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转的制约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约机制论文,论音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4)04-0017-06
O音转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从音转的必然性，我们认识到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音转的规律性，我们认识到看似杂乱无序的音转现象，其内部呈现出整体有序的基本规则。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运用音转理论解释文献语言中字词的音义关系时，如何尽可能减少主观的逞臆之说，避免“无所不通，无所不转”的尴尬？音转既然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那么又应该如何来检验其真实性和科学性？
1 音义关系的制约
1.1 音转与音义关系类型
音转的实质，王念孙等人概括为“音近义通”。“音近”与“义通”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只谈“音近”或“音变”，不谈“义通”，那是语音学的内容；只谈“义通”而不谈“音近”或“音转”，那是同义词或近义词研究的内容。谈音转，必然涉及到音义关系，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将王念孙等人的“音近义通”稍加细分，可以得到以下几种类型：
1.1.1 音近义同
这类音转主要是指同一语词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代的语音变易现象。扬雄《方言》所谓“转语”或“古今语”，就是指的这类音转。如：“謇、展，难也。齐晋曰謇，山之东西凡难貌曰展，荆吴之人相难谓之展，若秦晋之言相惮矣，齐鲁曰燀。”（卷六）此虽未明言“转语”或“古今语”，但仍是音转字。“謇”、“展”、“惮”、“燀”、“难”，为元部叠韵。《尔雅》一书主要是以今语释古语，其声训词也往往表现为音近义同。如：“吾，我也。”（释诂）“卬，我也。”（释诂）按：“吾”、“我”、“卬”疑母双声。又：“在，存也。”（释诂）“在、存，察也。”（释诂）按：“在”、“存”从母双声。
1.1.2 音随义转
这类音转主要是指一字数音者其音随义而变化的现象。钱大昕说：“古人音随义转，故字或数音。《小旻》：‘谋夫孔多，是用不集。’与‘犹’、‘咎’为韵。《韩诗》‘集’作‘就’，于音为协。毛公虽不破字，而训‘集’为‘就’，即是读如‘就’音。《书·顾命》：‘克达殷集大命。’汉石经‘集’作‘就’。《吴越春秋》：‘子不闻《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回复俱留。’是‘集’有‘就’音也。”[1]，这是说“集”为“就”义，故“集”音转为“就”。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假借。所以钱大昕又说：“古者声随义转，声相近者，义亦相假。”[2]
1.1.3 声义同源
这类音转主要是指两个词的音与义具有共同来源，其外部表征为语音相近而意义相通。这是就同源词音转而言。段玉裁说：“声与义同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3]这是据形声字声符表义而立论。事实上，声义同源现象还包括许多字形上没有关系而音近义通的同源词。如“腒”与“朐”就是一组声义同源但与字形（声符）无关的同源词。《说文》：“北方谓鸟腊为腒。”郑众《周礼·庖人》注：“腒，干雉也。”《说文》：“朐，脯挺也。”郑玄《仪礼·士虞礼》注：“朐，脯及干肉之屈也。”“屈”有弯曲义，故“朐”是指弯曲的干肉条。可见“腒”与“朐”都是干腊之物，一指腊鸟，一指腊肉。语音上“腒”为见母鱼部，“朐”为见母侯部，属于旁转。清代训诂学家所谓“音近义通”，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指这类由声义同源所形成的旁转现象。
