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艰巨性与言说的多向度——《狂人日记》的叙事策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艰巨性论文,狂人论文,策略论文,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叙述结构、叙述语言、叙述手段、叙述体裁、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风格、叙述长度和叙述话语的不对等性等多个叙事艺术上进行了探索，在多个叙事艺术的运用中隐含了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倾向，显示了鲁迅高超的小说创作艺术。同时，鲁迅通过言说的多向度性向读者暗示出当时启蒙的艰巨性。
《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文学的先河，在启蒙问题上进行了丰富而全面的思考，致使在狂人形象的构成要素上具有多源性①，在狂人形象的内涵上具有复义性②。鲁迅在《狂人日记》的叙事艺术上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试验，并让自己的叙事艺术同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达到有机的统一，让每一种艺术表现手段都能够蕴含极为丰富的主体喻指，鲁迅通过言说的多向度性向读者暗示出当时启蒙的艰巨性。本文从9个方面对《狂人日记》的叙事艺术及其隐喻的内涵进行论述，并请方家指教。
《狂人日记》在叙事结构上表现出同以往作品不同的独特性，作者安排了两个部分：狂人病中和病后，也就是发狂和清醒两个人生阶段。
作者在文章的开始部分主要介绍了狂人病后的生活情况及《狂人日记》的由来：狂人病愈后到外地候补去了，也就是准备当官去了。他走后把自己病中记下的日记留给了自己的大哥，由于“我”同狂人兄弟都是中学时期的好朋友，所以大哥把《狂人日记》交给了“我”。而“我”为了给“医家”提供治病的参考，才把它给发表了出来，这才有了现在的《狂人日记》。
接下来的一部分就是狂人的日记。主要是狂人病中的生活和感受。
罗伯特·麦基认为：“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③
《狂人日记》的安排，可以说是寄寓了鲁迅的人生观，包含了作者对人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
每个人都有着白天和黑夜，正常和非正常、清醒和迷醉、内在和外在、有病和无病两个方面的存在状态，在这两个不同状态下人们的思想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外界所做出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形成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种结构上的安排体现了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创作中首先关注人、从人本身出发去认识人，这同他的立人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鲁迅的小说创作并非是单纯的文学写作，而是对人的思考和立人的需要。
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都会有着达和穷、仕和隐、兼济与独善、破和立、反叛与顺从、利他与利己、真诚与虚假、向善与趋恶等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状态自然会有不同的作为和不同的感受，其精神特征也会因为其存在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深刻，他知道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良心和道义，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压迫和经济上的不能独立所带来的自身的软弱。因此，在立人的选择上鲁迅也是非常痛苦的。他希望“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④由于中国民众自身的愚弱和文化水平的低下，鲁迅并没有把广大民众作为立人的首要目标，而是借用尼采的观点，“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⑤“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⑥因此，鲁迅的第一篇小说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也正是通过狂人这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心灵去透视整个中国社会，让他看到了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的吃人本质。并通过狂人喊出了“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和“救救孩子……”的呼声。但鲁迅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殉道者和义无反顾的改革家，他们在呐喊的同时有着胆怯，在反叛的同时也会有着顺从，在归隐的同时也想到了出仕，在真诚的同时也暗含了虚假，在利他的同时也想到了利己。这一切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大性和稳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使鲁迅不得不担心处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高歌猛进之后会不会沉沦颓废？在大胆反叛之后会不会向强大的社会低头？在异常清醒之后会不会又重归鼾睡？在真诚直面之后会不会又堕入圆滑？所以，鲁迅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的怀疑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忧虑。这一点他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思考。他在回应钱玄同的邀请时说得非常明白：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⑦
