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反思”的理据、指向与限度——“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工作坊纪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限度论文,工作坊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4月3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举行，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和胡治洪教授、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单纯教授、北京大学李翔海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姜明琪研究员等出席，会议由郭齐勇教授主持。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启蒙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启蒙反思”的意义与目的以及“启蒙反思”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与会学者发言摘要。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天的会议是受杜维明先生委托，由胡治洪具体操办的。“启蒙反思”是杜先生的一个重要论域，他希望我们通过几次会议，集中讨论“启蒙反思”的问题。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前辈思想家，在接受西方启蒙价值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诸如如何理解启蒙价值？如何应对现代化过程？西方价值传入以后如何引发中国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他们的看法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借鉴？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现在请治洪先做一个引言。
胡治洪（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7－18世纪兴起于西欧北美的启蒙运动，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启蒙思想家接续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内部所萌蘖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实验科学等异端思潮，进一步高扬理性、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进步等价值理念，对神学教条和王权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乃至猛烈抨击，在观念领域发生了极大的祛蔽作用和解放效应。启蒙运动不仅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等巨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更为根本的是，它在西方世界中相当广泛地启发了人的个我意识、理性信心、进取精神和权利观念，推动了世俗化和平民化进程，从而通过人的觉醒而导致西方世界在整个人类世界中率先告别古代社会，进入以个体化、理性化、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都市化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在发生意义上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启蒙理念，其普世化推广采取了一条十分吊诡的进路。一方面，基于启蒙理念而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各国，不仅在各自国内为着财富和权力而反复进行阶级之间的斗争，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内为着领土和资源而反复进行实力的较量，而且凭借其整体上的器物和制度优势，将殖民扩张、市场占有、财富掠取以及列强争夺波及西方之外几乎所有古老文明地区，由此使这些古老文明充分感受到现代西方恶的一面，引发了他们对于现代西方的抵御和反抗。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在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的剧烈碰撞及其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胜利征服中，又无往而不表现出现代性的优越，由此使这些古老文明日益认识到现代西方富强的一面，引发了这些古老文明对于现代西方的学习和追赶。随着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从应激式地仿效现代西方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追求现代化，现代化遂成为从西方到西方之外整个世界的奋斗目标，而作为原生现代化之精神动源的启蒙理念，也就俨然上升为普世性的绝对价值。时至今日，现代化仍然是整个世界（特别是处于西方之外诸古老文明范围内的后发现代化地区）的主要潮流，启蒙理念也仍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话语系统和最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但是，从18世纪开始产生的现代社会，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确实为人类开辟了诸多新的利益领域，但也日益暴露出固有或衍生的弊害，甚至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对宗教和传统的祛魅破坏了人类自我约束的根据及其安身立命的基础，工具理性凸显导致人性的萎缩和社会的市场化，原子式个人主义的高扬引发社群的疏离乃至破毁，极端自由主义盛行致使社会公正无从落实，普遍的怀疑心理和制约动机通过剔除社会政治中的道德因素和信赖感而造成民主的劣质化，作为个人中心主义之放大的族群中心主义激发了层出不穷的国际冲突；最为严重的是，僭妄的工具理性主义，攫取和占有性的个人自由主义，反宗教、反传统、反自然的个人—人类中心主义，在短短三百余年间，便使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地球生态系统遭到巨大破坏！所有这些，引起了当今西方有识之士的深切忧思和强烈批判。20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全球伦理等思潮渐次兴起，在批判现代社会的同时，更加深入地对工具理性、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权力意志、祛魅观念以及表现为宏大叙事的启蒙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质疑和否定，形成一股愈益具有影响力的启蒙反思潮流。
