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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0)05-0066-09
本文主要诠释齐梁声律论的几个问题。齐梁时期是否存在八病之说，八病与沈约是否有关系，《文镜秘府论》的声病材料是否可靠？①《文镜秘府论》中《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引“沈氏”是否就是沈约？《文镜秘府论》所引沈约“八体”与八病的关系。八病说的最早探索者是谁，是王融，王斌，还是沈约？沈约关于声病说，有着怎样的思想？这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此外，齐梁其他人以及后来隋代刘善经《四声指归》、初唐上官仪《笔札华梁》、《文笔式》的声病说，声病说与创作的关系，都值得另文探讨研究。
齐梁时代存在八病之说，并且与沈约有关系。
讨论这一问题，应该注意到《文镜秘府论》，特别是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的材料。编入《文镜秘府论》的中国诗文论，不能视作二手材料，有的学者的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②。《文镜秘府论》确实是由空海编撰而成，历史上很多编著，所依据的都是一手材料，材料都不能称之为二手材料，这些材料都应该是可靠的。比如《太平御览》，比如《初学记》和《艺文类聚》。此外，《文选》和《全唐诗》、《全唐文》，又何尝不是编撰的呢？能说这些著作中的史料都是二手材料，都不可靠吗？再进一步说，包括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至二十四史的全部著作，哪一部不是根据一手材料编撰的呢？从整体上说，能说这些编撰的史书的史料不可靠吗？如果以为凡编撰的著作都是二手材料，都不可靠，那么，还有哪些史书是一手材料，不是二手材料，还有哪些史料可靠呢？这位论者以为《文镜秘府论》所引《四声指归》是不可靠的，而《封氏闻见记》是可靠的。《封氏闻见记》又何尝不是根据“闻见”编写的呢？按照论者的逻辑，又何尝不是二手材料呢？根据什么说，《封氏闻见记》是可靠的，而《四声指归》不可靠呢？这是一个学术常识。真正搞学术的，应该了解这个起码的常识。编著当然有辨伪的问题，但不能说凡编著就是二手材料。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文镜秘府论》和《史记》、《全唐诗》等书一样，是编撰之书，但它所据是一手材料，是中国六朝至唐的诗文论典籍，它所据的材料可靠，那么，这部书也就是可靠的。就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的前八病来说，三宝院本、六地藏寺本行间分别注有“元兢”、“髓脑”、“指归”、“善经”、“笔札”、“文笔式”，这是空海所注原典出处。有的正文就有“刘氏云”、“元氏云”，这表明，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据原典分别为刘善经《四声指归》、元兢《诗髓脑》、《文笔式》和上官仪《笔札华梁》。没有理由说这些材料是不可靠的。
既然这些材料可靠，结合其他材料，我们就可以说，齐梁时代存在八病之说，并且与沈约有关系。
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引材料中，有三个人值得注意。一是刘滔，二是王斌，三是“沈氏”和“沈东阳”。引述刘滔声病之说的有“第二上尾”、“第三蜂腰”、“第七傍纽”。引述王斌声病之说的有“第四鹤膝”、“第七傍纽”。引述“沈氏”声病之说的有“第一平头”、“第二上尾”、“第三蜂腰”、“第四鹤膝”、“第七傍纽”。这些材料，都引自《四声指归》。引述“沈东阳”声病之说的有“第四鹤膝”，在首段。据笔者的考证，前八病首段当出《文笔式》③。另外，天卷《四声论》也引有刘滔、王斌和“沈氏”的声病之说。地卷《八阶》引有王斌其他文论。
刘滔即刘縚，据《梁书》卷四九和《南史》卷七二《刘昭传》附传，刘昭子縚，字言明，通《三礼》，梁大同(535-546)中为尚书祠部郎，寻去职，不复仕，著《先圣本纪》十卷行于世。刘滔与刘縚为同一人，学界的考证是可信的④。关于王斌，据《南史·陆厥传》附传，王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而不修容仪。尝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且与僧正慧超发生争执。参以《续高僧传·释法云传》，可知王斌听讲《成实论》，当在天监七年(508)。后还俗。据《续高僧传·释僧若传》这个王斌曾守吴，时间在天监八年即509年之前不久。这时王斌自叹衰老，古人50岁即言衰老。则他当生于460年之前。据《南史·陆厥传》附传，王斌著《四声论》行于时。而据《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王斌为洛阳人，所著为《五格四声论》。据怀信《释门自统录》上《梁伪沙门智棱传》附记王斌传，王斌少为沙门，言辞清辩，兼好文义，频忤僧众，遂反缁向道，受到邵陵王的赏接，号为三教学士，著有《道家灵宝大旨》，又撰《五格八□》(《大正藏》第51册第810页)，所谓《五格八□》，应该就是《五格八病》。要之，刘滔和王斌均为齐梁间文人。