在结构安排上，鲁迅对狂人的病中描写作为小说的中心和重点，而对狂人病愈只是作了简单的介绍。这种结构上的详略区分体现了鲁迅的匠心独运。虽然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怀疑，但原有的寄托和现实的需要使他不得不用理想和激情去唤醒知识分子的自觉，狂人的13篇日记看起来没有具体的日期和清晰的逻辑线索，但很内在地展示了狂人自我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狂人自觉的痛苦经历。而在结构的时间顺序上作者进行了颠倒，把发生在前面的事情放在后面，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在了开始，其用意自然是提醒知识分子，自觉并不是直线式的，可能会有曲折和反复，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能始终如一、坚持到底。这样的担心不是一种自我臆造，而是历史的教训在鲁迅心灵的记忆。同鲁迅关系密切的王金发正是这样一个个案。此外，康有为、梁启超的转变也对鲁迅思考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参考。
康有为曾在个人求学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从只重修身的宋明理学转到经世致用之学，从中学转到西学；他看到西方的强盛，就立志要向西方学习，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试图挽救正在危亡中的中国；他开办万木草堂学馆，宣讲自己的思想主张；著《大同书》，构想自己的社会蓝图；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纲领；成立强学会，讨论中国自强之路；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冒着被顽固派杀头的危险，协助皇帝进行维新变法。这一切都显示了康有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反抗的品质。但是，当变法失败以后，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党，宣扬尊孔复辟，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又回到了他最初的原点。
王金发早年与同乡志士创立大同学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加入光复会，成为徐锡麟得力干将；积极参加起义，联络同志，募集捐款，制造炸弹，设计除奸，追讨革命经费；会合起义新军光复杭州；率部光复绍兴，实行新政：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厚恤烈属、平粜仓赈、减除苛捐杂税、兴办实业、严禁鸦片、筹办越中习艺所、发展教育，并筹饷扩军，准备北伐。王金发的革命性由此可见一般。但当革命成功之后，他在旧势力的包围中，生活作风开始逐渐腐化，竟同革命的敌人沆瀣一气，最终也死在敌人之手。
康有为和王金发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不缺乏有良知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但缺乏的是永远战斗的战士。
在叙事语言上，《狂人日记》采用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语言形式。对待狂人病愈后的生活采用文言文，对狂人病中的心理和感受采用的是白话文。这种语言的不同运用显然是鲁迅的精心安排。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从交际工具来看，它需要交际双方能够共同掌握，交际才能完成，只有一方掌握的语言，交际不可能完成。中国古代的语言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体系：即文言文和白话文。官方语言采用的是文言文，而在民间多使用的是白话文，这种不同的语言运用造成了官方与民间的对立与分离，从而使交际难以进行。同时，官方运用的文言文多是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交际工具，由于其自身的艰深难懂和多义性、歧义性，也使得他们在交际中缺乏真诚、坦白和朴素的情感，其掩饰性和阻隔性也造成了同人之间交际的困难。作者让狂人的日记使用白话文，显示出狂人渴望用平民的语言同他们能够进行交际，“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⑧用真诚、朴素、坦率的心态同他们进行对话和沟通，而当他病愈之后，回到上层社会，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圈子，为了交际的需要，他自然要使用文言文，如果再使用白话文，他语言的交际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从思维工具来看，文言文同白话文也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文言文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使用的书面语言和官方语言，它代表着规范和正统，同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已经融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思想的载体，这种载体的长期运用自然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只能在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框范中运作，并加速了人们自觉接受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内化过程。白话文成为书面语言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产物，是中国不断接受新思想、新道德而运用的一种新工具，它同现代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鲁迅运用白话文进行写作，也是在运用现代思维方式来审视中国社会。