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演变的四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四个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运动，它极力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是一条改良主义道路。研究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演化过程，对我们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过去，把握它的现在，预测它的未来都不无裨益。
第一阶段（上世纪末一二战结束）：社民党确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念，开始接受伯恩施坦主义。
1890年“社会主义非常法”废除后，威廉二世罢黜了俾斯麦，并一度以诱人的福利法规为钓饵，争取工人阶级支持他的“福利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迅速发展，社民党依靠普选权赢得的选票也直线上升，对此，恩格斯也兴奋不已。他在1890年大选前写道：“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它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 页）1892年他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中又写道：“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并明确指出：“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同上，第290-292 页）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忘记暴力的意义，在1891年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还表示要“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19—120页）1895年又指出：“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
德国社民党人显然忘记了恩格斯的告诫，在选票近乎一帆风顺增长的形势下，逐步从有条件地利用合法性进行斗争走到热衷追求合法主义上去。他们开始赞同本来一直不为大多数社民党人接受的伯恩施坦的某些看法，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采取着愈来愈文明的形式”，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越来越少；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向民主制度的这种不断进步，使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平等的普选权”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1918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他们更确信议会道路的正确，并提出“纯粹民主”概念，认为民主是超越阶级、超越历史和超越制度的，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断言专政必然取消民主，攻击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革命专政，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社民党人这时的改良主义还主要集中在放弃革命、以资产阶级共和制为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在建立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重要目标方面起码从纲领上看当时与共产党的区别并不显著。例如，1921年德国社民党的纲领就谴责“生产资料受人数很少的大所有者支配，它使广大的工人群众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并变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主张“把集中的大型企业变为公共经济”，并“把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继续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央党校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1985年版第143、144页）
第二阶段（二战结束—70年代中期）：以《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社民党全面接受伯恩施坦主义，放弃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目标，代之以伦理社会主义抽象的“人性解放”和基本价值目标，全面由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转变。
战后出现的这一转变按社民党人自己的说法是总结一系列“经验教训”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大致有三条：一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社民党由于不知该怎样搞生产资料社会化而使这一长期信誓旦旦的许诺始终没有兑现，结果失信于民，因而此后它决心不再许这样的诺言。二是希特勒涂炭生灵，使“人道”、“人权”这些“人”的问题突出出来。三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苏联在社民党人看来并没有根本改变劳动人民的依附地位。鉴于此，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在宣布社民党已由“工人阶级的党”变为“人民党”的同时，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归结为实现“自由”、“公正”、“团结”这些“基本价值”，并进一步强调“民主”，力主使之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生活方式。
这样，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社会化就被社民党人完全改变了。新目标的确立使社民党人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矛盾，即改良主义的道路和革命的目标之间的矛盾。当然，这不是在道路服从目标，而是目标向道路看齐基础上解决的。如此一来，实现社会主义就成为一项永恒的改良任务。对民主社会主义而言，就是今天用混合经济代替私有经济，明天用职工参与决定权代替资方一家说了算，后天用劳动保护法代替工人在自由市场上不受保护的状况……总之就是通过更新政策一点一滴寻求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这里，我们显然又看到了“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老话。
