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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6－0047－05
空间扩张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空间扩张已经构成了资本主义维持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由一国发展到全球范围，这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外延的扩展，更重要的是资本空间扩张有了新内涵，即资本主义产业的新发展以及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这是认识新时期资本主义本质和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切入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全球资本的大量进入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空间扩张也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当前中国城镇空间扩张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对于保障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空间思想发展与资本的空间扩张的批判
资本主义发展伴随着一种空间的扩张，深刻地理解其空间扩张的动力机制及其逻辑，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性。20世纪中期以后，哲学、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都出现了学科理论空间化动向。福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前瞻性地指出20世纪正在发生由时间向空间性转向的思想家。福柯在1967年提出，空间是当代社会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生产》一书中就已经提出，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空间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纵观20世纪空间思想史经历三个时期，即20世纪上半叶为第一时期，空间思想主要在建筑或艺术领域展开；此后到70年代为第二时期，空间思想主要针对都市化过程展开；80年代后期开始为第三时期，空间思想在全球化这个新的背景下展开。三个时期的思想彼此渗透，但是差异是明显的。① 相应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在三种尺度上展开：即建筑空间、都市空间，以及全球化的空间。海德格尔等学者主要对建筑空间展开了批判，批判一种工具性的空间。福柯提出了一种空间权力的思想，他认为现代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和管理借助了空间这个手段，通过规划空间赋予空间一种强制性，达到控制个人的目的。但对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批判先行者当属列斐伏尔。他说：“在我看来，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空间并在整个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② 他认为，空间是关系的总体，空间生产不再是物品的生产，而已经变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本的空间扩张说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必须通过外部来加以解决。都市化是比工业化更重要的东西，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体现。
列斐伏尔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进行了批判，但因时代限制，列斐伏尔还没有在全球化尺度中去揭示资本空间扩张的本质。我们认为，对资本空间扩张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平衡的本质。20世纪60年代曼德尔就认识到，在资本的国际化进程中，地理上不平衡发展史是一种被忽视的潜在推动力。他认为，尽管正常的资本主义竞争在部门之间和区域中的利润率方面往往倾向于一种平均化，但扩大再生产必须以高度抽取高于平均比率的超利润为其生存手段，而这反过来需要部门之间或区域之间的差别。因此，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一种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哈维、苏贾（Edward W.Soja）等在全球化空间尺度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苏贾认为，资本主义“内在地建基于区域的或空间的各种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等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③。哈维也曾说，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理论。同时，哈维提出“时空压缩”概念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特征及其存续的动力，“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放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④ 哈维的观点和马克思的“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有相通之处。近期，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又提出了“时间—空间修复理论”⑤。这种时间和空间修复的观点是对资本空间扩张一种更全面的解答，因为其把时间因素引入其中，即资本空间扩张不仅是外延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内涵扩张，也就是资本主义通过空间扩张不断地发展自身。其基本观点是，特定地域系统（territorial system）的过度积累导致该地域出现了劳动盈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资本盈余。这种盈余可能通过以下方式进行吸收：第一，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第二，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进行空间转移。还可以同时采取以上两种方式来吸收过度的积累。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空间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空间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不平衡产生的巨大空间势能，以及由技术发展导致的“时空压缩”形成的“空间动能”，两者的叠加是推动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强大动力。但笔者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资本的空间扩张内涵，即资本主义的产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即相应的由以前“全套型”产业集聚转变为“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集聚，资本的积累模式也发生重大的变化，相应的资本的空间扩张的范围以及内涵也必然发生巨大变化，从全球供应链的产业集聚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扩张以及所产生新的空间矛盾进行批判应具有更加的深刻性。
二 资本空间扩张内涵转变和新的空间矛盾的生成
对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理解不能仅仅限于一种规模或者量的扩张，在这种扩张中伴随着一种空间的重组和内涵的变化，同时，在资本空间扩张过程中，资本主义特有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在许多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在不断地激化，当然资本主义利用生产力的发展解决矛盾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笔者认为，对资本空间扩张的理解必须要放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才得以科学地理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产业发展已经从“全套型产业集聚演变到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集聚”。