应该认识到，鲁迅及其后来的中国现代作家使用的白话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白话，而是通过欧化之后的一种语言，是经过西方语言学及其体系改造后的书面语言，同我们所说的方言土语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小说的内容来看，狂人的思维是独特的，同狂人对立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运用的思维方式同狂人是不同的，他们还停留在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之中。虽然在语言上的交际功能是可以达到的，毕竟在中国的乡村，使用白话文的人不在少数，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狂人同他们很难进行沟通，无法进行交际。狂人本来希望通过沟通达到对吃人者的劝转，但他们反而视一个觉悟的追求做真的人的知识分子为狂人，狂人没有完成劝转的目的，他的一切努力只能是自说自话。
鲁迅用白话文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小说，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写作语言的变革，而是一次思维方式的大胆尝试和飞跃。其现代性和革命性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方向和性质，使人的文学真正的诞生了。但鲁迅也借语言形式的不同暗示出思维方式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后来鲁迅对提倡白话文非常用力，在他的著作里有近百篇文章论及白话，并对阻碍白话文推广的人和事进行了公开的诅咒。
在叙事手段上，鲁迅采用了写实、隐喻和象征等方法。
作者在小说的开始，也就是日记前面的部分采用了写实的手法进行写作，叙述了自己如何到访狂人之家、如何得到狂人日记、为何发表狂人日记、对狂人日记的处理情况等。作者的写实同狂人的现实生活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真实性。狂人并非是像他日记中写的那样生活，那也不是狂人真正希望的生活，他能够认识到社会的吃人本质和喊出“救救孩子”，那是在不正常的生活中做出来的，是狂人狂想的虚幻。而他真实的生活或者说是他正常的生活应该是升官发财过好日子，成为社会规范认可的头面人物。鲁迅用这种手法来写，真实地道出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般生存状态，朴素而客观地叙述展现其生活常态。
应该说作者关于狂人日记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作者尽可能地按照一个被迫害狂病人的心理进行叙述，追求同狂人心理的一致性。其非正常的逻辑思维、杂乱的语言表达、非理性的联想和思考、没有日期的日记和不知道时间年代的混乱的生活以及长期害怕被吃的恐惧心理等等都是符合狂人的实际特点，从人物刻画来看，作者依然采用的是写实手法。不过这种写实并不是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而是作者表达的一种需要。因为他不能超越狂人这个形象本身去进行叙述，他如果想借狂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他就要把狂人的形象写得更真实，这样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达到同读者文学欣赏心理和接受习惯的一致。但单纯去写一个病人不是鲁迅文学创作的动机，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学写作来改变人们的精神，因此，作者对狂人进行心理写实的同时，又采用了隐喻和象征等方法，构筑了大量的非现实的意象和意境以及哲理性的短句，给读者创造了无穷的想象的空间。
隐喻又称暗喻。它隐去了联接两端的中介(喻词)，避免了那种直截了当的逻辑性，使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而含混，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可能，具有朦胧美和多义性。隐喻与象征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一定的区别。“隐喻是象征的基础，象征是隐喻的体系化。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象征指向观念，隐喻指向具体的事物；象征的意义是理性的、自在的，隐喻的意义则是关联的、经验的；象征追求主体的完整意识，隐喻则重在主体的具体感受与体验”。⑨《狂人日记》中的隐喻很多，例如：
“古久先生”是指故先生，也就是封建的卫道士；“狼子村”是指吃人村，泛指中国；“大哥”是封建家长和一切封建道德、封建思想的执行者；“狂人”是一个吃人世界的反叛者、一个真的人的世界的追求者、一个对吃人的人进行启蒙的启蒙者、一个吃过人的自觉的忏悔者、一个与群体对立的个人主义者等等；“月亮”是黑暗世界的对立面、人类的理想、西方先进的思想、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启蒙的武器等等；“古家的簿子”是封建阶级的历史、道德、伦理、制度、一切的思想和压抑人的各种框范；“赵家的狗”是指封建阶级的奴才。
《狂人日记》中象征的使用最多，大多是非语言性的私设象征，多存在于一定的情境和关系中。
如“吃人”是对人的精神的奴役和摧残，是对人格的扼杀；“狂人同村人的关系”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个体与群体、个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关系；“娘老子教的”象征封建道德、封建思想的教育和灌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象征着狂人的思考意识和对现实的怀疑意识。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
人的兄弟！这段话象征着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封建礼教是吃人的元凶，同时象征这被吃的人也可能存在着吃人的历史，他们同吃人的人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这段话象征着吃人的现状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同时也象征着吃人者的三种心态。