至于“沈氏”，应该就是沈约。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引“沈氏”都出刘善经《四声指归》。天卷《四声论》也出刘善经《四声指归》，两处引“沈氏”，云“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顒。故沈氏《宋书·谢灵运传》云……”，前者指沈约《四声谱》。《宋书·谢灵运传》为沈约所作，后面所引那一段话为沈约声律说的著名论述，后一个“沈氏”指沈约则更无疑问。要之，《四声指归》习惯称沈约为“沈氏”。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刘善经《四声指归》所引“沈氏”论声病，这些材料都和齐梁文人刘滔、王斌之说一起引用，隋刘善经之前，沈氏而论声病的，只有沈约，齐梁间和刘滔、王斌等人一起论声病的沈氏，也只有沈约。《文镜秘府论》有“沈给事”，沈约确实从未出任过此职⑤。但那是东卷《二十九种对》“第廿三偏对”皎然《诗议》所引，那个“沈给事”本是指初唐诗人沈佺期，与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引刘善经《四声指归》所说的“沈氏”本不是同一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引“沈氏”即指沈约，当无疑义。沈约曾以隆昌元年(494)出为东阳太守，“第四鹤膝”首段所说的“沈东阳”应该就是沈约，也无疑。“第四鹤膝”首段出《文笔式》，与刘善经《四声指归》本非同原典，因此一称“沈东阳”，一称“沈氏”，不同的原典用不同的称呼，这是正常的。
就是说，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所引的材料看，齐梁文人中，提出声病说的至少有沈约、刘滔、王斌。当然还有大家所熟悉齐梁时代的其他材料。如钟嵘《诗品序》说：“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钟嵘是不赞成声病说的，但他这条论述却明白无误地说明当时避蜂腰鹤膝二病的事实。
从钟嵘《诗品序》和《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等所引材料看，沈约他们至少论述了六种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傍纽、正纽。这六种病中，沈约称傍纽为小纽，正纽为大纽。这些材料，下面将要引述并作分析。
《文镜秘府论》并没有沈约等人论大韵、小韵的材料。但齐梁声病说中有大韵、小韵之病，应该没有疑问。大韵、小韵是与傍纽、正纽相对的，一为纽之病，一为韵之病，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调之病。汉语的声、韵、调是一个整体，有声、调之病，不应该没有韵之病。刘善经《四声指归》和《文笔式》应该保留有齐梁遗说。《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即刘善经《四声指归》就大量编录有齐梁遗说，包括沈约、刘滔、王斌、钟嵘、刘勰之说(这一点，下面将要分析)。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那就应该承认齐梁时期有八病之说，包括大韵、小韵，因为《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引刘善经《四声指归》和《文笔式》就有八病的完整论述。还有一条齐梁时代的材料是大家熟悉的。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其必睽。”这条材料为《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即刘善经《四声指归》所引。这条材料，“双声隔字而每舛”，指的正是傍纽正纽之病，“叠韵杂句其必睽”，指的正是大韵小韵之病。
《文镜秘府论》所引沈约“八体”也是一个根据。
天卷《论四声》(当为刘善经《四声指归》之说)在两处提到“八体”。一处是引沈氏《答甄公论》：“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一处是引魏景《四声赞》：“四声发彩，八体含章。”另外，西卷序在讲“八体、十病、六犯、三疾”时，也提到“八体”。
