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问题——基于TFPG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视角论文,陷阱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最初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①。其基本含义是：从现代经济历史来看，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当一国经济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线门槛后，经济会出现高速发展，然而到达人均GDP4000美元附近，经济快速增长中所积聚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此时会出现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甚至倒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2011年，我国人均GDP约合5400美元，依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今天的中国同样开始出现种种问题，经济快速增长中积聚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原先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在逐渐减弱，而新的动力似乎又尚未形成。特别是2012年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升级，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中国备受打击，经济增长失速十分明显。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同样开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经济发展有可能出现长期的停滞。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有着多方面的解读。许多研究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重要原因。楼继伟(2010)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收入分配方面。蔡洪斌(2011)的计量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郑秉文(2011)认为“陷阱”主要成因是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形成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另一个得到较多认可的“陷阱”成因是认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出现了问题。从城市化结构来看，田雪原(2011)认为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出现之前，已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形成了畸形发展的城市化结构。Jankowska(2012)从生产空间的角度对拉美国家“城市化陷阱”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解释。从城市化水平来看，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还很低，集聚度不够，区域分布不合理，这些因素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升集聚水平是中国走出增长停滞的关键。也有学者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技术创新不足可能使得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刘伟(2011)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如果没有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消化这些成本增长，很容易形成增长停滞的局面。姚洋(2011)也认为，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可以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但要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飞跃，必须提升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的质量。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的成因。如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劳动力结构的制约、社会流动性的僵化等等②。
其实，上述“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中，其实许多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果”，而非“因”。我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成因就是阶段性经济增长动力的缺失；而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挑战在于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找到在边际上最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本文将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入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问题，并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政策性建议。
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主导动力
1.“TFPG三因素”与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
从核算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无非通过两条途径得以实现，即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提高要素的生产率。考虑一个C-D形式的生产函数③：
简单来看，这种核算方法是一种两分法，即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和效率提高。相应地，一国经济增长放缓或陷入停滞，无非是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形：1.生产要素的增长难以为继，2.生产率的提高变得困难甚至出现倒退。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两分法的优点是便于我们对经济增长进行核算，但也容易让我们产生误识：似乎要素投入增长和效率提高两者是可以分开考虑的。可能正是基于此，一些学者认为，在一国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投入，而当一国的经济逐渐“走向成熟”，为了维持经济增长重要的是提高生产效率⑤。
然而，生产率与要素投入的两分法只是一种增长的核算方式，并不能解释增长的原因。对这个问题的简单理解是：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同时如果生产率下降了，也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可见，生产率的提高是个关键。为了阐明生产率如何得以提高，需要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说明TFPG如何得以发生。遗憾的是，这一工作被忽视了⑥，除个别学者外，一些注意到TFPG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其工作也大多停留在核算层面，少有对其成因进行具体的理论分析⑦。本文将以TFPG的分析框架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进行讨论。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中⑧首次将国民经济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要素投入量的提高，以及单位要素投入产出的提高，而后者即衡量了TFPG。按照丹尼森的看法，“单位要素投入产出的提高”是包括(1)规模的节约，(2)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3)知识进展和应用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下文合称为“TFPG三因素”)。在丹尼森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认为：推动TFPG增长的主导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是有不同侧重的。
