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一级的基础地位与作用亟待强化——安徽百村调查综合分析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徽论文,分析报告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村级现状
20年前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改革，确立了农村家庭经营的历史地位，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也使村一级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凸现出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各类村级组织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一直并将继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离开了他们不辞劳苦的工作，党和政府的决策和方针、政策就难以顺利贯彻执行，就很难想象农村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同样也就很难想象会有明天新的辉煌。从调查情况来看，对村的现状还是应该说两句话：其一，对村一级为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绝不可低估；其二，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同样也绝不可低估。
（一）村级组织状况：以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为主体的村级组织建设有所加强，共产党员仍是村干部的主要成员，但面临着干部队伍老化、工作手段弱化、凝聚力下降等问题，许多地方的村级工作明显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基本素质与农村改革初期相比有所提高。主要特点：(1)共产党员仍是村干部的主要成员。150个村的“两委”中党员占80%左右。(2)年龄结构有所降低。50岁以下的村干部占75.6%，其中40-50岁占36.3%。(3)智能结构有所提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83%，其中高中文化占26.3%，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6%。(4)性别结构有所改善。平均每村有女村干部1.05人，男女村干部比例为5.5∶1。不少村的“两委”能够较好地互相配合，发挥职能作用，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如安庆市在抓好后进村党支部班子整顿的同时，紧紧抓住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换届的契机，全面加强了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通过公开选拔、教育培训等方式，将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优秀人才逐步充实进了村级领导岗位，优化了班子结构，增强了整体功能。
但从总体上看，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很不适应：(1)工作能力弱化。许多村干部仍沿袭传统的工作思路和活动方式，表现出相当的思想上的保守性、工作上的应付性和被动性、事业上的无进取性，缺乏改革创新精神和抓经济的办法，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生机和活力明显不足。(2)党员队伍老化。150个村共有党员5727人，占总人口的2%，其中50岁以上的有2548人，占44.5%。女党员比例过低，150个村女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10.4%，妨碍了党组织作用的全面发挥。(3)理想信念淡化。党的组织生活不规范，组织生活缺乏有效的形式和内容，难显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年轻人入党有的是想当村干部，有的是外出打工需要，动机上多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考虑理想、信念的寥寥无几。年老的党员往往用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新事物，有的甚至对改革开放心存疑虑。相当多数的普通党员持既不当先进也不甘落后的心态，基本上发挥不了模范带头作用。(4)工作作风恶化。吃喝招待就是突出表现之一。从一些村财务的原始单据看，村里的吃喝，多数金额不高，但名目繁多，几乎什么理由都可以吃，办什么事都要吃。有些村没有钱，就赊账吃，“吃完村提留，喝干承包费，卖了路边树，又卖‘大队部’，东西全卖完，工作没开展”，吃空了集体积累，吃坏了干部形象。(5)凝聚力减弱。村干部优良传统作风丢了，又陷入“掏腰包”的怪圈，一年8个月以上忙于向农民掏腰包，对发展村级经济、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为农民谋福利等方面没有精力过问。其结果必然是农民对村干部没有好感，纳税意识差，工作不配合。有的地方出现干部逼死村民，也有的地方村干部被逼无奈手拿农药“誓死收费”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威信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已经明显减弱。
（二）村级经济状况：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稳定增长，波动较小，农村基本摆脱了贫困，但是近年来集体经济比重进一步下降，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民收入增幅趋缓，村级经济普遍严重负债 近年来，尽管粮、棉、油价格下降，但广大农民仍然冒着市场风险，辛勤耕作，在种植业稳粮扩经上下功夫，努力调整和优化种植业结构，推广实用技术，创造增产增效增收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是逐步提高的，农村基本摆脱了贫困，不少农户正在向小康迈进。1999年150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87元。其中，1500元以上的基本解决温饱的村有139个，占92.7%；3000元以上比较富余的村有6个，占4%；生活仍有困难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村只有11个，占7.3%。农民住房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草房变成了瓦房，一些地方瓦房变成了楼房，“穿不愁，吃不愁，住的还是小洋楼”。人均住房30m[2]以上的村18个，占12%；20m[2]以上的村81个，占54%；20m[2]以下的村69个，占46%；不到10m[2]的村仅两个，占1.3%。电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电视机（主要是黑白电视机）、电风扇等基本普及，冰箱、洗衣机、大彩电、摩托车、电话也进入农户。人均拥有电器0.5台以上的村有127个，占84.7%，其中人均拥有电器1台以上的村23个，占15.4%。
