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汉语声调理论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声调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汉语声调的理论认识和研究大致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关于声调的自然属性研究，即声调是音节内有辨义作用的一种相对音高的研究。第二个时期是50、60年代，关于声调的语言属性研究，即声调在音系中的音位归属研究。第三个时期从80年代至今，开始进行声调自身构成以及声调与音段关系的研究，即非线性音系学的研究。第四个时期自90年代中期至今，开始运用优选论研究声调组合过程中的制约规则系列。第一二阶段的研究成果已成共识，被广泛接受和传播，目前国内的整体认识集中于此。第三阶段的研究正在进行中，第四阶段刚起步。
1.古代的声调理论
在20世纪之前，汉语声调的理论研究和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延缓期。一千多年前，汉语声调被发现。声调所以被发现是因为它辨义。因此，当梁武帝询问沈约“何为四声”时，沈约的回答是讨好的“天子圣哲”。隋朝的《切韵》将声调与声母、韵母分立，表明古人对汉语音节的认识，显示出古贤的声调音位意识。他们将音节结构分层级，视声母、韵母为一级（今谓音段单位），声调为另一级（今谓超音段单位），两级合为音节。古贤对音节和声调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将声调与声母、韵母二分的智慧，直到今天依然光芒闪烁，成为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非线性音系学的一块基石。它启发了美国语言学家，“创立了韵律单位层级说，促成了生成音系学、非线性音系学的发展……汉语音韵学的音节结构说原来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原理已被普遍接受，其惊人的解释力令许多音系学家震惊。（徐通锵1998）”古贤发现的音节结构模式是人类语音的普遍结构规律。但很可惜，汉语音节结构说的价值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被发现。
古贤对声调调类在音节中的地位和声调的音位功能的认识是准确的、卓越的，但对声调调值的认识就模糊了。初期的认识由感性开始，这与许多新事物的认识相类。因此，声调最初的名称就是感性认识的典型产物。古人最初称声调为“宫商角徵羽”（李登《声类》），是借用音乐的五声音阶名来指称的，所以为五声，是分平声清浊为二（王力1982：97）。名称自然反映了初创期认识的模糊，但也透露出古人已朦胧意识到声调与音高有关，因为音乐的五声音阶也是音高的变化，二者相类，只是变化的方式不同：音阶的音高变化是跳动的，而声调音高的变化是滑动的。后来，声调的名称改作了今天沿用的平上去入，但对声调调值的朦胧意识始终未改，延续了一千多年。这集中反映在古人对调值的描写上。从唐朝和尚处忠在《元和韵谱》里的“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到明代释真空的《玉钥匙歌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以及清朝江永《音学辨微》里的“平声长而空，如击钟鼓，上去入短而实，如击木石”。各朝先贤对调值的描写如出一辙，都是音感直觉的文字刻划。后人继承了汉语声调研究的传统，但仰承前贤，盘桓太久，直到20世纪，才有明显跨步。
2.20世纪声调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音高观
