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论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原因
王 坚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 理学在清代的分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分流为“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考据学派、桐城派的兴起，是清代满汉杂糅政治格局下皇权与八旗贵族斗争和满、汉关系互动反应于学术格局之结果，是汉人利用文化思想优势推进“满人汉化”在学术上的体现。“理学家之理学”重践履、经世致用、下学上达、功夫论，学风兼容并包，使理学在清代帝制与八旗贵族制冲突中，跃居治国指导思想，深入八旗内部推行汉人相关制度。“文学家之理学”重文以载道，执着对程朱理学宣传，在清政府保护“国语骑射”满人传统、“理学家之理学”推进困难情况下，反击各方批评，迎战汉宋学之争。清代汉宋学之争是考据学派与“文学家之理学”派的争论，“理学家之理学”派并未过深参与其中。
关键词: 清代理学；理学家之理学；文学家之理学；皇权与八旗贵族制；满汉关系
在20世纪以来的主流学术史研究中，清代理学是一个相当冷僻的题目，综合论著有限，研究模式上更多采用理解宋明理学的方式。在这种思路指引下，1980年代编纂的《宋明理学史》，在断限上把清初孙奇逢、李顒等理学家包括在内，一直写到康熙年间的李光地[注]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5-1023页。 。2007年出版的《清代理学史》，虽按照时间断限，清初、清中期、晚清各编一册，但对清代理学类型划分还是采用宋明理学研究窠臼，把清代理学亦划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种类型[注] 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不可否认，作为理学生长期，宋明的理学以其原创性而成就辉煌，但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作为从两宋衍至当今的儒学形态，理学历经千年而非仅仅局限在宋明，按照理学在宋明、清代、近现代所面临的不同任务及由此不断转向，理学至少可以分为“宋明形态”、“清代形态”和“近现代形态”。三者虽有深刻内在联系和前后相承关系，却也表现出相异的学术旨趣：“宋明形态”属于理学生长期，重思辨、形而上理论建设、“理”；“清代形态”属于理学成熟期，重践履、经世致用、下学而上达、“理”“礼”合一；“近现代形态”属于理学与现代社会的调试、融合期，注重与西方各种思想、特别是唯心主义思想的融合会通。以此视野关照清代理学，其派分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种类型，更出现了“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的新分流。
一、“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
正如学界逐渐认识到的，理学在清代虽较之于宋明理论原创性有所逊色，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治国之道，仍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知识资源。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尊之笃行，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相当特色，出现了一批如陆陇其、汤斌、熊赐履、魏裔介、魏象枢、张伯行、李光地、朱珪、陈廷敬、朱轼、杨名时、孙嘉淦、蔡时远、雷鋐、陈宏谋、王杰、倭仁、李棠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在社会和学界相当有影响的“理学名臣”，他们“或登台辅，或居卿贰，以大儒为名臣。其政术之施于朝廷，达于伦物者”，对社会影响巨大。另一方面，不同学者对理学的尊崇方式发生分流。传统理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形而下践履，经世致用以改造世界而非理论阐发以说明世界成为他们努力的重心。马积高认为“清代的理学乃是一种向实用转化的理学”。“供士人用来作科举考试猎取利禄之用”、“供清朝政府和士大夫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它的信仰者逐渐丧失对理论的兴趣,而只是把现成的理论拿来应用”[注] 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2期。 。龚书铎认为清代理学“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陆王心学派衰退，程朱理学派“多在于卫护与阐释程、朱之说，于学理无甚创造性的发展”。清政府则“更为突出的是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强调躬行实践”[注] 龚书铎：《清代理学史·绪论》，《清代理学史》(上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面对其他学派的误解或解构，他们一般会更加致力于践履功夫，不作或疏于回应。此时，为应对反理学思潮蔓延，信奉理学、以文以载道为使命的文学家往往挺身而出，为理学摇旗呐喊、辩护，形成与传统“理学家之理学”有所区别的“文学家之理学”。换言之，理学在清代不仅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分，基于清代经学家(“经师”)与文学家(“文士”)之纠葛，又出现“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的新分流，这是清代理学较之于宋明理学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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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经学家与文学家之纠葛对学术的影响，清代学人有所认识，比如桐城派与乾嘉考据学派纷争，他们就归结为“经师”与“文士”之争。其中，以章太炎说的最为透彻。章太炎认为乾嘉江南学界内部，有明显的“经师”与“文士”分流，考据学派为“经师(经儒)”，桐城派及随后的阳湖派为“文士”，两派分途，势所必然。