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欧公共企业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企业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F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8789 （2000）00—0064—72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的改革，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未曾发生过今天这样涉及到各种类型国家、全球几乎同步进行、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西欧公共企业改革，是这次全球改革大潮极其重要的一幕。
一 处在改革潮头的欧盟
欧洲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科技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目前和今后在世界上的地位，还特别需要看它在世界潮流中的位置和作用：是在潮头，还是在潮尾，亦或在潮外；是主导者，还是搭车者，亦或是落伍者。18世纪60年代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震撼了世界的基础，开创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篇章。首开工厂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河的英国，1850年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世界贸易总额的21%，成为向各国提供生产工具设备和工业消费品的“世界工厂”，长期主导着世界潮流——工业革命和工业化。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虽然相继超过英国，但英国长期积淀的“软实力”，即以工业文化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社会传统以及国际影响，仍继续发挥作用。即使在今天，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远远被法国超过，有时也落在意大利之后（依汇率变动而定），但它的大国惯性依然存在，它的软实力依然不可低估。除英国之外，德、法、意、荷等西欧诸国都在不同的方面对世界产生过影响。尽管20世纪逐渐成为“美国世纪”，二次大战后日本迅速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这并不排斥西欧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共同主导作用。再说，美日的相继崛起都是发端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散，而这一经济制度的源头正是在西欧。所以，无论从硬实力来看，还是从软实力来看，近代以来西欧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当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改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潮流。判断西欧是否在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看它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第一，在地区集团化思想理论的酝酿形成过程中，西欧堪称先驱。促成西欧联合思想诞生的原动力尽管并不是经济因素，但今天这个超国家经济联合体的诞生不能说不是历史上欧洲联合思想的继续和发扬。欧洲学者康德、卢梭、黑格尔等人都曾表露过通过建立欧洲联合体以实现欧洲持久和平的心迹。1831年，被称为意大利四大国父之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明确提出了建立“青年欧洲”的思想（注：焦瓦尼·斯帕多利尼：《缔造意大利的精英》中译本第184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在理论上，也出现了诸多学说，如力倡建立联邦或邦联的联合主义，主张从“福利政治”起步的职能外溢理论，强调超国家机构协调作用的相互依赖论，认为通过关税同盟可以防止分裂、促进统一的关税同盟理论等。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今天的欧洲联盟与其他任何地区经济集团相比，都具有深厚得多的历史根基、理论根基和社会根基，在民众中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很高的支持率。1998年1月， 据欧盟委员会连续4周对成员国所做的民意跟踪调查， 支持欧洲单一货币体制的民众在法国占71%，在意大利占77%，在西班牙、爱尔兰和奥地利占73%，在德国占52%（注：《欧盟中国简报》1998年3月总第12期。）。
第二，欧盟不仅是世界上最早，也是世界上制度最完备、最成功、真正进入一体化阶段、唯一拥有强有力的超国家权力的地区经济集团。其他众多的地区经济集团，虽然其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但在上述诸方面都远不能和欧盟相比。特别是在实行单一货币、形成货币联盟之后，欧盟已成为有议会、有法院、有模拟政府机构（部长理事会和执委会）、有中央银行、有共同的单一货币（目前有11个成员国加入）、各机构间保持着一定制衡的“影子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伟大创举。尽管在不少问题上各成员国的民族意识还时有强烈表现，而且今后还会有曲折、反复，但日益趋同、走向统合的大势是难以逆转的。
第三，欧盟的精神和原则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实力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培育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机制，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进入全球化经济运作的重要一步。已经建立地区经济集团的国家正在继续深化合作、完善机制，尚未建立地区经济集团的国家则在多方开辟制度化合作途径，广泛探索地区经济集团化方略。尽管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诸方面不象欧盟成员国那样彼此接近，但崇尚合作与联合的时代精神和原则仍有诸多共同之处。追求地区经济合作的国家不仅可以在体制、规则、法律诸方面从欧盟寻找可师之法，而且更可以从它的巨大成功得到激励和启示。