《狂人日记》中隐喻和象征的使用非常广泛，有些隐喻也包含着象征，比如：“吃人”是一种隐喻也可以一种象征，因此，有人也把《狂人日记》看做是一部隐喻象征小说。
在叙事体裁上，《狂人日记》采用了13则日记展示了狂人生病中的生活和情感片断。同一般的日记不同的是它没有具体的时间标记，日记之间也没有明确的逻辑联系，具有一种杂乱感。鲁迅采用日记体来写作他第一篇白话小说，可能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写日记，从现在保存的日记来看，从1912年直到他去世，每天都有记录，主要记录自己的生活琐事、人员往来和书信往来及购物明细账。对日记的偏爱应该是他在第一篇白话小说中使用日记体的原因之一。
二是他受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启发。在这里我们可以作些简单的比较：果戈理的《狂人日记》(1835)描写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金妄想追求司长的女儿，得了精神病，被关进疯人院的故事。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分得病前和得病后两个部分，鲁迅也是把狂人的生活分成病后和病前两个部分，只是在文本次序上做了相反的安排。无论是写病前还是写病后，两人都是尽量按照人物的身份来写人的心理。果戈理在写狂人日常的生活，也有合乎生活常理的，如：路上看见司长的女儿，便想入非非，司长的女儿对他一笑，他又想入非非。他追求司长的女儿被拒、被骂，在同人不能沟通的时候，他想到了通过狗来了解司长女儿的情况，结果了解到司长想把女儿嫁给将军，狂人哀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伯爵或将军。他由报上的新闻，想象自己是西班牙新国王。然后发疯了。这是符合一个身份卑微、渴望爱情生活而又不能的人的心理。狂人发疯之后，是按照自己设定的西班牙国王去想象和思考的，作者的描写也是合情合理：他想着俄国皇帝的接见，把制服改成王服，对没有被接见感到不满，在疯人院被揍认为是被宰相打了，幻想有一辆飞快的三驾马车，带他离开西班牙，返回俄罗斯。这些符合疯子的身份和生活实际。另外，两人都用“救救孩子”做作品的结尾。(果戈理的是“妈妈呀，快来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
但鲁迅显然注意了作品中狂人这一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特点，对日记的运用同果戈理有着很大的不同。果戈理的这篇小说从逻辑上看，有些文不对题，因为他作品的前半部分不是狂人日记，而是一个正常人的日记，前半部分时间是清晰的，狂人的生活也是正常的，真正的狂人日记在作品中占有很少的部分，作者的意图可能是揭示一个正常人怎样在俄罗斯专制社会下变疯的过程，合理的题目应该是《一个走向疯狂的人的日记》，由于这个狂人一直没有病愈，他最终成了一个狂人，作者把他的日记统称为狂人日记，也算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同果戈理相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名实相符的，写的是真正狂人的日记。由于是狂人，所以也就不可能象正常人那样记日记，有完整清晰的时间。鲁迅写了狂人的病愈，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但他似乎没有记日记，这些同果戈理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怎样，果戈理对鲁迅的启发和影响是不容否定的。
三是鲁迅采用日记体同他的创作视角有很大的关系。鲁迅的创作视角不是所谓现实主义作品的外视角，而是一种内视角，即通过自我的感触与体悟来透视社会和人生，以便更好地捕捉到人们的心灵世界，真正揭开人们精神世界的各种丑恶与蜕变。日记本身就具有自我性、内在性和隐秘性，这样的选择，使鲁迅的创作视角同日记体的特性达到了一致性。
四是鲁迅表达多种思想倾向的需要。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对中国社会的多种存在境遇有深刻的了解与感受，对中国社会的多种思想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对中国社会的出路和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困惑，如果在一个人物性格鲜明、主题统一、逻辑清晰、结构合理的小说中去表现的话，难以达到具有开放性、随意性特点的日记体所能够达到的效果。在日记中，可以不受逻辑的限制，也不必有严密的推理，更不用去追求完整性和统一性，随想随记，随记随想，可以深思，也可以顿悟，或者详记，或者略写，任作家自由安排，不受任何限制。
五是鲁迅有意采用中国小说中没有的体裁形式，以达到对中国旧小说的突破和建立新小说形式的目的。中国古代的小说分为章回体和传记体。短篇小说多采用传记体，基本上按照某人、某地、某事的模式叙述一个人的完整一生，故事有头有尾，结构清晰完整，逻辑连接顺理成章，而鲁迅的日记体完全打破了这种写作方式，具有明显的片断化、零散化、非逻辑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用这种方式来写小说，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创作上的最新尝试，鲁迅试图用一种体裁上的创新来表达新的思维和新的思想。
在叙事视角上，鲁迅用两种叙事视角来写狂人两种状态下的生活。一种是外视角，即作品开始的一部分。作品从外在方面来叙述狂人的生活，让读者知道狂人病愈后的个人生活状况：他已经不再是狂人，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并且开始追求人们普遍追求的为官之道。这时的狂人处于一种被看和被描述的地位，描述者也不是作者，而是狂人的弟弟。作品中的“余”同作品的作者似乎是一个身份，从作品的叙事来看，狂人被转述了两次，一次是狂人的弟弟，一次是“余”，而“余”是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叙事本来是内视角叙事，在这里成了第三人称，所以这种外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全知全能叙事视角，它受到了较多的限制，那么，作者为什么用这样的外视角进行叙事？这种叙事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同整个作品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再看作品的第二个叙事视角，就是作品的内视角，亦即狂人的日记部分。