“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具体言之，自晚明以来，身处苏、常、松江、太仓的江南士人重文士之风，“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惠栋起，虽提倡考据学但由于尚存文士之风，“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于是“经师(经儒)”与“文士”之争兴起，“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期间方苞、姚范、刘大櫆等原籍桐城“治文辞者”，效法曾巩、归有光，为理学辩护，打出“桐城义法”旗帜，其后双方纷争迭起，“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识益分”。继桐城派之声势，阳湖派兴起。“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注] 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3-48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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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为实践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经学与文学两大部类的知识群体，一如经学与文学纠葛不断，“经师”与“文士”关系具有多样性。其一，不光考据学家是经师，大批传统理学家也是经师，只不过他们解经方法有别而已。要不在《清史稿》中，他们怎么会同归《儒林传》？与江南“经师”与“文士”相争不同，在北方，以理学家为主体的“经师”处于压倒性地位，“文士”对理学表现出强烈的依归情结，典型体现就是清初河朔诗派领军申涵光对夏峰北学领军孙奇逢北面而称弟子。其二，“经师”与“文士”之关系不光有分流冲突，更有合作促进。清代经师与文士之纠葛，不但可以导致考据学派与桐城派的汉宋学之争，也可导致在清代理学领域“文学家之理学”与“理学家之理学”相互合作促进。章太炎囿于“江南中心论”之视野，把两者关系简单化、地域化，把这种差别只局限于江南学界内部，只注重冲突性，20世纪学术界顺此思路，不但把两者关系更多描述为汉宋学之争，而且把“文学家之理学”与“理学家之理学”分别安排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两个学科内讲述，导致完整意义上的清代理学彻底割裂。
在清代理学体系中，“理学家之理学”主体是传统理学家，即信奉理学的经学家，“文学家之理学”主体是以桐城派为代表、以文以载道为使命的文学家，即信奉理学的文学家。他们之间虽有联系，但也存在巨大差别。一是在尊崇理学方式上，前者以“经学”眼光视之，把理学更多看作治国和个人道德践履之指南，重践履、经世致用、下学而上达、功夫论；后者以“文学”眼光视之，把理学更多看作为文的指导思想，重为文之法，讲文以载道；二是在学术风格上，前者兼容并包，气魄独大，后者执着于对程朱理学的宣传与捍卫。这种区别在“理学家之理学”重要领军、夏峰北学开山孙奇逢与“文学家之理学”重要领军、桐城派开山方苞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清代理学中有“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分流，所以虽同尊理学，但二者关系——特别是后者对前者的态度相当值得玩味。比如方苞深受孙奇逢影响，不但为其年谱定稿，称颂孙奇逢于明末，“知天下将亡”、“知命而不惑矣”[注] 方苞：《方苞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89页。 ，为“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注] 方苞：《方苞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1页。 ，而且为纪念孙奇逢所作的《孙征君传》是其“义法说”典范之作之一[注] 方苞：《方苞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3-215页。 ，在这篇传记中，方苞坚持尚简和常事不书原则,所书事必具首尾、旁见侧出的古文义法，简略记载了孙奇逢在明天启年间舍家鬻产,使左光斗等尸骨归还,及明亡,拒不仕清,屡征不起,学宗陆王,兼通程朱等数事,而舍弃了论其讲学宗旨及师友渊源、平生义侠之迹、门墙广大、海内向仰者多等诸项内容，方苞以为“此三事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对于方苞意见，钱钟书认为“文过饰说，似是而非”。孙奇逢作为明清之际学术大师，“讲学宗旨”、“平生义侠”、“门墙广大”是其辉煌人生的见证，“讲学之于孙夏峰，正如‘功力’之于留侯(即西汉初年重臣张良)，传志中安能率尔默尔乎”？周振甫、冀勤进一步阐发钱钟书的观点，批评方苞，“他写孙奇逢传不讲孙的讲学宗旨，孙是学者，他的成就在讲学宗旨，不讲他的讲学宗旨，就是淹没他的成就”[注] 周振甫、冀勤编：《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63-264页 。
与孙奇逢重践履、“学为圣人”、下学上达、功夫论不同，由于桐城派理论和实践是为纠正晚明清初散文发展中提倡“性灵”等思想解放倾向产生，从方苞到姚鼐,都重为文之法，致力文以载道，企图把文(以唐宋八家之文为规范)、道(以程朱之道为宗主)的结合具体化,即“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方苞的义法说,构成了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
方苞的义法说，既指形式,又指内容。关于义法之源流,方苞认为“义法”源于《春秋》,发明于《史记》,是一种为后世深于文者所熟谙、源于经、见于史、经纬于文、源远流长的述作传统。作为桐城文派开山,方苞最大的成功,是将得之于研读《春秋》、《史记》的个人心得与万斯同言传的“事信言文”原则和褒贬裁别笔法，移植于古文写作,并融会唐宋以来古文运动的有关成果，赋予义法说广阔内涵,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起点和基石[注] 关爱和：《义法说: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 。通过方苞别出心裁地界定,义法说不仅增加了源于经典的神圣光彩，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将原来主要用于记叙之作的事信言文、褒贬裁别等述作原则和笔法在文学创作中赋予更普适性的意义，获得学界持续关注。
方苞的义法说不仅对清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向科举渗透。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编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为《古文约选》,乾隆初年诏颁为入选成均的八旗子弟学文范本。乾隆元年(1736年),方苞又奉命编《四书文选》，选明清诸大家四书制义数百篇,以为天下举业准的。他在《古文约选序例》、《进四书文选表》中辨析古文源流,指示为学途径,倡导清正古雅风范,标榜删繁就简宗旨,阐发“义法”说理论。概言之，方苞的义法说将意识形态诉求和文章写作的普适性要求结合起来，既有现实需要，更有深厚历史积淀，为此后清代文学发展指引出一条新路。
