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相论文,西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命相，先秦时期称为“相形”（注：《荀子·非相篇》。），西汉则称之为“形法”（注：《汉书·艺文志》。）、“骨法”（注：《论衡·骨相篇》。），而专门从事观察人的面相、形相以判断吉凶、贵贱、贫富、寿夭、荣枯者则称之为“相人”、“相工”及“形法家”。《左传·文公元年》云：“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知命相术及相人至迟起于春秋中期。《汉书，艺文志》论命相术的基本内容与主旨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则汉之形法家，实兼相地、相人、相物。中国古代的学问，无不与政治相关，所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注：《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论六家要指》。）。因此，命相术自不例外。命相术在先秦时期，虽然与政治的关系不如西汉那样密切，但已与现实政治发生了关系。春秋末期越国上将军范蠡就以“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劝说文种去职（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去而得福，文留而遭祸。战国末期尉缭亦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决定离开秦国。可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士人已用命相术作为从事现实政治活动的手段。战国末期的荀子写《非相篇》，系统地辨析命相术的荒谬无据，指斥其为学者所不道，可证春秋战国时期命相术已流行于主流社会及士人阶层，然并不为儒家所信奉。
降及西汉，命相术已普及于世俗及上流社会，相人、相工者流活跃于社会各个阶层而每每干预现实政治，以今文经学家为骨干的新儒家则将命相术概括为命相论并与政治融为一体，在神化圣化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威及意识形态权威，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诸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一、命相论将皇帝和皇后神圣化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
司马迁生当西汉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仍能保持史家清醒头脑，审慎地处理史料。他在《史记·五帝本纪·赞》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因此，他在《五帝本纪》中，并未采纳纬书等所记上古及三代帝王感生说、命相论等材料。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他毕竟生于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又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对当朝最高统治者进行神化圣化。如俞樾所言：“《五帝纪》云，尤择雅者。故唐、虞二纪，悉本《尚书》；高辛以上，无稽则略；《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纪》，及有刘媪梦神，白帝化蛇之事。盖当时方以为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为好奇，过矣。”（注：《史记·高祖本纪·考证》引。）
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位被神圣化的封建皇帝，《史记·高祖本纪》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其一，赤龙感生：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索隐》引《诗含神雾》：“赤龙感女媪，刘季兴。”
其二，大贵之相：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索隐》引文颖曰：“高祖感龙而生，故其貌似龙，长颈而高鼻。”
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义》引《河图》曰：“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引《合诚图》曰：“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按：“左，阳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
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座。……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
其三，受命之符：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亦帝子斩之，故哭。”……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集解》引应劭曰：“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
其四，天授之圣性：
（韩）信曰：“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注：《史记》之《淮阴侯列传》、《留侯世家》。）
