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教育改革关键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香港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即将回归，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香港的自主前景、社会问题、经济前途和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等问题，而我更为关注的是香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改革与高科技发展的命运。香港的教育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改革、发展、前进之中，高等教育从辛亥革命前夕香港大学成立以来也一直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进行探讨、整改，并取得较大成效。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浸会学院首先掀起的“体制改革浪潮”对香港高校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对传统的大学教育是一次冲击。因此，80年代之后，香港的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在香港城市理工学院建立之后，接着筹备并建立了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公开进修学院。特别科技大学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工业学院以及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为榜样，在香港起着为新生代工业服务的带头作用，同时把大学和科学工业园结合起来。香港在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吸引外资进行高科技工业的投资、引进高科技工业和建立高科技工业园方面也有一定成效。目前，随着香港的过渡与回归，加快了高教的改革步伐，例如：港大与中科院已签订协议，联合设立研究机构，将就中国语言的行为科学本质、应用及科技发展等方面进行有关研究。香港大学还决定在内地设立三个联络处——中科院、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已签订校际学术交流的协议，香港中大与中山医签订学术交流协议，香港理工大学积极筹办九七亚洲工业科技大会，香港城市大学与中科院物理所成立联合实验室。除此之外，还有港大与内地高校共建信息网，港科大将在课程中增加华夏文化份量，香港中大创立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毫无疑问，香港的高等教育已开始同内地大学联手，向高科技进军，并向高科技前沿迈开了一大步。但是随着世界高科技飞速发展，香港应该以更强有力的姿态迎接高科技的挑战。为了香港能有更大的科技实力迈向21世纪，香港高等教育还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正视存在的不足。
香港的高等教育经过了复杂而又艰难的历程，多元文化与错综影响使它有丰富内涵的一面，然而，总体而言，香港的教育是中、英结合的产物，因而带有二国教育的浓厚色彩，吸收了二者的长处，但依然没有彻底打破传统格局。特别“英式大学”里潜存着殖民地思想与意识，这种学府的脉管里流着英国教育的血液，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华人在香港办教育，其中大多数也把内地的传统保守方式搬了过去，因此，香港的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比较封闭的。虽然内地随着改革开放，高等教育有较大改革，但这股浪潮还不太大，只是对香港某些大学有所波及。我们的高等教育虽然有所发展，但还不能充分地为现代工业服务，为高科技创造研究成果，还不能很好地转化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年取得的技术成果在数量上并不低，仅专利技术每年就有1万多项，真正能转化、 产生出规模效益的只占15%。而在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较为集中的高校，甚至更为严重。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许多项目取得了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就束之高阁，没有向实际应用进一步延伸、推广，其二是科技转化能力太弱，风险投资不够。一般说来，高校科技成果的成熟度不高，这在香港的大学里也有类似问题。所以，如何联合大学科技力量，如何把科研成果同现代工业相结合，如何加强校际交流与协作，更快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这就成了当务之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枝连先生曾指出：“六大院校内部学系、学科的‘独立王国’必须被打破，进行科技交流；而不同院校之间，如果也能作这样的‘交流’，必然可以在教学和科研上产生许多新的综合……”。他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各大专院校之间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强调：“创设一个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协调委员会’，使专上院校的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能全面地、系统地、有效益性地促使‘新生代工业——外贸体制’的建立……。”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要面向社会，使高校的学科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所以，香港教育如何摆脱固有的轨道，使之顺应高科技发展的大潮，并合乎时代的脉搏，同现代工业的课题挂钩，同生产实际相结合，即“学校与机关厂矿的专业横向联系”，使之转化为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才是香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关键问题，首先得了解香港教育，特别是香港高校的发展历史及其弊端存在的社会根源。