启蒙反思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诚然盛行于20世纪下半叶现代性弊害业已明显暴露的西方，然而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却早在现代化高歌猛进、启蒙价值深入人心的20世纪前期，便已屡见于中国现代思想家（特指那些对于中西文化均具深入体察和深刻洞见，既接受现代西方价值、又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的论说之中，其荦荦大者如：郑观应对强权即公理的国际规则乃至空前残酷的一次大战予以强烈谴责，严复对卢梭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论”给予根本否定，康有为鉴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教训而排抵激进民主，梁启超从对自由、科学的鼓吹到中年以后对这类观念表示怀疑和失望，孙中山后期对以西化为旨归的世界主义予以摒弃，章太炎以“俱分进化论”批驳肤浅的直线进步观，蔡元培以专事于现世福利的科学为不足以实现人生价值，辜鸿铭辛辣嘲讽现代西方的最大优势不过是“杀人效率高”，杜亚泉主张以中国固有文明救治被西方现代文明所迷乱的人心，章士钊反对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而力倡“以农立国”，梁漱溟基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理路而断定以意欲向前作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张君劢不仅坚决否认科学万能而且将一战的原因归于科学所引发的人类对于物质利益的无尽追求，熊十力斥责西人始终盘旋于知识论窠臼以至迷失万化大原、人生本性和道德根底，张东荪断言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贺麟以直觉弥补理性之缺失，金岳霖着眼于现代文明的浑浊而痛感这种文明及其造作者可能将被历史所淘汰；还有王国维、欧阳竟无、太虚等，也都对启蒙理念和现代性作出了卓有见地的分析与批评。凡此种种论说，或许不如当今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那样切近与系统，但却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在中西古今的宏大视域中对一种强势异质文明的弊害之认识的敏锐性、深刻性和预见性。
长期以来，在以现代化作为至上价值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往往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是反动，从而被批判、声讨乃至封杀。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有所转变，但研究者仍多从文化观念的差异或社会政治态度的消极等方面来看待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基本上没有认识到这些审视与批评所具有的启蒙反思意义，这样也就忽略了这些审视与批评的思想深度、普适意义和当下作用。所有这些，不仅有碍于全面、深入、客观、公正地研究和评价这些思想家，而且遮蔽或抛弃了那些可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更为平稳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思资源，当然也更难以向当今世界呈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在肯定启蒙价值和现代化的前提下对于疗救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弊害所作的超前思考。有见于此，我们提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这一研究课题，于2008年度人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单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蒙与宗教有很大关系。西方人说宗教是他们的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基本原因。美国人说Church is the Incubator of Our National Morality（教堂是我们国民的道德孵化器），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基本价值观。美元上都有一句话：In God We Trust（我们信赖上帝），这是建立相互信任和交往的基础。所以，宗教对于西方是很重要的。启蒙主要是针对宗教，但针对哪一部分宗教？我们现在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2008年，我参与一个德国课题“Dynamic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宗教发展的历史动力），德国教育和科学部给了1300万欧元的资助。他们希望找一位东方学者参与，就找到我，我走了以后再请台湾“中研院”的李明辉去。选择我们两人先后参加这个课题可能考虑到了冯友兰和牟宗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分别与冯和牟有些学术渊源。这个课题实际上是贯彻默克尔的一个思想，即“德国在欧洲应该成为一个领导性的民族”。但靠什么去领导？如果大家都实行国家利益外交，其结果就是欧洲历史上常见的争权夺利的各种战争。德国要换一个方式，要实行价值外交。什么叫价值外交？默克尔明确地讲，就是以基督教为价值基础的外交，只有这样才能把欧洲联系在一起。只有肯定大家都生活在由上帝之爱所演化的宇宙之中，国家之间才可能和谐。
这个课题几乎把全世界重要的宗教学者都集合起来了。根据主持人对该课题主旨的理解，德国历史反映了宗教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的意义，只有宗教能够凝聚整个西方民族。自查理曼之后，西欧政治的基本稳定，是宗教对西方文明的转变以及政治发展的贡献。至于后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无非是看到了宗教当时的极端堕落，而主张宗教从犹太教的先知“启示”到基督教的自我觉悟的革命性转变，强调信仰者自身的觉悟就是一种基督教内涵式的启蒙。后来，韦伯把基督教改革产生的精神解放力量和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进步联系起来，形成了韦伯的新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把近代社会改革与宗教联系起来。所以说，启蒙传统只是否定扭曲了的宗教，与正宗的基督教文明还是息息相关。1990年代以来东欧的变化，是西德基督教民主同盟将传统宗教与现实社会政治相结合所导致的和平演变，使原来要通过军事打击、核军备竞赛、经济制裁等方式来解决的问题，转而通过软性文化影响得以解决，使东欧的改变再没有出现像一战、二战那样的大规模流血情况，这是基民盟的一个贡献。基民盟实践了韦伯的思想，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应用到政治和社会之中，消除了意识形态壁垒，结束了冷战，使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正因为宗教对于德国和西方的贡献太大，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宗教。