既为赤龙感生，即是赤龙的传人，故生有龙颜隆准，长脖颈高鼻子，左股有七十二粒胎痣。在相人吕公、老父心目中，刘邦的这副骨相就是贵不可言的皇帝之命相；“推此以说，一室之人，皆有富贵之相矣”（注：《论衡·骨相篇》。），即吕雉因其子刘盈而贵，刘盈则因其父刘邦而贵。既是亦帝之子，有天生皇帝的命相，自当代秦而王天下，故有赤帝子击斩白帝子之符命，火德刘汉将代金德嬴秦。按望气者的说法，“东南有天子之气”，芒、砀山上亦有“云气”，皆应于刘邦身上。总之，感龙而生的神示，相人的指点，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符命，为始皇与吕雉所信服的云气之说，每每使刘邦心喜自负，萌发并坚定了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而其追随者如萧何、曹参、樊哙者流亦对刘邦渐生敬畏之意而归服效命，即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著名军事统帅韩信，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级谋士张良，亦屡屡叹服刘邦的雄才大略是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太史公运用命相论等史料完成了对刘邦奉天承运主宰天下无可置疑的神圣性的论证。这位秦王朝治下的不事生计的无赖之徒便成了庶圣与赤龙传人，圣而神，一步登上了令人敬畏的神坛。看来，帝王将相的确是“有种”的，而陈涉的怀疑则从反面确认了为秦汉时期人们所普遍信奉的这一重要的政治理念。
西汉后期，社会上流传着“再受命”之说。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这“再受命”之说恰好应在刘邦的九世孙刘秀身上，因此，相人也说刘秀生有“隆准，日角”的皇帝之相（注：《后汉书·光武帝纪》。），是当之无愧的赤龙的传人。
西汉自成帝起，刘氏的大权逐渐旁落于以元后王政君为核心的王氏外戚辅政集团手中，之后由王政君之手把刘氏天下交给了她的侄儿王莽。为此相人说，王政君生有不可言的大贵之命、“天下母”之相。《汉书·元后传》云：
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后六百五十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鹿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云。”注引李奇曰：“此龟繇文也。阴，元后也；阳，汉也。王氏，舜后，土也；汉，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阴盛而沙麓崩。”又注引张晏曰；“阴数八，八八六十四。土数五，故六百四十五岁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岁在乙亥，至哀帝元寿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摄政，岁在庚申，沙麓崩后六百四十五岁。”
此段话是术数家以后言前的“预言”。云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即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则元城建公的这番预言应为昭帝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之事。为此，晋国史官卜之，认为是“阴为阳雄，土火相乘”的结果。李奇的解释是：阴指元后王政君，阳为汉朝，元后于哀帝死后临朝摄政，即所谓阴为阳雄。王氏出自齐国王族田氏，田氏为舜后，舜为土德，所以王氏当运土德之位，即王莽所立之新朝。汉为火德，火生土，土火相乘的结果是王氏盛，刘氏衰，汉朝亡，新室兴。沙麓崩则是阴盛阳衰之兆。齐国的末代国王为田建，其孙田安于项羽时为济北王，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田氏后人因以为氏。田安孙王遂居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生子王贺，即元后王政君的祖父王翁孺。王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因奉使不称免，乃于昭帝元始七年徙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故云：“正值其地，日月当之。”
《汉书·元后传》言王政君的命相云：
（母）李亲妊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尝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后东平王聘政君为姬，未入，王薨。禁独怪之，使卜数者相政君，“当大贵，不可言。”禁心以为然，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
生母李氏梦月入怀而生贵女政君。月为阴为后。长大许人数次，许谁谁死，又许东平王，未嫁王亦死。其父王禁怪之，请专言禄命的卜数者相之，结论是：“当大贵，不可言。”王政君年八十四死，由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室。元后死后，其侄王莽诏大夫扬雄为之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注：《汉书·元后传》。）所云太阴之精，谓母李氏受月之精气也。元后乃其母受月之精气而生，故禀受天下母即皇后的禄命，应由“有天下父之相”者即皇帝娶之，前诸许聘之人因无“帝王大命”，故死，盖“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夫二相不钧而相遇，则有立死；若未相适，则有豫亡之祸也”（注：《论衡·骨相篇》。）。扬雄之诔隐约地表达了侄儿王莽对姑母王政君结束汉朝衍生新室的感激之意。
二、命相论将孔子神圣化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权威