20世纪20、30年代，赵元任、刘复等语言学家首次对汉语声调进行了科学研究。声调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回答“声调是什么”，即声调的属性。其中含两个问题：一是声调的声学实质，二是声调在语音系统中的地位。赵元任、刘复等从生理、物理、乐理几方面研究出声调的声学本质是音高变化，即声调的高低是声带振动频率变化的结果。刘复(1924)用从法国带回的测量声波的浪纹计做研究，并改进创制了“刘氏声调推断尺”，测量了几十处汉语方言单字调的音高数据。刘复(1924)的《四声实验录》以包括北京在内的12种汉语方言的声调为实验对象，得出了基频决定声调高低的结论，揭示出声调的音高实质。赵元任除调查多种方言的单字调外，还用简单的音高管测定语流中的变化调型。颇有趣的是，赵元任用七弦琴和胡琴验得的北京声调曲线居然比刘复用浪纹计所测得的更符合北京人的听感。此外，赵元任还指导他的学生设计改装电动浪纹计，请人帮助研制一套“自动音调记录仪”（转引自吴宗济1996）。
声调的测量和表述需要一种方式。赵元任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他创制了声调的5度标记法，为汉语乃至世界各声调语言中声调的测定、描写和研究奠定了基础。70多年过去了，这套符号仍在被广泛、有效地使用，尽管有人提出过修改意见（详见第6节）。
关于声调在语音系统中的地位。赵元任当时就指出：“声调这种东西是一种音位”（转引自吴宗济1996），只是没有详细论证。
3.20世纪声调理论研究的第二阶段——音位观
古贤有声调音位的意识，但没有声调音位的概念。赵元任在30年代提出了汉语声调音位的概念。他的提议有世界学术研究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初，欧美的一些语音学家将声调列入了音位学研究范围。首先是Beach对声调做了音位分析，并因Jones的建议而使用术语“调位”，他给调位的定义是：“一类声调，其中没有一个声调可以在另一声调的环境里出现”（转引自胡伟民1987）。他认为声调跟调位的关系相当于音素跟音位的关系。Bloomfield曾强调，声调是音系中的主音位。Pike(1948)进一步指出，调位概念的核心是一个音节的音高跟相邻音节的音高构成对比，调位是音节的区别性音高，概言之，用于音段音位的原理，一般也可用于声调音位（转引自胡伟民1987）。需要指出的是，Pike所说的音节间构成对比音高的声调与汉语音节内构成对比音高的声调是两种类型的声调（见4.1.1节），不过，关于声调音位的道理于二者是相通的。
赵元任虽然在30年代就提出了汉语声调是一种音位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国内语言学界的注意。50年代，因研究汉语拼音方案的契机，汉语声调的音位研究被推到了前台。国内语言学界进行了热烈讨论，各种意见不断见诸报刊和著作。其中《中国语文》是主阵地，1955年至1960年连续登载了一批讨论汉语声调音位问题的争论文章。归纳起来，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1)声调隶属于音节，是一种独立的音位，与辅音音位、元音音位并列，如徐世荣(1957)的“试论北京语音的‘声调音位’”，史存直(1957)的“从音位学看汉语的字调（声调）”；(2)声调附着于元音，不是独立的音位，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间或区分辅音音位），一个元音有几个声调就有几个音位，如傅懋勣(1955)的“拼音汉字中的声调问题”，张静(1957)的“谈北京话的音位”，周耀文(1958)的“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程祥徽(1957)的“关于普通话音位”；(3)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但只是识别音位变体的一种条件，不能独立成音位，如尹仲贤(1957)的“汉语的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
