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的时代特征的确认与创新战略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特征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及时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前提和依据。建国之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所以会越来越落后，从认识论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上不是右了，就是受教条主义影响“左”了，总之，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脱离了客观实际。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和党的历史所以会发生伟大的转折，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所以能重新焕发青春，我们所以能出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从根本上讲，就是由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冷静观察，深入研究，对时代的基本特征得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而且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并根据对时代特征的这种准确把握，制定出了新的、符合国内外客观实际情况的，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接受了列宁对中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实事求是的正确估价，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在革命胜利后，在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及其面临任务的看法上，实际上受的是斯大林的“左”的、脱离实际的看法和做法的影响。以至虽然掌了权，用心也是好的——希望中国人民政治上翻身之后，在经济上也能迅速摆脱贫困、彻底翻身，但由于认识和做法上的失误，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成效甚微。
1920年7月，印共代表罗易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在中国、印度这些最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因此，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并不反映群众的愿望，是同工农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对立的，共产党人不能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共产主义的运动。列宁针对这种错误的看法和主张，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东方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因此，这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不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应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范畴。（注：参看《共产国际历史新编》（王礼训等编）。）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在1924年逝世前，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越是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就越长，至于像俄罗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还需要多长时间还很难说。（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页。）在列宁看来，落后国家从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到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应当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根据这种认识，他还果断地在苏联推行了包括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刺激私人经济发展，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容许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等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而革命胜利前的中国，比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要落后得多。这样，过渡时期的时间自然就需要更长。这恐怕也就是认为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列宁同时又批评“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是极其反动的空想”。（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认为想“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是“社会主义空想”（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的真意。
后来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30年代中期，斯大林急急忙忙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建成。事实上，当时无论是生产力水平，人民的觉悟程度，社会的实际民主化程度，都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水平。明明没有达到，而认为达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阶段才能实行的一些路线和政策应用于过渡时期，这样就导致了长期路线和政策脱离社会现实的“左”的错误。如过早地取消商品、市场关系，搞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不容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等等。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批判了他的个人崇拜，但对斯大林的在苏联社会发展实际水平看法上的“左”的倾向不仅未作深刻的检讨，还进一步发展了。他执政后，公开提出要用20年左右的时间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要让他们那一代人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在苏联变成现实。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勃列日涅夫批判了他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可他自己在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上也搞“主观主义”、“唯意志论”，认为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即已经到了着手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新阶段。
我国解放前后，我们党的领导人曾正确地提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的思想。但后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将这种较为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认识抛弃了。以致在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估价上，比苏联更脱离实际。苏联再“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还用了20年时间，到勃列日涅夫公开提出“发达社会主义”概念还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1949 年建国， 到1956年“一化三改”完成就宣布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了。到50年代末，甚至就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了。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对《山东省范县提出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告的批语最好不过地反映了这种情绪：“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注：转引自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3期。 ）为此过早地限制和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试图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如级别、地位、工资乃至商品、货币等，甚至提出要恢复供给制。搞人民公社，就是为共产主义准备组织上的雏形。因此推行了一整套比前苏联还要“左”的、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民群众觉悟水平的路线和政策，还相应地建立了许多严重影响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发挥的制度，从而客观上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此外，由于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传统论断的影响，和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导致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把准备打仗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一旦反侵略战争爆发我们能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得不把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国防和实行全民皆兵。
既然世界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我们自然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慷慨解囊，尽国际主义义务，支援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和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以努力促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把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和支援别人，这就势必严重影响本国投资规模的扩大，影响经济的发展。
由于受匈牙利和捷克事件影响，也是为了一旦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全国上下能一致对外，这就需要不断“清理阶级队伍”，把地、富、反、坏、右乃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通揪出来，因此造成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加之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人们普遍不满，于是便误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
既然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自然就成了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努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政治运动不断，广大干部和群众被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自然不可能有人真有积极性并能一心一意去抓生产，搞经济。因此，使我国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更加落后。
二