铃木虎雄⑥、郭绍虞⑦、逯钦立《四声考》，及罗根泽、吉田幸一、中泽希男、小西甚一、兴膳宏等均以为“八体”即八病。但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以为“其实这种根据很难站住脚”。他指出：“第一，从训诂的角度看，古往今来，未有将体训为病者。体之本意，为人体(见《说文》《广雅》)。引申为国体、书体、文体等。书体有八体之说，如《汉书·艺文志》：‘八体六持。’《说文解字叙》：‘秦书有八体’等等。文体也有八体之说。如《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是指文章风格，并没有将体字引申为病。《文镜秘府论·西卷·论病》有‘八体十病’之说，体与病分论，实‘名通而理碍’，不能混为一谈。第二，再从上下文推寻，八体亦与八病了无关系。‘陆离而华洁’及‘八体含章’均褒义。含章即含美。《易·坤卦·象辞》：‘含章可贞。’王弼注：‘含美可正。’如果八体与八病同义，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八病既为诗家所忌，又如何言‘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以及‘八体含章’呢？”
笔者以为，此处之“八体”当即指“八病”。一、天卷《四声论》前段即言：“四声之体调和，此其效乎”；陆厥《答沈约书》说明古人对于声律并非“此秘未睹”，与陆机《文赋》论声律相并列，引刘桢之例称“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论“异音相从谓之和”，以为“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标目“论病”三宝院本引一本作“论体病”；第四鹤膝病称“蜂腰鹤膝，体有两宗”；第二十长解镫病引元兢说“然解镫须与撷腰相同，则屡迁其体”；第二十九相重病三宝院本注称：“《四声指归》云又五言诗体义中含疾有三一曰骈拇二曰枝指三曰疣赘异本”；又《日本国见在书目》小学家有“诗病体一卷”；是知声律诗病亦可称“体”。
二、逯钦立等所例举钟嵘《诗品》、《南史·陆厥传》、《文镜秘府论》自序，另如隋末王通《中说》引李伯药称“四声八病”，初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全唐文》卷一六六)“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聋俗”，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中唐皎然《诗式》“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等，这些材料，均以“四声”与“八病”或病犯对称。此处沈氏《答甄公论》所言之“八体”与下文常景所言之“四声发彩，八体含章”，亦以“八体”与“四声”对称；又西卷“论病”序以“八体”与“十病、六犯、三疾”等病犯之称并列，彼处之“八体”当指第一平头至第八正纽等八种病，“十病”，当指第九水浑病至繁说病的六病和第二十五落节以下三病，加上《文笔眼心抄》中的土崩病这十种病。“六犯”，可能是《诗式》中的六种病。“三疾”，可能指原记在《四声指归》的骈拇、枝指、疣赘三病。是知沈氏《答甄公论》及常景所言之“八体”乃声律声病之体，“八体”亦即“八病”，既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言诗文一般风格体貌与声律声病无涉之“八体”有别，亦与地卷“十体”及《八阶》下脚注所称“诗格转变为八体”指诗文表现体式格式之“体”及各典籍所言书法之“八悻”含义有别。
三、如郭昭虞《声律说考辨》所说：“从积极意义讲则称之为体，从消极意义讲则称之为病。”故所谓“能达八体”乃是说通达避八病之体，知避八病之体，通达避诗病之体，故可作褒义，可称“陆离而华洁”，可称“八体含章”。
再案：天竺梵文悉昙字母有摩多文与体文之名，摩多为元音，体文为父音。自佛教传入中国，后汉桓帝时安世高、支娄迦谶译经，梵文悉昙知识渐亦传入中国。于是不论西域僧人还是中土人士，渐通悉昙体文，亦渐以“体”字称声韵之学，“声纽”与“体文”久相表里。如《高僧传》卷一《晋长安竺昙摩罗刹》言竺法护“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谢灵运《十四音训叙》称“声体借字，以传胡音”⑧。《封氏闻见记》卷二声韵条更称：“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字，‘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梵文阿等十二字为声势，迦等三十五字为体文。声势韵，体文纽矣。”故所谓“八体”，既吸收中国诗文论以体指文章体式风貌的说法，讲求音韵亦可称之为一体，尤其在声律之体初创之时，唐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便说：“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此“新体”盖指音韵天成之体，就声律音韵而言；又吸收天竺梵文悉昙体文之说，而以“体”指声律诗病，故初期之诗病说，既称病犯，亦称“八体”。
