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亚欧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研究的方法论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陆桥论文,亚欧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研究的视角
当前各国都在讨论迎接21世纪议程，横贯亚欧的第二大陆桥（下文简称新丝路）在跨世纪中将怎样发挥它巨大的功能，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欧各国以至全球所共同关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是区域化、集团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其二，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问题更加突出，各区域集团国的发展更趋向开放，而不是趋于封闭。其三，新技术革命表明，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正在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同样的机会。自七十年代以来，各国都极其重视如何充分利用全球经济的新变化和新时机促进自己的发展，新丝路如果全线贯通和配套设施全面改善，则首先对亚欧大陆桥沿线地区的发展更为有利。新丝路的一边是东亚地区，不仅在国内陇海、兰新线地段辐射中国大部分地区，且与南中国以至东南亚也连成有机的经济网络。二十多年来，由于东亚地区的蓬勃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贸易发展最快的市场。新丝路中段经中亚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三国连着中亚伊斯兰国家。这些地区要改变落后地位，必须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贸易，加强境外横向联合。新丝路另一端通过波兰、德国、荷兰境内，连着自北极圈到地中海的欧共体自由贸易区，发展贸易对地区经济复苏更是生命悠关。新丝路辐射东亚、中亚、独联体、东欧、欧共体以至南欧。路程比连云港经马六甲海峡穿越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海上航程缩短9630公里（47%海上航程），运期缩短一个月，运费减少20-25%。这对亚欧各国都极有吸引力，对亚欧大陆在跨世纪中大协作新经济格局的形成，将起着强有力的纽带作用。
在进行这样一项特大跨度的多区域协作系统研究中，与进行任何一项伟大事业一样，正确的方法论将比什么都重要。正如梅森所说：“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对人类的价值观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1]从系统的视角研究跨世纪新丝路发展协作系统的方法论，不同于具体层次的研究方法，而是属于从整体上确立有关适于新丝路战略层研究的思想与行动的基本观念与基本原则，这是对新丝路作系统思维的基本定向。
二、新旧丝路关系式
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现代系统研究表明，任何系统，其“系统的行为与它们的历史有关。”[2]因而历史方法也是丝路系统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所谓系统研究其主旨是从处于相互作用的部分之间都遵循一定规定性（即基本关系式）出发，去研究系统整体内外关系及过程。一旦规定性瓦解，系统就转化了。在系统历史过程中，其部分及部分间的结合方式，又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量到质的变化。量变阶段，系统控制参量的变化不会改变系统仍沿原历史路径演变，这时系统整体保持稳定机制，决定论处于支配地位。质变阶段，涨落或随机因素将起重要作用，在分叉点处随机因素将影响系统在两种或多种可能性中作出未来的选择，选择结果，系统进入新时期。几千年的丝路，就有过多次涨落，每次涨落，总是部分地改变了原来关系式，建立了新的有序态。而总体上，作为亚欧陆上通道的丝路，都以商贸往来为主题，带动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真诚合作、交流和优势互补，促进共同繁荣。这始终是不变的关系式，也是现代重建新丝路发展协作系统的基础。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前138年和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由长安经甘肃河西走廊，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抵大月氏、大宛、大夏等国，张骞联络大月氏等国家夹击匈奴而开辟了通往西域诸国的沙漠丝绸之路，开始了汉王朝与中亚西域以至欧洲国家的正式往来。自张骞之后又逐步发展经四川的南方丝路。通过南北线路，政府互派使官，中国与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条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地区）、黎轩（又作黎靬，即大秦，东罗马，历史上也指埃及亚历山大港）等地均开始友好往来。北方沙漠丝路又开辟了北线、南线和中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与南缘为北线与南线，均在敦煌分路，中线则由敦煌到罗布泊附近的楼兰，在公元4世纪中叶，塔里木河改道之后，楼兰地区干旱而这条路线便被废弃了。在海上丝路开通之前，陆上丝路是东西主要通道。
