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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7日政府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有100多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占今年大学毕业生总数的近一半，大大低于以往同期的签约率。尽管根据有关专业人士的分析，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高一些，但大学生就业相对难度增大仍然是公认的事实。媒体对此予以了较为强化的报道，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关注和探讨。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大学扩招惹的祸，并因此而抱怨甚至指责大学扩招这样的决策。不可否认，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扩招与不扩招对大学生按较为理想的目标择业显然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公布的数字，今年共有212万大学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比去年的145万增加了67万，增幅为46.2%。增幅较大的原因是1999年扩招的第一批学生正好今年毕业。显然，相对于不扩招，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无疑会相对减小。但是，因此而主张放慢挖掘大学招生数量的潜能，则无疑是片面和短视的。
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教育需求与市场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按照社会需求来配置资源，以提供有效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高等教育目前是一种有价服务，它的供给无疑也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中国在计划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免费性的供给，因此，大学招生数量只能是供给约束型，它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种近乎无穷大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按人头计算的供给数量就只能根据财政收入状况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由国家单方面来确定。
随着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的高等教育也由免费供给向有偿供给方向转变。目前大学学费和其他各种费用之和大多超过年万元的水平，其中学费通常在5000元以上。尽管这样的学费标准仍然远低于政府对每个大学生的平均投入成本（平均成本较高也与大学冗员过多有关，从而如果将教育成本全部摊到学生身上，则是很不公正的），但对于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来说，每年上万元的成本已经是很重的负担了。
然而，即便如此，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仍远远大于高等教育的供给。从许多家庭在过剩经济情况下不惜节衣缩食甚至多方借贷来供孩子上大学的现状看，就可知国人对于大学教育的需求是何等的强劲。当然，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部分补贴使家庭支付的教育成本相对降低，从而相对于个人全额付费而言，显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的需求。但是，从全额付费的民办高校和各种自学考试收费班的发展情况来看，即便所有高校均实行按实际成本全额付费，高等教育也仍然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这种供求状况表明，按照市场资源配置原理，大学扩招正是面向市场逐渐缓解供不应求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努力。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经济过剩，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强劲需求，正好表明社会资源应向高等教育领域流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11月，当时在亚行总部工作的汤敏博士和夫人左小蕾，建议中国政府在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这一建议得到了高层认可。
汤敏提出扩招建议的初衷之一是拉动内需，其结果是：“过去三年里，国家多投了800亿，建食堂、教舍，加起来，比过去五十年都多”。而在经济过剩内需不足情况下，以日益上升的高等教育需求为导向扩大教育投资，并由此拉动了经济增长，恰恰说明大学扩招是在政府主导教育投资体制下，自觉顺应市场经济以需求为导向来配置社会资源之原理的明智之举。这一点，对那些由于扩招而得以上大学的学生及其家长来说，无疑是深有同感的。当然，人人自然都希望上大学容易，毕业时选择理想的工作也很容易，但常识告诉人们，这种理想是根本不现实的。物以稀为贵，入学日益容易，毕业即得到理想岗位的人数比例也就必然降低。
此外，还应看到，即便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规模也是相对落后的。以蒙古、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三国与我国比较，1994-1997年三个国家和我国的男性／女性大学毛入学率分别为10%/24%、15%/8%，8%/5%、7%/4%，而200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购买力平价）则分别为1760、2830、2340和3920美元（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580美元）。可以看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还落后于一些经济水平不如中国的国家。那么，大学扩招无疑就更应该被看作是“好雨知时节”了。