1.1.4 异读别义
这类音转是人们主观上利用声调或声母的变化来区别词性或词义所造成的。一般以四声的变化为主，所以又称为“四声别义”。陆德明指出：“夫质有精粗，谓之‘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上呼报反，下乌洛反）。当体即云‘名誉’（音预），论情则曰‘毁誉”（音余）。及夫自败（蒲迈反）、败他（补败反）之殊，自坏（乎怪反）、坏撤（音怪）之异，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为别，相仍积习，有自来矣。”[4]周祖谟先生著《四声别义释例》，专文论述这种音转现象。由于这种异读本质上仍是一字数音，并且字音随意义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有的学者将这种异读别义现象也称为“音随义转”。[5]但二者性质不同，异读别义主要是以异读的方式来区别词性，意义上有联系；而前文所论之音随义转的两个字之间，则意义上没有联系。
以上四种音义关系类型，其区别在于：1、音近义同——音转义不变；2、音随义转——音转义不同；3、声义同源——音转义相通；4、异读别义——音转义微殊。
1.2 音义关系对音转的制约
1.2.1 音义关系中“义”的制约
在四种音义关系类型中，无论是义同、义不同、义相通，还是义微殊，义，始终是核心，是前提；离开了义的制约，音转就如水泻川，漫无涯际，音转的研究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最终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基于此，我们对任何一组具有音转关系的字词，首先必须确定其意义上的联系，否则，即便音再近，也不能贸然断言某与某同源，某与某通假；其次，必须于古有征，以文献书证作为立论的基础。我们在考察王氏四种音转规律时，强调要有先秦书证，就是出于这一考虑。清代的训诂学家们之所以能超越前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做到了实事求是。
梁启超先生在总结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时指出：“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待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6]的确，我们读王氏四种，除了觉得王氏父子立论新颖、博大精深之外，最深的印象就是旁征博引，论证缜密，让人无懈可击。
清人中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王力先生说：“两个字完全同音，或者声音十分相近，古音通假的可能性虽然较大，但是仍旧不可以滥用。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没有其它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释仍然有穿凿附会的危险。例如俞樾解释《诗·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以为‘廛’同‘緾’，‘亿’同‘繶’，‘囷’同‘囷’，都是‘束’的意思。由于他这一说新颖可喜，许多注释家都采用了它。但是，为什么诗人这样爱写别字呢？为什么这样巧，以同样的位置，一连写了三个别字呢？……总之，关于这三个字的解释，实在用不着翻案。”[7]可见，如果一味追求标新立异，脱离文献语言的实际，就有可能落入“无所不通”的陷阱。同音假借如此，音转假借更有可能如此。李运益先生曾经指出：“双声、叠韵也好，同位、位同也好，都不能对字、词的音义关系独立地起到证明的作用，只能对已经证实的语言现象作出音理上的解释说明，帮助我们对语言事实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同位和位同的运用，同双声和叠韵一样，是不能失之于滥的。”[8]
1.2.2 音义关系的结构性制约