令人不安的是，农民收入增幅趋缓和非农就业机会减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1985年以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1985年以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4%。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比由1∶1.8扩大到1∶2.7。1996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的问题更加突出，1999年比1998年仅增长3.8%，比城镇人口收入增长率低5.7个百分点。1996年以来，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压力大，许多城市采取“腾笼换鸟”办法，辞退农民工，限制使用外地民工，并大大增加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职业范围，以至农村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乡者逐年增多，而在当地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也逐年减少，农业仍是大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农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有的地方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区域间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山区的农民生活由过去相对较好转为相对较差，50个山区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90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0%以上。从150个调查村看，人均收入最高的合肥郊区朝阳村人均收入达5400元，人均收入最低的长丰县史院乡庙塘村，人均收入960元，两村相差5.6倍。
与此同时，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水平连年下降，而负债却有增无减。1999年150个村村级集体收入合计为1450.7万元，平均每村9.67万元。其中空白村和1万元以下的村49个，占32.7%；1-5万元的村28个，占18.7%；5-20万元的村有59个，占39.3%；20万元以上的村只有14个，占9.3%。据六安市21个村的调查，只有14个村办了企业，1990年有122家，1999年上升到133家，年增长率仅0.09%。吸纳人员也不多，1999年度才804人，占14个村总人口的0.03%。150个村中有2/3的村负债。负债5万元以下的村33个，占22%；5-10万元的有36个，占24%；10-50万元的有21个，占14%；负债50万元以上的有10个村，占6.6%；负债最高的村达百万元以上。据界首市10村调查，1996年以前，大部分村有积累，现在是村村负债，平均负债10万元以上，而且中、短期借期和逾期债务增多，一年以下债务约占40%，1-3年的和3年以上的各占30%，逾期债务约占70%。
（三）生产要素状况：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科教兴农等方面都有较大进步，但人才、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村有的地方“人财两空”，出现了生产力要素的功能性萎缩问题 在搞得好的地方，农业开始由原来的单一种植、分散经营、传统管理、自我消费的生产模式逐步向区域种植、规模经营、科学化管理、商品化生产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种植大户、订单农业、基地农业等新典型。我们在界首市看到，这里的农、牧、渔业已走上协调发展轨道，粮经作物比例基本上对半开，马铃薯、蔬菜花卉、脱毒红芋、良种繁育、畜禽养殖、食用菌等六大生产区域已初具雏形，并逐步向商品区域化生产发展。
但是，这毕竟还只是少数。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农村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的生产力要素呈现萎缩趋势。一是劳动力素质的萎缩。由于种地不赚钱，大批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或进城经商，在家耕种的多是妇女、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文化素质不高的劳动者，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素质下滑。二是农村消费基金的相对萎缩。实现温饱人口的纯收入中，以农业为主的实物折算价值约占70%左右，劳务收入占20%左右，农民现金收入几乎全靠外出打工。贫困户普遍感到“有粮无钱”，不但无力改善生活，而且难以应付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开支。交不起学费，看不起病的人仍大量存在。培养子女上学已经成为一般农民家庭最重的现金支出负担，大专院校学杂费标准提高后，问题更加突出。我们在临泉县了解到农家子弟有80%要靠负债上大学，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各种扶持至多只能解决其中20%左右。三是农村生产和发展基金的相对萎缩。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管理以后，农村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回报率较高的地区，连国家扶贫贷款也不能幸免，2000年国家扶贫贷款投放率只有30%左右。