经济全球化要求改革，改革又促进着经济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改革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主潮。站在经济全球化潮头的欧盟，在经济改革方面自然是倾其全力。应当说，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立本身就是一项影响极为深远的改革。它作为一项高度综合性的改革，引出了一系列的共生改革和次生改革。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西欧是公共企业历史最为悠久、发展最为广泛、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典型地区。公共企业和福利制度，成为西欧经济社会改革中两个最关键的课题，其改革思路、举措和成效，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欧盟各国的改革同美国相比，领域广、动作大、程度深、影响面宽；同日本相比，平稳、有序、险情少，对经济产生的震荡不大。可见，西欧不仅站在了世界改革大潮的潮头，而且业绩不菲。
二 西欧公共企业20年改革风雨
二次大战后，西欧各国的公共企业曾出现广泛发展，不少国家都不止一次地出现国有化高潮。英国工党在战后初期大选获胜后单独组阁执政，艾德礼政府把国有化作为其基本政策，先后通过了8 个国有化法令，从银行、能源到交通运输和冶金业，实行了大规模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20%。法国在战后曾掀起两次国有化高潮。为了重振经济和加速现代化，在金融、电力、煤炭、石油、核能、交通等部门掀起第一次国有化高潮，使国有企业从战前的11 家猛增到103家。1982年，社会党人密特朗上台执政后，颁布新的国有化法令，再次掀起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国有化高潮主要涉及自然垄断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这次国有化高潮则明显地向金融和竞争性行业倾斜，其中有39家银行和全国最重要的工业集团中的5家被实行国有。 意大利通过完善和发展伊里公司，建立埃尼公司，在政府内设立国家参与部，对电力部门实行国有化，形成了庞大的金字塔形的国家参与系统和公共企业体系。奥地利1946年通过法案，将70个工业企业和3家银行国有化；1947 年又将除配电系统以外的整个电力部门国有化。80年代初，奥地利公共企业占冶金部门产量的98%，10家国有企业占全国最大100 家工业企业销售额的42%。荷兰、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也都有为数众多的公共企业。西班牙公共企业占全国造船业的80%、交通和通讯业的59%；希腊电力工业、铁路运输和邮电部门几乎全部由公共企业经营。
1979年，以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为发端，西欧各国先后开展了对公共企业的改革——或者称为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撒切尔政府把公共企业私有化作为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由于英国公共企业私有化具有系统性、持续性以及实施的成功，它逐步为西欧其他国家认同和仿效。20年来，这股公共企业改革浪潮汹涌澎湃，遍及全球。
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是逐步扩大和深入的。起初，只是出售部分股票，涉及的企业也不多，只有英国宇航公司、英国联合港口公司、国际航空无线电公司等。1984年之后，私有化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的部门和行业越来越多，私有化收入也急剧增加。1986年出售英国电信50.2%的股票，净收入39.16亿英磅；同年12月出售英国煤气公司， 净收入56亿英磅。1987年之后，英国私有化向纵深发展，开始向自然垄断部门开刀。
法国在实行第二次国有化高潮不久，右翼人士希拉克出任总理，开创了法国公共企业私有化的新时期。在英美私有化浪潮的鼓舞下，希拉克政府大刀阔斧对公共企业实施手术，仅1986年11月至1988年5 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对12个集团的29家工业企业和金融公司实行了私有化，转移资产约1200亿法郎，转移工人50万。据统计，在1986年9 月至1987年8月的一年之间，法国出售的公共企业资产额相当于英国5年出售的总额（注：黄文杰：《法国私有化再研究》，《世界经济情况》，1991年第8—9期，第31页。）。
意大利对其庞大的公共企业系统也开始进行改革。其实，早在1976年，意大利就把埃尼公司属下的达塔玛特公司卖给了私人。此后，陆陆续续将一些公共企业出售。但总的来看，80年代意大利公共企业改革进展平缓，不象英法那样来势凶猛。有人指出，这个时期意大利的私有化还构不成一场“运动”，它只不过是公共企业系统的一次“内部调整”。所以，到1991年，伊里公司仍拥有雇员40万之众，其增加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占全国钢产量的50%和生铁产量的近100%。1993年之后，意大利逐步加大私有化步伐。
战后德国没有掀起过国有化高潮，也没有出现私有化高潮。德国公共企业的发展和调整改革是交错进行、稳步推进的。80年代之后，总的趋势是转向私有化、自由化，但直到9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就业和科技地位等方面的考虑，仍采取了加强公共企业权限的政策。早在50年代，德国就开始推行“大众股票”政策，将公共企业的部分股票出售给人民大众，实行部分私有化。70年代前期，对市镇企业，包括地方煤炭、水电、天然气、短途交通、屠宰场、城市垃圾清运等实行私有化。至1991年两德统一时，政府已基本完成了“从工业撤退”的计划。此后，私有化进一步深入。德国电信公司从官转民、股份制、股票上市，历经9年，成为德国90年代最大的私有化案例。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德国东部地区的私有化。原东德国有企业占东德国内生产总值的97%，在工业部门占100%。1991年9月1日国有企业总计1.3万家。两德统一后，由于西德实力强大，东部地区的私有化带有强烈的“超级兼并”的味道。至1995年，西部向东部地区调拨资金累计多达8250亿马克。通过对东部地区大型国有企业实行拆散出售的办法，使其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至1994年底，托管局出售的国有企业，90%以上被西部地区企业所购买。