要之，《文镜秘府论》以及齐梁时代的这些材料，以及沈约提出“八体”，说明八病即八体是齐梁时代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上引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皎然《诗式》卷一说：“沈休文酷裁八病。”另初唐李延寿所著《南史·陆厥传》说，永明时期“(沈)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中唐《封氏闻见记》卷二“声韵”条说：“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引北宋李淑《诗苑类格》说：“李百药曰：分四声八病，案《诗苑类格》沈约曰：诗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正纽，唯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这些记述，都应该是有根据的。隋人王通《中说·天地篇》引李伯药论诗，谓“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宋阮逸注：“四声韵起自沈约，八病未详。”这条材料只能说明阮逸寡识阙闻，不足以否认齐梁时探讨过八病说的事实。
八病说的认识和探索，有一个过程。
钟嵘《诗品序》说，王融曾欲进《知音论》未就，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按照钟嵘的说法，最早提出声病说的是王融。永明二年(484)，王融18岁，为竟陵王法曹参军，入于萧子良幕府，钟嵘于永明三年(485)因通《周易》，为王俭接赏。钟嵘曾与王融讨论过诗歌声律问题，也与其他文学之士有过从。时间应在永明四、五年到永明末。钟嵘说声律说是王融创其首，可能有其根据。但是，我们找不到王融论声病的只言片语，无法证明他如何在声病说上创其首。
《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四鹤膝”曾说：“王斌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并随执用。”又引《四声指归》说：“沈氏云：‘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根据这两条材料，论者或谓王斌创声病说在沈约之前，声病说的首创者为王斌⑨。王斌自是永明声律说的重要人物。提出“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的这个王斌，和《南史·陆厥传》那个著《四声论》行于时的王斌，和《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即刘善经《四声指归》提及的那个撰《五格四声论》的王斌，应该是同一个人。据《续高僧传·释僧若传》，这个王斌曾守吴，时间在天监八年即509年之前不久，出生于449至459年之间。根据这个考证，这个王斌比王融大几岁或十几岁，比沈约小几岁或十几岁，这个王斌二十多岁时，正是永明年间，正是《南史·陆厥传》等史料说沈约他们将平上去入四声制韵，提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创立永明体之时。从时间推算，这个王斌可能最早提出声病说。但我们细细揣摩《四声指归》所述沈氏那段话，“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从语气看，是先有人提出蜂腰鹤膝，然后有人提出异说另说，或者二说同时提出，因此说“人或谓”云云。因此，这两条材料并不足以证明王斌创声病说必然在沈约之前。
我以为，齐梁诗人中，最早形成回忌声病思想的，仍当是沈约。沈约是探讨声律说包括八病说最早的值得注意的人物。
沈约声律说，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他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这篇文论关于声律说的部分内容，已被《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收入。关于沈约这篇著名文论，学界已有专文讨论⑩，我们下面也还要专节讨论。这篇文论追溯汉魏文体三变，论述西晋、东晋、宋之文学，实际是又一个三变。论述历史上文体数变，正是为了说明永明文学之新变。而把这样的思想放在“谢灵运传论”中阐述，也是意识到谢灵运在声韵诗律说的形成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强调这样一点：这是可考证的明确提出声律说，包括回忌声病原则的最早一篇文献。据《宋书·自序》，永明五年(487)春，沈约被勅撰《宋书》，六年(488)二月毕功。这是《宋书》撰述完成的时期，也是其中的《谢灵运传论》明确提出声律说包括回忌声病原则的时期。140万字的《宋书》，只用一年时间写成，是不太现实的，在这之前，他应该有一个资料和思想的准备时期。据《宋书·自序》，沈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晋书》之意，至宋明帝泰始初(465)，逾二十年而成一百二十卷。而“建元四年(482)未终，被勅撰国史”。撰述《晋书》和国史的过程，应该就是撰《宋书》的时期。如果考虑到《宋书》撰述的准备时期，则酝酿声律论的思想形成当更早。