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学教育的发展与大学生就业岗位的拓展
最早的大学教育，侧重培养的是哲人、思想家、科学家、学者和教育家等劳心者。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学的教育也不断地拓展着学生就业的领域。发达国家的大学早已向着培养更多普通劳力者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从学位的区分来看，大致可以说，在发达国家，博士学位侧重于培养科研和教学人才，硕士侧重于培养管理者和高级白领人才，学士学位则主要是培养有一定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了。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毕业生供给数量在长期内一直相对十分有限，造成了大学本科毕业生奇货可居的现象，也就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大学生就业观念，即大学生是高级人才，就业领域应该是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大型企业、事业单位等待遇较为优厚的部门。换句话说，如果将全部社会就业层次视为一个多层宝塔的话，大学生长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应属于在宝塔最顶端几个层次就业的人才。
不错，“人往高处走”，择业者自然希望理想的就业起点，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观念常常落后于现实的变化，也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寄托于道德说教，通常是难以长期奏效的。而市场经济的一个伟大功能，则是顾其自然地使得“水往低处流”，迫使人们逐渐地变得现实，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当最为理想的择业目标无法实现时，生存的压力就会迫使择业者选择次优的结果；如果次优也难以实现，那就自然会被逼选择次次优；依此类推，直到找到饭碗为止。一项调查显示，全国89个城市中，机关的工作岗位需求不到1%，但是大学生就业时首选政府部门者占了30%以上。显然，无论怎样失望，这些抱着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另择“低”就。这对许多抱着理想主义就业憧憬并付出了很高经济代价的大学生及其家长来说，的确是令人遗憾的事，特别是从短期看，甚至是有些残酷的。不过，“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市场经济就是以这样使个人有得有失的不无遗憾的手段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之不断进步的。
也许并非巧合，在今年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媒体又耐人寻味地挖掘了北京大学1989年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街头卖猪肉为生的示例。大量的相关报道后，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从人力资源合理利用角度出发认为很不正常的，有从竞争性的市场不相信眼泪角度出发认为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也有从就业机制和用人制度远不完善的角度出发呼吁通过改革来促进人尽其才的，各有其道理，笔者的看法是，有识之人应该从这一个别事件中领悟到它正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一个信号，是中国社会正由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转变的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信号。
如果我们承认市场永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话，那么，即便真正怀才不遇的情况也会不绝于世，由此．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逐渐进入普通的甚至是自己很不情愿的就业岗位，就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这，恰恰是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各行各业的技术持续进步和管理不断优化的必由之路。
1984年，笔者赴美国读书，期间偶遇一位年届五十正在攻读教育学博士的女士。得知她读教育学博士的“志向”是到幼儿园当幼师，初时很感意外，须知当时中国不少本科毕业生对去高中教书这样的“命运”都是很难接受的。深谈的结果是给自己上了一课，明白了人在幼儿时期之良好心智、性情、习惯等综合素质的教育培养其实远比仅仅对大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传授难得多。感触很深啊。是的，中国的未来社会必定具有相当大量的大学生技工、大学生农民、大学生店员、大学生战士，会有更多的大学生、硕士博士生去当幼儿园、小学、中学的老师，也只有如此，中国才会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三、“无端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大学生“过剩”与人力资源潜能的开发