西班牙公共企业的私有化，在社会党执政期间以调整改革为主，兼搞私有化。1996年3月大选后人民党上台执政， 采取了私有化和自由化并进的方针。当年5月， 新政府工业与能源部提出了《关于私有化进程机制的报告》，并制订了一系列计划、措施和详细实施步骤。
西欧其他国家，如奥地利、荷兰、葡萄牙等，也相继开展公共企业改革和私有化。1988年英国保守党曾宣称，“私有化无禁区”。目前，西欧各国正在进一步推动私有化进程。
总的来看，西欧公共企业的私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一，绝大部分公共企业私有化之后扭亏为盈，增强了竞争力，适应了欧洲统一大市场建成后的新形势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例如，英国电力部门私有化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第二，政府一方面从私有化中得到收入，减少了对公共企业的补贴，另一方面又从私有化企业得到税收，因此有助于财政状况好转。第三，公共企业私有化后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下降，消费者从中直接受益。例如，由于电信市场开放，法国电话费1997年两次降价，国内通话费平均降低21%，国际通话费平均降低17.5%，1998年国际通话费再次下降10.5%—20%。1984—1996年，英国电信公司的本地、国内长途和国际长途通话费分别下降35%、75%和78%。第四，“股份大众化”、“职工股东化”有了很大发展。例如，90年代初，英国股民已近1000万。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的新形势下，这对于协调和缓解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 西欧公共企业缘何掀起改革大潮
西欧曾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国有化的典型地区。当时推行国有化，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在理论上，当时混合经济理论盛行，而实行国有化、建立公共企业，则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发展混合经济制度的主要手段。在社会思潮方面，西欧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发祥地，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深刻的影响，而建立公有经济则是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主张。从战后初期的经济形势来看，经受大战重创的西欧各国，迫切需要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和投资大、风险高的部门直接出面配置资源、组织生产，而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公共企业则是最直接、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此外，还有一些具体因素，也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当时公共企业的发展。例如，在本国私人资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公共企业可以加速资本集中，抵御外国大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大规模渗透；为了推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只有公共企业才会言听计从地向落后地区投资建厂；有些部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无论从生产、管理还是从维护消费者利益来看，都适合由国家经营；为了避免某个私人大企业在一个部门的垄断，公共企业可以成为其竞争对手；在社会矛盾（如大批失业）尖锐的形势下，公共企业可以通过不裁减冗员、甚至通过扩大招工来缓和社会紧张；为了对付经济危机，公共企业可以通过在衰退时期增加投资来缓和或熨平周期波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如军火工业）和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如电信业），只能由国家直接经营，等等。这些理由并非杜撰，确实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所以，战后许多国家的国有化都得到了国民的认同，甚至有些国有化举措也是保守党人提出的。如英国战后初期的国有化，工党诚然是主导力量，但许多措施则是由保守党政府建立的一些独立的委员会制订的。瑞典70年代后期的国有化，正是一贯主张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的三个小党联合政府推动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公共企业在西欧国家战后经济发展和创造“经济奇迹”过程中，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公共企业在德国虽然不占特别高的比重，但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届德国政府，从不否认公共企业的必要性，也不认为只有私人企业才是有效率的。意大利萨莱诺大学的教授保罗·波贝利（Paolo Popeli）指出，“尽管公共企业在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人们一致认为，意大利之所以能够有60年代‘经济奇迹’的辉煌，达到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就是得益于公共企业不可替代的贡献，难怪人们把公共企业称为国家工业和金融大厦的顶梁柱。”（《为什么和怎么私有化》第10页）公共企业在西班牙战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德里自治大学的加斯帕尔·阿里尼奥·奥尔斯蒂斯教授指出，象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私人企业的积极性要么不高，要么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有时甚至是很多弊端，这就必须肯定国有企业作为现代国家法定的工具以获得一定的集体利益的必要性”（注：为欧洲国有企业中心第八次大会（1995）提供的论文。）。