这一部分完全是狂人的自述，是通过狂人的内心感受和自我观察展示了狂人的心态及其同周围人的关系。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把这两种叙事视角联系起来看，它们都使用了第一人称，在读者的阅读中，前面的“余”可能会被看成是作者本人，那它同后面的第一人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从第一部分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余”同狂人是昔日在中学时的良友，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是一类人，自然，作者与狂人就有某种亲近关系，这种亲近关系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觉：即作者同狂人是一个人。有了这种错觉，读者可能会把作者的生活同狂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会通过狂人的行为和心理来理解读者的心境，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开作品内在的一些密码，但是却并非是对作品的真实理解，因为文学有它自身的虚构性和寓意性。
那么鲁迅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写呢？这是鲁迅写作的高明所在。让一般的读者看来，鲁迅的写作同读者自己没有关系，那好象是鲁迅自己的事情，从而形成了读者同作品的疏离，造成阅读中的间离效果；但实际上作品中的“余”也并非指鲁迅，他又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同狂人的关系构成又形成了另外一种语境。
根据叙事学理论，《狂人日记》开始的叙事属于叙事者等于作者的情况。对狂人病愈后生活的叙事属于见证人视点，这样的叙事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同人物处于同等的地位，这种同等地位的设置，表明了作者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同时作者也把自己置于读者的观照之下，成为读者的审美对象，读者可以对其进行批评，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让自我的主体性得到张扬和舒展，呈现自由阅读状态，从而能够把真正的心性释放出来，使阅读成为自我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另外，这种叙事也增加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性，让读者对狂人的生活深信不疑，从而为后面狂人日记的出现作了水到渠成的铺垫，并对狂人日记的真实性产生了依赖。
《狂人日记》的另外一部分采用了主人公视点，即让作品主人公讲述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经历。具体来说就是让狂人自己讲述自己如何被迫害及自己在被迫害过程中的心理流变。这样的叙事方法可以让读者容易了解到狂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也能够借助狂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来帮助自己去认识世界和人生。由于狂人在讲述自我生活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劝说体，并在劝说别人的同时又不断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忏悔，所以，这种叙事同时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内驱力，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做着同狂人一样的工作：劝说和忏悔。这样，作者通过叙事视角的使用，达到了试图想达到的目的：早期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做一个社会变革的启蒙者，同时也应该自觉成为一个自我改造者。
在叙事时间上，《狂人日记》也进行了独到的安排。
小说中的时间分为两种：故事时间，就是故事或事件本身发展固有的自然时序。叙事时间，指的是叙述的时间顺序，是叙述者根据一定意图安排的，被热奈特称之为“伪时间”时间关系。热奈特说：“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更为根本的是，还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换为另一种时间。”⑩
《狂人日记》在叙事时间上的主要表现是叙事时间的详略有别。作品对狂人病后生活叙事略写，而对狂人病中的生活采用了详写。病前的生活叙事占有很小的篇幅，而病后的生活用了较大的篇幅。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是为了文题相符，作品的名称叫《狂人日记》，当然应该以狂人的日记为主要内容；二是狂人日记的内容是作者要突出表现的思想内容，自然要重点叙事；三是通过对狂人日记的详写，延长读者的阅读时间，刺激读者的心理感受，增强作品的思想内容在读者心中的印记，促使读者有所反思、有所省悟、有所提高、有所进步，从而在时间上增加启蒙的力度。
在狂人日记内的时长也有不同，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十是比较长的，应该说这是作者特别强调的地方。第三则日记是对整个封建礼教的概括，也是之所以要启蒙的原因：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第四则点出狂人同吃人者之间的关系，也揭示出吃人的根源：“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第七则提出了启蒙的实施步骤：“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第八则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怀疑思想，也可以说是启蒙纲领，是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思想的另一种表述；第十则提出《狂人日记》的启蒙要求：“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作者很好地利用了时长的不同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强化了作品的重心和主旨。