第二，孙奇逢坚持兼容并包。在明清之际，孙奇逢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与“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理礼合一”的外王思想相结合，拉出孔子这个儒学的最大权威作为为学的平台，使儒生们的视野一下子从宋明扩及到先秦时代，从狭窄的理学视野走向广阔的整体儒学视野，进行新的开拓。他说：“天不能以聪明全畀一人，尧舜亦未尝尽尧舜之量，孔子亦未尝尽孔子之量。孔子集大成矣，聪明不尽泄于孔子也。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聪明岂遂泄于朱子乎？”[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18页。 也正是在孙奇逢指引下，其弟子后学在宗师遗产与现实互动中辗转腾挪。汤斌、张伯行、倭仁、李棠阶成为清代“理学名臣”；费密通过对孙奇逢道统论的细化，建构其“中实之道”而走向“王道政治”和考据学，为清代考据学派“导夫先路”；薛凤祚以孙奇逢重构天人关系及“主于实用”思想为指导，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兼采中西知识资源，走向西学而成为清代“畴人之功首”，更分化出以王余佑、王五修、申涵光等夏峰弟子为中坚的河北夏峰北学和颜李学派，以“中州十先生”[注] 指以孙奇逢为首、以其河南弟子后学为中坚的中州夏峰北学领军人物，除孙奇逢外，其他为：汤斌、耿介、张沐、窦克勤、冉觐祖、张伯行、李来章、倭仁、李棠阶。 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主导清代北学。
方苞执着于对程朱理学的捍卫，其理学实践更多以“卫道”出现。尝言“宋五子之前,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五子之后,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所得；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植蓬蒿,学之蠹也”[注] 转引徐世昌：《清儒学案》卷51，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94页。 。故他治经,虽间抒心得,大旨却坚守程朱家言,于言性理尤极审慎,不敢稍加逾越，一旦有“他者”与程朱理学稍有差异，他往往批评不断，甚至诋毁。比如方苞对批评程朱理学的黄宗羲、颜元肆意诋毁：“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盖缘治俗学者,懵然不见古人之樊,稍能诵经书承学治古文,则皆有翘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他诅咒“如二君者,幸而身枯槁以死,使其学果用,则为害于斯世斯民,岂浅小哉”[注] 方苞：《方苞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颜元再传弟子李塨晚年儿子病死,作为挚友和李塨儿子老师，方苞却致书李塨，说他步其师颜元后尘无后在于反对程朱。“孔孟之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所不皊决矣。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注] 方苞：《方苞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此后,姚鼐更是扩大范围，攻击毛奇龄、李塨、程廷祚和戴震由于反对程朱理学而断子绝孙。“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注]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
第一，孙奇逢坚持道德践履，“学为圣人”，“读有字书，要识无字理”，进而“理”“礼”合一，以整合日常人伦为本。孙奇逢学术以“学为圣人”为归宿，精髓在于践履人伦纲常。“或问：‘学何为也哉?’曰：‘学为圣人而已。’曰：‘圣人可学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释氏只弃人伦，便有老大罪过”[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02页。 。“孩提爱亲，稍长敬兄，是学问的根本。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是学问的功夫”[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46页。 。所以，儒生们要作道德楷模，“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到，死生患难考不倒，人之事毕矣”[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17页。 。“便要以天下为己任，区区辞章记诵，腐儒而不适于用者也。孔子志在东周，孟子志在天下，此是孔孟之学术”[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72页。 。最终，理学发展与社会秩序名教维护相与为一，“内圣之学，舍三纲五常无学术，外王之道，舍三纲五常无道术”[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4页。 。“学术之兴废，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取，人杰地灵，相需甚殷，亦后学之大幸也”[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在实践中，孙奇逢孝顺、正直、富于气节。20多岁时，父母相继病逝，孙奇逢按照上古孝道，共守孝六年。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对弹劾其罪恶的诸大臣进行无情打击，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三人首当其冲。当三人被抓时，其他亲朋好友，竞相逃避，孙奇逢却是迎难而上，同鹿正、张果中等联合诸同志积极营救。虽功败垂成，左、魏、周死于非命，但孙奇逢还是保住了他们的亲人。由于孙奇逢、鹿正、张果中等急人所难，品德高尚，“海内高其义，有范阳三烈士之称”[注]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8页。 。在明清交替之际，他领导民众抗击各方攻击，确保一方平安。1636年，皇太极称帝，同时派军突破长城，逼近保定，周围城池相聚沦陷，在孙奇逢领导下，容城民众奋起抵抗，得以保存。其尝言“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而密。