这就要注意到沈约创作中的声律探索。与声病说有关的齐梁文人中，沈约最年长(11)。年长并不意味着必然最早提出声病说，但他从事创作的时间比别人更早，却是事实，而沈约的早期诗歌创作，即已讲求声律调谐。兴膳宏《艳诗的形成与沈约》就已指出这一点(12)。《文选》卷二十二游览部收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一首，诗五章40句。这首诗的韵脚，第一章平声，第二章去声，第三章平声，第四章入声，第五章平声，明显是平仄交替。除兴膳宏所指出的之外，这首全避上尾和鹤膝病，因为避鹤膝病，因此每章诗的一、三、五、七句的尾字，均平仄交错，如第一章德、观、海、峻(入去上去)，第二章岭、天、巘、高(上平上平)，第三章美、观、悦、首(上去入上)，第四章侣、流、见、游(上平去平)，第五章趣、趾、药、驾(去上入去)。75％的句子避蜂腰，而且，犯蜂腰的3个句子中，有2个句子是律句。犯平头的句子多一些，有18句，占45％，但是如果第一字与第六字相犯不论，只算第二字与第七字相犯，即只算火灭病，则也只有8句，就是说，有80％的句子避火灭病。犯傍纽病比较多，有26字，如果以每句一字为单位，则65％的句子犯傍纽。但下面我们将要分析，傍纽病本不具有实践性，因为几乎触处都是双声字即傍纽字，无法避免。而无一处犯大韵和正纽，只有4字犯小韵，换句话说，90％的句子避小韵。另外，这首诗合律之句达26句，占65％，甚至还有5处律对，1处合于律粘。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首诗的句子多交互使用平上去入四声之字，如第一章的“地险资岳灵”(去上平入平)、“少室迩王城”(去入上平平)、“北阜何其峻”(入上平平去)，第二章的“发地多奇岭”(入去平平上)、“合沓共隐天”(入入去上平)、“郁嵂构丹巘”(入入去平上)。这类句子的特点是，每一句都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字，而且这四声之字交替使用。这样的句子共有12句，占30％。这不正是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说的“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吗？据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西阳王指宋孝武封第二子刘子尚。兴膳宏认为当指齐武帝第十子萧子明或齐武帝第十七子萧子文，这二人均曾被封西阳王。笔者认为仍当以《文选》李善注为是。刘子尚被封西阳王时间在孝建二年(456)正月，至大明五年(461)改封豫章王。沈约《丽人赋》云：“有客弱冠未仕，缔交戚里，驰骛王室，遨游许史。”赋盖自况，弱冠之年为20岁，在大明四年(460)，所“驰骛”的“王室”，西阳王应在其中，正与《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相合。就是说，这首诗作于沈约弱冠之年即20岁游西阳王室之时。当然不能说这时的沈约就已有明确的回避声病的思想，但说他有意无意的注意诗歌声律的调谐，则是可以的。
从注意诗歌声律的调谐，到有意回忌声病，提出声律说，是很自然的。我们无法得知，永明时期沈约是否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声病说，但声病说原则的提出在永明时期，有文献可考最早提出声病基本原则和思想的是沈约，而他探求声律调谐的思想则出现更早。这是没有疑问的。
从《文镜秘府论》的材料看，永明之后，沈约仍在探讨八病之说。《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四鹤膝”首段释云：“故沈东阳著辞曰：‘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蹇难。事同暗抚失调之琴，夜行坎壈之地。’”根据这条材料，不仅可以证明这是沈约之说，而且可以知道这是沈约隆昌元年(494)出为东阳太守时之说，因为自东阳太守升迁之后，人们对沈约就应有其他称呼，比如沈约卒后，就当称为沈隐侯。这已是永明之后了。从这段话的语气看，不像是对鹤膝病的首次论述，而是提出此病之后，加以补充阐述。这说明，永明之后，沈约仍在探讨八病之说。探讨的地点，也不限于京城，而是在京外任职之地。
沈约关于声病说，有着丰富的思想。
