种明显的、互相较为对立的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对立[16]。实际上，人文文化诞生较早，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更早、关系更紧密，而科学文化诞生时间相对较晚，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相对联系较弱。然而，斯诺也认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仍然具有共同的行为规范，也即有着相同的 “通约数”。斯诺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的主要是由于学科教育过于专一化、专业化而导致的。
1.4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统计和分析主要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0，对数据进行ANOVA 方差分析，分析方法为LSD 两两比较和邓肯多重检验(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P≤0.05)。采用Origin 8进行图形绘制。
按照吉本斯等的论述，知识生产模式早已从传统的模式1演变为模式2，在传统的模式1的知识生产中，问题的设置和解决都是由一个特定的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是一种典型的同质性结构。而在模式2中，则是一种覆盖范围更广、包含各学科的混杂研究人员、在具有更多社会经济要求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异质性结构[17]。实际上，当代的知识生产模式2强调的就是跨学科的知识学习和生产模式，这对斯诺提出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提出了消解。随着知识生产模式2的持续发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边界不断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缠绕在一起的程度越来越深，科学文化也不断渗透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生活科学实际上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沟通、融合的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史的长河中，科学知识不断在向生活科学知识扩散，尤其是科学知识中高度智慧凝聚的概念，从一种高高在上的 “形而上”的存在慢慢传递、扩展到广大人民群众熟知的 “形而下”的名词。科学研究工作最早期是少数人，甚至可以说是欧洲贵族从事的脑力活动，相应的科学知识在早期也就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社交圈进行传播。随着政府和企业以及当代人民群众不断作为行动者加入到科学的相关议程中，科学知识传播的途径和范围才越来越广。总体上来看，科学知识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前沿和尖端的知识一直仅被少数人研究和掌握，然而已经奠定为基础性的、规律性的科学知识，则不断在社会中通过学校教育或非学校的知识传播体系，演变为全社会大多数人了解的常识性、生活性知识。例如，日心说、达尔文进化论通过学校教育，当前的 “量子通信”、磁悬浮等的科学概念及其相关 (较为浅显的)知识通过影视、互联网传播体系进入人民群众关注的视野中。随着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网络化时代的信息快捷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的知识和生活科学的知识边界不断在消解，科学也从高端的 “象牙塔”走下，虽然可能仍然缓慢，但依然在不断演进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般性的生活科学。正如齐曼所说： “过去被定义为科学的事物——现在已渐渐沦为大众熟知的生活世界的知识”[1]。
综上所述，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到生活科学，关注的焦点从追求真理、注重经济效益到关注生活及其品质和福利，其主体和客体也在不断演进(见图1)。学院科学中，进行研究的主体是科研工作者，对应的客体主要是纯粹的科学，强调追求真理；演变到后学院科学，企业和政府作为行动者也参与到科研中，因为通过将科学成果转变为生产中的技术，会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进入21世纪，人民群众也开始加大对科学研究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互联网学习、接受关于科学内容的信息，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关注于科学为自身美好生活能够带来的福利。
每一声的金石交击，都像是催命的符咒，震颤着他的心。这种感觉，简直比死还要难受。他从地上抄起一块大石头，狠命地攥在手中，以此来寻求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他盘算着，万一被发现，老子直接蹦起来，照着你那秃瓢狠狠来一下，却不知能不能弄得死。
图1 学院科学、产业科学与生活科学特征演进
4 结语
胡塞尔最早提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提醒我们关注 “此在”的生活意义，需要回归到事物的本身，而不是从伽利略时代开始建构起的一个数学的、理念的世界[18]。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 “实际生活经验”[19]、维特根斯坦的 “生活形式”[20]以及哈贝马斯的 “生活世界”[21]，这些与生活相关的哲学概念，都强调了向生活回归的哲学思潮转变，这实际上与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诉求是相通的。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也需要剥开 “此在”的科学理念化的外衣，回归生活最本真的需要，进入 “生活科学”的内核。向生活科学演进，这种历史性的变化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引起重视，也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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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Science and the People ’s Better Life Needs
Wang Yiming1,2
(1.Qinghai University,Xining 810016,China；2.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major social conflicts in China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the academic science and the post-academic science phase.In fact，it has also reached the stage of living science which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which has certain impetus.Living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s better life needs and its development deserves great attention.
Key words: Academic science；Post-academic science；Living science；Better life
中图分类号: N0，F20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3-15
作者简介： 王一鸣(1982-)，男，安徽肥西人，科技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科技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责任编辑 沈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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