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全面解决人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进入新世纪后首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央在报告中郑重提出了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人民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聚精会神搞建设，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初步建成了小康社会。按照16大报告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再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在这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如果说，过去20年中，我们强调的是建设小康社会，强调的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如人均800美元，那么，今后我们则是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因为过去在追求实现主要经济指标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工农差别问题，地区差别问题，城乡差别问题等，我们当时或者精力不够，或者条件不够，一时来不及解决它们。在初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必须着手解决遗留问题。
人口方面也是同样。为了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我们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大力控制人口数量。20多年来，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00年人口总量低于13亿人，为实现全国人均800美元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快速降低生育率的过程中，会引发或加重其它人口问题。人口是社会的主体成分，全面解决人口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在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认真切实地解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各种遗留问题，应该也必须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了。
表1 亚洲部分国家生育率变化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The 2000 Revision,Volume I:Comprehensive Tables,United Nations,2001.
1 中国生育水平的现状与趋势
由于中国死亡率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变化缓慢，因此，中国生育率的变化走势基本上就决定了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
1.1 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数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现在究竟是多少？这简直成了人口学界的一个谜。按照公开发表的数字，我们看到1992年全国的总和生育率(TFR)是2.0，1995年是1.86。在中国人口信息与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中国人口数据表上，最近几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每年都维持在1.8上下。而事实上，最近1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生委所进行的各种全国性调查中，直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下，所谓1.86的数字是根据估计的最大漏报率30%调整出来的。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更令人震惊，直接统计的总和生育率竟然只有1.22。虽然绝大多数人口学家对这个数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认为它很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但是，即使按照30%的漏报率调整，总和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74。尽管我们无法判定现在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准确水平，但估计总和生育率不会超过1.86。
1.2 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变化。从1973年开始的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大，速度快，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但是，生育率下降，甚至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亚洲的很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开始，几乎都经历了持续的生育率的下降，见表1。
除中国外，在所有这些亚洲国家中，尽管有的国家推行了计划生育（家庭计划）项目，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生育孩子的数量进行明确的限制，也没有制定生育数量方面的“政策”。在这些国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意愿，避孕手段的可获得性提供了实现低生育意愿的技术保障。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政策，但社会经济发展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巨大影响也越来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3 “非生育政策因素”未来的发展前景。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中，城市化和人均GDP水平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根据最近发表的《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计，中国城市化水平将从现在的36%上升到2050年75%以上，届时将有12亿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将彻底改变自己农业国的性质。
在人均GDP方面，2000年中国已经超过800美元，2020年预计会达到3000美元。事实上，2000年中国的人均800美元是根据外汇汇率计算的，很多经济学家更愿意用“购买力平价”来估算一个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根据2002年世界人口数据表，200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3900美元。当然，笔者提出这一点并不是承认或接受“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900美元”的观点，而只是提醒读者在考虑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时，要从与世界相比较的角度，充分注意到实际的生活水平。
很显然，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对未来发展预测大体准确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将就可以确定，它只能更有利于中国低生育水平的稳定甚至下降。如果再考虑到未来生育政策基本维持不变的总体走势，考虑到高强度的现代生育文化的宣传、传播和推广，考虑到全国9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和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把握断定，未来中国生育率只能是稳定在现有水平上，甚至缓慢地再下降一些，TFR逐渐接近韩国、新加坡、香港的水平。TFR反弹和上升的情况基本不会出现。过快人口增长的控制问题主要是生育率水平的控制问题，从这意义上说，中国人口控制的主要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2 中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收益与成本
2.1 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收益。作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工程，计划生育在30年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空前成就。从1971年到1998年，由于计划生育，全国累计少生3亿人口，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7.4万亿元，节约物资技术装备6.99万亿元。计划生育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缓解人口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带来的沉重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还使“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4年，为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计划生育的开展，使中国成为第一个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国家。中国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改变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发展的方向，使它从增长型变为缩减型（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经是负值）。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界人口历史上辉煌的一章。