维系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不仅需要一个拥有无上权柄的政治权威，也需要一个同天并老、与国咸休的万能圣人和整备纯粹、兆民景仰的万世师表。按照儒家的托古改制思维方式，欲确立一个当代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权威与道德楷模，首先要捏造一位古已有之的意识形态权威与道德楷模。这是西汉今文经学家的历史使命。经过汉初几位思想家不断地对秦二世而亡教训的探讨，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儒学的价值、孔子的重要，遂断然摒除法家学说的“一尊”地位，改用由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所阐释的新儒学“一统”天下（注：《史记·董仲舒列传》。）。但是，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本是一个政治上已彻底败落的殷贵族苗裔，一个仕途不得意、一生多坎坷的布衣士人及教书匠，既无大富大贵之命相，亦非拥有超凡懿德异能的圣人，为此，欲将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由民间私学升格为汉王朝独尊的官学，就需要对孔子的命相来一番包装，将其神圣化为意识形态权威与道德楷模。在这方面，纬书及部分汉代史籍提供了不少材料，兹分类条列如次。
其一，关于孔子的诞生：
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注： 《春秋纬演孔图》，《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一及《路史·黄帝纪》注引。）。
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注：《论语撰考谶》，《礼记·檀弓》正义引。）。
《史记·孔子世家》说是由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徵在“野合”而生，而纬书谶语则将之神化为由丘母颜氏梦交黑帝或曰感黑龙之精气而生。这样，孔丘由凡夫俗子变为黑龙的传人。黑为五行中水德之色，黑有玄义，这样一来，孔丘由水德的亡殷之裔升格为玄圣。从而赋予孔丘以神圣性。
其二，关于孔子的得姓：
孔子曰：“丘援律而吹，命阴，得羽之宫。”（注： 《春秋纬演孔图》，《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一及《路史·黄帝纪》注引。）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丘生而叔梁纥死”，《索隐》引《家语》说“（丘）生三岁而叔梁纥死”。孔子由年轻的寡母颜徵养育长大，所以他不知自己姓什么。按照古代圣人（如黄帝）“吹律而定姓”的惯例，他得到阴声羽调；按照五行与音调匹配的规则，羽调配水德，而商朝即是水德，从而推知自己是殷裔宋国贵族孔父嘉之后，应该姓孔了。
其三，关于孔子的骨相：
首类尼丘山，故以为名（注：《春秋纬·文耀钩》，蔡复赏《孔圣全书》引。）。孔子反宇，是谓尼丘，德泽所兴，藏元通流（注：《礼纬·含文嘉》，《路史·高辛纪》引。）。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注：《春秋纬·演孔图》，《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七。）。孔子海口，言若含泽（注：《孝经纬·援神契》，《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七。）。仲尼牛唇（注：《孝经钩命决》，《白孔六贴》卷三十一、《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八引。）；夫子骈齿辅喉（注：《孝经钩命决》，《白孔六贴》卷三十一、《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七引。）。仲尼舌理七重，吐教，陈机，授度。仲尼虎掌，是谓威射（注：《孝经钩命决》，《白孔六贴》卷三十一、《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引。）。仲尼龟背（注：《孝经钩命决》，《白孔六贴》卷三十一、《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二引。）；孔子胸矩，是谓仪古（注：《孝经钩命决》，《白孔六贴》卷三十一、《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八引。）。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注：《春秋纬·演孔图》，《白孔六贴》卷三十引。）。
头如尼丘山，中央低，四周高，为“德泽所兴，藏元通流”之处，据说是思想家、道德家的脑瓜；身高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似牵牛，通体放光，近看如昴星，远看似斗星，其身躯之高大伟岸只有周文王堪与论伯仲，是真正的文王事业的光大者与“素王”。故孔子在匡声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篇》。）海口、牛唇、骈齿、辅喉、舌理七重，画出了一幅游说者、说教者的标准相。而老虎的手掌、灵龟的脊梁、方形合矩的胸部，则是“制作定世符运”的帝王师表的形体特征。
其四，关于孔子的使命：
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注：《春秋纬·元命苞》，《礼记大传》正义引。）。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注：《春秋纬·演孔图》、《礼记·中庸》正义引。）。
黑龙生，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注：《春秋纬》，《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
丘为制法主，黑绿不代苍黄（注：《孝经援神契》，《礼记·中庸》正义引。）。