香港早期的教育工作主要落在英国传教士及其教会肩上。1858年，香港政府才开始创办学校并于1860年成立了港府教育委员会来管理这些学校，给教会学校提供资助，这种教会学校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是封闭式的，所授予的是上帝的意旨和殖民化思想，中文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被冷落。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殖民地教育和教会经院式教育的烙印。香港的中文教育是随着私立学校的出现才逐渐有所发展，但港府于1913年通过法例，把私立学校纳入管制的范围。香港的第一所大学——香港大学于1911年成立，当时是受到20世纪初英国大学潮的影响，加之英政府想把贸易之手伸向中国。港府先后于1939、1952和1960年成立了罗富国、葛亮洪和柏立基三所教育学院，主要是培养师资力量。1963年成立了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联帮制大学，名为香港中文大学，这是在国内学者办专上学院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55年以前香港教育的工业意识很薄弱，1955年之后工业教育才逐步发展起来。中华厂商会捐资建立香港工业学院，后于1972年发展成香港理工学院。在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先后开办了五所工业学院。香港于1965年写成的教育政策白皮书和1973年发表的初中教育绿皮书都意识到工业教育的重要性，但根本没涉及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更应加强社会意识与工业意识。有趣的是，港府于1980年和1981年就小学及学前教育政策又发表一份绿皮书和白皮书，而不提及高等教育问题。直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请来国际顾问团经过考察之后，才于1983年在报告书中提到“发展高等教育”（第四条列入五点优先处理的事项之一）。正因港府对高等教育没有提出更高要求，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改革方案，所以高等教育只是培养一般性人才，传统封闭教育长期存在，同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脱节。到了80年代之后，港府才开始重视高等教育和工业教育，积极增建工业学院并成立城市理工学院。以后，又接着筹备并建立了有影响的科技大学和一所公开学院（定名为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开始有了高科技意识。但是筹建新的大学，不要忘记对原有大学的改造，从某种角度讲，改造是发展的前提。从以上香港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看来，港府对中等教育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高等教育，再就是重视基础教育，轻高层次的研究与科技教育，加上教育，特别高等教育长期固守传统模式。大学存在的问题在于英国本身的传统教育体制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英国教育是保守型的，轻视应用与工业科研，陶德勋爵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极其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地主阶层是主要的统治者。这些人虽然在工业革命中是得益者，但他们看不起工业。不过他们却勉强接受了在工业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一个新阶层，即金融和专业人士以及行政人员阶层。英国上层的许多精英也成了这一阶层的一分子，但是他们仍然不重视工业。他们并且创立了一个独特的英国现象——公学（public school） 和以牛津、 剑桥两间大学为主的极其保守的教育制度来巩固他们的教育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突出了科技和科技研究用来解决工业、军事、医药等实际问题的重要性。但英国却没有抓住这一重点，还没有觉醒。至于英国为什么不抓住这一重点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英国的教育对科技和工业的研究重视不足。保守的教育制度以及对高科技和工业的研究不够重视，使英国吃了很大的亏。香港历来承奉英国的教育制度，对科技也不重视，这样又怎能不吃亏呢！英国传统教育体制传给香港并成为香港教育的致命伤，所以香港高等教育的“英式化”必须改变，治病要治本，追源要摸根。
在找出存在问题的根源之后，我们再来仔细分析和研究香港高等院校的教育现状。
有关香港的教育现状，我在文章的开始就充分肯定了它的发展，特别近二三年来同内陆不少著名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科技联合，同澳门大学携手。香港科大还引入美国的Class—Talk系统， 让高科技走进校园。港教署拨800万元资助电子学课程等。但是，香港近二年来经济不景气，失业率连创新高，连一向被认为前程似锦的大学生，亦面临“毕业等于失业”的威胁。港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委托学者们进行一项研究指出，若维持目前每年14500个大学名额，香港大学生将会供过于求， 出现大学生失业现象，使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减低。奇怪的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和浸会大学的失业率均高出整体失业率。