1978年国内学术复兴后，学术界不再有人坚持后两种意见，声调是一种音位的观点被普遍接纳，但这场讨论并未停止。因为50年代对意见的分歧缺乏深入的分析，所以，尽管意见统一了，但认识未必统一。各种观点，包括声调音位的肯定论，在理论方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澄清，以致影响到人们对普通话音段音位的正确认识。70年代末到80年代，又有讨论声调音位及相关问题的论著出现。如，郭正彦(1979)的“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处理问题”，欧阳觉亚(1979)的“声调与音节的相互制约关系”，钱文俊(1982)的“声调同声母、韵母的关系”，张林林(1986)的“普通话调位系统初探”，胡伟民(1987)的“调位三论”等。
胡伟民(1987)的文章条分缕析地剖析了50年代关于声调音位的三种意见。关于调位肯定论，胡伟民特别强调，不可把调位跟元辅音音位完全等同起来，二者在音节结构中处于不同层次：调位是音节层次的单位，元辅音音位是音节成分层次的单位。对调位否定论，他认为，“我国传统的音韵学早已把字（音节）调独立出来，反对声调独立的意见在理论和方法上倒退了一千多年。”他详细批驳了“声调是区分元音的成分”的说法。他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声调是贯穿于整个音节浊音部分的整体音高模式（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即声调并非贯穿于整个音节（如50年代的调位肯定论者所言），而只反映在音节的浊音部分。此说符合声学原理：浊音的声带振动正是构成声调的音高之源，两者相伴，似乎理所当然。但是，90年代有语音实验证明并非整个浊音段都携带声调信息，承载声调的浊音段是不包括介音的韵，甚至将韵尾也排除在外：“北京话单说的声调信息主要由主要元音及其过渡携带”（林茂灿1995）。第二，强调了声调的音高和音长因素，重申刘复先生《四声实验录》中的主张：如果把音高和音长作为两个坐标，用曲线把它们的函数关系画出来，那么这曲线就是该声调的标准代表。可惜，刘复在20世纪初就论及的声调的音长因素没被充分重视，直到90年代末才被当作一种新理论的重要内容而提出（见4.3节）。
1978年国内学术复兴后，不仅对声调音位的认识统一了，关于声调属性的认识也统一了：(1)汉语声调是音节内有区别作用的一种相对音高；(2)这种相对音高的变化是滑动的，即是连续的、渐变的，而非跳动的。这两条原理写进了高校现代汉语教材（胡裕树1979；黄伯荣等1991），成为汉语语音学声调方面的经典理论。
4.20世纪声调理论研究的第三阶段——自主音段说
比国内的学术复兴略早一点，1976年，美国出现了自主音段音系学。自主音段音系学是美国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非线性音系学诸多理论中的一种，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Goldsmith(1976)提出的。该理论视超音段成分为一个自主平面，与另一平面的音段音位并列，两平面通过一定的联结规则发生非线性关联。1976年后，该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一些具体语言的声调研究。80年代中期，国内开始介绍该理论，逐渐用于汉语声调的研究。
正如第一节所介绍，非线性音系学关于声调与声母韵母两分的观念古人早在《切韵》时代就已形成，并构架了《切韵》音系。但我们后继的音韵学研究，包括20世纪的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观念的普遍意义，反倒狭隘地宣布这是汉语音节结构的特性。因此，“汉语语言学失去了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音节内部结构模型的发明权”（王洪君1999:112）。王洪君指出这一失误囿于两点，一是对其他语言不够了解并缺乏研究；二是缺乏从汉语个别现象透视更多语言一般现象的意识，即缺乏理论研究的意识、视野和方法。这是国内语言研究的一个缺憾。