名与实，即词语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结合，最初是任意的。但经过社会的约定俗成，这种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形成稳定的结构，则不再是任意的。“指鹿为马”只能是极权的一种象征。陆宗达先生指出：“人类语言发展的初期，词的音义之间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但是在词不断增多的过程中，随着词义的引申，就要在原来词的基础上分化出新词来。新产生的词由于是从旧词派生出来的，语音上必然与旧词相同或相近（双声、叠韵）。”[9]这就是所谓“声义同源”。即便是与派生无关的假借现象，其音义关系同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
语音形式与意义内容一旦结合，便形成为稳定的音义结构。“一般便不因个人意志而轻易改变，尽管语音和词义都可能由于时间和地域的推移变化而发生流转变易现象，但一般说来，一定声音与一定意义之原有结合，并不会轻易消失，所以便有了音虽转而义仍在的现象。‘声同义同’‘声近义同’‘声转义同’，正是实际语言中义存于声的这种相对稳定性，保证了大批语词具有大幅度的历史延续性和地域可通性。”[10]如“绛：红：绀”这一组音转字在上古都有深红、紫红的意义，其音转关系为：
绛（见冬）：红（匣东）：绀（见谈）
（注：此处采用王力《同源字典》拟音。按：王力上古韵部无“冬”部。）
“绛”与“红”属喉牙旁纽双声，冬东旁转；“绛”与“绀”见母双声，冬谈旁转。冬谈从韵表上看虽然相隔甚远，但冬部从侵部分出，侵部与谈部关系又最为密切，三者并以-m为韵尾。虽然语音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意义关系却清晰可见。这是由于三者音义同源的缘故。
《方言》：“厉，合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厉’与‘连’声相近，故得训为‘合’。”“连”的音义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尽管音转从“厉”（来母双声，元月对转），但原有的“连合”义仍然与之相随。正是这种相对稳定的音义结构，使音转字不可能漫无际涯地“无所不转”，让人们无踪迹可寻。
在音义关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利用声音相近这一特点来探求意义，是正确认识音转现象的一个方面；而相对稳定的音义结构可以有效地控制音转的任意性发生，则是正确认识音转现象的另一个方面。
2.语言系统的制约性
2.1 语音对应原则
语言是一个系统。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是语言的两个子系统。汉语的语音系统由声、韵、调三个部分组成。声、韵、调的变化反映语音系统的变化。语音的系统性决定了语音变化具有对应规律。音转所包括的同源词、方言词、联绵词、通假字以及外来词之间的语音流转现象，应该就是这种有规律的语音变化在词汇系统中的反映。反过来说，从某些音转现象的归纳中，可以发现语音的这种对应规律。在王氏四种中，就不乏这种具有语音对应规律的音转语料。如：
①渠与魁一声之转，故盾谓之渠，亦谓之魁；帅谓之渠，亦谓之魁；芋根谓之芋渠，亦谓之芋魁也。（《广雅疏证》卷八上）
②输脱声之转。输之转为脱，若愉之转为悦矣。（《广雅疏证》卷四下）
③晞亦暵也，语之转耳。暵与罕同声，晞与希同声。晞之转为暵，犹希之转为罕矣。（《广雅疏证》卷二上）
④榜辅一声之转。榜之转为辅，犹方之转为甫，旁之转为溥矣。（《广雅疏证》卷四下）
⑤长谓之修，亦谓之梢，亦谓之棹；臭汁谓之滫，亦谓之潲，亦谓之濯。（《广雅疏证》卷八上）
在清代另一位训诂学家钱绎的《方言笺疏》中，亦可以找到大量类似的论述。为节省篇幅，不一一具引，我们只列出几组具有对应关系的音转字。（括号内数字为该书页码）
①化→蔿、讹、哗
铧→鈋(180)
②捎→选
筲→筅(154)
③苛→妎
苛→疥(151)
④
→蔿
为→役(194)
⑤葇→薷
柔→濡(188)
⑥婿→倩
搜→莤(177)
⑦猷→羑
牖→诱(212)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甲音≈乙音
∴甲义→丙、丁……
乙义→丙、丁……
