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效应分析——以向陕西扩散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西论文,为例论文,效应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入境旅游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有目共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发展为世界第一入境旅游目的地国，中国在世界旅游业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并不可替代。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入境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东西部区域旅游业发展极不均衡，旅游业及经济发展的差距日渐拉大，“马太效应”明显。长三角地区(包括江浙沪两省一市)作为我国华东地区入境旅游发展的龙头，接待入境游客和创造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2008年长三角共接待入境游客1 610.44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18.76亿美元；而我国西部12个省区同期接待入境游客仅984.17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37.63亿美元。二者相比，差距较大。在入境旅游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和相对滞后的西部区域间产生了旅游势差，同时也产生了旅游流的扩散效应，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分散了旅游流，使区域间入境旅游发展逐渐趋向平衡。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随着长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将选择从上海入境并将其作为中转地(transit depot)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特别是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预计将带来7000万人次的参观者。陕西是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秦始皇陵、华清池、秦兵马俑等世界级旅游资源。同时，西安作为我国向海外游客重点推介的目的地之一，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许多海外游客从长三角地区(主要是上海)入境并通过各种交通方式(主要是航空)向陕西扩散，形成了入境旅游流的东—西递进梯度扩散态势。2007年时由长三角向陕西扩散的入境游客占当年陕西接待入境游客总量的32.63％，占到近1/3，可见，长三角入境客流对陕西入境旅游业发展的巨大作用。旅游者在目的地的参观游览活动过程必然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诸多环节，在这些环节的消费将带来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并带动陕西其他相关产业和整体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随着入境旅游流的扩散转移，陕西与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企业(包括旅行社、酒店、景区景点等)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使得陕西与长三角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日益增大。那么，长三角入境旅游流向陕西扩散对陕西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二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如何？探索旅游流扩散对西部地区旅游业产生的效应将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区域间入境旅游发展的关系，更好地促进我国国际入境旅游业均衡发展。
1 旅游流扩散研究进展
虽然旅游流的空间扩散与转移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目前在旅游流系统的空间扩散，特别是等级扩散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国外有关旅游流的空间扩散的文献主要见于有关旅游者行为、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等文章中。如莫林(Maureen)研究社区旅游时涉及了旅游能量的扩散问题，但并未直接探讨旅游流扩散[1]。1931年美国学者赖利(W.J.Keilly)首先开展了空间扩散和区域相互作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J.Friedmann)的核心边缘理论，哈格特提出“对流、传导和辐射”的空间扩散模式，缪尔达尔(G.Myrdal，1957)提出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空间扩散和区域相互作用理论。佩鲁(F.Perroux)、赫希曼(A.O.Hirschman)、鲍得威尔(J.Boudeville)、汉森(M.Hanson)提出或补充了增长极理论，为区域扩散理论奠定了基础[2]。
1967年，罗杰斯(H.B.Rodgers)主持了英国试验性的全国游憩调查，研究了英国的休闲旅游流规律。史密斯(R.H.T.Smith)(1970)和布莱顿(J.N.H.Britton)(1971)讨论了旅游流的测定问题[3-4]，沃尔夫(Wolfe，R.I)提出了旅游引力预测模型，并对旅游客流进行了空间分析[5]。1972年考克斯(K.R.Cox)提出了运动行为的三种方式：距离、方向和连接变化，连接变化强调运动行为连接路径的重要性。Jie Zhang和卡米拉·詹森(Camilla Jensen)[6]分析发现，供给、资源、技术、基础设施等是影响国际旅游流的重要因素。塞缪尔(Samuel Seongseop Kim)等[7]分析了韩剧热播对日本旅游流流动的影响，汉密尔顿(M.Hamilton)等人[8]对气候变化与国际旅游流进行了仿真研究。克丽丝丁·里姆(Christine Lim)[9]运用时间序列模型量化分析了韩国与澳大利亚之间旅游流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收入、相对价格、汇率、季节等。奥普曼(Oppermann)[10]对马来西亚，姆扎非·尤索(Muzaffer Uysal)和克兰蓬(Crampon，L.J)[11]对土耳其，弗波克(Myriam Jansen-Verbeke)和茹德·史比(Ruud Spee)[12]对欧洲的国际旅游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在空间维度上对旅游流进行研究，国内学者起步较晚，但在旅游流的流动特征、模式、空间效应等方面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吴必虎[13-14]运用游憩活动空间和使用曲线分析技术，研究了上海城市游憩者的流动规律。马耀峰等[15]利用旅游客流系统熵评价模型、吸引力和驱动力模型、旅游空间网络构建等方法研究了海外旅游流在我国的分布。王洁[16-17]用阈值分析法研究了广深、沪苏杭等地的海外旅游流流动特征及趋势。马耀峰、李永军[18-19]采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入境旅游流的空间分布状态与动态规律。薛莹[20]对国内旅游流在江浙沪内部的流向、流量及其变动情况、内聚游客的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刘静艳、马耀峰[21]研究了上海境外游客市场的结构特征、客流量变化规律及空间流动趋势。卞显红等[22]分析了长三角六大中心城市的入境旅游者对该区域其他14座城市的旅游流份额及流动规律。刘宏盈等[23-24]分别对以广东省、北京市为中转口岸地区的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转移的规律、特征进行了研究。黄泰[25]研究了旅游流空间效应并提出等级式、据点式和线型扩散效应3种空间效应模式。林岚等[26]对航空口岸选择变化所引起的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效应进行了研究。基于旅游流扩散转移的视角，刘宏盈[27-28]对我国三大旅游圈入境旅游流向云南和陕西的扩散变化和历程进行了分析；此外，刘宏盈、马耀峰[29]还将入境旅游流扩散与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关系进行了耦合分析。牛亚菲等[30]分析了北京市客流的时空变化特征、典型景区的客流变化规律与动因，以及客流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和旅游产品的供给、需要间的错位问题。杨国良、钟亚秋等[31]对四川省旅游流的空间扩散方向及路径进行了分析。卞显红、沙润[32]对长三角城市问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对各城市的经济隶属度和吸引区边界进行了划分。