历史上早在西周时代，黄河流域和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已有交往，[3]是为草原丝绸之路。唐代开辟了入西藏的唐蕃古道。中国发明丝绸的历史悠久，[4]但直到550年左右蚕方从中国传到希腊，[5]而在公元前5世纪，古波斯文献称中国为支尼(ěini,sāini)，史学家考证，印度人称“支那”(cina)或波斯人称“支尼”的音相近，含义都和丝绢的运输分不开，丝绢成为东方文明古国的象征，长安、洛阳被称为丝城。[6]可见丝绸输入波斯等国比张骞打通丝绸之路的正式往来要早得多，而到唐代又达到一个新的交往时期。
通过丝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除丝绸及其技术外，先后有火药、磁针、活字印刷术、钞币铸钱、算盘、造纸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以及与地下暗渠相通的井渠法，兵器制作法，造瓷技术、铁器农具和各种农艺种子，炼丹术（后来发展为化学），还有中国丰富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如优秀毛织技术、含长石矿物熔解后作瓷釉的技术改进了中国瓷器，以及优良马种，各种苹果种子、药物、染料，以至西方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文化艺术等。与印度佛教、罗马景教（又称大秦教），伴随传来的还有西方各种文字，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历法、数学、药物学、医学、雕刻艺术等。但总的来说，当时中国更加发达，许多西来学者惊骇中国唐代盛况。天竺学者义净认为中国医学是“瞻部洲内，无以加也”。[7]早在古希腊伟大学者托勒密（约90-168年）时代已发展了地图学，托勒密在绘制地图时，他以长期同中国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叙利亚人铁夏纳斯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为依据，特别注意把地理知识的范围向东延伸。[8]可见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深刻影响。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是东西方交流象征，载誉史册。但随着考古学和史学的深入研究，各国学者对丝绸之路早期的历史又有许多新的发现，而提出改写东西方关系史。如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一支军队组成后到中国打仗，公元前36年被中国俘获，这段外国史书记载，在《汉书》中也找到印证，这支一百多人的军队采用典型的罗马军队工事和战术，李约瑟认为被俘后可能“被充军而聚居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他们在那里娶了中国妇女，度过了他们的一生。”李约瑟早在1943年也曾到实地考察过，认为是确实的，此地在酒泉和兰州中间的永昌山区，汉代称骊靬，这一名称与古代东罗马帝国同名。[9]1993年，中外学者又从骊靬古城（永昌县西南10公里的寨子）地表出土文物和发现附近一些有“外国人”外貌特征等事实中找到进一步佐证。[10]1994年报导，为了寻找丝路遗迹，日本奈良的“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卫星拍摄的图象，以计算机处理和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地绘制出沙漠丝路与草原丝路的地图，确定被掩埋的遗址和古道，并将进一步揭示丝路变迁之谜。[11]
约于公元9世纪，欧洲基督教与穆斯林长期战争。在同一时代，中国经过安史之乱，西北战乱割据。中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丝路遂逐渐阻隔，陷于停顿。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虽一度恢复中国北方与中亚，欧洲的交通体系，但明代航海事业发展以后，西北丝路再度低落。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中原商人又取道喀什去印度，并发展了与南亚、中亚、西亚的贸易。整个丝路历史，时断时续，几起几落。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第一、在中国强大兴盛年代，如汉武帝、唐初及成吉思汗时期，注重加强对外往来，发展商贸，丝路也畅通。