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注] 汤斌：《汤斌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清史稿》描述清初儒林状况说：“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钱仪吉称颂孙奇逢“故先生之教沛然大行，达于朝，而上为道揆；施于野，而下为善俗。其在近世讲学诸子，风声所被，教泽所加，未有及先生者也。际贞元绝续之时，明大道于方来，佐圣治于在下”[注] 钱仪吉：《重刻夏峰先生集序》，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0页。 。顾炎武称颂孙奇逢为海内为数不多“人师”，他的一举一动关乎学术气运的升降，地位相当于汉初传《尚书》的伏生和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在中原地区更相当于孔子，一言九鼎[注] 顾炎武：《赠孙征君奇逢》,《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371页。 。清代济南学者霍炳称“中原文献在夏峰，天下楷模亦在夏峰”[注] 《征君孙先生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6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76页。 。道光帝称颂他“学术中正醇笃”、“实足扶持名教”[注]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6，中华书局，1987年，第5241页。 。
其实，笔者以为，方苞为孙奇逢作传，不重点写他作为清代“理学家之理学”大师的一面，不在于“文过饰非”或者对其讲学宗旨不解，究其根本在于清代“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的分流。方苞虽然认同理学，但他本质上文人，是文学大师而非理学大师，理学功力有限。其后学全祖望撰《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虽盛赞方苞沟通经史与文章，但也承认方苞“之文章，万口无异辞，而于经术已不过皮术之”[注] 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5-306页。 。阮元编《皇清经解》，就不收录方苞经学著作；孙奇逢由于晚明讲学之风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潮流，思想兼容并包，侠儒兼收，文武并用，而方苞理学只尊程朱，虽也受到孙奇逢影响，但只能继承孙奇逢思想中肯定程朱派的那部分，孙奇逢开出的更大天地，因为他要独尊程朱，要保持程朱在儒学中垄断地位，他是不敢继承的。正是这种矛盾态度，使得方苞对孙奇逢道德文章赞不绝口，但一旦为孙奇逢作传，也只能采取“虚言其大略”的写作策略。
二、皇权与八旗贵族斗争和满、汉关系互动：理学在清代新分流之原因
随着理学成为清帝国治国主导思想，清朝日渐稳定，皇权对八旗贵族逐步取得压倒性优势。特别是雍正帝七年设立军机处，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所议之政无关乎军国大事，于乾隆五十六年撤销。但伴随着八旗贵族制衰败，八旗内部也不断汉化，“汉文化对旗人(主要是满人)的熏陶是全方位的，既表现为政治理念和伦理道德，也表现为生活习俗与信仰”[注]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97页。 。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满人己经不会骑马，不会狩猎，满语也大幅退步。为首崇满洲，保护“国语骑射”传统，从雍乾两朝开始，清政府在不断整理旗务的同时，在思想方面，虽仍以理学为指导思想，却力图更全面改造理学，加大敲打理学官僚力度，以延迟满人汉化。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除是由满人建立外，也是一个统治多族裔、版图辽阔的大一统帝国，特别是把新疆、西藏和内外蒙古都纳入统治之下。清帝国较之于明帝国有两大显著差异：一是帝国疆域更为辽阔，统治族群更为复杂。不但一统关内外，通过康雍乾时代对西部用兵，帝国迅速扩大，实现了大一统的清王朝,疆域已不仅限于中原,还有西部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较之于中原呈现出迥然有异的景观；二是统治族群非汉人而是以八旗为架构的满人，较之于主体民族，人口稀少，文化落后。这一切最终结果就是清帝国在皇权主义制度设计上较之于明帝国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需要而且必须呈现多层次、有差序的运作方式。即在总目标上，不断集权，推进皇权专制制度进一步深入，在具体手段上，则需在皇权体制内采取更加灵活多样化的制度建构，平衡各方利益。这一切反映在清代满汉关系上，就是基于满汉实力之变迁，“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不断博弈。在满汉互动中，满人以军事征服迫使“汉人满化”及“首崇满洲”，汉人则通过政治制度设计、经济、文化等优势削弱“汉人满化”，不断推进“满人汉化”。理学在清代新分流就是汉人利用文化思想优势巩固皇权、对抗八旗贵族制以逆转“汉人满化”、不断推进“满人汉化”在学术思想上的体现。具体来说，在清代帝制与八旗贵族制的冲突中，理学家以皇帝为中心，致力于加强皇权，削弱八旗贵族势力，理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之后，向八旗内部渗透，以相关制度文化汉化满人。在清政府保护“国语骑射”满人传统，敲打理学体系及理学官僚导致“理学家之理学”推进困难情况下，“文学家之理学”兴起，反击各方批评，迎战汉宋学之争，保持理学汉化满人趋势不辍。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女性免疫性不孕患者的阴道分泌物炎性因子及血清微量元素指标表达异常，与慢性生殖道炎症及微量元素有密切关系，上述检测指标可作为疾病诊治的重要参考依据。
除与理学批评派针锋相对迎战汉宋学之争外，“文学家之理学”还以文学之笔宣传理学，对清代“理学家之理学”进行直接表彰。方苞对汤斌的宣扬、推崇值得关注。
1615年，努尔哈赤建立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并把八旗作为家族私产，陆续分给亲近子侄。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金国”，自称“天命金国汗”，建立议政大臣会议作为中枢机构，成员先是由若干贵族大臣组成，后由领有各旗的子侄参与国政。1621年2月，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1622年，提出由八旗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主张。“努尔哈赤主政期间，金国实行的是以汗为首的执政贝勒议政制”[注] 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即“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贵族政治。