关于声病说，有一些基本的思想和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集中体现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那段著名论述之中：“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这里的宫羽、低昂、浮声切响、音韵、轻重有各种解释(13)。这些概念，未必可以直接和平仄对应。它可能与平仄联系，也可能还同时与声、韵联系。相比较而言，低昂、浮声切响更可能指四声的抑扬，声之高昂和低沉不同，形成不同声调，这是汉语字音的一个特点。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与“响有双叠”相对，说“音有飞沈”，“响有双叠”指双声叠韵，指声和韵，则“音有飞沈”当指四声之调。“沈则响发如断，飞则声颺不还”，也与声调的特征比较相似。沈约说的“浮声切响”，与“音有飞沈”很相似，浮声如飞，飞则声颺不还，切响如沈，沈则响发如断。“音韵尽殊”的“音韵”在这里指四声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就指音韵。“轻重悉异”的“轻重”，可能指声调的轻重，但在这里更可能指声纽的清浊轻重。这样理解，沈约就综合考虑了汉语各方面的因素，既考虑了四声，又考虑了声纽和音韵。这正与八病相合，八病当中，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四声之病，大韵小韵为音韵之病，傍纽正纽为声纽之病。声律问题要综合考虑汉语各方面的因素，这是沈约声律说基本思想和原则的一个方面。
沈约声律基本思想又一方面，是二元化倾向。这里所说的低与昂，浮声与切响，轻与重，都是两两相对。不论声、韵、调，都有对立的二元，对立的二元交互组合(所谓低昂互节，前有浮声，后须切响，音韵尽殊，轻重悉异等等)，形成诗歌的声律抑扬之美。不一定有平仄二元的明确思想，因为不仅有四声的二元，也有音韵和声纽的二元。就四声的二元来说，可以理解为平声与上去入三声的对立二元，也可以理解为上去入三声之间的对立二元。这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汉语声韵调二元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意义是很深远的。有这种比较宽泛的声律二元思想，才有后来更为简明易行的四声平仄二元的倾向，有齐梁的八病之说，也有后来的近体诗律。近体诗歌声律之美的重要一点，就是简明的平仄二元。这个思想，应该肇始于沈约。
沈约声律基本思想的再一方面，是变化中求和谐。这里说的“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前有浮声，后须切响”，还有“音韵尽殊”，“轻重悉异”，都是强调变化，强调不同，强调殊和异。这里的“一简之内”，是指一句之中，前后的音韵要尽殊，也就是完全不同。“两句之中”，指相对应的上下两句，声纽的轻重也要悉异，要完全不同。这里的前与后，既可以指一句中的前一个字音和后一个字音，也可以指前一句的字音和后一句的字音，总之也要不同，要有变化。在变化中求声律的和谐，这是沈约声律说的一个基本思想。
具体到八病，沈约对何为病犯有具体规定。《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一平头”引《四声指归》：“沈氏云：第一、第二字不宜与第六、第七同声。若能参差用之，则可矣。”“若能参差用之则可矣”一句可能是沈约的原话，也可能是刘善经的解释，但前一句是沈约的原话，则没有疑问。这是规定何种情况即犯平头。这应该是对平头病的最早的规定。对病犯内涵的规定性解释，是沈约声病说的一项内容。
沈约对病犯说还有一些用例。“第七傍纽”引《四声指归》：“沈氏所谓风表、月外、奇琴、精酒是也。”风表、月外、奇琴、精酒等字，应该是沈约解释傍纽病时的用例之字，意思是说，句中用这样的双声字，就犯傍纽病。解释病犯内容之后，用例字甚至例句加以进一步说明，应该是沈约声病说的又一格式特点。大韵小韵病，乃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诸病，应该也有这样的用例，可惜今天我们看不到了。
还有具体的阐释。“第三蜂腰”引《四声指归》：“沈氏云：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并须要杀。”蜂腰者是五言诗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何以如此？这是把五言诗分为上二下三两个分句，第二字和第五字，恰好分别是两个分句的句尾，二五同声，犯一句中之上尾。有沈约的解释，蜂腰何以要避二五同声，就清楚了。这是解释何以要避此病犯的原由。“第二上尾”引《四声指归》：“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疾。自开辟迄今，多慎不免，悲夫。”上尾病是五言诗第五字与第十字同声，在诸种病犯中，沈约认为这是情形最为严重的病犯，因此说这是文章之尤疾，并且说自古至今人们普遍犯此病。这是解释某一病犯的严重程度。“第四鹤膝”首段：“故沈东阳著辞曰：若得其会者，则唇吻流易，失其要者，则喉舌蹇难。事同暗抚失调之琴，夜行坎壈之地。”五言诗第五字与第十五字同声则犯鹤膝。沈约解释避鹤膝和犯鹤膝声律效果截然不同。这是对避病犯声律效果的解释。
沈约对病犯异说有辨正。“第四鹤膝”引《四声指归》：“沈氏云：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常人是以五字制蜂腰，十五字制鹤膝，而王斌是以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沈约这里说的人或谓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指的就是王斌之说。这是同一病犯的歧见异说。针对这种异说，沈约加以辨正。这种异说辨正，应该也是沈约声病说的一项内容。