德国研究者也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还有一些文明传统与西方传统不一样。他们原来认为基督教是一个传统，犹太教是一个传统，伊斯兰教是一个传统。但通过研究，他们追到最后，发现三者同属亚伯拉罕信仰系统，因为三者的宇宙论是一样的，都是God designed cosmology（上帝设计的宇宙）；三者的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是一样的；三者的救赎论、人生哲学也是一样的：都是到天国去。但是，中国和印度是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印度传统中的各种宗教都强调每个人的觉悟，成为觉悟者就叫被启蒙者。在中国传统中，感觉到良知就是启蒙，中国传统主张回到良知，强调心性之学，有良知者与印度的觉悟者和西方的被启蒙者是一样的，都是enlightenment。
中西比较存在一个时间参照标准问题。西方的先进只是在最近两百年。当伊斯兰世界早期的国王阿·拉希德（al-Rashid）和阿·玛门（al-Ma'mun）在研究希腊和波斯哲学时，同时期的西方查理曼大帝及其近臣贵族还在学习写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水平曾经远高于西欧野蛮人。但是，“丕平献土”之后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西欧野蛮族群继承了罗马基督教的衣钵，西欧的文明这时才真正起步，所以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都是借鉴罗马、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文明的结果。从西欧中古和近现代的历史发展看，宗教在西欧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具有思想方法和价值观方面的促进作用。因此，18世纪西方启蒙是否真如一般人所了解的完全否定宗教传统，是值得反思的。这种反思对于我们看待自己的传统、全面理解启蒙是有益的。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蒙运动对于传统的否定，不管是西方启蒙对基督宗教的全盘否定，还是中国近代启蒙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这种思潮都慢慢过去了。我们倡导启蒙反思，对于启蒙运动那种全盘反传统的观念加以反思，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当然，有些朋友对此不太认同，但就学界总体来讲，反传统的问题已不再突出。大家慢慢都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就是启蒙运动、特别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主张，是难以为继的，是站不住脚的。
杜先生讲，对于启蒙运动所包含的各种价值和哲学观念要进行反思。这个立场，如果同1958年新儒家宣言相比较，应该说，宣言中并没有启蒙反思这个维度。宣言的直接意义，就是想要改变西方人过去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立场。比如，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宣言就强调儒学也可当做宗教来看，也具有深刻的宗教意识。我看宣言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态度，就是对中国文化要有一种尊敬的态度，要把她看作活的东西，不是把她看作死的东西，要内在地了解她的文化生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心性之学，这是西方人不容易了解的。从今天启蒙反思的角度来看，启蒙反思所讨论的问题，在宣言中没有凸显；它的所有问题还是针对反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由此来看，宣言是有一定局限的。这种局限还在于，它主要以西方人作为对话的对象，没有全面地与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或中国近代的全盘反传统思想体系进行对话，没有全面针对五四时代启蒙传统对于整个中国传统的错误认识，更没有今天启蒙反思论域所包含的那么丰富的课题，所以它作为保守主义的宣言，是不全面的。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有进一步思考，就是站在启蒙反思的角度，认识1958年宣言的一些局限，这样才有利于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保守主义”这个词不一定很好，也许“浪漫主义”好些，可以再斟酌，这个词只是表示与启蒙主义直接对立），使这个运动在启蒙反思的新旗帜下进一步深入。如果今天还向西方人说“活的”、“死的”，意义不是很大。我想，启蒙反思论域的展开，将能使20世纪以来的保守主义运动有一个新的开展。所以我觉得今天已经不需要太夸大1958年宣言的意义，换句话说，今天可以有一个启蒙反思的文化宣言，一个新的文化宣言，作为这个运动深入开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头。1958年宣言还有一种“花果飘零”的意识，今天也不需要这种意识了。当时一些新儒家的学者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所以有那种很孤独的文化上的“花果飘零”意识，但这不是今天大家共有的意识。今天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应该有新的文化宣言，这个文化宣言，我以为确实可以采取启蒙反思作为基本立场。联系20世纪的历史来看，20世纪既有一个启蒙主义运动，从五四一直到1980年代，甚至到今天；同时也一直有一个启蒙反思的传统，我们不要叫它“反启蒙”。但启蒙反思传统或保守主义运动，从它前面的发展来说，主要是针对全盘反传统。而今天全盘反传统的错误已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作为一个主导方面，整天去跟反传统主义作辩论。我觉得主战场已经可以变了，我们可以从启蒙反思角度，将问题域放得更宽，这样我们的视野也就更大，讨论的也就不仅仅是中国文化问题，也包括整个人类文化，全球化运动。