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的误区：数学化、西方化、市场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经济学论文,数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学论证方法数学化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我国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期刊上的数学公式越来越多，在某些刊物上，几乎见不到不运用数学的文章，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笔者不反对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问题在于，对数学的运用是出于什么原因，是经济学本身发展的自然而然的需要，还是某些学者追求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不可否认，我国经济学的数学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经济学的进步，即从只注重定性分析的阶段发展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阶段。但是，在纷繁复杂的数学公式中，我们不难看出，除了进步的因素外，还有某些学者“赶时髦”的因素在内。
举例来说，时下对策论分析方法在国内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用对策论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文章也屡见不鲜。在对策论模型中，支付函数是一个重要要素。支付函数构造得如何，是模型本身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的关键。然而，目前绝大多数运用对策论的文章，其支付函数的变量极为有限，最多只有三、四个变量。至于未被这些变量涵盖的因素，全都通过“假定”省略掉了。这样来进行数量分析，表面上运用了复杂的数学，实际上比定性分析更简单。因为从国外引进的教科书上有变量数相同的现成公式，只需将其套用就行了；从这些公式中推导出来的结论，自然也就和“原版”差不多。这种公式套用的功夫，只需有一定的经济学常识和较强的数学功底，都能掌握。勿庸讳言，许多文章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显然，仅靠套公式写不出有现实意义的文章。经济活动相当复杂，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如果用变量来代表，那么必将是一个极端庞大而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套用公式带来了困难，因为任何经济学教科书上都没有特别复杂的数学模型。于是，为了能够使用公式，就只好减少变量，建立脱离现实的假设。有人说，假设严峻一些是为说明理想状态下的一般原理提供方便。这种观点并不错，但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要想使严峻假设下建立的模型变得有用，就必须要不断放松假设，加进新的变量。但是，在我们所见到的热衷于数学化的中国学者中，几乎没有跟在别人的“一般理论模型”后面放松假设的。因为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不但受自己能力所限，而且难以被编辑和读者所接受。结果，中国经济学的数学化就只好停留在套用公式的水平上，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我国有一些运用数学非常成功的学者，但是，经济学界盲目套用公式的问题也确实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实际上，自从在经济学中引入了数量分析以来，世界各国的学者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即模型太抽象会脱离实际，太复杂又难以处理。西方学者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走上了追求抽象数理模型的道路。但是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发展出了一套案例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抽象理论模型的不足。每当一个著名的抽象理论模型问世，就会有许多学者跟在后面为其作案例分析，或者运用计量经济学为其提供数据基础。所以，在美国的经济学期刊中，纯理论文章并不象我国这么多，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文章也占了很大比重。通过这种做法，西方学者在数理模型与经济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使得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大大增强。而在我国经济学界，搞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太少。因为这是一项需要扎实努力的艰苦工作，出成果很慢，带不来短期利益，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涉足其中。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某些学者的浮躁情绪。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为我们提供了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经典范例。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运用了大量数学，在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他可谓是运用数学最多的人之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其结论几乎都是数学推导的结果。从这一部分理论中，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社会再生产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系统，在马克思的模型中，就包括了两大部类、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两个收入分配主体，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社会再生产环节。如果用微分方程去表达这一模型，其变量将至少达到11个，不要说在当时，就是现在也很难处理。按我国学者的做法，这时除了减少变量之外似乎别无其他办法。然而，尽管马克思本人精通高等数学，但马克思却既没有卖弄他的数学知识，也没有舍象上述任何因素，而是力图寻找把自己的理论加以模型化的最佳途径。他首先做的是力图理清社会再生产这个复杂过程的理论线索。例如，马克思通过多方面的分析，认定社会总商品资本的运动是分析的起点，因为这个运动既包含生产消费，又包含个人消费，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而货币资本及生产资本运动则不具备这一特点。