不论就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看，人类社会在这两个方面其实永远会处于某种稀缺状态。比如，中国研究者和大学教授以及硕士博士数量增加得很快，但真有建树的专家和学者以及有发明创造的专业技术人员却仍然十分有限。许多产品与服务的过剩实际上都是相对于支付能力而言的过剩，也就是说，任何时代的过剩都不过是一方面是市场上的某些商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许多人有“需要”却无能力“需求”。而市场经济竞争性本质的功能，就是通过各个时期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短期过剩，迫使企业为了发展或生存而努力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使价格像“无端落木”一样不断地“萧萧而下”，而不断降低的成本与价格又使得越来越多的新产品之总供给日益像长江之水滚滚而来。因此，与以往我们对市场经济过剩特征的非理性的批评相反，我们现在应该意识到，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阶段性的过剩正是市场经济推进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的必要形式。凡是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全面短缺物物凭票供应的近乎停滞的“市场”供给时期的中国人，都应该不难理解如今中国经济进入过剩状态恰恰是国家与人民之福音这样的结论。
人力资源的供求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任何时代都存在以下情况：一方面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暂时处于无工作状态，另一方面是一些岗位找不到适当的人选。除了专业人才结构与市场需求失调和信息传递效率问题外，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某些择业者价码过高，超出了雇主对该职务的出价。在高等教育人才相对稀少时，情形必然是客大欺店，相反，则会逐渐形成店大欺客的局面。目前，在日益增多的就业领域，店大欺客的局面已然形成，这种供给“过剩”的局面，自然会一步步逼迫更多的择业者在同样人力资本含金量的条件下通过降低自己的价码来参与就业竞争。这与同样质量的商品随着供给大量增加必然降低价格的原理是一摸一样的。也正是这种“价码”的降低，才使企业有能力雇佣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才能使大学教育得以发展，并由此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上得起大学。
过剩之中有稀缺！同是毕业生，才能却是有天壤之别的。其实，许多岗位对就业者的学历要求是有很大弹性的。高中生可以当编辑，文盲也可以种地，但由具有深厚编辑专业功底和农业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分别从事这两项工作，从平均水平看，无疑就会大大提高刊物水平和农产品供给的质量与数量。因此，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大学生不可以进入的领域，也没有大学生不应从事的职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劳动力可能过剩，而不会有大学生过剩。如果其他群体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比例高于大学毕业生，在自愿选择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情况下，那就不是市场有问题，而是大学毕业生自己的观念或心态有问题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到“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的转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同时，随着大学生存量和增量的不断增加，与其他群体的相对收入水平甚至一定时期内各种学历者的绝对平均工资水平也可能会呈阶段性下降趋势。如同早期出租车司机一个月挣个5-6千元轻而易举，而现在每月争2-3千元已是十分困难了的情况相似。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供给增加导致价格下降”，大学生就业市场自然也难以例外，能否及早认识到这一点，是当代大学生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人力资源的形成特点看，日益增大的供给总量会促使人力资源投资的效益不断有所提高。因为随着大学生供给总量的增加以及从包分配走向自我择业的变化，市场竞争机制的功能就会逐渐渗透到大学内部去，强化学校间的竞争力度，迫使学校更科学地设置专业和注重培养大学生真正的本领和技能，从而使等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更合理的专业人才结构。
四、“条条大路通罗马，世上行行出状元”——从单一择业到更多的自我创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只能服从分配或一定程度的被动“择业”。在全面国有和集体经济条件下，即便放开了就业的双向选择，毕业生也只能是单一地去择业和此后的再择业。这种环境下对就业者素质的要求通常是比较有局限的。
相对于择业，创业大多是比较艰难的，也需要更多面性的素质与能力。走向创业之路通常是两种不同的原因促成：一种是通过创业预期收益与受雇于他人的发展前景的比较，主动地选择了自我创业；另一种则是被迫走向创业，比如一定时期内无法找到工作或落入下岗失业群体后相对较难寻找到就业机会。
回顾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不难发现，在早期自我创业的成功者中，大学生的比例很低。这显然与大学生就业起点高、福利好、职业生涯发展前景比较乐观有着极大的关系。相反，许多归城的知青，许多劳教和释放人员，由于大多数就业路子都被堵死，只好以摆地摊、开小店、捣腾买卖来谋生，有些人因此而成为首批富裕起来的阶层。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有技术专长的人，抓住市场机遇，主动进入商海创业，并逐渐出现了一批批成功者。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潜在过剩状况将日益严重，就业竞争的加剧将使得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很难符合由以往时期形成的期望值。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健康发展，自主创业的机会也会逐渐增多，而许多大学生在某些方面又有着相对优势。在这种就业压力和创业吸力两种力量的作用下，相信有更多的大学生将会权衡得失而后走向创业之路。比尔·盖茨等许多国内外的成功人士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榜样。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常常是同时出现的”。