以价值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一次最基本或者说最核心的变化，社民党人十分看重这一变化，并一直在不断强化它。例如苏东剧变后，他们在总结“社会化加计划经济”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破产的经验时明确认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设计并实际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的尝试，应被看作是最终失败了。按纯经济的标准衡量，虽然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种种替代选择，但是只有比它更差的，却没有比它更好的。”（霍·海曼：《东方共产主义崩溃后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载《当代国外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替代， 那么社会主义概念存在的理由只能是运用社会改良政策，“把在经济制度中适用的利润原则从尽可能多的社会领域中排挤出去”，追求“比目前的社会现实更接近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的更加美好的社会。
第三阶段（70年代中期—80年代中后期）：社民党总结其执政经验，谋求不仅在议会内、更在议会外获得人们对其改良主义政策的深入理解和支持。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欧洲许多国家的社民党曾先后上台执政。它们纷纷推行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政策，在“雇员参与决定”和福利国家建设方面有相当建树，一度令人刮目相看。社民党人更是弹冠相庆，大有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经济将无止境增长，公正会接踵而来的感觉。克赖斯基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满怀喜悦地写道：“我相信，人们30年代所熟悉的经济危机不再是注定要发生的了。今天，我们能自如地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发生这类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到这一年的12月，面对席卷整个西方的石油危机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克赖斯基又不得不检讨几个月前的轻率看法说：“当时人们曾认为，像30年代初那样的危机不会再次重复出现。现在我们一天天看到，我们的经济形势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的危害”。（勃兰特等著：《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5页）西方经济的持续衰退和雇主集团的顽强抵制，使执政的、一度春风得意的社民党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其力主的一些社会福利改革措施和教育改革方案更是纷纷流产。这些情况使新民党的改良政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其追随者要求“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批评。
在这种背景下，社民党人考察了其执政后的国家的特点，分析了政权在握还不能顺利推行自己政策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们认为，国家、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很大程度按私营方式组织经济的社会中，社民党执政也难以一下子摆脱这种经济的制约，国家针对经济强权采取行动必然会遇到强力反抗。
结论是，“改良政策不能仅仅在议会中实现。只有通过人民中的广泛的改良运动，国家才能克服强大利益集团的反抗”。（托·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第118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为此必须不断地争得人民大多数的信任。这不仅要有良好的动机，出色的方案，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对话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和自决能力，即培养“能够自己进行思考的公民”。
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从议会外走到议会内并迷恋议会的话，那么本阶段则显出了把目光多少转向议会外的倾向。结合社民党后来与新社会运动积极结盟来看，这种倾向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此外，由于美苏争霸使世界笼罩在核威胁之下，由于第三世界一大批政治独立的国家面临走什么道路发展经济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抓住这个壮大自己的契机，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在全球范围提出以缓和为宗旨的“新东方政策”，展开以和平、发展和人权为主题的三大攻势，把它的改良社会主义推向世界。
第四阶段（80年代中后期——现在）：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下，社民党对生态危机和社会福利制度危机进行检讨和反思。针对前者，它扩展改良主义目标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针对后者，它强调个人尽义务的重要性；针对全球形势，它重提第三条道路，并使之更具主动性和挑战性。
1、为基本价值注入生态保护新内容。
民主社会主义一向认为，工业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工业化带来了就业机会、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和富裕的生活，是进步的根本标志。但是，70年代先后发生的博帕尔化工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等悲剧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生态运动告诉世人，肆无忌惮的工业化将不仅威胁现代人的健康和幸福，而且将摧毁生态环境再生能力，剥夺人类后代生存的物质基础。这使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进步观受到严峻挑战。
是坚持原来看法，还是与过去一刀两断？坚持原看法，显然是种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不负责任的态度，有违公正原则；一刀两断，又不仅有悖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是人们获取自由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的事实，而且等于放弃建立更美好社会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会丧失希望”。社民党从80年代开始，和激烈批判工业主义的力量——主要是绿党进行了10年对话和比较思考，党内亦进行了长久辩论，终于得出结论：价值观不变，但要补充对生态负责，对未来世代负责，以及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容。1989年社会党国际“18大”通过的《原则声明》指出：“环境危机是一项世界规模的严重和带根本性的挑战”，因此“不能满足生态和社会需要的增长，是同进步背道而驰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声明》见《国际共运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69、74页）1997年9月德国社民党理事会在给该党代表大会准备的一份提案中，深入挖掘可持续增长的主题，进一步主张抵制使人产生依赖性的消费主义，追求一种和以往概念不同的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持久富裕”，这种“持久富裕”不仅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相吻合，而且有利于人们由没有独立性和被操纵的客体变为成熟的主体。