具体来讲，在一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分工的深化、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集聚带来了规模节约，并提高了生产率；当一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时，应该通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形成全国性市场，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生产率的增长；当一国进入高收入阶段时，将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知识进展及应用)提升生产率，并应当由技术模仿逐渐转变为技术研发。上述观点可表达为图1。需要说明的是，规模节约、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知识进展与应用并非“替代性选择”的三因素。在一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三者均共同推动着TFPG的增长，只是不同阶段的主导动力存在着交替过程；其次，三种动力中由市场化带来的资源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
图1 TFPG与经济增长阶段性主导动力
2.劳动分工、产业集聚与规模节约：经济增长的初期动力
丹尼森认为作为“TFPG三因素”之一的规模节约是如下两个原因的结果：1.市场规模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密度的增加；2.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影响规模节约的因素提炼为两个：劳动力的集约使用带来的分工，以及产业集聚效应——前者相当于企业内部的“集聚效应”。对照丹尼森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规模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密度增加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内部规模报酬递增的产生；而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了产业集聚，并进一步导致了“地方化经济”的形成。
从二十世纪的“后发国家”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经济发展初期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政府推动的劳动分工以及产业集聚。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制定的推动政策必须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才会带动生产率的增长；否则会阻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成功的案例如日本，二战后，政府制定了各种经济发展计划，通过“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日本实现了二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从TFPG数据来看，1947-1973年期间日本的TFPG达到了4.0％，为同时期OECD国家的最高水平⑨。而与此相反，上世纪3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开始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到50年代主要拉美国家都已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战略一度使得拉美国家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并不符合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最终使得拉美国家从八十年代开始陷入经济增长停滞。阿根廷、委内瑞拉和秘鲁，1950-1974年期间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78％、6.32％和4.90％，但TFPG增长率却分别只有0.88％、1.18％和0.58％⑩。
3.市场扩大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中等收入的经济增长动力
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全国性市场的建立将是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仅仅依靠“地方化经济”的扩大并不能带来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是“地方化经济”规模的再扩大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共同结果。“地方化经济”规模的再扩大可以依靠交通业的发展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上半叶运河的大规模开凿拓展了东部地区的经济规模。而铁路运输业紧随其后，在1850-1860年期间得以飞速发展。至1860年时，美国的铁路运输量已与运河运输量持平。铁路的发展不仅推进了“西迁运动”的进程，而大大帮助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1)。
然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不仅需要全国性交通体系的完善，更需要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市场能够指引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作为“TFPG三因素”之一的资源配置效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如何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可归结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知道，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是息息相关的。劳动分工扩大了市场规模，而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韦森(2006)认为，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提升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效率，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12)。“斯密动力”与“斯密型增长”不同。“斯密型增长”仅仅涉及地方经济中劳动分工的扩大或企业内部劳动力的专业化；而“斯密动力”才是市场化提升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斯密型增长”归功于集聚效应带来的规模节约；“斯密动力”则对应着全国性市场的扩大和一国整体的生产率的提高。
“斯密型增长”与“斯密动力”密不可分，但整个现代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后者。换言之，市场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是最为根本的经济增长动力。所以，一国经济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在“斯密型增长”的基础上还必须启动“斯密动力”，即在保持规模节约效应的同时，大力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这里，需要政府做好“破”、“立”两个方面的工作——前者意味着政府干预的有限性，后者对应着产权以及市场交易的保护。斯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政治设计：强政府但受到限制。以美国的“西迁运动”为例，其原始推动力实际上来自1785年与1787年制定的《土地法令》。法令规定，联邦政府只有通过出售土地，而不是通过土地税获得财政收入；并保障个人拥有的土地具有明晰的产权(13)。“西迁运动”(从面积上)大大扩张了美国的市场范围，铁路的发展(从速度上)推进了“西迁运动”的进程，而土地产权的明晰划分则(从质量上)提高了市场化水平。作为市场化水平提升的结果，美国的农业、采矿业结构得以重新分布，更大地发挥了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以逐步提高。
从二十世纪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来看，市场化的提升也是他们在跨越阶段继续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以韩国为例，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选择了发展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规模节约带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了大力扶植，最终使韩国实现了经济起飞。但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升，韩国经济的问题开始浮现。例如大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盲目扩张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金融业的发展严重依赖政府的干预性贷款，导致金融系统的盈利能力低下。从TFPG的证据来看，Young(1995)对韩国1966-1990年各阶段的TFPG进行了计算。其结果显示，韩国制造业的TFPG由1960-1966年的1.3％增长到1970-1975年的5.3％，但1975-1980年期间下降到-0.7％，整个80年代保持在2.9％左右(14)。上世纪九十年代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完成了许多“破”的工作。如精简机构，私有化公营企业和消减政府职能，为新世纪以来的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复兴”奠定了基础。