与此同时，清代考据学派以江南为大本营不断推进，为争夺话语权，扩大声势，考据学者一直以理学为假想敌，攻击不断。惠栋对理学大加排斥，把宋代理学产生比之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注] 李集辑、李富孙等续辑：《鹤征录》卷3,《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96页。 。戴震认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把理学家与酷吏并列，痛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注] 戴震：《戴震集》《文集》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学风空虚，批评宋明理学“敷衍傅会”[注] 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71、375页。 。赵翼批评宋明理学家“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注]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23-724页。 。凌廷堪批评宋明理学家相互争论，只会“率蹈虚言理而不实事求”，不断党争，“有不可解之势，而国遂以亡”，要为两宋亡国负责[注]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24，中华书局，1998年，第219页。 。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把清代学术截然为二，褒汉贬宋，挑起汉宋学之争。
固始鸡养殖组分别为无抗舍养120 d和180 d（A1和A2组），有抗舍养120 d和180 d（B1组和B2组），无抗放养120 d和180 d（C1组和C2组）和有抗放养120 d和180 d（D1组和D2组），养殖地点在四川云顶山世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有抗组饲料为养殖场常规饲料(玉米粉、小麦粉、秸秆等)添加特定抗生素(氟苯尼考、阿莫西林和强力霉素)饲料，无抗组不添加任何抗生素，采用养殖场常规方法管理。
学术起伏乃正常现象。就理学而言，有高峰与低谷之分，与皇权关系基于相互利益的分合，既有树之为治国指导思想加以利用的一面，也有提防不断敲打的一面。清中叶，由于理学在宋明及清初600多年发展中本身问题不断累积及清廷保存满人“国语骑射”传统等诉求，清廷对理学敲打不断加剧，“理学家之理学”推进环境不断恶化，理论创新日渐难以展开，只能更多在形而下践履、经世致用的轨道内推进。康雍两朝宠臣张廷玉说：“自我圣祖仁皇帝笃信朱子之学，亲纂《语类》《文集》，以为学者准的，跻庙祀之位，次于十哲，然后缙绅之士，非朱子之学不敢言。然数十年来，海内所信为能守朱子之学者，不过数人。”[注] 张廷玉:《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墓志铭》，钱仪吉编《碑传集》卷17，中华书局，2008年，第502页。
皇太极建立的皇权体制，由于草创，在其去世后，皇权与八旗贵族制又陷入胶着，入关后的清朝又“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注] 徐凯：《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皇太极过世后，各派势力经过妥协，达成幼主福临称帝、叔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摄政体制，后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亲政，削其爵，撤庙享。顺治帝谢世，八旗权贵卷土重来，指责顺治帝“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斯有更张”，建立辅政体制，后鳌拜专权，辅政失控，1669年5月，康熙帝擒拿鳌拜，辅政体制结束。
伴随着清初皇权与八旗贵族权力的消长，清廷在治国之道上不断摇摆，反映在满汉关系上，八旗贵族恪守旧制，以武力为后盾，对汉人实行残酷民族压迫。“清太祖采取种种措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致天命末年女真与汉人的矛盾异常尖锐”[注] 赵志强：《清太祖时期女真与汉人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皇太极即位后，注重缓和满汉关系，但入关后，多尔衮实施剃发、圈地、投充与“逃人法”，激起汉人不断反抗。在镇压中，清军滥杀无辜。四大臣辅政时，恢复顺治朝已经废除的“明季三饷”，复征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通过撤消内阁制，减少进士录取额、降低御史地位，裁撤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措施，排挤在朝汉官，利用“通海案”“奏销案”“明史案”等重大案件，对汉族士民实行高压统治。
对于入关后清初皇权与八旗贵族制之冲突，在清政府逐步以武力统一全国后，理学家一马当先，成为清朝入关后巩固皇权、汉化满人进而缓解清初高位运行的民族压迫的急先锋。孙奇逢、黄宗羲、李颙、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集团批判君主专制，缓解民族压迫，建构出一系列重建方案。熊赐履、魏裔介、魏象枢、汤斌、陆世仪、李光地、张玉书、陈廷敬、张伯行、于成龙等理学官僚助力皇权压倒八旗贵族权力，他们力图通过加强皇权反对八旗贵族架空皇权的辅政体制，积极宣扬儒家学说，加强以理学观念对满人——特别是皇帝、皇子的教育，刷新制度，改革逃人法等弊政，提倡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褒扬忠节，推动清政府对晚明殉节诸臣的表彰以移风易俗等措施，致力于现实问题解决以重建社会。对此，学界已有众多研究，兹不赘述[注] 参看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18页；高翔：《讲“理”:易代之际抉择传统——文化冲突与清初社会重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3年第2期；王坚：《明清学术转换的桥梁与清初学术主流:论清初新理学》，《文史哲》，2017年第6期。 。
可怜的法比此刻像个全没主意的孩子，英格曼神甫站起来，袍子胸口上长长刀伤使袍子里子露出来，那是深红色的里子，创面一样。可怜的他自己，竟也是个全无主意的孩子。