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又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在价值形态上划分为不变资本C、 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在实物形态上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搞清了社会再生产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之后，马克思仅通过两个并列的代数式，即表达了社会再生产的大致轮廓；又通过两个代数式各要素之间的数量转换，揭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说，这个理论模型尽管简单，但其所涵盖的信息量绝不低于西方经济学大多数复杂的数理模型。究其原因，是由于马克思在运用数学之前首先进行了扎实的理论分析，从而能够四两拨千斤，仅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表达了其极复杂的经济内容。这种做模型之前首先进行的理论分析，恐怕也是我国学者做得很不够的。
有人说，数学在经济学中不是一个好主人，但却是一个好仆人。笔者认为，数学作为仆人是好是坏，不仅取决于其运用者是否精通数学，而且更取决于与数学相联系的扎实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都为我们作出了榜样。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化，不能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而且还应为实现的运用提供扎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而这正需要我国学者沉下心来，消除浮躁情绪，通过艰苦的努力从事这项工作。
二、经济学教学内容西方化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呈明显下降趋势。在许多高校，《资本论》已经退出讲坛，其教学人才也大量改行和流失，导致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各门类的专业经济学教材，也越来越多地被加以西方经济学化的“改造”。更有甚者，少数高校的经济类专业，居然没有开设国家教委规定的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类的教材、专著却越来越多，在图书市场上大有超过政治经济学类之势。各高校在招贤纳才时，西方经济学专业人才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而政治经济学人才则明显过剩。这一切向我们表明，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正在西方化。
在实践上西方化的同时，有人也提出了教学内容西方化的“理论基础”。例如，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经济学，其核心内容是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不合理性。这种经济学在解放前或许还有用，现在再学它就是“当今最大浪费之一”。此外，政治经济学还会误导学生，因为它妨碍了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学了它之后只知道劳动量决定价值，价格围绕那个劳动量上下波动，而无法解释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土地和石油价格等等。所以，为避免浪费和误导，教学内容还是以西方化为宜。
笔者认为，如此理解政治经济学并以此作为经济学教学内容西方化的理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误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经济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应该只知道书本上的概念，还应具备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举一反三成为人才。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确实从“看不见的手”这一角度提供了理解市场经济的有用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含义是，微观的自利行为会导致宏观的社会福利增进。真正掌握这一视角，必将对学生日后的实际工作大有裨益。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目的是要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走向消亡，但其原因并不在于资本家剥削工人不合理。相反，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收入分配中的剥削现象仅在道义上不合理，在短期内的微观经济上是合理的。但是，剥削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会使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无节制地膨胀，而工人的购买力则相对下降，二者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经济危机，浪费社会财富。可见，马克思的视角同亚当·斯密完全不同。首先，马克思把斯密的抽象经济人变成了资本家和工人两大对立阶级；然后又从二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入手，证明资本家的自利行为仅在短期和静态的条件下能带来社会福利增进，而在长期和动态条件下，它会导致社会财富破坏。这样一种独特、深刻的视角，对于我们认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经济波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这种思维方式，正是我们在经济学理论教学上的优势所在，怎么能说是“资源浪费”呢？古人就已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那么我们现在就更应该清楚，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同一问题，对问题的解决大有帮助。所以，从经济学教学的角度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不应偏废。