另外，社民党正在放弃“以劳动为中心”的、主要追求劳资经济平等、阶级平等的主张，代之以关注与个人因素相关的一切不平等，例如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生活环境和国别等。与此相适应，社民党把其改良主义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与绿党为首的新社会运动的结盟上。德国社民党1989年的柏林纲领明确指出：“我们对未来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结成的改革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单行本，第77页）1998年9月， 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格·施罗德以41%比35%的得票率，一举击败了统治德国16年的科尔和保守的联盟党，使社民党成为联邦议院中最强大的议会党团，而这一成就恰恰是在社民党与绿党结成红绿竞选联盟情况下取得的。此外，由于淡化了阶级斗争，淡化了左右翼的区别，社民党亦表现出吸引部分传统右翼的倾向。
2、调整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指导思想。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一向是西欧社民党的邀功之作，它也确实十分耀眼过。然而当它跃上从摇篮到坟墓大包大揽的高度，而高税收拖累下的经济增长又跟不上时，各种批评也就接踵而至。不言而喻，如果这项饱含改良主义重中之重的功绩被抹平，不用说改良政策，连民主社会主义自身存在的理由都将大打折扣。面对挑战，社会民主党人决心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
改革手段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指导思想的调整。这就是，在坚持接受社会福利帮助是人们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自助，强调各尽所能，人尽其责，国家不应该去操办一切。在这里，核心是变“授人于鱼”为“授人于渔”，即努力提高愿食鱼者的捕鱼积极性和捕鱼能力。如果放到失业者身上，就是提供资金支持，使他愿意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或冒险进行新的创业。这一招，注重了风险使人奋进的积极作用，以及保障和风险的合理平衡。
之所以要如此这般更新观念，社民党人认为意义在于：一来可使懒散之人如坐针毡，不再能坐吃社会；二来不至于使公民由于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包办一切而丧失个人自由和主动性，变成国家“幸福的奴隶”；三来可使社会保持活力，不会随福利政策的制度化而僵化。当然，如果跳到福利政策之外来看，其根本意义是拯救改良主义于危难，并使其在积极与消极观念的置换中获得新的活动。
3、“第三条道路”新说。
民主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没少标榜过自己。走的是不同于“共产主义”（共产党）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则是折衷味道十足的改良主义。最近，第三条道路在民主社会主义圈子里再度升温，有关的研讨会和文章纷纷出现。1998年9月英国首相、 工党领袖布莱尔就以异乎寻常的钟情发表了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主张》的小册子，而被誉为布莱尔行动指导教师的吉登斯也拿出了专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就手头的资料看，应该说既有旧话重提的成分，也有一些新东西。抛开在若干领域的具体看法不谈，就基本思路看其“新”主要表现在：
首先，它面临的任务有新的侧重点。以往的第三条道路重点解决所谓共产主义不民主，嘲弄人权和资本主义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不公正的问题，而今天的第三条道路更注重解决传统左右两派分野所不能涵盖的现代问题。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它的政治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安然度过现时代的主要革命：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关系。由于找到了这些新任务，民主社会主义自以为也就使自己的改良主义从折衷左右这一面貌的阴影下超脱出来，立于新制高点之上，变多少总让人感到有些消极的中间立场为独树一帜的“积极的中央”。
其次，它明确否定了承担上述任务的主体要有特定的阶级内容。它认为，既然任务是非阶级性的，解决它们所必需的条件和联盟也就不一定以经济利益的划分为依据。上面我们看到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同以新中产阶级为主的新社会运动结盟（必要时也同共产党搞联盟），另一方面又积极和倾向右翼的工商界拉关系，不能不说就与这种撇下左右、主动出击、兼收并蓄的指导思想相关。
最后，它以“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为主要座右铭。在福利国家改造方面这一座右铭如我们所见堪称点晴之笔。但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它绝非仅适用于福利获得者，而是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党派和每一个政治经济主体的。比如，在涉及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作用方面，在专家与市民的治国作用方面，在资本运作的规范与管理方面，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处理生态问题方面，在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性统治与管理方式方面等等都适用。
从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上述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这种改良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形势变化而演化的，并显示出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因此不应轻言其已病入膏盲、已是穷途末路等等。相反倒应对它可能的演化方向进行研究，作出判断。
第二，这种改良观的演化态势总体而言是从左向右，起码是从左向中。它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其由手段改良延伸到目的改良；二是其依赖的对象或者说运作的主体已由工人阶级转向新中产阶级；三是其奋斗目标显露出从解决劳资不平等关系向解决广泛和超阶级的不平等关系转移的倾向。
第三，这种改良观关注的范围从国内急剧地向国际扩展。这与科技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相关，与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甚至传统劳资问题都不是在一个或几个民族国家能解决相关。
第四，这种改良观无论怎样变，都离不开一条主线，即以符合“人性”的手段解决不符合“人性”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这种改良观的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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