自产业革命以来，工业生产活动一直高度地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产业集聚地，在这些地方，大多形成了一套自我完结的配套关系，即“全套型的产业集聚”⑥。实际上，在全套型产业集聚中，并不是所有的产业和生产要素都具有国际竞争力。但是在过去，大量需要土地和劳动力的产业部门却长期停留在发达国家。同时，在全套型产业集聚内部也存在着许多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讲，全套型产业集聚依靠的是集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传统的“核心—外围”的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代表，核心国家主要生产制造品，而外围国家主要生产原材料，这样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这也是导致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脱离全球贸易体系，实施国家“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然而信息革命改变了这种格局。产业技术体系的信息化使参与工业生产活动变得更加容易。正是信息化使传统的全套型产业集聚向一种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集聚，也正是这种转变使得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工业生产体系中。可见，今天资本的空间扩张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资本空间扩张。今天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伴随着一种全球性的生产体系建立，伴随着资本主义产业升级。今天的资本扩张已经完全同资本主义命运和发展联系起来了，因为没有制造产业环节的转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完成其产业和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资本的制造组装等环节的空间扩张拯救了资本主义。
首先，从全套型产业集聚转向全球供应链型的产业集聚，伴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主要依赖于福特主义的积累方式和凯恩斯主义的管制模式，这是与资本主义的大批量生产和集体消费相关联的。但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快速发展导致的技术变革、自动化、寻找新的产品设计和市场定位、在地理上分散到劳动力控制较为容易的地区，吞并、加快资本周转时间步伐，在紧缩通货的普遍条件下，都成为公司生存战略需要考虑的事情。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促成了一种全新的资本积累体制，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它相对于“福特主义”刚性的积累体制，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灵活积累”，它依靠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有关灵活性。“后福特主义”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体制的产生，还仅仅具有一种过渡性质，诸多学者看法不同。但福特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福利政策发生了转型，其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抬头和对福利制度的怀疑与摒弃，加之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时空压缩”，社会分异在空间上放大，在这点认识上是一致的。⑦ 可见这种积累模式的变革依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其实质上是在新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空间上得以扩展，并且强度也增加了。这种剥削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内部。
其次，全新的产业内涵和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逐步完成自身的产业转型和社会转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和社会型服务业已经成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重要的产业载体，而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等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制造业基地，这样的全球分工其实并未改变全球的分配格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业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和内涵转变的重要标志。金融业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空间扩张的重要载体，并成为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的重要产业。哈维认为，区域性危机和高度本地化的货币贬值成为资本主义生存下去、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的一种初级手段。1997－1998年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霸权是如何利用金融机制而得以建立的。这些金融机制一方面维护了霸权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引导附属国走向假设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道路。因此，连接剥夺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纽带是由金融资本和信贷机构所提供的，而这一切则依然是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因此，在全套型产业结构向新的全球供应链的产业集聚转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和控制，对全球财富进行一种剥夺性的积累。⑧ 除了依靠金融产业的剥夺性积累以外，哈维用三级循环来说明资本空间扩张内涵的变化，也意味着资本主义通过空间动产化等其他形式进行资本积累。资本流通脱离了直接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在改变方向之后，或者进入了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所构成的二级循环，或者进入了社会支出和科研与开发的三级循环。二级和三级循环将过剩资本吸收到了长期投资之中，这意味着一种空间的动产化和资本积累层次由制造领域向服务业领域的转变。这时动产和不动产的界限已经有所变化，其特性产生了变化。“不动产”和“建筑”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第二个流通领域和次要的分支，而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门。这种动产化向整个空间扩张，这种空间扩张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突出。
再次，引发新的结构型空间矛盾。第一，在发达国家内部形成了社会极化的问题。比如沙森研究了全球化对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社会形态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产业变迁引发了西方城市“沙漏型”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极化现象。⑨ 许多学者先后研究西方社会转型在就业制度、家庭和人口结构、福利供给等关键领域发生变化及引起城市贫困化和社会极化等问题。第二，由于建立全球性新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由于生产处于供应链附加值最低的组装产业，大量低素质的工业就被锁定在这样的环节，其获取微薄的工资收入，大量的利润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机制转移出去。中国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民工近十年未涨工资，这在世界工业化史上都是罕见的，现在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就不足为奇。同时，由于全球供应链的产业集聚的空间扩张，发达国家将具有污染性环节的生产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污染，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恶化。所以，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污染问题是结构型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以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生态平衡，资本主义往往把任何危机的原因都归咎于影响资本扩张的障碍，而不是资本扩张的本身。可见真正的生态危机不是靠技术能够解决的，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⑩
