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来源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1999）-06-0054-0060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笔者通过考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创立过程中，不仅借鉴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也汲取了同时代人的思想精华。三大空想家的学说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的程度远不及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本文在重新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试图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这种探讨或许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
19世纪40年代，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和确立时期，也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以及蓬勃兴起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当时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它们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对三大空想家的学说及其历史作用的评价。1843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指出：“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77页。）。而“傅立叶主义还有一个而且非常重要的不彻底的地方，就是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79页。）。在1845年写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傅立叶主义“根本不能说是法国人的社会理论”（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4页。）。在说到欧文的思想时，恩格斯指出：“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第525页。）欧文“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 “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 52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并不能使我们感到兴趣”（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5页。）。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文中，谈到三大空想家的作用时指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页。）。
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思想具有一定价值，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三位空想家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过较高评价，但是就其理论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思想，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那里是找不到的。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证据；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归囿于三大空想家的学说。
1874年7月，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一文中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0—301页。）。长期以来，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成为人们论证三大空想家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重要理论依据。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误解了恩格斯的原意。首先，恩格斯这里讲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指魏特林等人的空想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直到1880年，恩格斯还认为， 魏特林等人的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三大空想家都有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里讲的是三大空想家对其他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而不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其次，这里说的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当时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的资产阶级运动，后者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并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共产主义”。早在1843年，恩格斯在《伦敦来信》中就指出：“社会主义者当中也有理论家，或者像共产主义者所称呼的十足的无神论者，而共产主义者则被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6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一开始选用的术语是“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能理解为他们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能把这段论述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来源于三大空想家的学说的论据。
二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熠熠发光。它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
1844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1789年在社会小组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具有两层含义。第一， “新世界秩序的思想”正是指他们自己在寻求创立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说明这种思想不是直接、简单地继承，而是经历了彻底研讨，去其糟粕、汲取精华的过程。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为我们勾画了一条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发展线索，即社会小组—勒克莱尔克和扎克·卢—巴贝夫—邦纳罗蒂，按着这条线索发展下去，又把19世纪30—40年代法国以布朗基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1837年布朗基创立的“四季社”被马克思称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第319页。 ）他领导的“四季社”对正义者同盟影响很大，而后者在1839年参与“四季社”在巴黎的密谋起义，失败后迁往英国。恩格斯评价这次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第323页。）。后来， 正义者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为同盟成立大会起草的纲领，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可见，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向发展，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影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草拟的一张书单中也可得到证实。1845年2月至3月间，恩格斯给马克思去信，谈到准备为德国工人阶级提供一些当代国外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作品，计划出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并建议马克思“你认为对这一套丛书来说，哪些法国人的著作值得翻译，也请你推荐一些来”（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6—27页。）。从他们当时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是经过他们多次讨论而拟定的。这个草拟的书单中共罗列了20位空想社会主义作者，其中有17位是法国人。根据恩格斯信中的提示，法国的作者可能是由马克思选定的。这17位法国作者中首先提到的是摩莱理、马布利、巴贝夫、邦纳罗蒂和勒克莱尔克。（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272页。 ）他们都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提到了“社会小组”。后来，由于找不到出版者，预定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从这张书单中可以推断，马克思推荐这些人的作品，表明他对他们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视。马克思一定详细研读过这些人的作品，并认为这些作品是“杰出”的。因为，这些人的作品是“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9页。）。由此可以看出，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很大影响的。
三
18世纪末到19世纪30—40年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与以前空想社会主义的明显区别就是“已经有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0月，第406页。）。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时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纷呈，其中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影响较大，这一派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巴贝夫，他的学说代表了“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高成就”（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苏〕维·姆·达林等《论巴贝夫主义》，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页。）。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30—40年代。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布朗基。他继承和发展了巴贝夫的某些思想，促进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思想材料。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出现和广泛传播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有着重要的影响。1843年秋，马克思来到巴黎，直到1845年2月离开法国。 这段时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他的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时期。当时，巴黎是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随着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多，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程度日益加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反抗资本家压迫的斗争中，法国工人阶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联合。马克思亲眼目睹了这种情况，欣喜地指出：“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40页。）。马克思在巴黎期间不仅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广泛接触工人组织，而且十分注意和研究广泛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他“深知法国历史。……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第290—291页。）。马克思在这一时期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以来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深受法国工人阶级欢迎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不仅促进了他和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而且也为他们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了丰富的思想材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许多重要原理得益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诸如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建党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际措施等。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巴贝夫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总结，认为这场革命不过是一批新剥削者代替了一批旧剥削者的革命。人民虽然参加了这场革命，但革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既得利益者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已经完成”。（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5页。）但是对人民来说，“革命尚未成功，因为富人们还占有一切财富，有些人还享有大权，而穷人却像真正的奴隶那样地劳动，被穷困的生活弄得疲惫不堪，在国家中毫无地位”（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维·彼·沃尔金《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汉译版，第32页。）。因此，巴贝夫大胆地提出，在富人革命之后，必须进行一场“人民革命”。这种提法在当时可谓真知灼见。虽然他指的“人民”在阶级概念上还很模糊，但已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思想。巴贝夫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建党的思想。他认为要领导人民革命争取胜利，必须建立秘密“政党”。