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记得前几年开过一个“启蒙的反思”学术座谈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会上提出，对于启蒙的价值不能完全否定，我觉得这是对的。启蒙的很多价值，诸如理性、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等，不能全部归结为工具理性，甚至工具理性也不能统统否定，工具理性也有它的意义。今天我们反思启蒙价值，这些价值有些是不属于工具理性的，有些即使是工具理性，也不能说就不要；仅仅要价值理性，不要工具理性，这也是不对的。新儒家的想法也是说，价值理性我们本来就有了，要从中开出工具理性来。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注意，不能完全否定工具理性。另外，启蒙价值中还有一些并不是工具理性，比如民主的问题，那次会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讲的也是民主问题，他们认为，启蒙反思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跟在外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提醒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外国，启蒙价值已经实现了，当然这些价值有弊病，但总之是实现了。但是在中国，百年来，启蒙价值有些并没有实现。或许有人会说，那本来就是不好的，没有实现也没关系；但有些启蒙价值确实应当实现，比如民主。我们不能说民主是一个不好的价值，现在的争论在于民主的实现方式，如何立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它面临的现实挑战，不能采取抽象的民主实现方式，但民主的价值不能否定。又如人权，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维权”，维权都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老百姓的利益受到官僚体制不正当行政的侵害，所以要维权，但是维权活动受到很大的阻碍。这从儒家立场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儒家的民本主义就是关怀老百姓的利益。如果比照西方的观念来看，这就跟人权有关。可见人权观念与儒家思想并不相互排斥，儒家政治思想就是注重维护老百姓的权益。总之，启蒙反思不能把今天中国社会仍然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实现的启蒙价值都否定掉。我们现在虽然经济上在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建制已经达到当今地球人类的比较好的程度了。必须承认西方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里面发生的重要作用，才取得民主体制的一些好办法，这些东西和它后面蕴涵的价值，确实是我们在启蒙反思时应该注意的。记得有人说过：启蒙应该反思，但启蒙还要继续，这话的意思也不错，值得我们注意。还有普世价值问题。我们说启蒙价值是不够的，有些方向走得不对，但是启蒙价值里面有没有一些普遍性价值？这一点不能轻易否定。当然，抽象地讲普世价值，我也不同意。因为价值如何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落实，这是很大的问题。但就价值本身来讲，启蒙价值中是不是有一些普世的价值？比如我刚才讲到的民主。假如启蒙价值中有一些我们今天应该承认的普世价值，那我们在启蒙反思的时候，就要把握好这个限度。
第三个问题，把启蒙反思放在启蒙主义运动与保守主义运动平行发展和互动的关系当中来看，这个方法可能有一定的意义。启蒙反思不一定是对启蒙运动的直线式的取代。有些方面可能有认识上的进步，比如对于反传统的看法。但总体上讲，不只是说启蒙运动已经过时了，现在要用新的东西来代替它，而是也可以把启蒙与反思看作一个对立统一的二元系列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反思不是对启蒙价值的全面否定，而是认为启蒙价值只是一种片面，只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面，它缺了很重要的另一面，启蒙反思就是要把那一面彰显出来，挺立起来，与启蒙价值进行合理的良性互动。启蒙主义讲理性、人权、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价值，但是讲个人也要讲群体，讲权利也要讲责任，讲理性也要讲人情，讲自由也要讲社会约束，讲民主也要讲集中（当然“集中”是一个老词，我还没有想好与民主相对的词）；启蒙主义不讲家庭，我们还要强调家庭。这两个系列不是一个要代替一个，而是两个系列的平衡。近代以来没有这种平衡，另一个方面太弱了，倒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压倒性的都是启蒙价值。今天我们要合理地安排两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说，启蒙的反思不等于对启蒙的简单否定，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我的意思主要是说，启蒙反思确实是保守主义思想文化运动新开展的一个很好的旗号，可以有一个新的宣言。另一点就是说我们开展这个运动的时候，怎么来安排自己与启蒙价值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合理的安排，那么启蒙反思的展开就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赞同。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卡西尔《启蒙哲学》里有一句话，说启蒙的目标不是破坏，而是重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西方的启蒙有批判和重建两个向度。既要批判，同时又要回到传统，对传统作一种适合现代的重建。但是在中国，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问题。西方社会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和信仰各安其位，一方面凸显了理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宗教经过反思而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使它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在这一点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启蒙思想，情况不太一样。冯友兰先生讲中西文化，用古今来表述中西。我起初认为这种说法不是太合适。但是细想起来，冯先生这种说法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现状的一种真实描述，就是我们确实没有建立起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过去的讨论，曾涉及启蒙和救亡的关系，一种说法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以至启蒙没有真正实现，还需要补课。