忽视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仅仅试图通过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或者通过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来“扩大市场”的“广度”，可能得到的只会是扩大化的“地方经济”。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来看，其城市化推进并没有给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反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成因(15)。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指出，拉美国家之所以经济效率低下，关键在于法律制度对财产权以及交易权的保护不够，促使人们要从正式的法律制度之外去寻找另外的资本创造途径。这种对交易进行保障的制度的缺失犹如一个大大的“钟罩”，限制了市场的扩大和深化(16)。不仅如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政府的思路依旧不发生转变，仍然沉迷于大规模的产业干预，容易形成“政府内嵌性”经济体，这会对市场主体行为产生扭曲，使得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非常困难，造成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停滞。
4.从技术外溢到技术研发：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新动力
丹尼森认为“知识进展和应用”包含了两点：“知识的进展”以及“滞后知识的应用”(17)。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已经研发出的知识要间隔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被吸收和应用，间隔越短，说明技术与本国的产业发展水平越匹配，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越大。
有些学者把“技术进步”看作TFPG的同义词，或作为TFPG的唯一原因，这是不准确的。显然规模节约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也先后推动了TFPG增长。“技术进步”一词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我们可以从中区别出两个部分：“技术研发”与“技术外溢”。前者是研发部门(包括R&D部门、人力资本开发部门等)的工作并带来了要素质量的提升，因而对应着丹尼森的“知识进展”；后者从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不劳而获”，主要来源于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应用(18)，因而对应着丹尼森的“知识的应用”。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或“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提高本国的生产效率，也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实现这一点——前者的优点是“成本低”、“选择广”，但存在引进技术与本国技术环境不相匹配，因而应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后者的优点是国内研发的技术与本国的匹配性强，但若一国整体科研水平落后，则会出现研发成本高，效率低的缺点。所以，一国要通过“技术进步”推动提高本国的生产率，要权衡技术外溢和技术研发在边际上那个更为重要。
我们认为，一国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初期，以模仿为基础的“技术外溢”是必要的。当一国随着经济发展，整体的技术环境得以改善时，才应该逐步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并参与自主研发工作直到跻身技术前沿。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美国移民中，英国人占了27％，带来了许多英国的先进技术。在这以后，美国人以外来技术为基础，创造了更多先进的技术(致力于“技术研发”)，并最终超越了英国，跻身于世界技术发展的前沿。到了二战之后，美国的TFPG中的绝大部分由技术研发推动。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的核算结果显示，在排除了测算误差和要素质量变动的影响后，美国的1945-1965年期间的TFPG增长率仅为0.10％，而若我们把要素质量的变化也算作TFPG的一部分，则此期间美国的TFPG上升到1.41％(19)。可见，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美国难以再通过规模节约、资源配置优化和技术外溢大幅提高生产率水平，而要依靠技术研发来推动。
再以日本为例。日本是第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亚洲国家。早在1950年日本就制定了《外资法》开始引进西欧的新技术，并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到了70年代，日本开始跨入高收入阶段，而技术引进数量也开始逐步减少，降至不足5％。随着与欧美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日本的自主研发技术的比重逐渐增大。1980-1985年期间，日本的R&D占GNP比重已经达到了2.6％，与美国、原西德大致持平，成功实现了技术发展的阶段性过渡。与此相反，拉美国家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后，不仅一味地依靠政府支持来“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性，而且试图通过技术研发获得经济推动力(20)。但闭门造车式的“创新摸索”并没有成为经济推动力，反而拉大了本国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动力
1.TFPG核算框架
我们进一步认为，要素质量的变化主要是R&D部门和人力资本部门运作的结果，前者提高了资本要素的质量a，而后者提高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b。我们看到，这两个部门不能直接提高产出，而只能通过“嫁接于”要素质量的提高而间接提高产出。设存在一个R&D部门，使用
决定了要素质量a；再考虑一个人力资本部门，使用
决定了劳动力的质量b。于是我们可以将“TFPG三因素”与
的关系表示如图2：
2.规模节约和生产力提高：八十年代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模仿苏联模式，通过强制性提高储蓄率和“农业反哺工业”，得以对工业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并实现了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按照麦迪森(2008)的核算，中国工业部门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在1890-1952年期间仅为1.7％，而1952-1978年期间则达到了10.1％。从GDP结构来看，工业占我国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8.3％上升到了1978年的33.5％(22)。但根据张军和施少华(2003)的核算结果(23)，1953-1978年期间我国的TFPG为-0.24％，而TFPG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3.9％。可见，我国虽然工业化水平提升很快，生产率却没有发生提升，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很低。据麦迪森的估算，1952-1978年期间我国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2.3％(24)。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八十年代初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在市场与计划的“角力”中向前发展。中国1979-2009年期间的GDP增长率变动和TFPG变动走势见图3(25)。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国的TFPG仍然是负值，这说明我国的生产效率并未真正提高，经济增长只是结束“文革”动荡后的“反弹”。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成形的“价格双轨制”理论是试图将“计划轨”向“市场轨”过渡的重要尝试，其后的市场化实践有效地推动了TFPG的增长。
图3 中国GDP增长率与TFPG走势图
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劳动参与率大大提升了。而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不仅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也使得农业部门的效率得以提升。上面三点共同带来了“要素使用率”以及要素质量的提高，而按照Young(2003)的观点，这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期TFPG能够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与市场要求相一致的劳动分工(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以及由政府引导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集聚(乡镇企业及外贸加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规模节约并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经济增长动力。从图3的TFPG走势可见，TFPG在1983年恢复到正值后，在198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生产率的提高成功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实际GDP(2000年价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1989年的17000亿元。不仅如此，1979-1988年期间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GDP增长贡献度相加后达到了56.8％(其中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占14.9％)(26)，这说明要素质量提高也推动了中国此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27)。