国内比较早介绍自主音段音系学的是《国外语言学》。该刊1985年第4期“关于‘非线性’音位学”（陆致极）和1986年第1期的专篇“自主音段音系学”（吴宗济）简略介绍了自主音段音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主张。此后，不断有相关评介文章发表。同时还出现了具体研究汉语声调的著述，如徐云扬(1988)的“自主音段音韵学理论与上海声调变读”，林华(1998)的“‘调素’论及普通话连读变调”，朱晓农(1996)的“上海音系”，王嘉龄、Norval Smith（转引自李智强1999）编的论文集《汉语音系学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honology)等。这些文章分别研究了崇明话、天津话、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声调问题。1999年，王洪君的《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调》出版，正如书名所标示的，这是一本汉语的非线性音系学，即用非线性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音系的专著。该书第10章“声调”介绍了国外自主音段说对汉语声调的研究，并研究了汉语声调的相关问题。作者称之为“自主音段声调学”。
下面我们逐一介绍王洪君的汉语自主音段声调学、林华的调素论和徐云扬的上海声调变读研究。
4.1 自主音段声调学
本节分三部分：一、汉语式声调与非洲式、日语式声调的区别；二、自主音段声调学的基本原理；三、用基本原理分析汉语声调。
4.1.1 汉语声调与非洲式、日语式声调的区别
为讨论汉语声调的属性，王洪君(1999)首先对比了汉语式声调和非洲式、日语式声调的异同（因为自主音段声调学发源于非洲声调与音质音段关系的探讨）。王洪君认为，从声调自身的属性看，汉语式和非洲式、日语式声调的主要区别是：
(1)汉语声调调型与一个音节的韵连接，即为单音节内的音高变化曲线；而非洲式、日语式声调调型不一定与一个音节连接，即多为几个音节的音高变化曲线；
(2)汉语调型有由三种音高组成的曲折调调型，而非洲式、日语式声调没有这种调型；
(3)非洲式、日语式调型连读时，往往以声调特征（指区分单音高值的最小单位，相当于五度标调法的一个阿拉伯数字）为单位发生删除、延展、改联、漂移等变化，而汉语调型连读时除发生相类变化外，还发生调型的交替式变化，其中常伴有调域的阴阳交替。
20世纪中期，非洲式声调和日语声调被看作重音，称作乐调重音，这是与音强重音类比的产物，比如梵语、古希腊语、立陶宛语等。但从其声学属性看，与汉语声调相同，都是音高的相对变化，只不过汉语声调的音高变化在音节内，而非洲声调和日语声调的音高变化多在音节间。自主音段说重新确认了它们的声调本性。王洪君认为，它们与汉语声调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调型是有区别词形功能的最小韵律单位，一个莫拉（mora，最小的韵律单位，介于音段和音节之间，王洪君写作“摩拉”，本文采用“莫拉”）一般承载一个声调特征，在词之间较大的停顿处可多承载一个声调特征，调型连读时常有声调特征的变化等。
4.1.2 自主音段声调学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有两条：(1)声调的最小单位和最小结构单位；(2)声调与音段的连接规则。
原理1：声调的最小单位是声调特征，声调特征指单音高值的平调；声调的最小结构单位是调型，调型指声调旋律，是单音高值的组合体；平调组合成斜调。
例如普通话的阳平35，斜调[35]是调型，而此调型由[3][5]两个声调特征构成。
原理2：声调单位与音段单位有四条连接规则，连接过程中有两种现象。
规则1，强制非恒值原则：声调特征的音列上不允许有相同的特征连续出现，即在声调音列的线性结构上必须是高、中、低不同音高特征的交替排列；
规则2，普遍联接规约：声调特征与承载声调的音质单位(TBU)的连接线不能交叉；