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有如下四点：（1）香港的大学部分处于寄生状态， 依赖政府和企业支助；（2）大学高科技成果不多， 而且能转化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太少；（3 ）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同社会的需要有脱节现象，对行业适应能力差；（4 ）给香港重点大学科技人才提供就业的高科技产业太少。因此，汇丰银行将柜台服务员的入职资格由中五毕业提高至大学程度，吸引了大批大学毕业生争着应征。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毕业大学生又缺乏工作经验，故香港浸会大学就业辅导中心主任认为学生找工作时应较具弹性。另外，香港一项调查指出，在港教师中末受训教师的比率仍然偏高，因此，教学质量受到影响。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提交并发表报告书《香港高等教育》中建议，为提高高等教育的成本效益，自1998年开始的未来三年中将逐渐削减10%的大学经费，总额达18亿港币，目的是为改善高校运作方式和提高高等教育的成本效益，以发展“卓越学科领域”，加强重点学科与专业建设。由此看来，香港以往的高教投资分散、高等教育成本效益太低，这样会使高科技和重点科研项目很难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转化，不能达到良性循环的目的。
我们研究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现状之后，再来同台湾、日本和美国作比较，可见香港教育、特别高等教育存在以下六个问题：
1、香港的大学预科依然以应试为中心， 不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主要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只是向学生灌输知识， 不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智力的开发。
3、大学只满足于培养具有一般大学水平的人才和专业人士， 解决一些一般性的工程技术问题。
4、香港现今大学的高科技研究力量相当薄弱和分散。
5、高等院校的科研没有同现代工业紧密结合，因此， 科研工作缺乏生命力。
6、高等院校的教育与研究依然还是寄生状态， 对经济发展促进不大，不仅不能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且相反增加政府负担。
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编写的有关高等院校与工业关系的研究报告来看，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或是经济发达国家，都开始明白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再也不能依照旧一套方式，让科研人员关在高楼深院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而是要让科研人员走出院校，主动去为厂矿企业，为国家重大课题研究单位解决高科技面临的难题。这里，有人会问：“为什么你只提培养高科技人才呢？一般性人才的培养难道无关紧要吗？”我这里强调的是，香港走向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高科技的竞争，而不是培养一般性社会所需人才市场的较量。当然，我们也要重视一般性的人才的培养，就香港而言，两所大学在一般性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不少师资和一般性的工程技术人员，但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高科技人才严重缺乏，高科技知识和经验严重不足，如果看不清这个事实，香港会在高科技的竞争中被淘汰。所以，如果要发展高科技，培养人才、建立自己的技术力量是关键。香港应该有一种培养高科技人才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在这一方面中国台湾已经意识到，日本不仅早意识到，而且已在高科技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进入70年代后，台湾的高等院校呈现急剧增长的势头，以致有的教育家已把台湾的高等院校称“大众学府”。这种现象是由于下列因素所致：（1 ）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对高级专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大增。（2）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经济的发展日趋提高， 过去没有财力接受高等教育者，现在大都具备了这种财力。（3 ）在变迁迅速的社会中，人们希望提高自己的能力与水平，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有更多的高级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投入人力市场。台湾的科研机构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部门的科学研究体系。由于教育的发展，台湾的科技人员也有相当增加，在生命科学、人文科学、海洋科学、地球科学、电子技术、核能技术及应用、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材料科学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与发展。在注重发展应用科技研究开发的同时，台湾还十分强调技术成果的转移，使之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获取经济效益。台湾“经济部”为推动技术转移工作，成立了创新工业技术“转移公司”。台湾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形势，对现代科学技术在实际中应用，形成新的生产力，提出了迫切要求。台湾的大学学生和研究人员开始从校门迈向社会各厂矿企业，同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共同探讨高科技领域里的新课题。不过，台湾的教育，特别高等教育，在有的大学里依然是传统的，封闭式的，什么“文武合一”的长期的军事化教育，对学生的智力开发是很有影响的，与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完全脱节。