70年代末开始的公共企业改革，就是通常所说的私有化，同原先的国有化一样，也并非随心所欲，它是各种因素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首先，1974—1975年世界资本主义严重经济危机一反常态，第一次表现出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特点，使人们“按下了葫芦浮上了瓢”，处于左右为难、束手无策的境地。深究起来，战后以来国家干预过多、资本主义矛盾日积月累、经济周期进程出现变异，则是其根本原因。深深折磨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持续“滞胀”，使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开始探索如何掌握和运用国家干预的力度、形式和手段。公共企业作为国家干预经济最直接的手段，新的形势使人们不得不对其功能重新加以思考。
其次，如果说80年代西欧各国在私有化方面还决心大小不一、甚至有的国家还犹豫观望、举棋不定的话，那么，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则使它们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私有化道路。“公有制行不通”，“社会主义失败了”，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但作为一种思潮则对西欧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心理上为西欧私有化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动力。
第三，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原有公共企业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这同一些本来很有效的抗生素在病菌变异情况下功效大打折扣一样，公共企业作为医治市场缺陷症的有效处方，在新的形势下越来越不灵验，甚至自己也身染重疾，难以自拔。客观形势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原有的公共企业的部门分布已陈旧过时：一些历史上资本积累不足的国家，现在私人资本实力已明显壮大，不再需要公共企业这根拐杖；由于技术进步，一些本来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越来越成为竞争性行业（如电信部门），无须再由国家直接经营以谋求强化竞争和社会公平；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竞争更加普遍化，已无须国家为某一个部设置竞争对手；即使没有公共企业，通过欧盟的地区发展基金鼓励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同样可以达到地区开发的目的；经济的政治化、政治的经济化以及经济的虚拟化趋势，使经济危机越来越和政治、社会、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特点，因此对现在的经济周期波动实施熨平手术，远非公共企业一种手段可以奏效，需要全方位配合、多种因素发挥作用，等等。在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上，任何有效的体制如果不经常变革，都会僵化、腐朽。原有的公共企业也不例外。人们稍加回顾即可得知，直到这次私有化之前，西欧公共企业基本上是战后的政治精英们留下的遗产，后人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和创新。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对日甚一日的公共企业危机（严重亏损）也就见怪不怪了。
第四，“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对西欧公共企业私有化进一步推波助澜。如果说70年代末起步的私有化同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自由市场学说为理论核心的保守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的话，那么，90年代私有化的深入推进则同第三条道路思潮风靡欧洲直接有关。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由左翼执政。这些被称为传统左翼“叛逆继承者”的当代欧洲左翼，既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控制和福利国家思想，也反对完全取消政府的有效干预；他们既反对通过再分配来单纯实现结果的平等，主张使人们获得机会上的平等，又不主张听任市场制造新的贫穷和扩大贫富对立。他们不象其前辈那样探索的是一条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是想在传统资本主义与改良资本主义之间开辟一条折中的路线。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自由市场力量的狂放不羁，使第三条道路思潮不断征服新的支持者。对公共企业实行有周密安排、有配套措施、有有效监控手段的私有化（英国称其为“商业化”），便是第三条道路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90年代以来，西欧私有化全面推进，甚至连公共企业业绩一直保持良好纪录的芬兰也被卷入其内，不能说与第三条道路思潮的泛滥没有内在联系。