邓小平同志通过认真总结世界历史，特别是几十年来两大阵营斗争的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是基础这一至理名言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靠搞单向度的政治、军事强国是不能长久的。同时通过冷静观察，敏锐地发觉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的迹象，于是，一改对时代特征的传统看法，实事求是地明确指出：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就意味着大的战争打不起来。既然如此，就可以建立国际新秩序，裁军，搞缓和。这样，把经费和人力节省下来发展国民经济。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如与美国、苏联等国家改善关系，连续几次大规模裁减军队，把军事工业中相当大一部分转为民用产品的生产，等等；发展，主要就是要努力发展作为社会一切事业基础的经济。这就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为实现战略中心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对待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决摒弃了原有的“左”的、脱离实际的看法，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再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再也没有必要、也不能搞政治运动，瞎折腾了。而应坚决实行战略中心转移，把主要任务确定为专心致志搞经济建设。从而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要发展经济，但发现人们普遍缺乏积极性，原来是由于过去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成熟到接近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步，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左”的、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为了推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确立的体制。因此，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必须实事求是地估价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甚至现在还只是处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到这样一些思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其实还不很够格。“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之中”。（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7页。）什么是社会主义，要等我们再搞几十年，才能拿出一个比较成型的答案来，等等。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党果敢地抛弃了以往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国内，一改过去中央统得过死的状况，为了搞活，对地方，对工矿企业，一切生产单位，放权让利；对劳动者个人，为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整、增加工资，恢复奖金制度，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容许个体经济有一定的发展等，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既然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需不需要学习、借鉴？外国资本能不能利用？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就必须一改过去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于是，重新恢复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特区试点也开始了。正是由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发现市场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通过将它与计划经济比较，发现它作为一种调配资源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利用价值，于是提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看到自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科学地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三
在对待时代特征的看法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忠实地、全面地继承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看法，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这一看法，把它推进到一个新质阶段。
1998年2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制》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提出“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接着，3月4日，他在同科技界全国政协委员共商大计时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强调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努力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5月4日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会上，6月1日在会见部分两院院士时，又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这一切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对时代特征的看法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接受国际主流社会公认的新看法，即确认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知识经济时代是“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两个命题的合题，是在时代特征问题上对第二代领导集体看法的忠实继承和重大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间科技与经济的交流不断扩大，整个世界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间互相依赖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想离开人类文明大道为所欲为，而想国际社会会坐视不管，将越来越没有可能；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将一改以往以有形资产为主为以知识这种无形资产为主，而无形资产不同于有形资产，后者消费越多所剩越少，而无形资产却可不断创新，所以知识经济时代各种创新知识都可以很快使全人类受惠。这样，以往只有靠牺牲、掠夺他人才能发展自己的情况将逐渐由别人的发展为自己发展的前提、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所代替。加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包括管理国家在内的一切决策和管理也将日益理性化、科学化，这决定了届时对抗将让位给对话，各国之间的矛盾将主要通过政治对话加以解决，大规模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必将越来越小，世界必然越来越以和平方式向前快速发展。
确认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就要全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通过狠抓创新，努力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体地讲，就是要充分利用本国的智力资源，争取在高新技术的某些领域抢占制高点；同时通过增加知识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产业的换代升级和发展精细工业、精细农业等途径，使自己在国际大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体化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差距。
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除旧布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从来就是人类进步的灵魂，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既然如此，何以还讲确立科教兴国，通过狠抓创新，努力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战略是全新的东西呢？这不仅仅是由于它从根本上概括了事情的实质，还在于它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根本变化。
人类的早年，社会的进步，虽然也是靠各种创新的推动，但那时人类的创造很少，社会进步的速度极为缓慢，生产主要靠劳动者的体力与灵巧，甚至靠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智力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发明越来越多，社会变化、发展的速率也日益加大。特别是蒸汽机和电力等发明、推广后，机械化生产出现了，机器代替人的体力从事生产劳动的事越来越普遍，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在人类的物质生产领域，同时依赖劳动者体力和灵巧的情况也还普遍存在。加之，这期间有的国家还有防止本国反动派复辟和外国侵略、导致文明倒退、毁灭等紧迫任务。因此，依靠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问题虽已明显但还不是特别突出、尖锐，随着电脑的问世，科技革命的出现，机器部分代替人脑的情况和生产自动化也出现了。社会发展之越来越快已难以描述，以致于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沃伦·本尼斯认为，对于这种变革的速度与规模的描述，“只有夸大其词倒反近于真实”。据统计，人类科学知识增长一倍所需的时间，在19世纪是50年； 到20世纪中叶是10年；目前仅需3至5年。人们普遍认为， 现代社会这样快速发展的原因——“技术是火车头，知识是燃料。”如今在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当今世界的竞争，从现象上看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实质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更确切地讲，归根到底是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上的竞赛。所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接受国际主流社会对新的时代特征的这一看法，确立科教兴国，依靠狠抓创新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是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是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特别是对当前国际激烈竞争的科学概括，是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面对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作出的惟一正确的抉择；也是现在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阶段的英明决策，是忠实继承、并把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路线，推向一个新质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第二代领导当政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大干快上，某些地方和部门还采取了增加投入和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途径。如今确认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就是要坚决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由生产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把发展经济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以前，为了激活经济，对各省、市、自治区，对厂矿企业，中央采取放权、让利的办法。各级政府也参照中央的政策做。各地和各厂矿企业要想多得利，主要争取上级多放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重视权力，重视人际关系，一定程度的腐败就在所难免；如今，确认了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又有了市场，利益主要依靠物化到商品上去的知识和智力，通过市场去获取。这样，人们的观念必然要由重权力向重知识倾斜，整个社会就会随之日益清廉，社会风气也会逐渐好转。
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飞跃。
在对待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忠实地继承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看法，认为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不论国际风云的变幻，还是国内存在着这样那样不稳定的因素，我党仍坚持专心致志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看法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虽然提出了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对这个阶段还需多长时间未作明确说明。不过从农村承包责任制一包30年不变，我国一国两制的方针50年不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些说法和规定可以看出，一、随着时间越往后移，他们认为这个阶段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二、他们觉得这个阶段大约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时间。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很显然，这一提法表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清醒的估计。这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第二代领导集体看法的深化与发展。这也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将长期坚持第二代领导集体所确立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和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决心。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