规则3，声调延展规则：在构词过程中，与某个承载声调的音质单位相连的声调特征可能沿着某个方向延展，与其他的承载声调的音质单位相连；
规则4，默认调填入规则：在所有连接规则用完后，如果还有未连声调特征的TBU，就用默认调填补。默认调指一种语言中最没有标记的，用作最后填缺的声调特征。
在声调特征与承载声调的音质单位连接中会出现浮游调和默认调。默认调如上所述。浮游调指语素或词干在深层或在派生过程中出现的未连接到TBU上的声调特征，当该语素或词干由深层转向表层或与其他构词成分连接时，浮游调或被删除，或并连到最后一个TBU上，或向后面的TBU漂浮。
4.1.3 自主音段声调学对汉语声调的分析
汉语声调的构成：有声调特征和调型两级声调单位。声调特征与莫拉相连，有区别调型的作用，每个非轻声音节有两个莫拉，可与两个声调特征发生深层联结，同时还可能再带一个浮游调的声调特征，即汉语正常音节的深层可能与三个声调特征相连接；调型通常与单音节语素相连，有区别语素的作用。故汉语的单字调是汉语声调中特别重要的中枢单位。
关于声调与音段的关系，王洪君主张将承载声调的韵也分为莫拉，并认为汉语的非轻声音节是两个莫拉，轻声音节是一个莫拉。单值音高的声调特征与莫拉一对一相连，但在有较大停顿的词末，一个莫拉可以连接两个声调特征。
对汉语（包括方言），声调的描写，仅用H、M、L三级音高不敷用，为此增设了一个范畴“调域”。调域通常分阴阳域，与汉语声调传统研究的阴调阳调相当。朱晓农(1996)分为阴中阳三域，每域按相对音高各分高、中高、中低、低四级。从绝对音高看，阴中阳各域的“高”调值依次降一档。
在调型连读时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是以声调特征为单位的传递式变化，如声调特征的删除、延展、改连、漂移等；另一种是以调型为单位的交替式变化，如同化、异化、甲调型变乙调型或阴阳调域的交替等。因此，调型是声调层级结构中的一个有价值的节点。调型节点不仅管辖音高的声调特征，还管辖阴阳调域特征。
对王洪君的上述分析我们有两点思考：(1)字组的非尾字调型可否是曲调；(2)调域的普适性。
如果汉语的正常音节只有两个莫拉，单值音高的声调特征与莫拉是一对一相连，只有在有较大停顿的词末，一个莫拉才可以连接两个声调特征，那么，在没有较大停顿的词中就不会有由三个声调特征构成的曲调，只有在词末位置才允许出现曲调。因为三个声调特征的曲调需要三个莫拉承载，而一个音节只有两个莫拉，能连接两个声调特征的莫拉只有在词末才有。“曲折调只出现在语素单念时、合音或多音词的末位音节上”（王洪君1999:240），这一结论在很多汉语方言中有效，但悖例并不难找。比如，山东比较普遍的两字连调式的前字就是曲调：[213+42]（莱州，即墨，临朐），[214+53][213+53]（蒙阴，寿光，潍城），[214+55]（博山，平度，莱州）等（钱曾怡2001）。
增设调域对有阴阳分野的方言是很有用的描写方法。但不是所有的汉语方言声调都有阴阳的对立，调域对无阴阳调对立的方言恐怕就不适用。还有，即使有阴阳对立的方言，阳调不一定都低于阴调。因此，调域使用的普适性恐怕会有相当限制。
4.2 自主音段声调学对汉语方言声调的研究
自主音段声调学理论自从80年代起就陆续被用来研究汉语方言声调，研究者以留学海外的学者为主，也有个别国内学者。研究成果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oira Yip(1980)的博士论文“汉语调系”，该文讨论了普通话、上海话、广州话、厦门话的声调问题，如声调不随音段的消失而消失，浮游调以及调型等；陈洁雯(1985)的博士论文“福州音系——声调和重音的非线性分析”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嘉龄、陈渊泉、张洪明、张光平、石基琳、金顺德等又分别研究了北京话、崇明话、天津话和上海话的声调。下面以徐云扬的研究为代表，简略介绍。
徐云扬(1988)的“自主音段音韵学理论与上海话声调变读”关于上海话声调主要有三项内容：(1)上海话声调系统的描写；(2)上海话多音节复合词的表层声调模式；(3)上海话多音节复合词的表层声调模式生成过程。(1)(2)略，简介(3)。