病犯内涵的规定性解说，某一病犯的用例，何以要避病犯的原由，病犯严重程度和避病犯声律效果这类问题的具体阐释，这几项，应该是沈约病犯说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已看不到沈约病犯说的原貌，更不用说全貌。但沈约病犯中有这几部分内容，则是没有疑问的。这几项中，有的应该是解释每一病犯都应有的内容。首句用明确的规定性语言说明病犯的内涵，也成了八病解释的通例。现在我们看到的八病解说，从西卷前八病首段即《文笔式》，到《四声指归》，第一句都是这样的格式。这种解说八病的格式，就是从沈约来的。我们有理由怀疑，八病首句的这类解说，都出自沈约。现在看到的八病材料，从《四声指归》到《文笔式》，每一病犯名目、释义之下都有用例，这也是通例。不能说现存的各个用例都出自沈约，但是不论《四声指归》还是《文笔式》，保留有齐梁遗说，是没有疑问的，这些齐梁遗说中有沈约提出的用例，也是可以想像的。这里分析的几项，沈约每一病说未必那么齐整的每项都有，但沈约病犯之说包含这些内容，则是可以想像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像，沈约病犯说如果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内容一定是很丰富的。这是沈约对声律说的重要贡献，也是对古代诗学的重要贡献。
沈约的声病说，它的基本思想和叙述体例、格式，具有创始的意义，对于后来声病说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齐梁八病说，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齐梁其他人也在思考和探讨声病说，如陆厥和钟嵘，还有刘滔。刘滔至少探讨了上尾、蜂腰、傍纽等诗歌声病，也探讨了文之声病。沈约很可能也已开始探讨文之声病，但从现存材料看，更为系统地探讨文之声病，是刘滔。刘滔有一些新说和异说。比如关于蜂腰，提出的是第二字与第四字不能同声，还提出的又一点，是平声赊缓。关于傍纽正纽，刘滔也有自己的认识。王斌探讨了声病问题。他提出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何以提出五字制鹤膝，十五字制蜂腰，是很值得探讨的。当然还有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这是齐梁声律说的重要文献。如果不限于齐梁，则声病说有更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刘善经《四声指归》，这是声病探索过程的重要文献，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四声指归》对八病有全面系统的阐述。《四声指归》保留了大量齐梁声病遗说，其中包括沈约之说。到底哪些是齐梁遗说、沈约遗说，值得深入研究。在齐梁遗说的基础上，刘善经对八病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既论诗之声病，又用大量的篇幅论文之声病。论及一些新的病目，如“隔句上尾”、“踏发声”等，有一些看法值得注意。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还有初唐的声病说。如上官仪《笔札华梁》、还有“十病”之说(水浑、火灭、木枯、金缺、土崩，阙偶、繁说，触绝、伤音、爽切)。“十病”是初唐声病说的重要文献，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还有《文笔式》。在我看来，《文笔式》带有杂编性质。而这杂编的性质，影响到对它的一些原始材料性质的判断。这些材料的有些内容，可能典出较晚，但有些内容可能典出较早，可能保留了更早的遗说。它可能较多保留前代甚至齐梁遗说、沈约遗说。《文笔式》关于声病，也有丰富的思想。元兢《诗髓脑》也是声病探索过程的重要文献。所有这些，也值得深入探讨。这还只是八病说。还有四声问题，四声发现与吠陀三声的关系问题，与佛经诵读的关系问题，还有调声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还有一个大问题，即齐梁声病说与创作的关系问题。提出八病，创作又犹病，这个问题怎么看？从现在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一些病犯是齐梁以来人们注意回避的。