最后，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公共企业的所有权人和实质上的法人——政府，滋生腐败已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共企业仍充满活力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的国家，如意大利，战后以来驰聘政坛的国务活动家在“净手”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公共企业是政党分肥和政客谋私的一块政治乐土。过去一向以政府的高效率著称的国家，这些年腐败丑闻也多有披露。可以说，公共企业是政府的一面镜子。一个连自身都管不好的政府，哪会治理出高效企业？西方政坛腐败和缺乏巨人，应当说是公共企业日暮西山和决心走改革之路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政治巨人可以把一个烂摊子点石成金，而政治庸人即使面对辉煌遗产也难铸丰碑。
四 西欧公共企业改革的特点
欧洲联合的先驱者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伟大构想并非突发奇想。西欧各国都有鲜明的个性，但它们又拥有十分近似的传统和文化背景。历史上，各国间王室人员的流动绝非鲜见。可以说，就国家和经济体的集群来讲，西欧是世界上共性最普遍、最凸显的地区。基于这种大背景，西欧公共企业改革的共同特点备加引人注目。大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原有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变革，而不是另起炉灶。 在西欧各国中，无论是国有化最高潮的时期，还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国度，国有经济均处于附属地位，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私有经济。无论从经济总量来看，还是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度来看，均是如此。拿法国来说，它在第二次国有化浪潮之后，公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也仅在20—25%（注：王塑、张浩：《法国的国有企业》，《国际资料信息》1997年第12期。），有的资料显示，甚至还不到20%（注：《法兰西手册》杂志，1984年第214期。）。 由于公共企业主要是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而被启动的，所以，公共企业的定位只能是私人经济的附属品，它们没有自身利益和无限扩张的内在动机。
2、不割断历史，不否定历史，不搞历史大清算和大封杀。 许多事物都饱含历史血脉和民族文化传统底蕴。拿西欧公共企业来说，它们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早已存在于封建社会。王家工场、王家特许贸易公司，就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早得多的“公有”经济实体。二次大战后西欧公共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并不是哪一个个人或团体的意志所使，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天，形势变化了，公共企业通过调整改革与之顺应，但并不是割断历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承认公共企业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第二，承认公共企业在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3、把私有化变成新型的企业创建高潮。不少公共企业亏损严重， 成为造成政府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把亏损的公共企业供手相送即可。西欧各国没有简单地取此选择，它们在很多情况下先对亏损的公共企业进行整顿，待其运作改善之后，再向私人和公众出售。可见，它们做的不是社会生产力的减法，而是加法或乘法；不是向社会卸包袱，而是为社会提供馈赠。亏损公共企业的整顿包括调整治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顺应产业结构的升级趋势，优化产业组合；变革企业组织形式，使其产权逐步社会化，等等。英国铁路部门实行商业化改革后，把原先实行一体化经营和管理的铁路部门按业务和地区分解为许多独立的公司，这些独立的公司之间通过合同（总数大约1万个）来规范和协调彼此间的关系， 从而形成了新型的市场运行主体和行业结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不少公共企业的调整、改革和私有化同企业的大规模并购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著名的巨型公共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都深深卷入了企业并购高潮。这样，在私有化过程中便涌现出了一批批新型企业，使私有化实际上变成了新型企业创建高潮。
4、从实际出发，形式多种多样。同样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细分起来至少不下10种。在私有化过程中，西欧各国根据不同的国情，有的以产权的深度私有化为主，有的则以股份制改造为主；有的以资本开放、资产重组为运作重点，有的则更倾向于使本国公共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联姻；有的把私有化当作对公私企业结构的一种常规性的调整，有的则集中在一个时期内大张旗鼓地实行变革，等等。至于具体的私有化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例如，在改变所有权的形式下，有的全部出售所有权，有的则部分出售所有权；有的一次性出售，有的则分期、分块地分割出售；有的和一般股份公司一样上市运作，有的则有条件地向公众和本企业职工实行优惠出售；有的出售部分所有权而不放弃控股权，有的则根本不考虑保留控股权；有的既不掌握控股权也不保留实际控制手段，有的则通过金股（有的叫“特殊股份”，有的叫“预先行政授权制”）在必要时对企业有损国家利益的决策进行强行干预，等等。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私有化形式，成为西欧公共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5、政策措施配套，进展平稳有序。 