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私营经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后期，私营企业重新在中国大陆崛起以来，在整个社会结构变迁和整合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且日益成为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和阶层。私营经济作为新生经济形式，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是动态的、复杂的、多方面的，而这又是仅仅依靠理论分析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我们看来，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私营经济的超常规增长是中国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重要变化
1991年以前，私营企业的户数与从业人员的增长均未超过10%，处于缓慢增长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发表，私营企业的户数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年比1991年增长了近30%，而1993年同1992年比较，私营企业的户数、从业人员、注册资本总额、工业总产值和商品零售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了70.39%、60.78%、208.14%、105.85%和109.90%。1994年进入了超常态增长阶段，上述五项指标分别比上年增长81.15%、73.9%、112.8%、173.46%和169.79%。1995年这五项指标又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51.62%、46.92%、81.10%、98.87%和96.25%。私营经济工业总产值占GDP的份额也是逐渐上升的，且1993年后上升幅度逐步加大，这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最好水平，也是其它任何一种经济成分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①]
截止1995年底的统计，1993年注册资本金总额比上年增长207.6%，1994年又比上年增长112.9%，1995年又比上年增长81.10%。从1989年到1995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均注册资本金由9.3万元增加到40万元，而户均雇工人数则由18.1人减少到13人。增加资本投入，减少雇工人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是近年来中国私营企业规模扩张的主要标志。
总之，私营企业家作为一个天生就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群体，是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渐进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是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的发展相同步的。所以说，私营经济的超常规增长是中国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重要标志。
二、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日趋扩大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对地方政府有三个好处：第一，无需政府投资就能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第二，可以繁荣地方市场，丰富百姓物质文化生活；第三，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就业压力，实现社会稳定，也正因为如此，企业规模越大与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联系越广泛且更加紧密，影响也更大，参政议政的机会和份量也越大。1995年6月，中国工商联等单位在全国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从中获得了上千个数据。诸如在参政议政方面，在被调查的22个省市2197个私营企业中，14.2%的私营企业家担任了人民代表，33.9%的担任了政协委员，其中县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为88%和94%。47.1%的私营企业家在工商联地方组织中担任职务。另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私营企业主被选为或被推荐为县以上人民代表5400多人，政协委员8500多人，共青团员委员近1400名，其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8名，还有许多代表人士进入了全国、省、市（地）、县工商联的领导班子，通过各种渠道参政议政，为社会经济发展献计献策，这使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正在逐步扩大。
最近，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了最新专题报告：《1996—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其中有两组数据很能说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的关注点之于当今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看来，这两组数据足以说明，私营企业家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角色，竞争能力和独立意识都在明显增强。
（1）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情况，有如下差异：第一，最关注“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者，国有企业居首位，为67.3%，余者为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其比重分别为54.3%、39.7%和0%；第二，最关注“企业职工的评价”者，集体企业居首位，为23.1%，余者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其比重分别为20.3%、18.8%和9.2%；第三，最关注“社会的评价”者，私营企业的比重大大高于其它几种类型的企业，为37.5%；第四，最关注“企业所有者或老板的评价”者，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比重大大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参见表1）
（2）企业经营者在其经营活动中最为关注的业绩指标主要集中在“利税指标”与“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上，其比重依次为59.5%和38.6%。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情况，最关注“利税指标”的是私营企业，比重为68.8%，其次是集体企业，为61.1%；再次是国有企业，为59.6%；最后是三资企业，为54.8%。最关注“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是三资企业，为31.2%（参见表2）。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已经开始关注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这是私营经济迈向新世纪的曙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对有形与无形资产和企业市场价值这两个对于企业前途和命运至关重要的因素漠不关心，对职工生活和社会贡献的漠视，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企业老板。
三、私营经济增长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1）国有企业尚未从根本上摆脱管理体制行政化的束缚，资本行政化制约很难改变，科尔奈的“双重依赖”依然存在。[②]而私营企业则构造简单，机制灵活，并且竞争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十分强烈。眼睛紧盯着且只能紧盯着市场，适应市场，驾驭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就使国有企业发展机制的重塑显得特别迫切和必要。
由于资本行政化，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经常换位，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而是官本位的最大化。所以时至今日他们最关注的仍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而不是“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也不是企业市场价值的增加，更不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评价，那还谈何国有资产的增殖保值。而私营企业则不然，企业是业主用自己的辛苦和心血在创业。他们必须从小业主做起，进行艰苦的原始积累，不断把企业做大，他们只能把眼睛盯在市场上，向市场要效益，向市场要发展。他们很清楚政府的态度：“你创业我支持，你经营我收税，你破产我执法”。因此，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参与市场竞争。作为私营企业主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对社会贡献大了，才能有参政议政的机会，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才能上台阶。
（2）国有企业长期承受着“办社会”的政治使命，负担十分沉重，积重难返，而私营企业是轻装上阵，没有任何历史遗留的社会责任，这就使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我们这里讲的企业负担，是指那些来自企业内外部的并超越了其自身承受极限的各种社会经济压力的统称。简而言之，冗员负担，退休金负担，债务负担以及诸如建职工宿舍、办食堂、开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等样样俱全的非经济负担。每个厂长经理都成了“市长”，企业办社会，企业就疏远了市场，就拖住了厂长走市场的后腿。企业不堪重负，亏损面有增无减，已成为企业进一步改革的桎梏。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就要花更大力气，处于更加不利的劣势。私营企业的长足发展，促使政府下决心解决这个“瓶颈”。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会使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的格局有新的变化。
（3）银企债务危机，使国有企业运转步履维艰，尤其是对货币政策变化提心吊胆，身不由己地跟着货币政策；而私营企业与银行关系松弛，主要依靠自有资金进行经营活动，因而货币政策的松紧对其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据1994年底的统计，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0.2%，债务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40%。其中，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工业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约合5300～8000亿元人民币。在企业债台高筑的同时，银行被企业的不良贷款拖得难以承受，甚至有的专业银行已出现亏损。[③]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这无论是对银行还是企业都是巨大的威胁，都是正常运转的沉重包袱。这个沉重包袱，使企业改革的深化（如改制和破产）和专业银行的商业化都极其困难。货币政策的时紧时松的苦衷即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银行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歧视可能使之祸之福所倚。据悉世界银行主要支持私营企业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自1992年在中国北京开设代表处以来，经过几年的前期工作，即将进行支持大型私营企业和非国有成份超过50%的企业的实质性动作，而对国有企业大项目的支持将明显减少。它们还准备调整借贷结构，要积极发展非主权债借贷方式，这些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私营企业更快更大规模的发展。[④]这是应当引起特别关注的。现在，中国政府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以同等的国民待遇。今后，各类企业都接受同等环境的政策条件和执行同样的法律法规，某些政策差别只体现在特殊的领域和地区，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则是一视同仁的。各类企业在同等外部环境下开展公平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
注释：
①参阅胡岳岷：《我国私营经济增长的宏观分析》，《社会科学探索》1996年第3期。
②“双重依赖”一词，是旅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于1985年首先使用的。科尔奈认为，匈牙利国有企业具有双重依赖，即一方面它依赖市场，即横向的水平依赖，买者和卖者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企业也依赖上级政府机构，即纵向的垂直依赖，企业在法律上是隶属于上级政府机构的，并必须受其约束。
③参见章瑞：《国有企业债务重组的基本思路》，中国《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④胡舒立：《世行：中国改革的角色思考》，《中国工商时报》1996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