徐云扬认为，上海话复合词的声调模式取决于词汇，并由复合词第一音节的调类决定；在由单字调组合成复合词声调模式的过程中，声调的变化不是音段层次中的变化，而是声调层次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受控于两类法则，一是单字调由底层调值生成表层调值的法则，二是由单字调组合成复合词声调模式的法则。
第一类有两条法则：(1)高调下降法则：如果底层高调(H)后面没有任何声调，它在表层音韵层必须下降为提升了的中调(M↑)，如“小”；(2)升调简化法则：一个底层升调（LM或MH），如果在一原来底层是阴入的单音节字上表层化，则简化为提升了的低调(L↑)或提升了的中调(M↑)，例如“咳”：
第二类有四条法则：(1)底层声调抹擦法：在复合词表层声调模式的生成过程中，抹去第一音节之外的所有底层声调；(2)底层连接线抹擦法：把复合词第一音节与其底层声调中非第一部分调值之间的底层连接线抹去；(3)Pulleyblank连接规约；(4)预定低调(L)法则：如果一个音节经应用Pulleyblank连接规约后没能与任何声调连接起来，那么该音节会与一个词汇中已经预定好的低调(L)连接。例如：
在“小朋友”的表层声调生成过程中，当二、三音节底层声调抹去后，就处于无声调连接状态，而第一音节的第二个声调特征H的底层连接线抹去后，便向第二音节蔓延，与之连接，成为第二音节“朋”的表层声调。第三音节“友”此时没有相连的声调，就启用预定低调L（即4.1.1节王洪君文的默认调）。在“小朋友”表层声调生成过程中，体现出声调层的自主特性。
4.3 调素论
1985年，瞿霭堂提出“调素”概念。他认为调素与莫拉相类，但不等同：“不仅指小于音节的节律特征单位，还是小于音节的受外部因素制约或与外部因素关联的声调构成单位。”
1998年，林华提出调素论。这是一种借用非线性音系学的基本原理所构架的普通话变调理论模型。调素论有三个基本原理：调素说，边缘调素脱落论和低调制约规则。
调素说：调素是构成声调的最小单位，它有调高和调长（注：原文是音高和音长，笔者改为调高和调长。）两个因素。一个声调可由一个或几个调素构成。普通话的单字调由三个调素构成，每个调素的调长为所在音节相对时长的三分之一，调高有H（高）M（中）L（低）三级。普通话四个单字调为：
阴平：HHH 阳平：MHH
上声：LLM 去声：HML
林华的调素相当于王洪君的声调特征。王洪君认为汉语非轻读音节与两个声调特征相连并可带一个浮游调，即有三个声调特征，林华调素说与此相合。按调素说的原理，构成一个单字调的三个调素中有两个边缘调素，边缘调素与浮游调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边缘调素脱落论：边缘调素指一个声调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调素（按作者原文表一的标示，此句中的“或”应为“和”，笔者注）。在同一个音步中，一个边缘调素若不属于音步尾部，声调亦不在音步边缘，那么该调素在连读时即消失。按照原文的图解，该说意为：
(1)边缘调素指一个声调的第一个调素和第三个调素，即组成一个音节声调的三个调素中有两个边缘调素；(2)一个音步中的尾部音节的两个边缘调素和首音节开头的一个边缘调素连读时不脱落，该音步其余的边缘调素在连读时脱落。
边缘调素与浮游调在不稳固上相似，但二者的界定角度以及涵盖范围不同。浮游调是从声调与音段连接的角度定义的，通常指构成一个音节声调的第三个调素，而边缘调素则从构成一个音节声调的三个调素的位置定义，指第一、第三调素。
低调制约规则：普通话语流中不能连续出现两个以上低调素。
调素说用上述三个原理列出了普通话四个单字调的变调公式，并解释了变调过程和原因。这里举两字组例：
(1)上声变调：
上＋上： LLM→LL/__LLM 前字边缘调素M脱落，组成LL LLM，于是连续四个低调，由于低调制约规则的限制，前字LL异化为MH，即：
LLM→MH/__LLM([214+214]→[35+214])
上＋非上：LLM→LL／__HHH（阴平）([214+55]→[21+55])，前字边缘调素M脱落
LLM→LL/__MHH（阳平）([214+35]→[21+35])，同上