在叙事风格上，作品采用“天启”式的叙事风格，使《狂人日记》成了一篇真正的启蒙之书，而使徒般的自白又使该作品成了一部忏悔之作。
天启式的叙事风格，我们可以在宗教典籍中找到，特别在《圣经》中的《福音书》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叙述者往往是站在神的角度，用神的口吻，向众生宣讲神的旨意，希望众生能够听从神的召唤，放弃罪恶，极力向善。在叙述中，也常常采用隐喻的方式，启发众生迷途知返，回到神的身边，做一个善良之人。如：《马可福音》中：“3：28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3：29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7：1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7：2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们。)在《路君福音》中：“12：8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12：9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12：10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在《狂人日记》中，这种叙事风格也非常明显：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惭愧的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从整个《狂人日记》来看，狂人是站在广大的愚众(吃人者)的对立面，并且以俯视的眼光看到了愚众的愚昧、虚伪、狡猾和残酷，他以人为思想的旗子，召唤他们抛弃吃人的行为和心理，转变为不吃人的人，同时对他们的前途充满了悲悯之情。这就像鲁迅在后来写的《复仇(二)》中描写的耶稣一样，他仇恨愚众们的现在，然而悲悯他们的前途。狂人就如同耶稣一样在对愚众进行宣教，只不过他的教义不是基督的博爱，而是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他不是上帝的使者，而是人道的先知；他不是让人们去迷信，而是让人们去怀疑。鲁迅使用这样的叙事风格，一方面呼应当时《新青年》的闯将们，展示他们高涨而自信的启蒙主义姿态，保持同《新青年》同人们一致的格调，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他早年造就大士天才的梦想，希望中国能够产生更多像狂人这样清醒的反封建、反传统、反旧道德的战士。因而在狂人的身上，鲁迅赋予了相当多的神性的特征，使狂人想前人所不敢想，想前人想不出；说前人说不出，说前人不敢说；做前人做不到，做前人不敢做的事情，其超人的睿智、深刻的洞察、敏锐的思考、大胆的怀疑和无畏的坦诚，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狂人的思考和行为使《狂人日记》完成了它重要的启蒙任务，而天启式的叙事风格使它成了一部真正的启蒙之书。
不过，鲁迅清楚地知道天启只存在于宗教之中，狂人也不是真正的神，也不是神之子，连人之子也还算不上。所以，他的宣教不仅是对愚众，而且还指向了自己。狂人在启蒙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的反省和忏悔，这正如佛陀一样，他不仅在进行他觉，同时也在进行着自觉的工作。因此，《狂人日记》的这种叙事风格同宗教经典的叙事风格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它带有极强的内省性和自我忏悔性，具有使徒自我修炼、自我忏悔的自白风格。“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样，作者就把天神的天启式和使徒的忏悔式两种叙事风格结合在了一起。这两种风格的运用，很好地表达了鲁迅启蒙与自我启蒙、拯救与自我拯救相结合的思想，突出表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重要使命：拯救自我和拯救社会。这两个使命相辅相成，共为一体：拯救社会也是拯救自我，而拯救自我也必须去拯救社会。
鲁迅在叙事长度上，主要表现在日记的数量安排上匠心独运。鲁迅写了狂人的13则日记。对于这样一个数字的运用，可能包含着多种原因。
首先，可能与鲁迅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关。
“13”在信奉基督教文化的民族中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是个令人讨厌和可怕的数字。这主要是与《圣经》中故事有关。据《圣经·新约》上记载，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同他的12个门徒一起吃饭，犹大为了贪图30块银币，将耶稣出卖给了犹太教的当权者，并亲自为他们引路，抓住了耶稣。第二天(星期五)，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因为犹大是餐桌旁的第13个人，所以西方人把“13”这个数字视为灾难的象征。从此以后，13号、星期五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不吉祥的日子，对13的忌讳在西方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风俗。
鲁迅把狂人的日记定为13则，应该与西方的宗教有着一定的关系。他在前12则日记中，展示的是狂人同周围人的关系和因此产生的感受，而第13则日记写的是狂人对将来的希望，与前面的日记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天启式的叙事风格和使徒般的忏悔下，13可能代表了狂人的一种罪感，这正如告密的犹大害死了耶稣之后一样，内心存在着强烈的内疚和悔恨，狂人对于自己也曾经吃了自己妹子的肉而感到罪孽深重。“难见真的人”，日本学者解释为没有脸面去见真的人，在这里可以得到一定合理的理解。正因为如此，狂人深感将来的希望不在自己，而在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而他自己也只能同吃人的世界一同毁灭。他又像耶稣一样用自己的牺牲来唤取世人的觉醒，真正实现人道的世界。鲁迅用13这个数字把神的境界和使徒的罪感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整个主题的表达达到了合一。