刚才陈来老师也讲到启蒙还有一些价值要加以肯定。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这些价值。但没有实现启蒙价值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所以，当启蒙思想对传统进行整体批判的时候，就容易把基本的价值也抛弃掉了。西方的启蒙，同时也是一种传统转化和重建的过程。如果价值基础没有重建起来，那么文化的原创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五四时期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进茅厕。但是这些思想家，例如鲁迅，在文化上有很强的原创性和人格的独立性。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原创性和独立人格，正是来源于传统的教养和线装书的那些底子。我们现在的人，写东西往往非常干枯，更谈不上什么原创，就是因为缺乏传统的根底和教养。所以一个口号提出来，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整个社会都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经典的东西都不读了，这样一来，价值和教养的基础就丧失了。丧失了这一基础，独立的人格和良知的判断力也就随之丧失掉了，这实际上就掉进了一个新的蒙昧状态。“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的表现。针对这种状况进行反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这样一个意思：当前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方式应该发生一种转变，就是不仅要肯定传统，而且要重建传统，把注意力从知识性方式的研究转向思想的创造。实际上每一代人都在重建传统。我们的古人，每个时代都在讨论经典的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是把经典作为一种过去的东西来看，而是针对时代面临的问题来讨论。每个时代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从历史上看，一个时代学术的重心，重在调动传统资源去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这就使传统转变成为当时的“现代”的东西，从而把它重建起来。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受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导致整体上对传统的隔膜。现在逐渐转到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的研究方式还停留于把传统当做一种历史知识来看，造成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没能进入当代思想创造的进程里面去。当然这有现实的原因，主要是政和教没有真正分离，“教”还是被当做意识形态的一个构成部分。应该把政和教逐渐区分开来，我们学者应该推动这一区分，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大的社会力量在推动传统的重建及其与社会生活的结合。从西方来讲，它的宗教信仰传统在社会中是一直没有断的；而中国现代以来，这个方面断裂了。实际上，目前学者们还是比较多地把传统当做一种历史知识来看，并没有针对现实问题，调动传统资源，在理论上去重建它，同时，学院型学者对社会生活中传统复兴的关注也不够。我接触过一些民间人士，感到学院型学者与民间人士有一种对立情绪。我们学者应该关注并推动传统的重建及其与社会生活的结合。我们进行启蒙反思，这一点是应该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西方启蒙是在批判传统的过程中对于传统进行重建；而中国近代的启蒙缺乏这一个重建的向度。这导致了中国当代超越性价值基础和教养本原的缺失，人的人格独立性和理性判断力也因此而下降。这样，启蒙反而导致了新的蒙昧，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还要继续的提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文化传统重建这一向度，对启蒙价值的真正实现，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李翔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就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启蒙的核心问题是理性精神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挺立。尽管早期启蒙思想家期望求得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但正如韦伯指出的，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工具理性“杀死”了价值理性而呈独大之势。由于理性精神的挺立，因而在个人存在形态上，在终极关怀层面，在人与自然的层面，在人与人也就是社会的层面，都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存在形态，也就是一种更为凸显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的力量与价值的存在形态。在终极关怀层面，它强调要摆脱中世纪以来神对人的笼罩而让人自我做主。当然在这一点上情况非常复杂，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而且仅就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它能不能够真正做到人的自我做主，也是可疑的。因为它不肯定人性善这一基础，人怎么能够圆满自足，怎么可能自我做主呢？这中间可以说是有某种断裂的。但这或许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理解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从过去人是自然的奴隶、把自然看作有魅力的神秘对象，转到把自然看作完全是机械的物体，于是人就不仅完全可以而且完全能够主宰自然。在人与人之间，过去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启蒙使社会中的人都不仅能够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有能力自主行使这些权利，因而可以自我做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达成一种协商平等，于是出现民主的存在形态，民主成为一种社会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精神对于西方的现代发展确实产生了根本性的作用，是现代西方内在精神的体现。