日本致力于发展信息产业，也是从努力追赶欧美国家开始的。进入70年代后，日本就着手攻克新的研究项目，并向技术革新的旗手美国发出了挑战。在政府的主持下，实行了各项战略性的、重要的共同研究计划，努力使国内外竞争市场活跃起来。“日本的领导者们都相信世界未来学家们的‘神渝’。即在未来社会里知识将变得比资本更重要。”日本的大学同厂矿企业是密切结合的，大学的科研技术人员、高科技人才都在高科技的前沿，为开发新产品而勤奋地攻关。早在50年代末，东京大学的科学家就已着手开发真空管式的电子计算机。东大教授后藤英一研制出了参变元件，成了日本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重要带头人。进入20年代以后，日本的家用电器厂家纷纷进入电子计算机产业，东芝、松下和三菱电器集团逐渐打入国际市场，这其中攻关的骨干就是来自日本各大学的科技人员。1982年，日本占领了六十四KKAM（存入六万四千比特信息量的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世界市场的70%，一举打败美国。80年代，工技院的一批高科技人才还进行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开发、光应用计测控制系统开发计划以及科学技术用高速计算系统开发计划，这三项大型计划，照例是由学术界、经济界及政府的专家们拟定并承担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经济发展的三要素，即“人力”、“物力”、“财力”，而这三要素是有机结合和高效使用的。在“人力”方面，也就是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为了提高人——这种资源的价值，首要的是提高教育水平，充实义务教育及高等教育，并充分利用研究机关、大学里教授与学者以及厂矿企业里的工程技术人员。日本的很多公开企业都有专门研究所，同时，很多大学都有同企业合作的项目。日本是相当有竞争意识的国家，在向技术更加复杂的领域转换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为加强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所必需的能力，这个能力首先是人材，所以日本不惜一切代价培养高科技人材，并把这些人材用到科学研究的前沿以及项目实施的第一线。从美国来讲，教育是开放型的，大学及其研究院既培养一般人才，也要培养更多有创造性的高科技人才，使他们的创造与发明尽快地产生社会效益，从而推动高科技的发展。美国共有3600所高等学校，高等学校获得的科研经费相对集中在一些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仪器设备先进的研究型大学里。历年来用于应用研究的经费比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多100亿美元。在美国， 任何空谈的的科研论文被认为是一张废纸，所需要的是为高科技实施项目服务，使科研论文有目的性，就是有的放矢。谈到科研，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华德·H奥德姆被公认为科研三角精神的圣父。 奥德姆建议设立一家研究所，将北卡罗来纳的三家大学的研究活动统一起来。但是还在科研三角处于设想阶段的50年代初，奥德姆就去世了。后来推广到设立科研三角委员会，再寻找那些计划构成三角的三所大学所擅长的方面加强研究开发的企业。这是传统大学从自己象牙塔或金字塔走向厂矿企业的最好方法。例如，北卡罗来纳大学化学系的威廉·F ·利特尔教授为寻找有可能进入三角的企业，访问了大约2000家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向尖端工业部门发展中，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为中心，或以加利福尼亚工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大学为中心已经形成科研联合体，对企业产生很大吸引力。科研三角给州、大学或经济界的领导人带来了荣誉，也给大学、企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好处。大学充实了研究及研究设施，企业得到了掌握新技术的优秀劳动力，工人及其家庭则有了更好的工作，提高了生活水平。企业、政府和学术界联手合作，这就是高科技发展的根本。美国工程教育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变化的社会曾有六次大的变革，每次变革都推动了美国科技的发展。从以上所谈及的日本和美国正在加速高科技的研究与发展，都是在世界的前列。英国四所大学校长主张成立“超级大学”联合会，准备将最优秀的大学最优秀的人才和设备武装起来，以保持和提高英国高等教育水平，培养国际一流人才。台湾省也在奋起直追，因此香港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遇到新的挑战。香港应足够地意识到高教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感。
人类历史上发展最迅速、变化最深刻的20世纪正走近它的终点，行将来临的新世纪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呼唤了。站在这个世纪的转折点上，承担着21世纪培养人才的担子，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要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未来世界的教育走出象牙塔和金字塔，面向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唯一出路。一些发达国家在一次迎接21世纪的战略研讨会上普遍认为“谁能在本世纪内把高等教育搞上去，谁就能掌握21世纪的主动权。”“要改造传统教育”的历史的重担落在港人身上。从制度上看，传统的正规学校已经成为进行“维持性学习”的最保守和最僵化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学校与生活目标的隔离，理论培训与生活实践的脱离。“现代科学技术，尤其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激发创造性学习的能力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指出，后工业社会“从经济方面来讲，由产业部门转向服务部门；从技术上来讲，集中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从社会意义上来讲，涌现了许多高科技方面的优秀人物……。”