第二，国家内乱，丝路必然受阻。西汉末年王莽纂位后，内乱四起，又制造边陲紧张关系，政治腐败，自身无力支持，随下令断绝与西域往来。东汉三通三绝（[12]，第189-190页），都与国内及边陲的稳定与否密切相关。中世纪欧洲宗教战争，中国安史之乱以后，情况大抵类似。第三，陆海通道有一定相互影响。海上丝路开通后，取代了陆上丝路的贸易功能，又使陆上丝路趋于冷落。但明末西方海上商人以海盗形式侵扰沿海，政府无力对付，遂制定闭关制夷的政策。至清初，顺治为对付在台湾的反清势力，下禁海令和迁海令，断了海上通道，又使陆上丝路得到一定恢复。第四，丝路发展也与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变迁有关。沙漠中路的断绝主要原因在此。第五，公平贸易、友好往来是基本传统。古丝路始终是东西方寻求商贸往来与真诚合作的象征。丝路的每次重开，都反映着东西方在客观上面临新的需要，并总以经济上的优势互补为主导，又促进科技文化的多方面交流。第六，在丝路历史振荡过程，存在着友好合作与暴力冲突的交替。而文化冲突往往背后是利益冲突。人类有过多次使用暴力方式对落后区域进行不平等的交换以至发展为直接的暴力掠夺，暴力代替了合作，丝路每次中断，常常与此有关。在历史发展的临界点上，随机涨落会影响分叉的选择。所以，在合作过程中，如不注意适时调节和控制，冲突会在多领域、多层次上发生和升级，最终会改变历史的路线和丝路的主题，以至丝路中断，那时的经济合作者又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牺牲品，这又是历史的教训。
当代冷战结束后正面临21世纪，总的趋势是以合作为主导，和平与发展是主流。在跨世纪中，全球市场日益一体化，亚欧第二大陆桥与海空通道及第一大陆桥交通运输网将有着更强的互补性，如何发挥新丝路的功能特色，这又需要进一步研究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关系式，也是协作系统的结构功能模式。
三、结构功能关系的分析
结构与功能关系分析方法是系统研究的又一基本方法。与任何系统存在着内在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即结构关系，对外存在着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即功能关系一样，新丝路协作系统也存在同样的内外关系。新丝路协作系统涉及亚欧多个区域，只有发展优化的结构功能关系，才能使丝路的协作发挥整体功能大于它所组成部分的加和效应。
1994年来，美日欧各国战略家差不多都认为冷战结束后以地区经济联合为特征的地区性贸易区（倘称地区贸易）正在取代多边贸易。欧共体与北美贸易区就属于这类联合。北美、西欧和东亚被公认是世界三个实力相当的主要经济区域，它们都以某种独特的地区条件和运输通讯网络为纽带而建立起来，区域化、集团化、多国企业的发展，又需要以协作互补为前提。经济发达国家在国内不景气情况下，急于寻求资金、技术的出路，而资金、技术相对缺乏，但有广阔市场、丰富资源和低廉劳动力的地区和国家，就必然成为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主要流向，这就形成彼此互惠的结构性合作基础。
对于新丝路协作来说，又高于一般的地区贸易。新丝路两端是西欧和东亚两大经济区，各维系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中间横贯中亚，联系着大中东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和10个非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目前中亚已经成为各国商贸和政治文化激烈角逐的场所。中段还联系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波兰东欧国家。而新丝路穆斯林地区又与全球1/5土地8亿人口的56个伊斯兰国家有着更密切、更敏感的联系。丝路是主轴线，维系着亚欧多个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以它们为“中心极”辐射亚欧大部分地区，所以新丝路是跨大洲、跨区域、跨民族的域际经济协作带，它加强了亚欧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但由于它跨越多区域，各区域显示出民族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经济基础、基本设施、交通通讯、生态环境参差不齐，状况复杂，又给优势互补格局的形成带来种种障碍，所以，不能期求象欧共体那样，取消内部边界控制，自由通行，实现人员、劳务、商品、资本四个流动的统一市场，而是另一种特殊的协作结合形式。
1、逐步扩展的协作结构式
就本世纪来说，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要在全线各分段实现贯通的过程，充分发挥主轴线与中心城市的“中心极”辐射作用，逐步扩大辐射圈的物流、能流、信息流、人才流的良性循环。新丝路是东西方双向运输大动脉，通过线路实现物流是它的基本功能。丝路历史是从东西方互通有无的商贸开始的，因此，发展灵活多样的域际商品自由流动，是现阶段经济交流合作的初级形式。