如果对音转语料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考察，这种语音对应的范围可能会更大一些。如：饥：馑／玑：瑾／
：谨／几：近、仅／讥：蕲／觊：觐
这种如王念孙所谓“事虽不同，而声之相转则同”的现象，充分反映了语音演变的系统性和语音对应规律。这种语音的平行系列性，为我们验证音转的机理与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
2.2 语义对应原则
从有关音转的论述中，我们也常常发现一种有规律的语义相关现象。
①涂与覆义相近，故涂谓之镘，亦谓之塓；覆谓之，亦谓之幔。幔、塓语之转耳。（《广雅疏证》卷二下）
②漂、撇一声之转，故击谓之摽，亦谓之撇；水中击絮谓之潎，亦谓之漂矣。（《广雅疏证》卷三上）
③代谓之比，犹次谓之坒也；代谓之递，犹次谓之第也；代谓之叠，犹次谓之秩也。（《方言笺疏）218）
④到谓之摵，亦谓之
，犹至谓之到，亦谓之摵也，义并相通也。（《方言笺疏》95）
⑤肥谓之腜，亦谓之濯，犹大谓之幠，亦谓之濯矣。（《方言笺疏》90）
这种论述从形式上看与语音对应相似，本质上却是有区别的。
涂：镘／幠
覆：幠／幔
击：摽／撇
击絮：潎／漂
代：比／递／叠
次：坒／第／秩
到：摵／
至：到／摵
肥：腜／濯
大：幠／濯
显然，以上每组对应的词之间由于存在义同或义近的关系，所以音转亦相同。王念孙说：“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11]黄侃先生说：“凡文字之意义相关者，其音亦往往相关。如民训众萌，昏训日冥。虽一在明纽，一在晓纽，其音义实相近也。”[12]这是说意义相近的词，音转的流向亦往往相同。语义对应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甲义≈乙义
∴甲＝丙、丁……
乙＝丙、丁……
2.3 语音对应＋语义对应原则
音义关系的系统性往往表现为语音对应和语义对应的多层面全方位结合。如“混沌”及其转语在下面七个层面上保持语音和语义的对应。[13]
(1)天地形成前的元气状态
混沌（浑沌）→浑沦、混冥（混溟），混芒、涬溟（溟涬）、鸿洞、鸿蒙（蒙鸿、庞鸿、澒蒙）
(2)宇宙万物混然不分、互相连属之貌
混沌（浑沌、困敦）→沆砀、鸿洞（澒洞、虹洞、洪同、洪洞、港洞）、鸿溶（澒溶）
(3)整个、完整
混沌（浑沦）→囫囵、胡伦、鹘伦（鹘论、鹘仑）
(4)蒙昧无知、放纵荒唐
浑沌（馄伅、混沌）→浑敦、讙兜、讙头、讙浩荡（浩唐）、荒唐（荒诞、恢诞）、空侗（倥侗）
(5)胡涂
混沌→胡涂（糊突、胡突、鹘突、鹘突帐、糊突突、鹘鹘突突）、囫囵（囫囵粥、胡伦、胡卢、胡胡卢卢、胡卢提、葫芦提、葫芦蹄、葫芦题）
(6)辽远壮阔、广大深邈
混沌（混庉、浑沌、沌浑）→荒唐、晃荡、浩荡（浩汗、浩涆、浩翰）
(7)馄饨
锟钝（浑屯、餫饨）→鹘突、胡涂
以上所列“混沌”的七个义位，都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在这种有规律的词义运动中，既保存了语义的对应，也保存了语音的对应，语音对应随着词义运动同步进行。不论词义如何引申变化，但语音对应仍按照固有的音转模式与之相随。如“元气状态”义位的“混沌”音转为“鸿洞”，在“万物浑然不分，互相连属之貌”义位上，亦转为“鸿洞”，在“蒙昧无知、放纵荒唐”义位上音转为“空侗”。在“胡涂”义位上的“混沌”音转为“胡涂”，在“馄饨”义位上亦转为“胡涂”。在“整个、完整”义位上的“浑沦”音转为“囫囵”，在“胡涂”义位上亦转为“囫囵”。
从“混沌”及其转语在语音与语义对应多层面全方位的结合上，可以进一步看出语义结构对音转的制约作用。同时我们从“混沌”转语的对应上也看到，语义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并不是所有的转语在所有的义位上都具有对应关系。“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考求语义引申分化序列、验证远距离语义衍化以及由此决定的同族关系的客观基础。”[14]
3.声韵统一的制约
3.1 声韵互动