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系列问题开始涌现。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寻租行为的逐渐盛行，但其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政府自身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内嵌于”市场之中，并对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扭曲了经济结构与市场行为，限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大，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Young(2000)发现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各省产出结构趋同化，但产品的价格却发生了分化；不仅如此，不同省份的第一、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比的方差，以及第一、第二产业劳动人口比例的方差均在扩大。这说明了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的权力被下放到了(省级)地方政府，但后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设置了省际贸易壁垒，阻碍了各省份比较优势的实现，并影响了全国性市场的形成。而与政府干预经济相关的，八十年代中国市场化发展存在另一个障碍，即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保证财产的所有权与交易权。落后而不健全的法制水平、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处处不利于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图3可以看到，TFPG在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处于下滑趋势。
3.市场化改革的减速与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我国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
“价格闯关”的失败及以后的政治风波，使得中国经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经历了短暂的冬天(TFPG降到了零以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得中国经济这艘大船重新起航。同年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选择了能够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按麦迪森的估计，1952-1978年期间，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率仅为2.6％，而1978-2003年期间却达到了惊人的14.3％(28)。对外贸易的增长带动了我国工业向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
由于存在八十年代末的教训，中国在九十年代选择了更加保守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注重在“增量”上促进市场化的运作，在“存量”上则保留了原先的大部分制度安排，试图绕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触动。这种路径受到的阻力大大减小了，但也使得市场化改革变得不彻底，阻碍了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九十年代后期的TFPG和经济增长速度都是下降的。从图3我们看到，我国九十年代后期的TFPG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下滑。按照王小鲁等(2009)的核算，我国1989-1998年期间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出现了明显降低(从0.82％下降到0.55％)；而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增长率也放缓了(分别从4.18％、1.46％下降到2.46％、0.79％)。从TFPG分析框架来看，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的提高(带来广义的TFPG)，会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逐渐减弱，如果没有正常发育的“市场”有效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带来狭义的TFPG)，经济增长就会缺失动力。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正是这样的局面。到了1998年，我国的TFPG已经降到了-0.8％，而GDP增长率也降到了8％以下。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困境，一方面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乃至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作为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受到了牵连；另一方面就是国内市场化改革放缓所致。幸运的是，进入了新千年之后中国的TFPG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于2003年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出现了。
4.WTO与“TFPG三因素”：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在此后的七年中中国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GDP增长率。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出现与加入WTO有显著关系。我们认为，加入WTO同时对“TFPG三因素”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规模节约进一步发挥作用；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知识的进展和应用。
首先来看中国加入WTO对规模节约的影响。我们根据王小鲁等(2003)的核算结果计算得出，我国外贸效应的增长率由1989-1999年期间的0.04％上升到1999-2007年期间的0.27％，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各个部门的产业间集聚均出现大幅提升(29)。加入WTO后促进规模节约对我国TFPG的提升，其原因至少有方面：一是使得中国可以更好地发挥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迅速扩张，从而提升了产业层面的规模节约效应；二是加入WTO后FDI出现大规模的流入，并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各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地区化规模节约效应。
其次，中国加入WTO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增量改进”与“存量改进”两个方面来讨论：第一，加入WTO使得更多的外企进入中国。这些外企不仅依靠自身的生产效率很高，而且通过示范作用，以及上下游的关联效应影响了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整体的经济生态，从而从增量上提升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为了符合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工作也从增量上优化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三，加入WTO使得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加速了经济体的“新陈代谢”，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提升了我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第四，加入WTO之后为了遵守承诺，消除或部分消除了一些行业的进入壁垒。从存量上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樊纲等(2010)的“市场化程度”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省份1997-2007年的市场化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与外贸联系紧密的沿海省份的市场化指数的增长更为显著。本文对王小鲁等(2003)的核算结果进一步计算显示，市场化改革占TFPG的比重由1989-1999年期间的14.7％增长到1999-2007年期间的18.5％。可见，加入WTO“由外而内”，从“增量”和“存量”(尤其是前者)两方面提高了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最后，加入WTO对我国的技术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30)。首先，外企的入华，通过内嵌技术的资本的引入提升了我国投入要素的质量；其次，加入 WTO所要求的对专利的更严格保护提高了企业对科技研发的动力，提升了我国科技研发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质量；最后，加入WTO使得国内企业对技术的模仿变得更为容易，从而促进了“技术外溢”。以上三点共同推动了我国(广义的和狭义的)TFPG的增长。王小鲁等(2003)的核算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增长率由1989-1999年期间的0.79％提升为1999-2007年期间的1.09％；而“科技资本”的增长率由1989-1999年期间的0.15％提升为1999-2007年期间的0.31％。