理学在清代新分流之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桐城派等文学家理论水平提高等学术原因，更根植于清代满汉杂糅政治格局。概言之，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是清代满汉杂糅政治格局调控下皇权与八旗贵族斗争和满、汉关系互动反应于学术格局之结果，是汉人利用文化思想优势逆转“汉人满化”、推进“满人汉化”在学术上的体现。
为打击汉人士大夫在理学上的垄断地位，争取学术主动权，从康熙帝开始，清帝祭出“伪道学”旗帜，提出以“公私”二字以辨理学真伪，即以所谓“人品”定学术高下，敲打理学派。康熙朝，不但一般儒生，就连孙奇逢、顾炎武、傅山等学术大师也受到文字狱迫害，熊赐履、魏象枢、汤斌、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名臣”更是颇受微词[注] 王鍾翰：《康熙与理学》，《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雍正朝，以强硬手段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因对改革有异议，雍正帝把李绂革职交刑部审讯，两次决囚；把杨名时树为反改革典型，指责“恃其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为“同流混俗之乡愿”[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兴《大义觉秘录》事件，矛头对准以吕留良为代表的清初理学。乾隆帝更是歧视汉人官员，乾隆四年三月，乾隆帝宣称“朕看来满尚书，虽不能如皋夔稷契，实在尚好，汉尚书朕即不能全信”[注] 《清高宗实录》卷88，《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71一372页。 。乾隆朝中后期，完全倚重满人，主政军机处的傅恒、阿桂、和珅皆是满人，和珅更是权倾朝野二十余年。
清政府还通过意识形态改造理学侧重点，管控理学话语权。为应对清初理学界讲学讨论之风，康熙帝提出“理学真伪论”，以“行”来定理学真伪，压制理学内部的不同意见。雍正帝主张“三教一体”、“神道设教”、“于教并重”，以“诚”代“理”，极端突出其服务皇权统治的功能[注] 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上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2-73页。 。乾隆帝对理学态度，大致以乾隆二十年前后为界，由虽坚持理学独尊地位，但基于“道治合一”思路，倡导理学与考据并举，转向不断质疑程朱言论，以“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导向尊经穷古的狭路之中”，把理学完全控制在皇权许可范围[注]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0-209页。 。
利用GRNN网络进行预测的步骤主要分成三步，首先把训练样本分为两部分，用一份部分训练网络，并用训练出的网络预测另一部，计算预测误差，调整各种参数寻找合适的扩展常数pread，以确定最优的阀值b1。第二步是利用第一步得到的最佳参数和网络结构，对全部训练样本进行学习，得到预测模型。第三次是使用该预测模型对测试样本进行预测[2]。
卓别林在生活中待人非常友好，不过一开工，就有数不清的怪习惯。如果卓别林的片场助理辞职前需要和新助理交接工作，场面一定是这样的：
皇太极即位之初，“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于正黄旗一贝勒也”[注] 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排印本，1980年，第31页。 。皇太极调整共议国政体制，从四大贝勒，到“三尊佛”，再至一统独尊，1632年，他才面南独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汗。同时，扩大议政会议人选，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直政事旧制，改以诸贝勒代之，在八旗各设总理旗务大臣与诸王共议国政；颁行《离主条例》，裁抑八旗旗主特权及对所属旗民的控制力；借故囚禁阿敏，处罚莽古尔泰，使代善对皇太极唯命是从，重新洗牌八旗势力，皇太极执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在八旗旗主中形成举足轻重的实力地位；推进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选拔官吏；建立汉八旗；令满汉官员子弟8至15岁皆就学读书。1636年接受帝制，“依仿明制”，国号由“金”改为“清”，建六部、内三院、都察院等机构。
在很长时间，清学史研究中有一种把汉宋学之争诠释为清代理学与考据学派对垒的倾向。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汉宋学之争的双方是考据学派与“文学家之理学”派之争，“理学家之理学”派并没有过多参与。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理学家之理学”虽在清中叶进入低谷，却在整个社会层面仍是主导话语体系、治国指导思想，考据学派对之批评仅限于学术层次，且有“文学家之理学”与之对垒，在整个社会层面对其冲击有限，因之他们依然更多致力于躬行践履、经世致用。换言之，汉宋学之争是“文学家之理学”与考据学派之间的冲突，与“理学家之理学”没有多少关系。
在清初，根植于满汉历史传统，清政府先后建构出两种统治模式：努尔哈赤建立、基于女真渔猎传统、八旗贵族共议国政的贵族制；皇太极“依仿明制”，建立的皇权制度。前者主张贵族制，后者主张帝制，两者冲突构成清初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面对“理学家之理学”困难及考据学派不断攻击，到乾隆朝，“理学无用论”应运而生。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山东按察使沈廷芳疏请汤斌从祀孔庙，乾隆帝下旨“增祀之事，议论纷如聚讼，亦无实济政要，故不为也”[注] 《清高宗实录》卷629，《清实录》(第17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 。嘉庆六年，朝鲜使臣柳得恭请纪昀帮忙在京购买《朱子语类》及薛瑄《读书录》等理学书，纪昀称“迩来风纪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遂为坊间所无”[注] 〔朝鲜〕柳得恭:《燕台再游录》，辽海书社，1985年，第334页。 。昭梿在北京书肆求购理学书也碰到“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注] 昭梿:《啸亭杂录》卷10，中华书局，1980年，第317—318页。 ！由此，“文学家之理学”迅速推进，他们为处于低谷中的“理学家之理学”摇旗呐喊，反击理学反对派之批评。“文学家之理学”产生伊始，就致力于对理学批评派的反击，方苞、姚鼐如此，后学更是发扬光大，并且目标越来越集中于考据学派。