这一理论在西方具有广泛影响，成为以突飞猛进的技术革命为出发点的各种社会预测学论的典范。随着工业技术革命的到来，现代教育技术和人体科学也相应迅速发展，并在教育过程中广泛应用。“人类正在进行第四次教育革命。”这一浪潮刚刚开始，我们已从它对教育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中窥见到一个新时代的崛起。因此，邓小平以非常敏锐的目光看到这一点，指出：“现在看来，科学技术应该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和科技人员是生产力发展中最主要的因素。”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生产力，这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就已经被认识了。中国政府十分关注科技的发展，国务院颁布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的文件，“决定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促进各层次，多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并且还规定可以让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兴办经营各种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机构，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企业、股份公司等。”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改造传统的教育，因为传统的教育方式着重点是在使学生能重复或照搬前人的知识或经验，不顾是否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陷入盲目性。但科技教育的重点则在使学生能发挥其能动性以及使其具有独立性和创造能力。所以必须使教育面向科技，建立起高科技发展的战略观点。
综上所述，无论从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从它所受英国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还是大陆某些封闭式教育对它的影响，可看出香港高等教育的局限性。虽然香港高等教育逐渐在“体制改革”或“转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同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就是同大陆相比，香港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工业和高科技方面步子还不够大，还有待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建立起一套发展科技的完整的战略。在现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工业竞争，高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上保护主义极端猖獗，不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经济不发达国家，都需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制订出发展科技、工业和经济的政策；而更主要的是要有教育发展的蓝图，特别高等教育发展的计划，因为这是以上规划实现的基本条件。所以，香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找出自己改革的关键后应着手作此根本性改革。对此我提出如下设想：
1、把象牙塔式的大学变成大众学府。
2、走出金字塔面向现代工业与高科技。
3、实行美国的“科研三角”。
4、实行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厂矿企业三结合， 使大学同工业打成一片，相互渗透。
5、香港回归之后可形成大陆、香港、台湾的高科技联合体， 建立高科技工业团。
6、随着香港工业多元化，香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特别是高科技研究方面应该建立一个开放性的、系统的、科学的高教体系。
7、中国可以以香港为基地，同日本、 美国等发达国家联手建立高科技圈。
8、大学建立高科技研究院， 聘请专职的高科技研究人员主持开展研究工作。研究院可以设立公司，负责转让研究成果以及保障研究员的专利。
9、同国外大学、企业进行合作研究。
10、建立起对学术论文的合理评估机制，使学术论文真正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香港的回归，我相信以上的想法会逐步实现。中国政府会加大香港高等教育支持的力度，在“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香港的高等院校在现有科技、学术交流的基础上，会跟内地、台湾与澳门各大学更广泛进行学术交流，联手面向现代工业，面向高科技的挑战。同时，大陆的高教和科技体制改革也会对香港起促进作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四角交流”将会大大推动香港的高科技发展。香港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变，香港的高科技将会出现“共同开发”的新前景，香港的高等教育为了迎接21世纪现代工业和高科技的挑战，其改革是必然的。它的关键在于使高校的教授、学者、高科技人员走出“金字塔”，投身更大科技革命的洪流，更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现代社会服务。现代文明呼唤着高科技，高科技呼唤着高水平的人才，多培养这些人才，才可能创造香港更美好的未来。（原载《广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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