其次，发展域际产业横向联合，建立高科技产业一体化的多国企业集团。利用域际各区域、国家的比较优势，根据资源、资金、地理环境条件和急需情况，合理选择首先合作的项目。目前仅中亚地区就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此选择合作伙伴。我国也有20多个省市进入中亚市场，韩国计划到1995年与中亚各国贸易额达100亿美元。[14]丝路沿线辐射区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急需利用高科技改造域际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的机电、纺织、化工、能源、材料、农牧业及其加工业。因此发展资源联合开发及支柱、瓶颈产业联合开发，对域际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有极大推动。横向联合还必须包括建立域际信息高速公路，域际各中心城市仓库、集装箱转运系统基础设施的全面合作建设，这也是互惠互利整体繁荣的先决条件。
第三，伴随商品流通贸易和集团化合作，也应逐步发展域际的劳务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吸引世界各国资金，加快域际资本流动，在坚持优势互补的原则下，扩大域际内外的结合点和共生点，双向扩大合作开放度，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为未来世纪合作的进一步升级创造条件。
2、实现协作的“软件”工程
域际合作是多层次、多目标的合作，如果上述合作模式是硬件，即硬目标的话，那么相应地必须辅以配套的合作软件系统。这就是：
第一、进一步加强政府各级、各部门的接触，以至扩大到民间的科技、学术、产业部门、教育、文化、宗教和旅游业等多形式的友好往来和交流合作，以增进友谊，增进谅解，消除彼此观念障碍，增进价值观念的认同，为推动域际合作创造良好政治氛围，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二、从政府到企业不同层次，通过多种方式，制定必须的域际合作的合适战略和具体政策，以及贸易关税协定，域际的、多边的、双边的各类法律条款，简化域际内产地与销售市场直接挂钩的程序，减少中间环节，尽量避免双重标准，为推进协作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
第三、发展域际协作的支撑网络系统。合适的战略和政策，如果实施过程缺乏支撑网络系统，就只能零散的协作，而不能发展为优化的、整体性的域际协作系统。新丝路除硬件设施网络的支撑系统外，还必需致力于发展相应的第三产业，促进域际各区域各成员国的管理改革。这将使协作各方能具有更强的互适性和相通性，为推进协作打下良好的管理基础。
3、发挥协作功能的基本原则
第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协作关系着双方，形式是多样的。包括①多极协作：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环保等多方面；②多层协作：有高层、中层、基层、包括战略层、协调层、操作层都可以作不同程度的协作；③多边协作：大的有域际性，区域之间两国或多国协作，落后区域开发协作，相同或不同产业部门的协作；④多级协作：域际近期、中期、长期不同阶段日标的协作等。新丝路协作展极为灵活、极为广泛的系统协作模式，这是丝路多区域、多民族等复杂关系决定的。只有注重实效，避免形式主义，才能真正体现协作的目的。
第二、求同存异，稳定发展。新丝路整体协作系统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各部分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但没有基本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则协作无法进行。至于社会政治观、民族宗教观、文化艺术观等一类问题，要期求都认同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因此协作各方应本着互相尊重、公平贸易，缩短价值观的差距，而在总体上坚持求同在异、兼容兼顾，相异而和，只有本着这一共同认可的原则精神，去调整各自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定势，以至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扩大认同的基础和范围，这是建立新丝路协作系统，实现区域整体稳定、共同繁荣的保证。
第三、天人相济，持续优化。新丝路大协作系统是一个整体，整体中任一部分都是有机的部分，人与环境的任何相干作用都会从量变到质变不同程度地影响整体。在跨世纪中，环境问题是第一个最严重的全球问题。新丝路国内西北段，自明清以来，垦伐无度，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化、盐碱化严重；有的地段洪水、滑坡、塌方、泥石流经常发生；有的地段映氧、沙暴、风暴、积雪严重。中亚是地震多发区，近百年来较大地震发生过3000多次；咸海日趋枯竭，变成毒盐区，对环境人畜危害很大。荷兰地段鹿特丹港口低于海平面1米，更是严重水灾区。因此新丝路协作系统的开发发展过程中，始终要把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放在第一位，不仅不能实用主义地掠夺自然，发生杀鸡取蛋的愚蠢行为，而是应本着天人相济、防患末然原则，坚持自力更生与域际共援相结合，有计划地逐步改善生态环境，才能保证新丝路协作系统实现可持续的优化发展。