可见，加入WTO后中国的“TFPG 三因素”均获得了提升，从图3中可以看到，在此后的七年中我国的TFPG重新开始出现大的上升趋势，2005、2006、2007这三年我国的TFPG分别达到了2.3％、3.8％和5.3％，而GDP增长率也一直保持在10％左右。然而， WTO效应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是暂时掩盖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得到根本解决。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寻找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
2008年以来，虽然我国的GDP增长率仍然很高，但已出现了下滑趋势。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外因是美国次债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内因则来自生产率提高的放缓。TFPG从2007年的5.38％下降到2008年的0.86％，并在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了-0.40％。这说明中国近几年来实际出现了生产率的倒退。中国当前不仅面临着经济增长的失速，还存在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利益集团地位的巩固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共同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表征。我们认为，中国近年来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失速及种种困顿最大的根源是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放缓。中国已经进入并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在此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来自市场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要实现由市场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是必要条件。这既是眼下我们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也是有待挖掘的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
市场化程度通过两个维度得以扩大：由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广度”和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深度”。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深度”的挖掘。从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看，“基础设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交通、电信等基础公共产品的提供。二是指社会基础设施，即指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提供(31)。在2010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27位(32)，但基础设施的单项竞争力排名仅为第50位。中国基础设施的排名落后，显然是源于社会基础设施的不足(33)，属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度”问题。
对于市场化进程“深度”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并通过法律手段保证其有效实行。十四大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方面，要集中排除经济转型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如户籍不平等和行业准入不平等)。陈钊等(2009)发现，“关系”以及户籍这些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在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陈钊等(2010)还发现，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间的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不仅没有减小，反而越来越大。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对于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破”的力度还远远不够。2008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这是市场化进程的倒退。例如，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完成了“保八”任务，但这不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自然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反而造成了通胀的抬头，房地产虚假繁荣，并带来了巨大的地方债务以及产能进一步过剩的结局。要放开市场准入，要加大民营化进程，这些都是提高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举措。
最后，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技术模仿与技术研发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也非常关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应当逐步减少技术模仿，转而通过“高新技术”研发来推动我国的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前面，我们区分了狭义的
和衡量整体产出效率变化的广义的
，两者的差值即为研发部门带来的要素质量的提高。Young(2003)对中国工业部门的TFPG的核算排除了要素质量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率提高的影响，其结果可作为的代表：(1978-1998年)=1.4％；张军和施少华(2003)对中国(1979-1998年)的TFPG核算中包含了要素使用率变化、要素质量变动。我们可以将他们的结果作为TFPGbroad的代表(34)：(1979-1998年)=2.81％。
对比上面的核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由“嫁接部门”带来的要素质量提高至少与其他TFPG推动力起到了同等作用。考虑到技术外溢只占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认为技术外溢与技术研发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共同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学界普遍认为，欠发达国家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丰富的技术经验和良好的经济环境来支持。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高新技术产业”是否是当前对生产率提高起最大边际作用的推动力，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高新技术的研发才会是经济增长主导性新动力。
综上，我们可以作如下总结：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应该来自深入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十二五”规划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坚持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完善配套政策，消除制度障碍”。中国经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工作是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我们认为，只有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才能不断增强中长期的发展后劲，促进经济持续的健康发展，并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注释：
①Gill I,Kharas H (2006).