农民急需资金找公家往往是求贷无门，而民间借贷普遍存在，高利贷现象严重。在村级债务总额中，个人借款的本息占30%左右，其中高于国家利率的借款本息占个人借款本息的60%左右。四是土地及其相关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萎缩。由于大批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良田抛荒现象严重。霍邱县下咀村2000年举家外出的有51户，占全村户数的12.5%，抛荒地174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7.7%。农业资源浪费甚至破坏等现象相当普遍，农业资源基础脆弱。五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及其功能的萎缩。许多地方反映，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喊要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但分散经营的农户无力修，村集体没钱修，上级支持面又有限，还是只能“望天收”。另一方面，由于粮价下跌、水费难收等原因，有的地方有水利设施也不能启用。位于驷马山引江灌区的肥东县2000年虽然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其装备完好的二级、三级提水站却十分反常地没有开机提水。
（四）双层经营状况：在原生产大队基础上组建的行政村多年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所辖人口规模偏小，双层经营统的功能没有确立，社会化服务基本处于有名无实状态 村级规模应由这一组织的特点来决定：一是社区性，有一定区域范围，村民居住相对集中；二是自治性，人口多少以便于落实村民自治为原则；三是经济性，规模过大不便于社区管理，规模过小增加费用支出，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四是服务性，人口多少要与当地水系、区域面积、产业产品特色相适应，以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家庭经营分工分业，发展社会化服务。据此测算，安徽省村级人口规模，在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地区的村，一般应达到3000人以上。但从150个村调查看，平均每村人口1780人，有2/3的村人口规模在1000-2000人之间，3000人以上的村仅占6.6%。绝大多数村的实际规模明显偏小。
改革开放初期，村级集体经济统的功能，有些地方发挥较好，农田排灌、病虫害防治、自用粮油等农副产品加工等等，基本上能够承担。后来，随着村办企业的发展，不少地方统一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还办起了村广播站、文化站、幼儿园、敬老院等公益事业，基本上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但现在集体经济普遍严重负债，村级社会化服务失去了依托，陷入无人办事、无钱办事的困难境地。
（五）村民自治状况：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历史性工程”，但发展不平衡，认识上存在盲区，规范性、制度性较差，有的地方出现了社区管理者缺位现象，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 1978年以来，全省开始了一场新的乡村社会动员运动。这场运动的经济内涵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产生和推广，而政治内涵则是乡村民主选举的实行，村民自治的展开。这都是史无前例的。各地在实践中也涌现出一些村民自治的好典型。但真正开展村民自治时间还不太长，村民自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不少地方对村民自治的认识还不一致。造成了不少地方事实上的社区管理者缺位局面。农村社区管理者缺位的影响既严重又深远，轻者影响当前生产生活，重则影响社会稳定的根基。目前在农村的社会控制能力明显减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向农民问卷调查统计，当前农村“五风”盛行：封建迷信风、赌博风、红白喜事奢侈风、吃喝风、浮夸风。有些乡村干部说，现在农村正不压邪，不少村民思想落后，游手好闲，不讲正气，加大了做好农村各项工作的阻力。严重的地方甚至是家族宗法势力控制村级组织，地痞流氓横行乡里，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连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没有保障，更谈不到改革和发展了。
（六）税费改革状况：试点工作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但改革的效应与改革的初衷既有吻合又有矛盾，有的地方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致矛盾激化，反响强烈 2000年，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进展总体上顺利，势头很好，农村稳定。不仅农民负担减轻，全省农民人均负担比1997年减少25.6%，有效地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向农民收取税费逐步规范，“无底洞”的三乱基本刹住，许多地方基本上做到了农民满意，基层干部满意，学生和家长满意（取消教育集资），财税部门满意，大得人心。不少地方实现了农民负担和乡村干部工作任务“双减负”。如巢湖市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始终把减轻农民负担放在首位，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共减轻农民负担2.9亿元，减负幅度达47.3%。同时创新和规范税收征管方式，增强了农民的纳税意识，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税费征管的透明度，许多地方出现了农民排着长队、争先恐后踊跃纳税的可喜场景。2000年上半年，省里坚决取消了50项不符合规定的涉农收费项目，更受到普遍欢迎。