LLM→LL/__HML（去声）([214+51)→[21+51])，同上
(2)去声变调：HML→HM/__HML（去声）([51+51]→[53+51])，前字边缘调素L脱落
HML→HM/__MHH（阳平）([51+35]→[53+35))，同上
HML→HM/__HHH（阴平）([51+51]→[53+51])，同上
HML→HM/__LLM（上声）([51+51]→[53+214])，同上
调素论认为去声在四声前都发生变调，而传统看法之所以只看到去去相连的变调而看不到去声在其他三声前的变调，是因为去声与其他声调相连时的调形过渡比较和缓，变化不明显。除此之外，调素论还对阴平变调和三音节里居中的阳平变调都做了分析和解释。
调素论对轻声音步声调的变化没有分析，同时，对变调后所生成的序列也没有解释。此外，关于边缘调素及边缘调素脱落的文字表述不是很清楚，要借助于文中的图表理解。
汉语声调的自主音段说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首先是研究的方言只有几种，涉及面很窄。汉语方言的声调极其复杂，仅单字调数目就可略见一斑：多至12个（江苏吴江），少则2个，如兰州红古话（雒鹏1999）。如果研究的范围不广，难以得出普遍适用的结论。其次，目前所研究的声调特征的表征及声调与音段连接规则是有选择的，即有一定范围，还没有扩展到全部声调现象。可以说，已有的研究结论对所研究的对象是有效的，但是否对所有汉语声调现象普遍有效，还缺乏检验。此外，构成一个音节的三个调素等长缺乏论证。
5.20世纪声调理论研究的第四阶段——优选论
优选论是20世纪最后10年在美国出现的一种音系学理论，创建人是Alan Prince和Paul Smolensky，代表作是《优选论——生成语法中制约条件的交互作用》(1993)。国内最早介绍优选论的是王嘉龄(1995)。优选论以其前的各种生成音系学的研究为基础，吸收各学说的精华并进一步发展而形成，比如早期生成音系学的音位的深层、表层说和由深层转换为表层的规则，非线性音系理论的多层次、多音层、多平面的三维模型以及相关制约条件等，都是优选论的理论基础。优选论的精华在于语音生成过程中的制约条件的系列化和各种制约条件的优先层级顺序：等级高的制约条件比等级低的制约条件优先起作用。优选论之前的各种理论虽然也提出一些制约条件，但没有严格排序。而优选论将制约条件系列化、有序化，因此，更具解释力。优选论一问世，便受到广泛关注。
我国首先运用优选论研究汉语声调的也是王嘉龄(2002)。他具体研究了天津话的连读变调和轻声。王嘉龄文使用优选论的操作框架是：
“输入项”相当于生成音系学的底层形式，“生成装置”作用于输入项，输出若干“候选项”，候选项经“评估装置”的筛选输出优选项。而评估装置就是经过层级排列的制约条件。经论证，适用于天津话两字组连读变调的制约条件（7项）的序列是：
“→”表示左边的制约条件层级高于右边的制约条件，“，”表示其两边的制约条件层级不分高低。
“不删除”要求输入的每一个声调特征都有相应的输出项；“不增添”要求输出的每一个声调特征都有相应的输入项（不增添声调特征）；“右字调”即右字不变调；
是连续低调制约条件，要求低调L不能出现在低平调LL前；
是相同曲拱制约条件，指两个相邻音节不能有相同曲拱；“不变调”指输入项每个声调特征在输出项保持不变；
是邻调制约条件，指两个相邻音节的相邻声调特征不能相同。
根据上述评估装置，王嘉龄一一分析了天津话的连读变调。如两阴平相连的调式优选过程如下：
原文省略了前三项“不删除、不增添、右字调”制约条件和被三者排除的相关候选项。表中第一行后四格是四个制约条件，按等级排，自左向右是由高到低。第一列是候选项。表中的*表示违反制约条件，同栏两个“*”表示违反两次，“！”表示因违反该条件此候选项被淘汰。“＋”表示被选中的项。
候选项LL.LL和HL.LL违反表中的最高层级的制约条件，首先被淘汰。候选项LH.LL和HH.LL都违反了“不变调”，比较而言，LH.LL只违反了一次，而HH.LL违反了两次，于是HH.LL被淘汰，LH.LL被选中。LH.LL虽然也违反了一次制约条件，但与其他三个候选项比，是“犯规”最轻的，因而是四者中最优的。所选中的LH.LL与两阴平连读的实际吻合，说明该规则序列是正确的。