2.2 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成本。和其它工程一样，巨大成就中蕴含了巨大的投入。这种投入也可称为成本，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比如划分为国家的成本，人民群众的成本；也可划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还可划分为物质成本，政治成本。从计划生育发展的纵向历史角度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实施计划生育的成本划分为已付成本和未付成本。
已付成本当然是指目前已经支出的各种成本，如国家对计划生育管理项目的支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支出、独生子女费用的支出等等。未付成本则是指本应该付出，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还没有付出的成本。未付成本之所以还没有付出，有的是因为还没有到付出的时间，有的是因为一时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但计划生育未付成本之所以未付的最主要原因是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也是一种成本，也是一种必须的支出，更是一种根本无法逃避的“欠债”。
这种未付成本包括很多方面，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几个方面：
其一，独生子女夭折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当中国政府在全国号召、提倡、推动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时候，独生子女面临夭折的风险也相应在全国的家庭中扩散开来。根据1990年的全国生命表（两性合计），第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男性和农村的孩子25岁以前和55岁以前死亡的概率比上面的数字还要高一些。根据公布的数据，全国现有独生子女8000万人。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数据是否低估了实际独生子女数，我们用它分别乘以25岁以前和55岁以前的死亡概率，得到432万和968万两个数字。也就是说，8000万独生子女家庭中，至少有432万家庭的孩子在25岁以前夭折，有968万家庭的孩子在55岁以前夭折。当然，如果孩子夭折的年龄比较小，父母尚还年轻，父母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补偿。但是，如果孩子夭折时父母年龄比较大，补偿生育就很难实行。中年丧子将全面影响到独生子女家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老年丧子更将影响到这些独生子女父母自己的养老状况。由于死亡概率变化十分缓慢，所以当年轻的父母按照国家的政策生育一个孩子时，他们中肯定有5.4%和12.1%的人会经历孩子夭折的后果。这些家庭因为遵守政策而遭遇到这些后果及对后果的补偿支出当然应由政策的制定者——国家负责，但国家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补偿政策。
其二，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问题。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了。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已超过7%，迈进老龄社会的门槛。在农村还基本没有建立任何社会保障与养老制度，农民主要还依赖子女养老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向每一个农民家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计划生育家庭由于一丝不苟地执行“国策”，平均子女数大大低于总人口生育率的平均水平，因此，在老龄化挑战到来之际，他们首当其冲，先受其害。这些家庭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承担了更多的人口老龄化负面后果，政策制定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们的养老水平提高到平均水平之上。进入21世纪后，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20世纪70年代初生育子女的育龄人群）已经55～60岁，很快就要进入老年，需要养老支持。农村家庭的孩子是养老的支柱，这是每个农民都明白的事实。国家当年在要求农民少生孩子的时候，当然知道少生孩子的农民将来会遇到养老困难，所以，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曾庄严承诺：“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40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有，我们要注意想办法解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1这个承诺，相当于经济交往中的契约。国家首先承诺了几十年后解决养老的问题，农民才解除了后顾之忧，减少生育子女数。现在，当年响应号召的计划生育家庭很快就需要国家保障其老年生活了。这是实行计划生育项目必须要付出、至今还没付出的成本。
其三，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婚姻挤压问题2。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偏高，且越来越严重。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我们看到，1990年以后，婴儿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至少已经长期高达117以上，而目前还没有见到下降的任何迹象。见表2。据预测，从2005年开始，20岁青年人群中将出现婚姻挤压的现象，并在以后越演越烈，到2040年左右，找不到配偶的男性青年将高达3000～4000万人。当然，出生性别比偏高之所以出现，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生育观是根本性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出现婚姻挤压，是社会为计划生育付出的成本，国家作为社会的协调者，当然也应该承接这种成本。
表2 2000年0～15岁人口性别比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普办，《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另外，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问题，医疗救助问题，“空巢”问题，老年寡居妇女生活保障问题3等等，凡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而对人民群众造成损失的，都应计入计划生育的应付成本中。
3 全国建设小康社会与及时支付“未付成本”
计划生育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性运动。由计划生育而导致的快速生育率下降，像一柄双刃的剑，它为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负面后果。对负面后果的补偿，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应该划入计划生育的成本。
3.1 必须支付的成本。如果我们观察各种类型的“未付成本”就会发现，多数未付成本的承受者是群众。如果把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比作高楼大厦的话，那么建设这座大厦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从人民群众手中借来的。在大厦基本建成的今天，“还贷”成为天经地义。因此，支付计划生育的未付成本，不是可付可不付的事情，而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尽的责任和义务。
未付成本涉及成千上万的家庭生活，到该付的时候，若谁要拖延，谁要推诿，必定遭千夫所指。因此，既然这种成本迟早都要付，早付优于晚付，主动付优于被动付。计划生育是“国策”，广大人民群众是抱着对党、对国家的无比信任才投身到涉及他们家庭切身利益的这场运动中。如果“国策”都失信于民，那人民还能相信其它政策吗？国策失信不失信于民，计划生育家庭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涉及民心，涉及社会稳定，切切不可掉以轻心。
3.2 全面解决人口问题。在计划生育的初级阶段，降低生育率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其它不急迫的问题暂时放一放，这种战略设计无可非议。当生育率已经降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时，我们的注意力和资源就应该转向解决遗留问题方面。这种转移不意味着稳定低生育水平不重要，恰恰相反，解决遗留问题可以更好地稳定低生育水平。
“小康”一词最早来源于北方农村民间。“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反映了当年农民对小康生活的定义和描绘。虽然语言朴实，但它却包含了小康生活的最基本要素。“二十亩地一头牛”用土地和生产资料数量反映了农民对经济收入保障的渴望；“老婆孩子热炕头”描绘了幸福家庭生活的要素：妻子、孩子和温暖的住房。中国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从而控制了家庭数量的过快增长，为实现全国家庭平均“二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康经济目标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实现人口控制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了或即将出现几百万家庭丧失子女，几千万男性被迫独身，几亿农民家庭没有养老保障的状况。如果不解决这些与快速生育率下降有关的重大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连“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民间小康都难以实现，更何谈“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呢？
人口是一个系统工程，生育率降低并不表明人口问题的最终解决。全面解决人口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密切相关。在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并保持稳定的今天，提出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概念和思路恰逢其时，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条件也已成熟。而且，全面解决人口问题，及时到位地支付计划生育的未付成本，正是用实际行动实践“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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