但是，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初步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一些地方还存在思想不统一、认识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的问题。一是信心不足。部分县乡两级干部存在畏难情绪，特别是感到乡村负债积重难返；村干部普遍感到，税改后村级收入普遍下降，村干部工资、优抚对象补贴、五保户供养难兑现，历史债务难消化；一些农民群众也担心负担反弹，他们不堪负重的局面不会根本缓解，农民税赋不尽合理问题难以解决。二是执行政策有偏差。少数地方钻“两工”尚未完全取消的空子，强行要求农民以资代劳；有的地方目无纪律，弄虚作假，虚报农村计税土地面积或农村税费改革前的村提留、乡统筹费；有的地方在改革中机械地套用省里的文件，税赋或由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农户转向人均耕地面积多的农户，或由农业税转为特产税等其他税赋。如皖南山区和江淮分水岭地区，有些地方出现了改革后实际负担加重的问题，与新闻媒体的减负宣传形成强烈反差，从而激化了基层干群矛盾，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三是涉农乱收费屡禁不止。有的地方仍然收取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如村镇建设规划管理费、定点屠宰管理费、土地权属变更费和农民自产自销产品的集贸市场管理费等；有的地方擅自搭车乱收费，如征地管理费、农民建房建筑管理费、乡镇的农机事故处理费、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查验费、治安管理费、个体工匠管理费等；有的仍在超标准收费，特别是中小学和计划生育等方面比较突出。
二、原因透视
通过调查，我们深切感到做好村一级的工作确实很不容易：综合性比过去更强了，涉及到农业、工业、科技、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复杂性比过去更高了，要进行经济机制、分配制度、管理体制的改革，理顺生产关系结构，进行制度创新，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如果对这些新情况、新课题不熟悉、不理解，往往会处于“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蛮办法不敢”的困难境地；艰巨性也比过去更大了，随着农村市场经济和民主自治的发展，农民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产方式发生着许多变化，新旧观念的碰撞、利益的磨擦，都会使工作矛盾增多，加之有的地方宗族势力的抬头和渗透，乡村“土痞子”恶势力的为非作歹，更增添了工作的艰巨性。据调查，现在真正能够得到大部分村民拥护的村级组织只有10%左右，能够维持和勉强维持局面的约占60%左右，处在难以为继状态的比例高达30%左右。一些到基层挂职回来的同志反映，现在是越到基层越难干，能当好县委书记，不一定能当好村支书。这表明，村一级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个性问题，我们必须从宏观层面上重新审视、深刻反思。
（一）政社合一的旧思维时隐时现，计划经济的旧模式依然存在，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养了许多不该养的人，压得村干部疲于奔命、劳而无功，这是导致村级工作偏离“中心”的思想根源 为什么税费改革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并非基层干部都是贪官污吏，而是在政社合一的旧体制旧习惯影响下，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养了许多不该养的人。基层社区本来就有许多正常工作要做，在当前转轨时期几乎什么事都要管，加上政事不分、政社不分，名目繁多的达标升级任务，都要基层完成，各种执法活动又过多过繁，往往出台一部法律法规或是一项政策，就要设置一支执法队伍，开展各种执法活动，而且都要村里派干部参加。这就形成了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的局面。事多必然“官”多。据全省150个村的调查统计，村“两委”共有干部1027人，平均每村6.8人，干群比为3.8∶1000。但这只是一部分“主官”，此外还有“老五干”和“新三干”等“辅官”。“老五干”即按上级文件规定必配的共青团、妇联、民兵、计生干部和村民组长，“新三干”则有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治安保卫委员、公共卫生委员。主官加辅官，还有各地自行配备的各种名目的官。“村官”到底有多少，我们没能查出确切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村干部队伍在不断膨胀，或多或少都要拿钱，事多事少都要吃喝。其结果是财力难以平衡，只好用行政命令压、经济手段促，加上有的基层干部在工作中不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不善于处理新时期的农村矛盾，甚至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这就形成了矛盾激化的局面。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应当是村一级的工作重心。为什么不能以中央文件为武器，抵制瞎指挥、乱收费，大家认为这与正确的组织路线不落实有关，衡量干部政绩大小不是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标准，而是把各种税费完成情况、各项达标升级情况列入对干部的考核内容，与干部的报酬和任用相挂钩，从而加剧了基层工作的恶性循环。
（二）“好事”过多过滥，要求过高过急，超越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实际水平，这是导致农村债务有增无减、干群关系日趋紧张的经济根源 为群众办好事，应该受到肯定和表扬。然而，目前不少地方做好事却变了样，招来群众的怨言。比如，有些乡镇每年办实事少则十几件，多则几十件，由于财政吃紧，不得不通过集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增加了农民负担。近年来县及县以上很多“衙门”也一味强调本部门事业的大干快上，出台各种各样的达标升级项目，都要求村里承担。虚报浮夸、欺上压下现象大量存在，各种集资、摊派、罚款、违法收费屡禁不止。
一些基本建设、农业开发项目，资金需要下面配套，下面为争来项目，把“鱼”钓来，缺钱就集资，就向银行贷款，最终还要农民还。有的地方过去使用了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贷款，汇率风险几乎全部落到地方，现在进入偿债高峰期，又缺乏偿债能力，就向基层分解外资还债任务。有的部门采取了不适当的财政激励办法，基层为了向上级完成税收任务，获得奖励和超收分成，或骗取“上台阶”荣誉，借款垫付税款，因而形成债务。各地普遍反映，每年各级各部门要求村里购书、订报、买资料的通知犹如雪片，村里此项费用支出每年高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使本就薄弱的村级经济雪上加霜。