为此，他建立了“平等派密谋组织”，作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构。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这一革命组织，是“真正行动的共产主义政党”（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3页。）。此外，巴贝夫还提出用革命暴力摧毁旧政权的思想，指出“富人是用一切武器装备起来的，而穷人却没有武器”！（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9页。）因此，必须“把武器平均分配，让人民同所有那些侵犯他们的人们一决雌雄”（注：《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9页。）。必须用暴力铲除暴政，建立起“一个人人享受平等权利的社会”（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2页。）。这个观点已经具备用革命暴力打碎旧国家机器的雏型。不断革命的思想也是巴贝夫提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他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另一项更伟大、更庄严的人民革命的前驱，号召人民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完成人民的革命为止。他警告说：“谁要是抱怨，‘我们想不断闹革命’，他在将来必将要被看作人民的敌人”（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巴贝夫文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5页。）。巴贝夫还从人民革命的思想中引伸出了人民专政的观点。他认为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和建立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建立人民革命政权，以便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巴贝夫的思想新颖，观点鲜明，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启发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巴贝夫的著作是“在现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1页。）。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研究，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19世纪30—4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布朗基。他继承和发展了巴贝夫的某些思想；尤其是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更具特色。同巴贝夫一样，布朗基也强调指出了人类历史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通过1831—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他十分敏锐地意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他指出，今后的斗争基本上不再是资产阶级和上等阶级的斗争，而是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得出结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建立起导致无产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4页。）。布朗基也同巴贝夫一样，把革命理解为以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认为“武器和组织”是“消灭贫困的重要手段”！（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4页。）“法国有了武装的人民，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如果离开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先决条件，各种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方案就成为空洞的诺言。
布朗基还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过渡时期中，必须建立强大的革命政权，实行革命专政。在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方面，他不同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主张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认为那些具体描写未来社会种种细节的方案不过是一套空论。未来社会的人精明能干，根本用不着现在的人就未来社会的具体问题向他们提出建议。
在布朗基的学说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了精神文明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那时人民的文化水平将达到“没有一个科学院士比得上他”（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8页。）的程度。他提出：“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这两个观念是统一的”（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2页。）。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文明的最高峰”（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7页。）。显然，布朗基的上述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中包含有许多科学的因素，同样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
布朗基在理论上虽然不及巴贝夫系统，但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却是一位百折不挠的活动家，在法国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一生评价很高，称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28页。）。他在1837年创立的“四季社”，曾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给予极大的推动，激发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如前所述，布朗基的思想以及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因此，布朗基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某些优秀思想必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虽然，马克思明确反对密谋和盲动的策略，但是在思想方面并没有因此而不赞同布朗基关于社会批判的基本观点，以及关于进行政治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仍然同布朗基主义者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曾一度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联合其他革命派别壮大革命力量，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到来，1850年3月， 他和恩格斯代表同盟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这个文件中，马克思的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布朗基思想是吻合的；不断革命的口号，赞同地下活动，信赖法国革命的首倡精神，武装无产阶级以及解除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从文件的基本原则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策略同布朗基的策略没有明显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流亡在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结成联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们高兴地指出：“布朗基所领导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从法国革命派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第366页。）。1850年4月成立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协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布朗基主义者和宪章运动革命领导人的一次联合。这就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同他们有分歧，但仍把他们当作欧洲最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流派，并同他们一起建立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协会》的章程共6条（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第606页。），其内容、思想有许多同布朗基思想一致的地方。此外，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里，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9页。）批判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并把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它的标志。之后，又把布朗基主义者，当选为议员的德弗洛特当作“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1页。）。这足以证明：在当时，马克思对布朗基主义者不只是同情，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马克思大约在1850年10月解散了“世界协会”，这是因为，1850年春天马克思已经对革命会立即爆发的估计发生了怀疑。后来，随着对经济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确信经济危机已结束，他认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经济危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他改变了策略，并对那些持不切实际的斗争愿望的人进行了批评。这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者同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的最终分裂。
虽然布朗基与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从事政治活动和提出最初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比马克思开始革命活动和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早10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布朗基的学说对启发马克思的思想做出重要贡献。布朗基提出的原则和思想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也坦率地承认：“他同时代人的行动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不可忽视的先决因素。”（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转引自〔法〕莫里斯·多芝热《布朗基与马克思主义》，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980年，第8期。）
结束语
综上所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连同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放在历史的环境中考察和分析，才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作出公正的判断。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巴姆在《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指出：“19世纪30年代，从新巴贝夫主义中产生的共产主义和法国政治革命传统，与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经验相溶合，导致了‘无产阶级’运动”（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Edited by Eric J.Hobsbawm 《The History of Marxim》，1982年，第7页。）。这一革命运动发展到40年代，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精神达到空前的高度。这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影响分不开。当时虽然各种流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包括三大空想家的学说仍然存在，但它们对工人运动的实际影响日趋衰弱。相反，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却受到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空想共产主义者们不仅试图回答无产阶级所提出的问题，而且还试图引导工人运动为共产主义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他们的学说更符合当时工人运动实际斗争的需要。这一流派从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直到19世纪50年代，甚至更晚一些，广泛流传，经久不衰，一直在欧洲工人运动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足以说明它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
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向发展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过程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贝夫、布朗基所倡导的学说，以及他们与法国大革命所特有的渊源关系的深入研究，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将其合理和科学的成分汲取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中；科学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不可否认，无论是巴贝夫或是布朗基的空想共产主义都仍然是一种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它不能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给予科学的论证，不能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推翻资本主义压迫的科学理论。但是，他们的不成熟的理论中却闪烁着许多科学的思想火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收稿日期：199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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