启蒙在西方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启蒙的核心是凸显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理性精神，而理性和个人主义都不是中国文化传统关注的重心。中国文化传统首先不是注重个人主义，西方那种在成熟的科学精神之上发展起来的理性精神，也不是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西方启蒙是在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起作用的，而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已开始进入后现代，启蒙及其伴随的现代化运动在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已出现巨大的负面后果。因此，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那里已经开始集中对启蒙精神特别是启蒙理性进行反思，对启蒙精神导致的人与终极关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以及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之间等多方面的紧张关系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更多的是批判性的向度，甚至提出了“抛弃现代性”的主张。而启蒙精神正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精神。而对当代中国来说，由于还处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对启蒙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某些空缺，西方启蒙精神中所体现的某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在中国至少还没有充分得到实现。而与此同时，与西方启蒙精神相关联的那些弊害乃至危机，却又不仅的确在世界范围中出现了，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这种时空境遇中讨论启蒙反思，确实有其复杂性，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加以注意的。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启蒙反思直接切入了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的启蒙反思应当思考西方已经成就的现代性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到底要走怎样一条现代化道路，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一种既吸收源起于西方的现代性的优长，又祛除它的弊端，并且体现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优长的现代性。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之下，可以说，这样的现代性也可以称为“中国式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应当不仅能够成就一种更加合理的价值内涵，而且能够向世界展现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显然，在今天，这可以说是一个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所以，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面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存在境遇开展启蒙反思，的确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境遇中启蒙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强调二者平行发展是重要的。但二者的关系是否还应当有另外一面呢？从成就一种真正体现中国现代性的目标来说，这二者不仅要能够一体共存、平行发展，而且在精神归极上还要注意充分发挥文化保守主义的积极作用。对文化保守主义，以往存在着一些误解，很容易将它归结为缺乏理性反思的“守旧”乃至“复古”。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这种误解往往遮蔽了其中所具有的强调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容，即以中国民族文化作为未来中国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在一定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后发的、至今仍然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系统，我们如果想要表现自己的智慧形态的话，必须要有这种“保守”的立场，也就是必须体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不可能真正达到中国现代性的目标，而要么是被动地跟着人家学，要么是反对人家。只有以“保守”的立场为前提，有所守，才能有所成。
现代新儒家1958年宣言中没有体现启蒙反思这个向度，可能与启蒙运动在整个世界的发展有关，虽然从启蒙运动开始时就已经有批判启蒙的声音，但对启蒙的总体反思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体现了作为中国保守主义主流的现代新儒家的代际差别，第二代新儒家确实没有启蒙反思的观念，但到了第三代，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就已经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特别是杜先生，启蒙反思可以说成为他近年来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
我们反思启蒙，到底要达到怎样的理论目标？是抱持某种怀旧情绪去否定启蒙价值？还是对启蒙产生的弊害进行消毒？或者希望对启蒙价值予以补充？甚至希望成就一套新价值，不仅对启蒙价值予以补充，而且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立足点？如果我们能做到最后一点，那是最理想的，那就能体现作为东方文化一个重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贡献。我觉得如果要成就一种新价值的话，这种新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像1958年宣言那样发表出来，使大家有一个底数，有了底数，才可以使对这种新价值的讨论更加透彻。