国内外学者在旅游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旅游流及其运行特征和过程的讨论、研究也日益深入和广泛。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大多数入境游客仍然选择从少数几个大型中转口岸和地区入境，而后向其他旅游目的地扩散转移，那么，对那些全部或部分依托这些中转地来发展入境旅游的旅游地而言，研究旅游流中转地(transit depot)的地位及对于依托中转地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发展和效应的分析，显得相对薄弱，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2 数据来源与选取
2.1 长三角入境旅游流向陕西的扩散流量
作者选取1994-2009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统计资料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的实地抽样调查资料，对长三角入境旅游流向陕西的扩散流量进行了计算。计算公式如下，即
由表1可以看出，除个别年份长三角向陕西扩散转移的游客流量有波动外，大体上呈上升趋势，2007年时上升至最大值，2008年由于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发生，影响了长三角入境旅游者对陕西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因此，其扩散流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2.2 陕西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陕西省入境旅游业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反映国际入境旅游业的各项经济指标中，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入境旅游业发展状况及创汇能力的重要指标。1994-2008年陕西省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情况如表2所示。由表中数据显见，自1994年以来，陕西省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一直呈递增趋势，发展势头良好。
2.3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是用来衡量和反映发展旅游的两个区域间由于旅游流流动形成的经济领域联系紧密程度。该文借鉴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计算方法，提出修正的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来测度长三角地区与陕西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29]。由于长三角入境客流西向扩散的90％(据长三角调研资料计算而得)来自上海，而经济联系强度计算为“点对点”式，因此，以上海为长三角的典型代表，计算其与陕西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计算模型如下，即
。
据项目组2008年赴长三角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入境旅游者前往西部地区作大尺度范围的旅行时，飞机是首选交通工具，因此，
采用上海至陕西(西安)的航空距离进行计算更加合理。交通可达性是制约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该文引入航班参数μ，即平均每天由上海发往西部中心城市(或旅游城市)的航班占其发往西部所有中心城市(或旅游城市)航班数量之和的百分比，以反映航空交通联系程度对两地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因μ为日均航班比值，因此，为计算与研究方便，文中统一采用2010年某周一的航班数据进行计算)。据上式计算的上海与陕西1994-2008年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如表3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长三角与陕西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逐年增强，反映了随着入境游客的扩散转移，长三角与陕西间旅游服务企业和行业间的旅游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
4 结论
长三角地区作为陕西重要的“二手客源地”之一，入境旅游流的扩散转移是促进陕西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两区域间旅游经济联系增加的重要源泉。那么，入境旅游流的这种空间扩散转移对于陕西的旅游外汇收入的影响表现是短期还是长期，对两区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又有怎样的促进作用？作者在对1994-2008年间长三角流向陕西的入境旅游流扩散流量与陕西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二者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计算基础上，对其促进作用作了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入境旅游流向陕西的扩散转移对陕西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和两区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都具有滞后效应，其中对当期的影响最大，而由于旅游企业经济结算的滞后性，旅游流扩散对后续年份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虽然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依次减弱。旅游者向陕西扩散的人数越多，流量越大，两地旅游企业和相关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就越多，陕西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当年两区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也就愈强。
随着长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将从长三角入境并以其为中转地向我国其他地区扩散转移，因此，把握这一重大机遇，使陕西省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接待入境游客人次跻身前10名之内，促进陕西入境旅游跨越式大发展迫在眉睫。由于中转地旅游流扩散的重要促进作用，长三角这个“二手”客源地需要引起陕西旅游业的足够重视。今后，陕西需要在加强与长三角地区航空交通联系、加大在长三角地区的宣传营销、拉紧与长三角旅游企业间的关系、更新改造旅游产品、打造旅游精品和极品等方面花大力气，不断地吸引入境旅游流从长三角向陕西扩散转移，使其对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促进效应持续下去，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西北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