按照五行相生序列，夏为金德，尚白；殷为水德，尚黑；周为木德，尚青（即苍）；继周而兴的当是火德，尚赤。孔子为黑龙生，水精，殷裔，虽有帝王之德才，然处于五行之闰位，所以不可能继木德周而王，虽内圣而不得外王。为此，孔子只能作一个无色的“素王”，充当火德王的“制法主”。
其五，关于孔子作赤刘的制法主：
玄丘制命，帝卯行也（注：《春秋纬·感精符》、《文选》班孟坚《典引》注引。）。
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书三卷。孔子精而读之。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日周亡。赤气起，火曜兴，玄丘制命，帝卯金”（注：《孝经右契》，《搜神记》引。）。
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圣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注：《尚书中候》，《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解诂》引。）。
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注：《春秋纬·演孔图》，《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解诂》引。）。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注：《春秋纬》，《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
丘于《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注：《春秋纬·元命苞》，《文选》班孟坚《答宾戏注》引。）。
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注：《春秋纬·说题辞》，《公羊传注序疏》引。）。
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明王之道”（注：《孝经钩命决》，《太平御览》卷六百一十引。）。
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注：《孝经右契》、《北堂书钞》卷八十五引。）。
孔子作法五经，运之天地，稽之图象，质于三王，施于四海（注：《春秋纬·演孔图》、《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八引。）。
上引材料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孔子为赤刘作图制法的经过：第一，既然圣人不能白白地降生，应以其制作显示天心，以为治天下的大法，并身体力行，作天下之木铎，则玄圣孔丘自当顺天心而行之。第二，由天降图录、薪采者获麟吐书三卷，孔子知道赤帝子、庶圣刘季当以火德继周而兴，自己则应以黑帝之后为赤刘（卯金刀）制法；天降于鲁端门之血书，告诉孔子，儒术虽历秦火，书记散乱，而终不废，应谨依《演孔图》的神示为赤刘“作图制法”。总之，刘氏天下，孔家法典，这一切都由上天安排好了，孔子的使命就是替天行道。第三，《春秋》是孔子为赤刘制定的大法之一，其史料来源、起讫时间、撰述主旨、传书人公羊高，亦皆由天定。据《汉书·儒林传》，武帝于诸经中尤尊崇《公羊春秋》，亲诏太子受此经，可知《公羊春秋》为诸经之首；而治《公羊春秋》的当代孔子董仲舒之流，也与孔子接上了道统，所谓“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董仲舒乱我书”（注：《论衡》之《超奇篇》、《实知篇》；又《论衡·案书篇》云：“乱者，终孔子言也”，知“乱”有总结之义。），透出了今文经学家及纬书作者们神圣化孔丘的功利主义的苦心孤诣。第四，《孝经》是孔子为赤刘制定的另一大法。孔子是一位有帝王之德才而无帝王爵赏刑罚大权及五行位次的素王，只能阐述古圣王的道理以教化天下。因为孔子说过：“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在于孝子之门。”（注：《孝经纬》、《后汉书·韦彪传》引。）所以，赤刘以“以孝治天下”相标榜，高祖刘邦以后的每位皇帝的谥号均缀一孝字，并且将“孝悌”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科目。第五，诸法典已备，孔子亲率群弟子向上天报告成功。这些法典包括《孝经》四卷、《春秋》，以及《河图》、《洛书》凡八十一卷。上天乃赐孔丘以黄玉刻文，宣示：宝书已造出来，由刘季把握实践，首先应在他的老家轸星北之分野，即楚北丰、沛起事，天下归服后，则将《五经》施于四海，以经治天下。这样一来，孔丘就被彻里彻外地神圣化为沟通天人、洞察古今的大主教与世俗社会的制法主，他讲的话、写的书就成了汉王朝的官方伦理政治哲学及治国大法，而神圣化孔子的今文经学家们则是当然的权威释经者、受益者，一石三鸟，天经地义。从此以降，孔子及儒学就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孔子及儒学成为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核心与灵魂。因此，谈论孔子及儒学（主要是尊孔与反孔），在中国历来被视为谈论政治问题。流风所及，仍是当今论坛的一个重要话题。