②以上三种观点可分别参考：赵净(2012)，蔡昉(2011)，孙立平(2012)。
③此生产函数的形式暗示了希克斯技术中性假设与规模保持不变假设。
④下文中我们将对TFPG的核算法进行详细探讨。
⑤尤其是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可参考罗斯托(1959)，第四章。
⑥例如，Mankiw et al.(1992)认为考虑了人力资本Solow模型足以解释各国经济表现的差异，并很好地验证了各国经济增长的(相对)收敛性。Prescott(1997)认为只有考虑了TFPG在各国的差异新古典增长模型才是有说服力的，并提出了“Needed：A Theory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号召。
⑦Hall and Jones(1999)计算了排除了人力资本后的TFPG，并将之对衡量社会基础结构(social infrastructure)的变量进行回归，肯定了法治水平，官僚效率以及贸易开放度等因素对TFPG的正面影响。
⑧Denison(1962).
⑨Barro(1999).
⑩根据Elias(1978)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
(11)Fogel(1962)持不同观点。Fogel认为若美国继续发展内河运输，其联通地区间经济的效果不会逊色于铁路。但本文认为，无论是发展水上运输还是铁路运输，对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机理相似，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12)韦森(2006)。
(13)同上，第125页起。
(14)Young(1995)，另参见Young在该文中对不同学者计算韩国TFPG方法的比较和批评。
(15)田雪原(2011)。
(16)德·索托(2007)，第58页起。
(17)Denison(1962).
(18)也可以源于本国生产部门的外溢效应，但限于本文讨论目的不做展开论述。
(19)这个数字根据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的核算结果调整而得。
(20)刘世锦等(2011)，第273页。
(21)这里暗示了希克斯技术中性假定的放开。
(22)麦迪森(2008)，第56页，第156页。
(23)张军和施少华(2003)未考虑要素质量(包括劳动力质量和资本质量)变化的影响。
(24)麦迪森(2008)，第56页。
(25)此图使用stata11软件绘制。其中，GDP增长率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计算得到；而TFPG数据来源于赵志耘和杨朝峰(2011)。需要注意的是，赵志耘和杨朝峰(2011)对TFPG的核算未排除劳动率质量的变化，但排除了“资本质量”的影响。因此该TFPG结果略低于张军和施少华(2003)的核算。严格来讲，只考虑部分要素质量变化而忽略了其他要素质量变化所得出的TFPG是不完善的。但诸多文献中，赵志耘和杨朝峰(2011)核算的时间跨度最长。出于一致性考虑，我们仍然采用赵志耘和杨朝峰(2011)的核算结果。
(26)根据王小鲁等(2003)的结果加以计算。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与“人力资本”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增长源于狭义的技术进步()，而后者的增长主要源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属于广义的技术进步()。
(27)与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的核算方法类似，Young(2003)对中国(1978-1998年)TFPG的计算排除了要素参与率变动和要素质量变动的影响，因而他计算出的TFPG较低(1.4％)，但若我们加入以上两者的作用，则TFPG将会大大提升(我国官方的TFPG核算结果是3.0％)。
(28)麦迪森(2008)，第90页。
(29)可参见张卉等(2007)。
(30)包括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31)郑秉文(2011)
(32)2011年中国的排名上升一位，为第26名。
(33)2011年，我国高铁总里程已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和互联网通信市场。所以中国基础设施的排名落后，显然不是因为交通或电信等部门发展的滞后。
(34)严格来说，要素使用率的变化应该算作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变化，不应该算入，但本文认为，广义上的TFPG既然衡量了“生产效率”的变化，所以也可以让它包含要素使用率的变化。但要注意，包含“要素使用率”变化的不再与核算框架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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