针对考据学者批评理学无用，姚莹反唇相讥，认为乾嘉之后风俗日坏及鸦片战争失败与考据学者“以考博为事”，“毁讪宋儒”不无干系[注] 姚莹：《复黄又园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外集》卷1，同治六年(1867)安福县署刻本，第625页。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从学理上对考据之弊大加挞伐，认为考据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刷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注] 方东树：《辨道论》，《仪卫轩文集》卷1，同治七年(1868)刻本，第7页。 。考据学者放逐现实，只会书本上讨生活。针对考据学家标榜的“实事求是”，他反其道而用之，认为其本意就是理学中的“即物穷理”。“圣门论学，固知行并进，然知毕竟在先。使非先知之，何以能行之不失也。理即事，而在所谓是者何耶？非理之所在耶？若不穷理，亦安知所求之是之所在……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注] 方东树：《汉学商兑》，钱钟书主编：《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297页。 ？方东树的论断，不但从学理上颠覆了汉学家“实学”口号，而且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个命题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实事求是从治学精神向哲学转化迈出关键一步。
应用劈裂式帷幕灌浆技术的主要原理是通过对堤身的加固，实现堤身防渗漏的目的。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的堤坝曲直程度，使用轻便灵活的钻具，通过梅花布孔的方式，在堤坝的合理间距处布孔，将泥浆由下而上灌入孔内，通过灌浆加固的方法有效地改善堤坝的渗水问题。但是使用灌浆加固的方法，在堤坝的基层形成稳固的防渗水的体系，虽然能起到非常显著的方渗水效果，不过对堤坝的施工类型以及原料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它最常用于浆砌石重力坝中，通过在坝面的上游进行集中式的灌浆，可以使浆液进入到岩层的缝隙，让堤坝的结构更加稳固，从整体上提升堤坝的防渗水性。
作为从祀孔庙的清代三大“理学名臣”(陆陇其、汤斌、张伯行)之一，汤斌颇为异类。其一，汤斌受学于孙奇逢，孙奇逢出身阳明学，平分朱陆，会通各家，受其师影响，汤斌学术亦走兼容并包路线，尊崇程朱理学、力辟阳明心学的陆陇其、张烈都以汤斌为主要对手，汤斌据理力争，不改初衷；其二，政治斗争中失势而死，长期蒙冤。汤斌刚正不阿，得罪权臣明珠、余国柱，他们构陷汤斌，致使君臣关系恶化，病逝于工部尚书任上。汤斌死后，康熙帝却不释怀，认为汤斌辜负圣恩，为“伪道学”、“言行皆背”[注]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63，《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78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4、1901-1902页。 。汤斌死时，颇为冷落，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墓志铭由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直到雍正十年，在去世45年后，才初步平反，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道光三年，入祀孔庙。
对于汤斌事迹，方苞极尽推崇，“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注] 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81页。 。虽尊奉程朱理学，对阳明学颇有微词，但对孙奇逢汤斌师徒及与之相关的明清之际北方阳明学者，方苞却把他们与当时学界视为应为明朝灭亡负责的“心学末流”区别对待，持了解之同情。方苞认为王阳明“致良知”本来是为拯救明朝天顺之后宦官专权世风日下“忠良斥，廷杖开。士大夫之务进取者，渐失羞恶是非之本心，而轻自陷于不仁不义”的社会风气而发，在阳明学众多流派中，只有孙奇逢、汤斌等把这种学风发扬广大，“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方苞为孙奇逢、汤斌订正年谱，作文十余篇，表彰他们是“真儒”、“死而不朽”[注] 方苞：《方苞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 。
汤斌道德高尚，为世人称颂，但长期蒙冤，个中原委，“虽门生弟子或不能详也”[注] 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81页. 。方苞多方打听，作《汤司空逸事》《汤潜庵先生逸事》等，还原汤斌蒙冤失势真相，为之洗刷。按其叙述，康熙帝擒鳌拜亲政后，明珠、索额图专权，“显与为敌者，惟潜庵汤公、环极魏公”[注] 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3页。 。汤斌巡抚江宁时，“执政明珠有家隶言事多效，公卿震慑，所至大府常郊迎”，经过江苏时，“自监司以下，朝夕候其门”，汤斌只派人招待，得罪明珠家人，“归诉之，谋致难于公”。余国柱向汤斌勒索被拒。之后，明珠、余国柱不断向康熙帝搬弄是非，诬陷汤斌。汤斌回京时，余国柱向康熙帝打小报告，说汤斌“市恩”于民。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天不下雨，康熙帝下旨征集意见，灵台郎董汉臣呈上奏，“指斥时事及执政大臣”，康熙帝下内阁九卿廷议，汤斌认为董汉臣是奉旨言事，虽言语过当，但罪不至死，明珠、余国柱却向康熙帝诬陷汤斌批评康熙帝“朝无善政，君多失德”。“自是上滋不悦公”。余国柱趁机散播康熙帝要将汤斌转为旗人，“为旗人表率”之谣言。面对栽赃陷害，汤斌一病不起。对于汤斌被排挤遭遇，之前虽有李光地为之打抱不平，但点到即止[注] 李光地认为汤斌是本朝第一流人物，“喜欢至不能寐”的“好人”，“实实有要天下好的意思”，但运气不好，“为小人所弄”。李光地：《榕村全书》(第7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0-191、203页。 ，方苞首次揭露内情，公布于众，把责任全部推给明珠等权臣，为汤斌平反助一臂之力。
在乾隆初年汤斌彻底平反后，方苞不失时机奏请启动汤斌从祀孔庙事宜。方苞认为，汤斌与雍正年间从祀孔庙的陆陇其相匹敌，“而立朝大节，则尤表彰”。针对汤斌兼容并包程朱陆王学术宗旨，方苞认为并不能构成拒绝之理由，因为陆九渊、王阳明早已从祀孔庙。“或谓其讲学之书，虽宗朱子，而亦兼取陆、王。殊不思陆、王之身，已从祀孔庙，而乃议斌，义无所处”[注] 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73页。 。虽建议没有被采纳，但从方苞首倡后，后学前赴后继，最终到道光年间孙奇逢、汤斌师徒全部从祀孔庙，师徒从祀孔庙，清朝仅此一例。