音节是一个统一体，声母与韵部同居于这个共同体之中，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在音转上表现出强烈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音转既包括韵转，也包括声转；(2)声转必以韵母为条件，韵转必以声母为前提。并由此得到一条规律：声母之间的关系越近，韵部的流转比较宽泛，韵部的关系越近，声母的流转亦较自由。声母之间的关系和韵部之间的关系互相成反比。实际上，这既是音转的规律之一，也是音转的制约机理之一。
3.2 声韵同训
从古代经传的音转现象看，凡韵转，声母多为双声；凡声转，韵部多为叠韵。清人以双声叠韵概括之，后代学者则称双声为训、叠韵为训。毛传：“淑，善也。”这是禅母双声为训。又：“流，求也。”这是幽部叠韵为训。讲双声为训时，撇开了韵部方面的音义情况；讲叠韵为训时，撇开了声母方面的音义情况。齐冲天先生认为双声为训和叠韵为训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词身上。[15]如：
《尔雅·释诂》：“几，近也。”
《说文》；“几，微也。”
“几”、“近”为群母双声，“几”、“微”为微部叠韵，而“近”和“微”则意义相同。也就是说，双声为训和叠韵为训同时统一于“几”这个词身上，它的意义既来源于声，也来源于韵。我们可以用下式表示：
齐冲天先生将这种既来源于声，也来源于韵的意义称为“声韵语源”。这类例子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些，如：
①《说文》：“墨，书墨也。从土、黑，黑亦声。”《释名》：“墨，痗也，似物痗墨也。”
按：“墨”，“黑”职部叠韵，“墨”、“痗”明母双声。
②《诗经·大雅·皇矣》：“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毛传：“对，遂也。”郑笺：“对，答也。”
按：“对”、“遂”物部叠韵，“对”、“答”端母双声。
③《尔雅·释诂》：“希、寡，鲜，罕也。”
按：“希”、“罕”晓母双声，“鲜”、“罕”元部叠韵。
④《尔雅·释诂》：“平、均、夷、弟，易也。”
按：“夷”、“易”喻母双声，“夷”、“弟”脂部叠韵。
⑤《尔雅·释言》：“还、复，返也。”
按：“还”、“返”元部叠韵，“复”、“返”帮、并旁纽双声。
从《说文解字》对某些合音词的解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声韵同训的现象。如：
①廿，二十并也。古文省。
按：“廿”是“二十”的省形，也是“二十”的合音。“廿”，日母缉韵；“二”，日母；“十”，缉韵。
②卅，三十并也。古文省。
按：“卅”是“三十”的省形，也是“三十”的合音。“卅”，心母缉韵；“三”，心母；“十”，缉韵。
此外我们还发现《说文解字》中某些被训释的单音节词与训释语中的两个关键词也具有这种声韵联系。如：
①衿，交衽也。
按：“衿”、“交”见母双声，“衿”、“衽”侵部叠韵。
②剪，齐断也。
按：“剪”、“齐”精从同系，“剪”、“断”元部叠韵。
③隹，鸟之短尾总名也。
按：“隹”、“短”章端舌音同类，依黄侃音系则为双声。“隹”、“尾”微部叠韵。
④谢，辞去也。
按：“谢”、“辞”邪母双声，“谢”、“去”铎鱼对转。
⑤眇，一目小也。
按：“眇”，“目”明母双声，“眇”、“小”宵部叠韵。
⑥绵，联微也。
按：“绵”、“微”明母双声，“绵”、“联”元部叠韵。
⑦馨，香之远闻者。从香，殸声，殸，籀文磬。
按：“馨”、“香”晓母双声，“馨”、“磬”耕部叠韵。“香”义来源于声（香），“远闻”义来源于韵（磬）。
洪成先生在其《训诂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音合义复”。“音合义复”的特点是：“训释语词中有两个词分别与被训释词的声音和意义都发生关系，但无论其中的哪一个词，都不足以与被训释词构成完全意义上的声训关系；只有两个训释词合在一起，才能与被训释词形成声训关系，才与被训释词音义相对应。”[16]这种现象是否如齐冲天先生所言，一个词同时具有声韵两个语源，值得商榷，但这种声韵同训现象的大量存在，（注：齐冲天《声韵语源字典》收录有390个，崔枢华将这种现象归为特殊的声训，亦收录有70多条。）至少为我们的声韵统一制约论提供了证据，也在一个新的层次上为清代训诂学家总结的双声叠韵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