四、协作系统的快慢参量与控制
一个新的系统结构功能模式的形成、发展与系统参量有关。按照协同学的支配原理，又将系统参量分为慢变参量与快变参量，慢变参量支配着快变参量，一旦系统的有序结构建立，系统对于微小扰动来说将呈稳定。但一定条件下，扰动不能被原结构同化，系统对扰动出现顺应，引起慢变参量的调整。当顺应达到一定临界点，整个系统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新的结构功能模式，出现了由调整了的慢变参量所支配的新稳定关系，各级系统都有这种情况。
如何分析新丝丝路协作系统的快慢变量，这是一个新课题。我们从丝路历史及结构功能分析中可以发现，影响丝路友好往来的慢变参量主要是经济结构、资源开发、交通通讯、政治制度、文化认同、生态环境这些基本问题方面。
其中，经济结构、资源开发、交通通讯是基础性的慢变参量，是经贸友好往来的物质性的有形媒介。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期，认识到发展西北采矿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等是基础，从德国、比利时订购机器设备，聘请外国工程师、技术人员，与欧洲开始密切交往。[15]追求自身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成为友好协作的动力，不过当时主要是依靠海上通道。清代末年到民国初期，已意识到西北开发与完善交通通讯及基础性设施的关系。《宣统政记》指出：“西北铁路，关系地利国防，尤须力图建设，惟须造端腹地，渐及边陲，庶经武通商，相资为用。”新差巡抚陶模向清廷奏请发展西北电讯业。孙中山认为修建西北铁路“将为欧亚铁路系统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由太平洋岸前往欧洲者，以经此路为最近。”他曾拟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以修建20万公里铁路为已任，并提出修建西北铁路网宏伟计划。[16]中亚伊斯兰国家92年已开始规划阿拉木图到伊朗的联通相关工程。1993年2月，中亚10个伊斯兰国家部长级会议又进一步制定发展中西亚市场计划，（[14]，第143页），以加强该地区的联系以至革新地区性的产业体系。
政治制度、文化认同是上层建筑领域的慢变参量，是非物质性的无形媒介。新丝路域际协作首先需要有域际成员国政府最高层次的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国家，和谐、宽容和相互尊重，最大可能的观念认同，是制定共同遵守的协作法规、关税协定的前提。历史上边界纠纷、文化冲突、民族沙文主义、强权控制、社会动乱，以至局部战争，无不影响丝路交往。特别中亚、中东地区，长期来卷入宗教、民族、文化冲突的旋涡，又导致损害以至丧失和平合作的前景。跨世纪、跨大洲的新丝路大协作，只有在共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旗帜下才会成功。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今后文明冲突（实际指的是文化冲突）将成为政治斗争的主线，[17]这是一种片面性观点，亨廷顿把文化冲突绝对化，而掩盖了冲突背后更基本的经济原因。与经济因素相比，文化是第二位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体现为思维惯性，是更深层的观念形态的慢变参量。古丝路东西方往来的历史与东盟地区多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友好协作说明，当谋求经济繁荣的共同目标占主导作用时，妥善地保留文化差异，相异而和，不仅不妨碍协作，还会增强协作的特色。台湾与奥地利的交往最初是建立了驻奥地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后来改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认识到经济与文化是水乳交融互动发展的重要方式。[18]当然，政治经济矛盾处理不当，文化冲突仍可能激化。对于新丝路协作系统来说，重视政治文化这一类慢变参量的优化调节，比起世界上任何区域协作来说，显得有更大的复杂性和更突出的意义。
生态环境虽是带有更大客观性的慢变参量，丝路各区域，不管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荒凉大漠，还是中亚地震、荷兰水患，主要是地质演化造成的，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起码在现代是如比。但利用科学的力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可以使灾害减少到尽可能低的限度，还可以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变害为利。