面对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教育部、团中央、劳动保障部等部门不停地出台政策，包括鼓励毕业生自己做老板。国务院办公厅在今年5月29日发步的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1年内免缴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而7月22日，北京市首位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个体工商户已经产生。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天津就出台了包括大学毕业就能参加医保、毕业半年可登记失业、到居委会工作两年可录用为公务员、注册资金不到位也可办企业等相关政策。从许多政府出台的措施看，大学扩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新一轮激励等措施的出台。并且，有理由相信，更进一步的改革还会接踵而至。
古往今来，从小本经营做到大公司大企业、从卑微到发达的成功例子不胜枚举。不过，由于“一将功成万骨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商海中弄潮儿的写照，许多有潜质的人往往因此而怯步。加上中国的法制法规远未健全，执法也往往不力，黑白两道都有找麻烦者，也使一些人不无顾虑。另一方面，“车到山前必有路”，“置之死地而后生”又向羡慕或意欲成功者揭示了另一种哲理。其实，如果仔细想一想，猴子变成人其实不正是被逼出来的吗？“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所以，可以相信，随着大学生就业竞争的加剧和平均工资及期望收益的难以乐观，勇于和被逼创业的人会日益增多起来。陆步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被迫离开原企业后，进行了多种不成功的尝试，最后以开了一个“眼镜肉店”而找到了相对可观收入的谋生之道。显然，他的成功与他的北大毕业生背景所赋予的气质和见识不无关系。
五、“与时俱进迈大步，能改即改莫等闲”——关子高等教育与就业改革的几点见解
1.尽快对全部大学毕业生实行就业户口制度。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就是要逐渐清除各种不利于要素流动的障碍。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也许难以一步到位，但对大学生实行就业户口制度，应该是时候了。所谓就业户口制度，就是大学生随时可以“打起背包就出发”，并且在哪里就业就自然拥有当地的户口和享有一切当地居民应有的社会福利。有了这一就业户口制度，大学生初次择业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同时，社会保障措施也应相应配套，使得就业者不论在何时何地哪怕在一个单位只干了一天，雇主和雇员都要交纳一天的社会保障税。德国采取的就是这样严格的社会保障缴税措施，这是对就业者和公民真正负责的精神。美国则实行缴满40个季度的所得税到退休年龄就可终身领取退休金的法定制度。及早出台类似的措施，对鼓励大学生自我创业和敢于先到艰苦落后的地方去就业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从长远看，如果在所有就业者中推行这样的措施，还将起到减少劳动者平均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年限，有利于缓解严峻的就业压力。
2.尽快在大学内实行自由选课和转换专业制度。这方面美国是最最为学生考虑的国家之一。美国学校允许学生在校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转换所学专业的，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规定的必修课以外，几乎所有的课程也都可以选修。这样的大学，才真正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学，才真正是以服务于学生为本位的大学，才真正是为国家培养适用人才的大学。有人或许担心如果大家都挤向某些专业怎么办？提出这样问题的人首先应该考虑一下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总不能要求大学生削自己之足来适学校的主观课程安排之履吧。清华大学一个学化学的博士生认定自己喜欢建筑专业，但清华大学就是不允许他在校内转专业，最后他只能退学，重新参与常规的入学考试。凡了解经济学家科斯关于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理论的人，都不免对堂堂清华大学如此的落伍而感叹。大学必须以学生为本位，按有利于学生人生兴趣和择业需要来提供一切学习上的便利，这应是中国大学进一步改革的根本方向。否则，中国就永远不可能创建国际一流的大学，也就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的国家。不长出鹰的翅膀，就别想飞到鹰的高度。
3.在严格准入标准的前提下放手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在开放民办高等教育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并陆续出台了一些新的鼓励措施。但总体看，力度还不够，还应该在各个方面给予更宽松的政策和更多的便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公立大学与国有企业一样，有它天然的体制缺陷。且国家垄断高等教育，也不利于一个国家在科技、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美国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学校，这与美国在众多方面成为一流国家显然具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很值得中国人深思。民办学校参与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将会为公立大学树立创新和成功模式的样本，同时也逼迫公立大学不断克服体制惰性而求发展。这与民营企业迫使国企克服其垄断惰性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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