姜明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人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能找到一些新的价值。人类最原始的价值是知识。在《圣经》里面，亚当吃了智慧果，因而明白自己是人，能知道善恶，这就是关于发明知识价值的故事。后来人类又发现了法则、家庭、亲情等价值。近代的价值就是自由。未来的价值应该是爱，不过那个时代还没有来到。原始价值的影响是很有力的，人不能忘记知识就是力量，就是生命；没有知识，人类不可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
在重视知识的时代，人类常常企图了解世界的一切秘密；如果他们暂时不了解，他们相信自己今后一定会了解的。重视知识的时代也可以说是科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比如中国汉代的人们，就认为自己可以认识世界，像杨雄的《太玄经》就包括了整个世界的信息，通过这部书，就可以知道整个世界的秘密。到了魏晋时代，人们认为理性主义很片面，他们也进行反思，要创造新的世界观，但实际上他们也离不开汉代哲学的成果。不要说魏晋人士离不开汉代哲学，今天中国哲学仍然离不开汉代哲学，汉代哲学是永远的。所以玄学一方面依靠直觉直观世界的本体，另一方面仍要把握世界的秩序和规律。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也是如此，当时一项重要工作是编纂《百科全书》，这部书的内容也是关于全世界的知识。启蒙学者都非常自信，他们认为以前的人们都不会运用理性，只有信仰。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以前人们的理性一点不比启蒙学者差，只不过以前人们的价值不一样，启蒙学者则发现了新的价值，这就是自由，把理性与自由结合起来。应该承认，中古时期的欧洲也是片面的，虽然这种片面不可避免；当时不重视认识客观世界，自然界对当时人们来说不很重要，他们甚至遗忘了以往的科学发明，以致后来从阿拉伯人那里才重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理性和信仰并不是对立的，但启蒙学者对这一点却不清楚，他们以为新的时代开始了，过去的一切都是不对的、不好的，过去基督教在欧洲、特别是天主教在法国是很有力的，所以他们就把教会当做敌人，而找到了敌人对他们才更有刺激。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欧洲对于启蒙的反思至少已有两次，第一次是19世纪浪漫主义，第二次是20世纪初的人文主义，比方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梁启超到欧洲以后，发现一些欧洲人对西方文化不满，认为东方文化才能够挽救人类。那时还有一位英国作家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写了一部很有意思的书，题目是Shadows of Ecstasy，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很相似，大意是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人类应该有新的开始，而他把这种新的开始落实在非洲，他说非洲人不重视理性，只重视感性和直觉，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二次开始、第二次机会。这本书的理论基础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思潮，所以二战之后对启蒙的反思又重新加强。目前有人认为启蒙反思是在揭穿世界的不可言说的秘密。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片面的时期开始了。
郭齐勇：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强势的意识形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渗透到各个方面。对于宗教、神话、艺术、哲学、民俗等前现代文明的解读，基本上是以科学至上观念作为参照系，孔德的神学、形上学、科学三段论进化观成为解释学框架，当时强调以科学衡量一切，形成一种排斥宗教、排斥自然的寡头的人文主义。蔡元培说“以美育代替宗教”，因为宗教不行了。胡适讲科学形成了无尚的尊严，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同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他说如果你既要讲仁义礼智信，又要研究历史学、语言学，那就不是我们的同志，就要开除出去，因为我们是科学的历史学和科学的语言学。这样一来人就不能有信仰，甚至仁义礼智信这些伦理道德观念都不能有。包括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人物，也是在同样的思想框架中讨论问题，所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承认我们没有科学；熊十力的《读经示要》为了阐扬儒家价值，就把古代科学发明都归功于儒家，这种讲法的框架和前识，也都是科学和民主。所以史华慈说几个思想派别都在同一个架构之内运思，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乃至追求进步都有关系。
1958年宣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唐、牟他们到香港之后，才理解西方思想的深层意蕴和深厚价值还是宗教，于是他们才说我们也有宗教，宋明理学中就有宗教性。所以我认为1958年宣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与熊十力、胡适、冯友兰那些人要发掘中国的知识论、逻辑学乃至科学从而与西方相媲美不一样，唐、牟等人要高扬中国的宗教来与西方媲美。他们认为儒家的天道是具有形上的精神生命的绝对实在，天道有超越的意涵，超越的天道贯注于人生，成为人性，人性就成为超越而又内在的天道精神，天道在“我”心中，“我”就是天道的显现，这就是宋儒的精神。但无论如何，他们讲的是一种和合性的、天人合一的、超越世界和伦理世界沟通的道德宗教精神。所以在1958年宣言中，唐、牟等人所作的比较，参照系已经从科学转变为宗教。