（三）“三农”的市场组织化程度仍然很低，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以及农村社区是基础薄弱社区的“三弱”特征更加突出，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十分不利，这是导致一些农村“人财两空”的市场根源 多年来对农村产业组织变革与重组、产业布局调整与重划没有明显进步，结构调整没有突破旧的模式，传统农业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组织方式没有新的突破，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等产业改造缓慢。在农产品买方市场形成的情况下，效益低的问题更加突出。在淮北一个村，有个农民算了一笔帐：一亩小麦需要种子25元、化肥110元、农药10元、机械耕种收60元、灌溉40元、税费80元，合计325元，而450公斤小麦价格仅330元，亩产450公斤等于白干。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农业的相关产业发育滞后，原来的国有或集体涉农购销服务性企业基本上处于濒临倒闭状态，无力提供有效服务。有的地方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素质不高，人在其位不谋其事；有的地方虽然开展了一些科技下乡活动，但由于没有真正与农业实践和农户相结合，没有持之以恒地抓下去。乡镇企业一度“村村冒烟”，后来纷纷倒闭破产，村集体不仅没有获利，还落下沉重的债务。许多地方在抓农业生产时，光讲产业化，兴办龙头加工业，显得讲空话，不但没有为广大农民带来多少实惠，反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如果“三农”的市场组织化程度不能尽快提高，“三弱”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四）科教兴农战略没有真正落实，重物轻人，重科轻教，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明显迟缓，这是“三弱”问题日渐突出的战略根源 世纪之交，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革命来势凶猛，高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由过去以资本为主的竞争渐斩转化为以科技、人才为主的“知本”的竞争。村级经济发展，最缺的是什么？是92.5%的问卷回答说：缺人才。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对农业和农村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过多地强调农村教育的升学功能，忽视农村教育的经济功能，仍然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社会上及一些党政部门甚至拿升学率作为衡量农村教育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农村实际的现象。据问卷调查，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的占80%左右，文盲占10%左右。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农村教育这个休系最庞大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机构，基本上没有真正为农服务。
（五）村级组织的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各类组织各自的功能、作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甚至不断产生内耗，这是农村社区管理者缺位的体制根源 改革二十年来，我国确定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经营体制，但对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缺乏比较深入的改革，这是造成目前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根源。现行村级组织体系实际上处在一种“双轨制”的状态，一方面代表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又代表群众实施自治管理，这种体制在过渡期只能如此，但它有很多弊端。由于村级组织的性质模糊，农村村级组织运行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村级组织更多体现着第六级政府的职能，村干部站在政府代表的角度对村民实施行政管理，他们虽然是农民身份，却做着官员的工作，他们拿着本村村民提供的报酬，却为政府各项达标升级工作而忙，其结果必然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另一种是村级组织更多体现着群众带头人的角色，村干部主要站在群众立场上做工作，不理睬上面的指令，这样又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认可。村干部夹在政府与群众中间难为人，上面挨批，下面挨骂，两头受气。有的地方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也源于这种体制。“双轨制”是多数村级组织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体制根源。
（六）农村新老矛盾的解决不够及时，以致日积月累，愈演愈烈，这是农村的社会控制能力明显下降，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的社会根源 最突出的有四大矛盾：(1)动力性矛盾，讲理想、讲信念，这是共产党人长期追求的动力源。现在动力源上披上了一层利益色彩，单纯的思想教育在利益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动力源发生了倾斜，新的激励机制正以利益为基础重新构建。如何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解决干部理想、信念问题，价值观、人生观问题，是我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2)思想性矛盾，一方面是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日益深入、深化的情况下，不少党员思想观念未能及时转变，以至于产生失落心态，甚至出现消极、埋怨、怀疑、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传统落后思想根深蒂固，受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这一现实的制约，有的仍然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处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3)反差性矛盾，党的理论上的要求与农村实际状况差距很大。