王嘉龄用此办法分别解释了天津话其他三种变调模式、轻声模式以及不变调模式的优选过程，一一应验。
优选论中最核心的是制约条件及其序列。王嘉龄称“不删除，不增添，右字调，不变调”四个制约条件为忠实性条件，这四个条件要求输出项和输入项保持一致，目的是保持词的底层形式，使语言清晰。我们认为，这四个条件是形式化分析和表达的需要，或者说，是根据声调组合的实际为形式化分析和表达所特别设置的。王嘉龄称其余三条（相同曲拱制约条件，连续低调制约条件，邻调制约条件）是标记性制约条件，是保证输出项不违反语音结构或特征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三个条件是声调组合中的客观规律，有普遍意义，当然，还需要更多汉语方言声调来验证。限制相邻音节的声调曲拱相同、限制相邻音节的相邻声调特征相同和限制出现连续低调，是声调链中的求异表现，而求异既有发音机理上的省力，也有语音单位的对比，而对比性是语言单位相互区别的必要前提。因此，这些规则在很多汉语方言中都有效。比如，低调限制规则，不仅在王嘉龄举出的普通话、津南话和乌鲁木齐回民话中有效，而且新疆的焉耆话、陕西的西安话以及100多年前脱胎于陕甘方言的东干语都有效。比如焉耆话的阴平连读调是[21]，用王嘉龄的描写是LL，但焉耆话的两阴平字组决没有[21+21]式，即没有LL.LL——连续低调限制。
优选论研究汉语声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用有限的规则解释众多汉语声调的事实。尽管这种研究刚刚开始，但它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已初露端倪。不过，提炼这种有解释力的规则不能只依据少数声调系统，而要有大量声调系统的支撑，最好能做全面的统计检验，否则，就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或者以偏概全。
6.声调理论研究的基础——调值的描写制
声调的理论研究，无论哪种，都必须以声调特征的描写为基础。20世纪30年代，赵元任创建了5度制，沿用至今。80年代，有人提出过9度制，建议将5度制每度再分为2，成为9度（郑骅雄1988）。80年代中，王士元(1987)根据区别性特征理论，使用七对区别特征描写声调：曲、高、央、中、升、降、凸，其中“高、央、中”是描写音高的，其余4个“曲、升、降、凸”是描写调型的。自主音段说的声调特征描写主要取音高特征，有高低两级的，也有高中低三级的。还有人主张，用两级或三级要视方言声调的具体情况而定，同时主张在调高之外再设调域：阴调域和阳调域。而朱晓农则设了阴、阳、中三个调域，每个调域各有4级音高，总共12项。我们认为，声调描写方法与研究目标紧密相连。离开具体研究目标，很难判断优劣，即根据研究目标选用最恰当的描写方法。
20世纪汉语声调研究的四个时期各有侧重和中心。20世纪初第一阶段关于声调的相对音高的研究，侧重于声调自然属性的认定。50、60年代第二阶段的声调音位讨论，是侧重于声调语言属性即音系地位的认定。80年代第三阶段的自主音段说研究的实质是声调单位与音段单位的关系和由离散的底层到组合的表层的实现过程，侧重于声调特征的表征研究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表述研究。目前刚刚起步的优选论研究，是探讨声调由离散的底层到组合的表层的实现过程中的制约规则系统及其序列。可以说，20世纪汉语声调理论研究经历了由表入里、由个体到整体、从离散到集约的进程：由声调的自然属性认定到音系学定位研究，由声调自身性质研究到与音段关系研究，由离散规则研究到序列规则研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0世纪的声调理论研究有重要收获。遗憾的是，尽管声调是汉语的重要属性，而不是西方语言的属性，但在研究进程中，我们始终跟在西方理论之后：声调音高、声调音位、自主音段、优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