此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妨碍了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一说，笔者也不敢苟同。有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确实是只讲劳动剥削，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介绍得不够。但是，这样的教科书一般都是政治公共课水平的教科书。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科书中，诸如供给需求与价格的关系、自然资源为什么具有价格以及如何定价，全都说得明明白白。就以价格的资源配置机制为例，徐禾教授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一书中曾引用过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这实际上是价格资源配置机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只不过它没有把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拨高到帕累托最优的水平。可见，只要我们不把政治教育和经济学教育混为一谈，那么就应该承认，政治经济学只不过以另一种思路表达了与西方经济学至少容量相同的市场经济知识，根本不会误导学生。
三、经济学学术活动市场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向市场，使科研和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时至今日，许多应用学科的科研学术活动已经市场化。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一向被视为公共品的某些基础学科学术活动也实现了市场化，经济学就是其中一例。不但有为数不少的学者直接下海经商，而且仍留在学问圈里的学者也开始冲击商海，将平生所学加以灵活运用，成为既搞学问又当顾问的“两栖”人才。然而，依笔者所见，经济学学术活动的市场化，在创造了价值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不和谐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专著过多过滥。众所周知，写学术专著需要进行独特的理论创新，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见到有许多著名学者，终其一生专著不过数本。可是在今日的中国经济学界，有人数年之内就出版了几十本专著，可谓“高产作家”。但如果我们翻开他们的书，却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是东拼西凑的产物，理论创新不多。尽管如此，许多此类书籍却还是畅销书。细究其原因，原来此类专著兼畅销书大部分都是个体书商炒作的结果，而且其过程已经产业化、系统化了。先由书商在出版社套购书号，再根据社会热点选题，然后约请某些学者去写，最后再由书商包销。既然这些书要去追踪社会热点，写作速度就不能太慢，有些书甚至一两个月之内就付印了。这样的书因未经深思熟虑，往往内容粗制滥造，不但侵犯了知识产权，而且还容易对实践产生误导，其危害可谓不小。
二是对策研究盛行。本来，对策研究是经济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也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等。而时下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高校及科研单位的学术活动也“对策化”了。大量学者热衷于搞对策研究，研究基础理论的越来越少，成了“冷门”。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其原因在于学术市场上的对策研究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不但出成果快，课题费高，而且成果在评职称时与理论成果同等对待。结果在市场导向的吸引下，许多学者趋之若鹜。但是，由于这类对策研究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多半效果不佳。仅举一例，国有企业的对策多如牛毛，但迄今国有企业仍然步履维艰。
三是咨询顾问“热”。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已有很多学者成为各大公司企业的咨询顾问。顾问的具体方式大致有难题咨询、企业会诊、作报告、讲学等几类，有人还要再加上企业策划等经济效益更高的工作。学者去做顾问，如果真能为企业带来效益，倒也不是坏事。但是，现有的咨询人才市场极不健全。顾问们每做一次咨询，必有高额报酬；而一旦他们的咨询出现失误，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不会影响他们在咨询人才市场上的“信誉”。如此缺乏约束的人才市场，不可避免地在某些顾问身上导致了“道德风险”。在咨询时只说大话对付的顾问有之，因为信口开河而导致企业决策失误的顾问也有之。
面对以上述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无法否认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误区。有人也许会说，经济学学术活动在西方也市场化了，许多著名学者也身兼数种顾问，咨询活动繁忙，为什么中国不能搞呢？笔者认为，经济学尽管是基础学科，但因其具有与实际联系紧密的特点，因此也并非不能市场化。问题在于，这个学科的市场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是西方国家具备而我国却不具备的：
1.西方国家有一套成熟的学术评审、学术批评制度。任何想晋升学术地位的经济学家，必须通过这一套制度的筛选，而这不是靠对策研究和东拼西凑就能对付过去的。这使得那些进入市场的经济学家，必须按正规的学术规范活动，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面。在我国，尚未建立起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制度体系。
2.西方国家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通过抄袭来制造专著的现象在西方尽管不是没有，但慑于法律的威力，毕竟要少得多。而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能有效制止抄袭行为。
3.西方国家有信息发达的咨询人才市场。那些进入人才市场的经济学家，不能仅靠说套话过日子。相反，咨询顾问是一项不太轻松的工作。一旦某学者的咨询遭到失败，他在人才市场上就会成为“滞销货”。这就迫使经济学家们在咨询时如履薄冰，加倍谨慎，从而降低了“道德风险”。而在我国，基本看不到有关咨询失败的经济学家的“曝光”报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尚未具备一系列必要条件和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不宜过早市场化，否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长远发展。
四、结论
本文所论证的三种误区，至今尚未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但若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阻碍中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在此笔者希望能引起经济学界全体同仁注意，避免陷入类似误区；笔者也希望国家能尽快出台有关的政策法规，规范学术市场，制止乃至消除某些不正常现象的泛滥，为中国经济学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