三、理学在清代新分流之影响
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是清学史上大事件，他对考据学派与桐城派的兴起、汉宋学之争等清代学术格局及清代皇权巩固、满人汉化等清代政治格局都产生重大影响，就清代理学本身发展来说，则使其更加兼容、均衡内圣外王两个方面。“理学家之理学”更加注重形而下践履、经世致用，巩固皇权，推进满人汉化，堪为实践家；“文学家之理学”文以载道，作为清代理学“宣传员”，用文学之笔阐释理学经义，反击各方批评，迎战汉宋学之争。两派联合，扬长避短，形而上与形而下兼顾，开拓出清代理学新局面。
对于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之遗产，晚清以来新旧学人进行了正反两面不同处理。对于旧派学人，嘉道之际，随着社会矛盾逐步爆发，清廷文化学术政策再次转向，从道光朝汤斌、孙奇逢从祀孔庙始，在经历清中叶低谷后，理学再次掀起复兴运动，在正面承接理学在清代新分流遗产基础上，曾国藩在坚守“理学家之理学”躬行实践基础上，把姚鼐与朱熹等理学家同尊为“圣哲”，继承桐城派风格,创立“湘乡派”。满人汉化更是势如破竹，清廷在鸦片战争前后，完全以中华正统自居，贬斥西方侵略者为“夷狄”，编《筹办夷务始末》；倭仁以八旗蒙古人之身，竟成为晚清理学一代大师，为理学史上仅有。对于近代新派学人，基于反传统之诉求反向操作，邹容认为杨名时、李绂、汤斌等为清朝“驯静奴隶”[注]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7-50页。 。章太炎认为汤斌、李光地等为“伪道学”、“媚清”、“厚颜”、“豢养忘旧惟所任使”、“以智谋绝中国”、“思不义以覆宗国”[注] 章太炎：《许二魏汤李别录》，《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0-475页。 。梁启超指责他们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注]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1页。 。倭仁也因秉持理学立场与奕讠斤辩论治国之道被塑造为晚清保守派的原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将清代“文学家之理学”的主体桐城派树为旧文学的代表、文学革命的靶子，斥之为“桐城谬种”、“选文妖孽”。
《秀才胡同》修辞格的大量使用必然使歌词的文学意味更加浓厚，也更加值得玩味，但节制使用修辞格的《东风破》从大众接受度上看无疑是更为成功的，少量使用修辞格是歌词灵动而不跳脱，直白而不至于笨拙。“修辞格”这种饰品装饰之下，琳琅且端庄者如《秀才胡同》，天然少雕饰者如《东风破》，各有风味。
The Neo -Confucianism of Neo -Confucianists and the Neo -Confucianism of Litterateurs :A Discussion of 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e New Division of the Neo -Confucianism in Qing Dynasty
Wang Jia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Neo-Confucianism was divided into “the Neo-Confucianism of Neo-Confucianists” and “the Neo-Confucianism of litterateurs” in Qing Dynasty have been a mainstream thought in academia. The new division of the Neo-Confucianism resulted from the reaction of academic pattern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imperial power and Eight Banners aristocra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 and H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Neo-Confucianism of Neo-Confucianists emphasized the practice, pragmatism, the learning of human sentiment, logic and natural rules, the Kung Fu theory and compatible study style. The Neo-Confucianism of litterateurs claimed that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and concentrated on the propaganda of the Cheng and Zhu Neo-Confucianism. This debate mainly took place between textual School and the School of the Neo-Confucianism while the School of the Neo-Confucianism of Neo-Confucianists was not deeply involved.
Key words :The Neo-Confucianism in Qing Dynasty; The Neo-Confucianism of Neo-Confucianists;The Neo-Confucianism of litterateurs;Imperial Power and Eight Banners aristocrac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Han
作者简介: 王坚(1980-)，男，河南长葛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清朝及民国学术史、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ZS077)
中图分类号： 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9)04-0113-09
收稿日期： 2017-01-11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4.017
[责任编校 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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