其次，对于一个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化修养的人来说，鲁迅对13的运用也一定暗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因素。
中国人对13理解同西方基督教世界有所不同，往往与美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儒家经典十三经；古代医学分为十三科；古代南曲曲牌通称十三调；北京戏剧和曲艺的韵辙都定为“十三辙”。北京人把百灵、画眉等模仿其他鸟的叫声最多的“叫口”为“十三套”。这些似乎都同某种极致相连。这就意味着鲁迅安排13则日记是一个完美和极致的构思，多1则或者少1则都是一种缺陷。只要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同时也能够照应西方基督教文化中13的含意，使作品的主题保持一致性。
第三，鲁迅使用13这个数字，可能反映了鲁迅的另一种心态：与传统的对立和个人意志的突显。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统来看，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代表着晦气和死亡，而且这种看法在西方被看成是不变的观念，是从来如此的。面对这样的从来如此，鲁迅表现出同狂人近似的思维：从来如此，便对吗？对13这个数字的运用，鲁迅或许表现出了另外一种相反的寓意，它不是消极和晦气，而是积极和勇敢，是反抗和斗争，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这个数字，显示出狂人强烈的个人意志。这种个人意志同狂人对中国吃人社会的怀疑和反叛是相辅相成的。
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没有明确告诉读者他使用13这个数字的用意，我们对于他的理解也只能从文本描写中去猜测。因而，鲁迅在使用13这个数字时的潜意识也有可能暗合了人类的某些神秘心理，或许鲁迅无意中使用了13这个数字，而他的使用也刚好体现了人类某些共同的思考和心灵感应，这种感应或许就是作家的灵感吧。
《狂人日记》在叙述话语的结构安排上明显地表现出不对等性。狂人始终处于明处，处于主导地位。而以大哥为代表的群体看客一直处于暗处，处于被动的地位；狂人处于看和说的状态，而群体处于被看和沉默的状态。这种不对等性一方面表现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对立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启蒙的无效性和虚无感。
启蒙作为人类文明传播的一种方式，在人类文明产生以后就有了。早期的启蒙可能是通过巫术或者原始宗教来进行的，后来又有了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以及各种宗教。这些启蒙在内容上多是对人的一种教化，不过是一种思想、道德或者礼仪的强化教育，其结构往往是一厢情愿，或者是在恐惧中的被动接受。鲁迅通过狂人这个形象在一定程度说明了五四时期启蒙者的心态和启蒙方式：他们高踞于一般被启蒙者之上，好像自己已经拿到了幸福与真理的钥匙，随时可以带领民众进入人的世界，享受真正的人的生活。但鲁迅非常清楚，没有对话的参与，没有平等的基础，启蒙也只能流于形式。“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性，理解与话语就像辩论一样是对立的。理解是在寻找一个与发话者话语相对立的反驳。”(11)应该说狂人在不断用理性挑起听话者的对话行动，但听话者却很少回应狂人的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狡辩(狂人发出“从来如此便对吗”，回答：“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巴赫金认为：“根据其本质来讲，生活是对话性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回答、同意等。”(12)鲁迅很早就提出：“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够？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13)可中国的现实并不是诗人想象的那般顺畅，特别是经过了从1912年到1918年的沉寂思考之后的鲁迅，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麻木已经刻在了中国人的脸上和心上。鲁迅通过这种话语结构的不对等性，试图说明当时的启蒙工作没有能够深入人心，没有激于灵府，自然也不可能使当时宣传的人道主义、人道精神得到广泛传播，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这就使得启蒙者处于了极为尴尬的境地。正如鲁迅所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4)狂人何尝不是一个寂寞者呢？
①王雨海：《多声部组合——论狂人形象的多源性》，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0期。
②王雨海：《论狂人形象的复义性》，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③[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④⑤⑥⑦(13)(1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57、53、53、441、70、439页。
⑧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
⑨朱全国：《论隐喻与象征的关系》，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⑩[法]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1)(12)[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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