三 中国背景下的资本空间扩张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供应链的产业集聚的空间扩张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背景下的资本空间的扩张可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首先，从全国区域空间战略来分析资本的空间扩张。“全套型”产业集聚向“全球供应链型”产业集聚的转变，这种全球资本空间扩张的新模式，在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型的产业集聚，正是这些新型的产业集聚牵引着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为了适应全球资本的空间扩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空间战略，比如依靠“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在我国实施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战略，即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然后依靠产业梯度转移，再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诸多学者对此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这种战略形成中国内部的殖民体系，即东部地区将制造出的产品输送到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将原材料输往东部地区，带来一种巨大的空间不平衡性。后来，中国实施了“T”字形空间战略，即以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线作为一级黄金轴线来重点发展，其本质也是利用全球资本空间扩张发展自身，这也是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客观地说，这些不平衡空间战略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沿海地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这种空间战略也是导致我国空间矛盾的根源，形成空间结构的断裂效应，沿海地区发展已经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中西部地区发展严重滞后于沿海地区，加上强大的再分配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使中国空间不平衡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扩大的趋势，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同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使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满足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使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形成了严重依赖性。近两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使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受到重挫，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脆弱性产生忧虑。
其次，从城镇化空间战略来分析资本的空间扩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九五”和“十五”期间，城镇化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同时，也促成我国城市空间快速地扩张。一些人热衷于急功近利的城镇规划编制或修编，一些城市总体规划刚刚做完，又重新修编规划，甚至请外国专家做不切实际地“发展战略规划”，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有些10万～20万的小城市，5～10年规划中要变成50万人口的大城市，50万人城市，10年规划要做到100～120万。盲目的规划修编意在做大人口规模，给城市用地扩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目前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从60平方米很快扩大到120～130平方米。这种空间扩张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成片地毁掉民居和优质耕地，形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群。根据估计，2000年全国有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在2001～2004的四年间，全国又净减少2694万亩耕地。按照劳动力人均4亩耕地来计算，相当于增加67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到2020年还将有6000万农民失业和失去土地。同时，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11)
再次，中国区域和城市空间的扩张中的问题是权力和资本“增长联盟”产物。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权力的下放，中国地方政府独立决策能力上升，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力，并采取吸收国内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相应的，经济投资对应于土地投入，而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资源，因此加大土地投入以承载投资资本成为政府城市发展的基本思路，并在现实中得以大力实施。但是由于中国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尚在完善过程中，城市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S）的力量极其微弱，所以，民众被排斥在城市增长联盟之外，并且这种增长联盟不受监督。(12) 这种无序的发展在空间上典型表现就是空间无序的蔓延和扩展。权力与资本增长联盟其实质是将空间工具化，或者说空间战略化。在近几年我国城市规划界对城市规划学科性质争辩其实就是对这种空间工具性战略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其争论的实质反映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哲学争辩(13)。一些人强调“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强调“城市规划是公共政策”，国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推进城市规划的政策建构。这两种对城市规划的表述体现了城市规划思想史上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在长期的相互争论拉锯，相互交错渗透，相互消长制约的过程中，维系了西方思想文化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14)。在今天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为了确保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认识到城市规划学科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同时，在区域角度上，要转变一种单纯的空间效率的战略，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尽快建立强大的再分配制度和民主法治制度，以抗衡资本空间扩张和集聚的力量。
总的来看，空间扩张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导的空间扩张。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但是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资本本身的逻辑中给予分析并批判。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空间扩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也获得发展，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注释：
① 冯雷：《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54页。
② 勒菲弗（Henri Lefebvre）：《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3－62页。
③ 苏贾（Edward W.Soja）：《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62页。
④⑦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300页；第191页。
⑤⑧ 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94－95页；第113－121页。
⑥ 周牧之：《中国经济论》，人民出版社，2008，第40页。
⑨ 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第240－245页。
⑩ 张树华、杨雁斌主编：《当代国外学术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561页。
(11) 陆大道等著：《2006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城镇化进程及空间扩张》，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4页。
(12) 张京祥等著：《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第143页。
(13)(14) 陈锋：《城市规划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之辩》，《城市规划》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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