相对于慢变参量来说，快变参量是属于偶然性、暂时性的因素，一切随机因素，原则上郡可说是属于快变参量。快变参量的调节和控制是否合理，会影响慢变参量的进化或衰退。由于新丝路发展协作系统是开放、复杂自组织巨系统，自组织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如协作与控制，能使系统自发趋于稳定关系，这种自组织的功能特点，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那就是加强协作中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控制。
政策导向和控制方式是多方面的，有宏观控制与微观控制、方向控制、指标控制、质量控制等等，但从政策控制的直接性来说，又可分为硬控制和软控制。硬控制是指实现协作目标的一切确定性的、具体的直接控制。丝路历史上就有先例。汉元帝时，在边疆冲突中，发现胡兵的刃不坚利，一个汉兵抵得上五个胡兵，胡人力图获得汉人的铸铁法以改造兵器，于是汉王朝规定兵器、铁器、铜钱等严禁出境，商人违者处以死刑。[12]唐时长安商贾与西域商贾由于贸易借贷关系纠葛不清，影响社会秩序，朝廷便下诏禁止“与蕃客钱物交关”。[7]历史上丝路几通几绝，主要的还是政策控制的结果。现代新丝路是在全球市场的背景下重开的，对外开放、发展地区贸易是共同的需要，正起着主导作用。某些技术与产品的出口控制并不妨碍协作。政府部门制定某些确定性指标政策措施对发展贸易就有着直接控制的功能。软控制，即实现系统目标的间接控制，这是一种不确定性的不规定具体硬性指标的控制。新丝路沿途国家包括着多种文明模式，由于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等的差异，价值目标也往往不同。这类属于观念形态和复杂社会问题的控制，更多的是通过软控制，间接控制。如通过制定文化艺术交流的原则、改革来实现控制。总之，政策控制如果失误，在临界点上，一些非确定性的问题和因素，一样会导致协作系统恶化，甚至演变为非预期目标的新结构功能模式。当前，产业科技化、贸易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新丝路对亚欧双方扩大出口又有着举足重轻的关系，中国更成为投资机会最有潜力的国家。因此，寻求更有活力的政策调整和政策控制又是促进新丝路大协作格局形成的启动枢纽。
五、结束语：思想方法论
丝路历史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早已开通，东西方也在长期商贸往来中结下不解的友谊之缘。现在新丝路重开，从跨世纪全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它将把亚欧友好协作推向历史的最高峰！这是历史观，也是时代观！
亚欧大协作的主题是经贸，文化往来是桥中之桥。如果文化与经济水乳交融，协作将产生增倍效应。亚欧协作过程存在观念认同问题。但经济贸易总是在同一价值杠杆中进行调节的，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与合作能上到什么台阶有关，因为价值观支配着人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是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区域内外往往存在双重标准问题，差异是发展为冲突的根源，因此协作实践中，从经济制度到文化不同层次之间，差异的协调和相互尊重，坚持不同而和，这将是增强协作凝聚力和持久性的认识基础。这是层次观，也是整体观。
亚欧域际大协作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挖掘人与自然一切潜力，要保持整体持续优化的协调发展路线，关键是把握好“度”。有时来自某种驱动力，人们为了追求某项目标或竞争需要，只注意短期效益，顾此失彼，忽略发展的长期后果和负效应，而价值失衡，天人失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失衡，政策失衡，那一项失衡都可能发展为整体失衡，以至导致难于预计的后果。因此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深挖潜力，在合作与竞争的调节控制中一定要把握好“度”！把握好发展的动态平衡，以实现可持续的优化发展。这是动力观，也是政策观！
方法论研究是关于第二亚欧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综合研究的有机部分，这项研究应走在具体问题研究的前面，正如德国诗人、政治家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所说的：“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方法论是有层次的，高层次的理论、战略、政策对于相应的低层次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方法论是观念形态的思维武器，有助于调整思维定向，但它们也是随实践的发展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而发展，所以它的研究也是长期的，本文只是提出问题，并作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