西欧各国的经济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公共企业实行私有化本来系天经地义之事。但各国政府仍把私有化视为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来对待。首先，针对民众有关私有化的种种疑虑和问题做好舆论导向工作。意大利政府采用问答形式组织编写了一本有关私有化的小册子，向民众广为散发，回答了私有化过程中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第二，针对私有化立法，如何实施私有化，首选什么样的企业实行私有化，如何评估和确定公共企业的售价，对哪些企业需要继续掌握控股权，某类企业出售给外资会带来什么问题等，各国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或工作小组，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尽量避免决策和实际运作上的失误。第三，垄断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的公共企业私有化后，对它们设有监督机制，如果它们滥用垄断力量，或者产品和劳务价格不合理、服务不到位，均会受到干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民族利益始终在各国私有化配套政策和措施的视野范围之内。欧洲经货联盟的建成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并没有使西欧各国放松对自家篱笆的警视。前边提到的“金股”，就是对战略企业的“紧筘咒”，就是抵御外贼的“防火墙”。
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还可以概括出其他一些特点。不过，我们从以上五个方面，已经大体看清西欧公共企业调整、改革、私有化的筋骨和脉络。
五 我们从中借鉴什么
从上文我们大体已经看到可以从中借鉴的经验。这里，我们想简单复述和概括一下。
1、改革已成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中国国有企业的运作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转变，由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经济由贸易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转向以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等等。国有企业要适应这些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就必须改革。
2、改革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进行，经济才能繁荣， 社会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平顺。改革不等于私有化，私有化并非“灵丹妙药”。德国从上百年的市场经济历程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你斗我、我斗你”的原则不可行，国家在经营和投资上说了算的经济统制也不可取（注：[德]莎·西埃德出版社：《德国概况》第259页。）。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 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靠的并不是私有化。东亚金融危机后西方专家开的药方中就包括自由化、私有化。亚洲国家照此做了，但并未取得成功。他明确指出，“这些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有一个稳定制度的框架”（注：[法]《解放报》1999年6月25日采访斯蒂格里茨文章。）。
3、不割断历史、不否定历史、不搞历史大清算和大封杀， 是公共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对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取得的成就之辉煌，令全世界震惊。但这并不否定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伟大成就。如果没有这30年的成就（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各个领域的成就），即使实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也会因硬实力和软实力不足而进展乏力。
4、西欧公共企业调整、改革和私有化进程中，舆论宣传之广泛， 运筹策划之周密，机构设置之完善，分析论证之深入，具体实施之精心，后续监督机制之有效，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5、对公共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曾做过基本判断（注：罗红波、戎殿新：《西欧公共企业·引言》，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这里不再重复。但想再次指出，从效率和业绩来说，公共企业是政府的一面镜子，一个连自身都管不好的政府，绝对管不好公共企业。只有在勤政、廉政的政府管辖下，公共企业才能运行良好。如芬兰的公共企业，在1992年改革前和改革后，经营状况一直良好，有的甚至超过私企。再拿中国各级政府来说，1997年全国各类国有工业企业亏损总额744.4亿元，其中地方政府下属的国有工业企业占81%；同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451亿元， 其中中央政府直辖的国有工业企业占98%（注：《光明日报》1998年3月6日。）。中央政府效率高，它直属的企业自然有良好的业绩。不少国有企业之所以亏损，主要不在于企业制度本身，而是人员的腐败。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反映政府效率、廉洁和公正程度的综合指标。不是国有企业这种企业制度产生腐败，而是腐败导致国有企业低效亏损。官廉则国运昌，官贪则国运衰。为官者的廉与贪，对于国有企业的昌与衰尤为直接和重要。
收稿日期：199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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