当然，不管这两代知识人对于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如何理解，其实西方的宗教和科学本来是分不开的，没有西方的宗教，哪来西方的科学呢？我们先前为了与西方人争胜而发掘出传统中的科学，后来也是为了与西方人争胜而发掘出传统中的宗教，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比较的潜台词。因为我们处在劣势，为了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当然要与强势方面相比附。这就涉及儒学是不是哲学、是不是宗教，乃至关于儒教的所有讨论，都与启蒙的背景有关。启蒙价值肯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必须接植的重要价值。自由主义和新儒家都批评中国前现代文明中与启蒙价值悖谬的方面。因此，1840年以后，以启蒙作为标准来评判中国本有的学术和文化，理解其正面与负面，我觉得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可以稍微超脱一点，用平等的心态来看待古今中西的传统。其实西方启蒙与它的宗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简单化理解的启蒙精神却是排斥性的，排斥宗教，排斥传统，排斥自然。因此我们现在的启蒙反思，在一定意义上还是要还原西方启蒙的本义，剖析中国近代借助于启蒙来批评自己传统的时候有哪些误区，有哪些不是平实地理解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
天人合一现在被大家讲成一种环保意识，这也是很危险的，天人合一绝对不止是环保意识，它实际上是带有敬畏或虔敬体验的、对中国大传统中具有神秘性和宗教性的天、天命、天道的崇拜。这就涉及反思启蒙还要正确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而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则是与敬天法祖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讲儒学，讲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就离不开儒家传统的伦理层面、民俗层面背后深刻的超越的形上的存有，一种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一种如同《中庸》所阐明的凡庸与神圣的关联。现在大家都感到，科学和知性的傲慢即将过去了，当然也还有人抱持科学和知性的傲慢心态，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种非制度化的人文教，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立足？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认为儒教或孔教不能作为宗教，不能到民政部门去登记，它不是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那么它在现代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虽然儒学还是与传统社会一样，它的影响力还是渗透到各个家庭，忠孝、和谐、重视教育等等价值还在民间留存，但由于它不是制度性的宗教，所以仍然存在着危机，要想对它进行重建，就比不上佛教、道教。佛教、道教是法律所承认的宗教，而儒教不是，在一定意义上它不合法，像国子监一类机构并没有制度性的保证。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不是传统的社会制度，没有家族宗法制度、考试制度、文官制度等建制，所以儒学在民俗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的全面推广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经过民间不断推动，最近湖北省教育厅下了一个文，要求所有中小学每周至少有一堂课读经典，读一点蒙学、《四书》、《老子》，当然他们的师资不够，但总算开始了，总是好事情。官方的国民教育中传统德性的缺失，全社会金钱拜物教和功利性的渗透，使得我们在回应被简单化地理解的启蒙精神、反思启蒙、重建中国传统的时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儒学要作为民族的文化的自我认同、伦理共识、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还有很多作用。又如我们现在讨论核心价值观，我总是说中国的价值观，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以仁爱为核心，为第一范畴。我觉得孙中山总结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很好，很容易记住，也代表中国与外国不同的一些价值取向和基本情结。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儒家学者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加以推广。我们要反思启蒙，重建传统，但大多数社会人士还是觉得传统与我们是隔膜的。我们也去民间讲学，通过各种渠道阐扬传统，与此同时也认识到我们没有像台湾那样，让每个接受国民教育的人都读《四书》，这就使我们在讲学时感到很费口舌，很难让青年人甚至中老年人明白我们的传统中也有与西方宗教一样可以维系人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以对治人性之恶。大家都看到中国现在的乱象，完全没有安全感，收拾人心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但是我们没法解说儒家以仁爱为中心的精神与西方观念中的博爱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二者都以爱为教，没有爱是不行的。虽然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儒学，但是通过调查，可以知道在华人社区、包括中国大陆，孝悌、家庭稳定和凝聚力、重视教育、重视诚信等儒家价值并没有死亡。但是儒家价值在救治人心、整合社群方面的作用，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三者的结合，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开发的方面。
我们讨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工作伦理、社群伦理，重建中国有序化的经济秩序，确实应该重建一种天、地、人、物、我良性互动的关系，重建真正有精神家园归宿感的文明。不过要使儒教成为国教，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这里面有很多麻烦。其实我们的主张就是在做人做事之道上、在重建法治秩序和民间社会等方面，儒学可以有很多作用。现在我们反思启蒙理性，重建根源性，确实还有很多困难，除了官方意识形态和西化派，还有隔膜的问题。我觉得要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配合下，从童子功打起，让儿童真正了解一点中国的其实也是普世性的价值，就是爱人。我觉得现在中小学教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教的都是不适合儿童心理、不能管乎人心的东西。总的来说，我们反思启蒙，要能够把这方面的成果转化到当下社会生活和民间教育中去，要重建根源性，还需从民间社会和少儿教育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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