我统计了魏晋至初唐26位诗人的病犯情况，魏晋4人，389首，5706句(其中曹植59首，1008句；陆机63首，1036句；谢灵运102首，1474句；鲍照165首，2188句)；永明3人，303首，2214句(其中沈约123首，880句；王融80首，582句；谢朓100首，752句)；梁陈4人，449首，3406句(其中萧纲216首，1464句；萧绎99首，874句；庾肩吾71首，552句；江总63首，516句)；北朝5人，34首，230句(其中常景4首，32句；温子升9首，44句；邢劭5首，34句；魏收12首，96句；阳休之4首，24句)；初唐10人，529首，4358句(其中虞世南18首，122句；许敬宗15首，128句；上官仪12首，92句；沈佺期95首，812句；宋之问139首，1116句；崔融10首，76句；苏味道12首，104句；杨炯21首，194句；杜审言31首，260句；李峤178首，1452句)。魏晋4人所有五言诗，永明以后4句至12句五言诗。统计结果表明，犯上尾病，魏晋4人1276句，占22.4％；永明3人34句，占1.5％；梁陈3人30句，占1.0％；北朝5人2句，占0.9％；初唐10人18句，占0.4％。说明人们是注意回避上尾的病。蜂腰、鹤膝病也是比较注意回避的。平头病的情况比较复杂。大韵、小韵、傍纽、正纽的情况则更复杂。这些都值得研究。我们比较注意统计六朝至初唐诗歌律句的情况，但用统计的方法，看这一时期八病的情况，却做得不够。作全面统计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注释：
①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且专门加以考察，是因为历史上和当今学界多有否定齐梁时代八病存在之说。如纪昀《沈氏四声考》：“齐梁诸史，休文但言四声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又说：“宋人所说八病，微有不同，然皆不详所本，大抵以意造之。”今人刘跃进《四声八病二题》提出四个疑问，一，“永明诗人、特别是沈约何以不言八病”；二，“关于八病的文献记载何以越来越详”；三，“沈约所推崇的作家作品何以多犹八病”；四，“沈约自己的创作何以多不拘八病”。刘跃进提出，“八病之说，恐非沈约创始”，“他不可能如此超前地创造出连用律最严的唐人都难以遵从的八病之说”。刘跃进提出，“隋唐之际，近体诗初兴，加之以诗赋取士，所以人们对于诗歌的声律问题，兴趣越来越浓，考究越来越细”，“八病之说很可能就是在这样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也有学者明确否认齐梁时代有八病之说及相关的文献材料。还有不少学者对八病有各种解释，这些解释很多对齐梁八病说也有怀疑。
②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也因为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旅美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刘善经《四声指归》是空海编的，是二手材料，因而是不可靠的，不可以据此分析八病之说。
③参《文简秘府论汇校汇考》“第三章原典考”之“第二节《文笔式》考”。
④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天卷《四声论》考释。
⑤刘跃进《四声八病二题》：“文中有时称沈氏为‘沈给事’，这就不像是沈约，因为他从未出任过此职。”
⑥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弘文堂1928年。
⑦郭绍虞《永明声病说》(原载1935年《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声律说考辨》(原载1975年《文艺评论丛刊》第1辑、第2辑)，均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⑧安然《悉昙藏》引。
⑨罗镝楼《律诗源导论》(台湾台北广文书局，1991年)中“沈约与诗”一章说，根据这二条材料，“已可证明王斌先沈约制韵，蜂腰鹤膝为王斌所制韵。然则王斌是先沈约而使用‘平上去入’，亦即‘平上去入’之发明人”(P206)。
⑩兴膳宏《〈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论》，《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11)永明体诗人多为竟陵八友人中。竟陵八友至迟在永明五年前后已经正式形式。永明五年即487年，沈约47岁，任昉28岁，王斌若生于459年，也28岁，谢朓24岁，刘勰22岁，王融和钟嵘均21岁。刘滔则更晚。刘滔即刘縚，据《梁书》卷四九，其父刘昭天监中(502-519)始起家奉朝请，而刘縚梁大同(535-546)始位尚书祠部郎，这离永明(483-493)已隔了五十年。刘滔当是另一代人。
(12)兴膳宏论文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4集，1972年10月。
(13)关于这些概念的不同解释，参《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天卷《四声论》相关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