三、命相论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战国末期的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曾著《非相篇》，集中批驳了命相论的种种谬误，云：“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在荀子看来，人之吉凶妖祥在于“术正而心顺之”，术正心顺则吉，术不正心不顺则凶，与人的长短、大小及形相善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例如，“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虽身材有长短，然或为圣君，或为贤相，或为人师，皆为君子，其命皆吉。又如，“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焉广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动天下。”身长七尺，而脸长竟有三尺；脸长三尺，其宽则仅三寸；鼻目耳虽全，然其相去疏远。其身材长短、面部宽窄及器官布局极不匀称，然而天下人皆知其贤，是谓恶相吉命。再如，“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桀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谬，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桀、纣高大貌美，两方人中才能挑出一个，筋力越劲，可敌百人，是标准的健美男子形相；然而身死国灭祀迁，后世言恶者必归诸其人，骂名千古，是谓善相凶命。总之，命之吉凶，与相之善恶无涉，完全取决于心术之善恶。因此，荀子所云“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是一个反对以貌取人、摈弃宿命论，教人向善、催人进取、注重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命题。
晚于荀子三百余年，生当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巅峰期之一的号称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王充（公元27年至97年），本应对荀子提出的上述唯物主义命题加以阐扬，却拾起了被荀子所正确批判过的陈言旧说，确立了以所谓察表知命说、禀气说为基本内容的以维系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为指归的命相论，促成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大倒退。王充的《论衡》称得上是集秦汉以降命相论的大成。这一史实证明，物质文明的大幅度增殖，未必带动精神文明水准的同步提高。汉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大倒退，证明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已经转入了保守期。
对所谓察表知命说，王充作了以下说明
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注：《论衡·骨相篇》。）。
人命禀受于天，而表候于人体，因此，人只要考察人体的骨法及皮肤的纹理，就可以断定人所禀天而有的命与性。何为命？王充说：
传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百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注：《论衡·命义篇》。）。
自孔子起，儒家有一个传统说法，人分上中下三品，则有正、随、遭三命。有正命的上等人，上天给他一个好命，作为好命的表候就是与生俱来的一具好骨相，这种人到世上来就是为了安享富贵荣华，因而不须行善而吉福自至。有随命的中等人，上天赐给一个随机性的命，作为命之表候的相也一般，故戮力端正操行则吉福至，放纵情欲则凶祸来，命吉命凶全赖个人操行之善恶。有遭命的下等人，所禀命相皆恶，不仅行恶得恶，即使行善也只能招致凶祸，这种人到世上来就是为了忍受贫贱屈辱。总之，三命皆由天定。
人命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行善得祸，行恶得福？王充认为是人禀气不同所致。他说：
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则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注：《论衡·命义篇》。）。
所云施气，即交合。王充认为，人命之吉凶在父母交合施气之时就确定了，与人出生以后所形成的操行即性之善恶无涉，此即所云“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因此，王充认为，儒家所云之随命说不能成立。应该说，王充的批评有合理的因素，因为“行善得福，行恶得祸”并非事实。
那么，父母交合所施之气自哪里来？气何以决定人命？王充解释说：
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众星，地有万民、五帝、三王之精（注：《论衡·命义篇》。）。
人命的吉凶直接受之于父母交合施气之时。而父母所施之气，由天所施，由众星所布。天上之星分为官星与众星，官星布富贵之精气，众星布贫贱之精气。得富贵之精气者得吉命，得贫贱之精气者得凶命。同得富贵之吉命者又有社会等级的高下及财富数量的多寡不同，这是由天上官星位次的尊卑大小决定的。所以说，天上有官星与众星，地上就会有禀受众星精气的万民和禀受各级官虽精气的五帝、三王及各级官爵。总之，“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天是不能怪罪的，因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王充完全吸收了纬书中的感星而生说、天人合一说，形成了自己的禀气说，最终完成了对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的论证；当然这种论证仅仅是一种粗俗拙劣的附会。禀气说奠定了流毒迄今的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唯成分论”、“宿命论”，仍是今日中国社会应予肃清的封建迷信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命相论还将上古及三代帝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神圣化了，并且与西汉王朝的选官制度、后妃制度等重大典制关系密切，限于篇幅，容后专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