不少地方反映，现在村级党员干部有的以权谋私，这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使相当一部分普通党员感到茫然，失去了信心。(4)利益性矛盾，随着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农村党员之间收益差距拉开，出现了“三个并存”：收入较高、生活较富的党员与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的党员并存；个体私营业主党员与雇工党员并存；发达地区党员与落后地区党员并存。经济地位的变化，不但引发了不同层次、不同地区党员之间思想上的差异，而且在党内出现了尖锐的利益性矛盾。位于不同利益群体中的党员思想政治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三、对策建议
（一）扬汤止沸与釜底抽薪并举，在坚定不移地搞好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下决心减事、减人，建章立制，从源头上解决农民负担和乡村经济负担两个过重问题 中央2000年7号文件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内容和政策界限，非常正确，十分明确，是继大包干以后又一次得民心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实施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让农民休养生息，正确地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从经济政策上治理“三乱”，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重大举措，形象地说就叫做“扬汤止沸”。从安徽试点情况看，要达到治本的目的，不但要“扬汤止沸”，还必须“釜底抽薪”。具体地说，就是要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抓好转变政府职能和乡镇机构改革这两件大事。只有解决了事多、人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和乡村经济负担两个过重问题，真正落实中央标本兼治的指示。
1.农村税费改革要紧紧围绕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这个核心。既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规定，不折不扣地落实改革实施方案，特别是对中央和省里要求取消和调整的税费项目，要坚决照办，不能再有丝毫含糊，又要密切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上面的或是外面的公式，以免出现局部地区农民实际负担上升的问题。减轻村集体负担要建章立制。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在九年义务教育这一块，建议中央和省里推广“票款分离”制度，实行学校开票、银行收钱，以有效遏制乱收费。对困难农民子弟上大学的，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凡月收入低于所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由学校所在地政府社保部门予以扶持。税费征收管理办法也要改革。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税费征管行为作进一步的细化，增强可操作性。
2.要不失时机地展开“釜底抽薪”的改革。在农村改革二十年之后，政府在农村工作中的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法制管理和社区服务上，不要再让村级组织去做那些虚而不实的工作；还要大幅度“减人”，实施“精官简政”，过去讲“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现在应再加一句话：“减少干部才能增强干部”。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年乡村干部比过去多得多，但工作并不比过去做得好。因此，乡镇机构改革要先减事再减人，在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上多动脑筋。要集中精力加强行政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按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集分开的原则，科学设置“七站八所”，合理调整农村学校布局，优化干部和教师队伍结构，尽快实现精干、高效的目标。同时，建议尽快把村级规模撤并调整问题摆上改革日程，试点先行，由点到面，使全省村级规模达到比较科学合理的水平。减少村“两委”干部数量，实行必要的相互兼职，努力在目前实有规模的基础上压缩40%的村干部，使平均每村“两委”干部数减到4人左右，并落实村“两委”干部兼任所在村民小组组长的制度。
（二）减负减债与增才增智并举，在下决心解决乡村债务问题的同时，坚决克服见物不见人的陈旧观念，更有成效地改革农村教育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脱离实际的问题 要切实解决乡村债务问题，这是影响整个税费改革深化的一个关键所在。分析债务来源可以看出，乡镇债务中来自银行、信用社贷款本息的约占总额30%，单位借款本息约占30%，其他应付款约占30%，个人借款本息约占10%；村级债务中来自银行、信用社贷款本息约占总额30%，个人借款本息约占30%，其他应付款约占25%左右，单位借款本息占10%左右。如果任其发展，乡村两级永无出头之日。为此建议除了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以外，再下决心出台三项类似国企解困的“杀手锏”政策：(1)对乡村两级的基本建设、乡镇企业、公用事业金融债务实行挂帐停息，约可缓解30%的矛盾；(2)对农林水利用外资项目因汇率风险增加的乡村债务，改由中央财政承担，约可解决10%的问题；(3)对困难农民家庭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债务实行一次性豁免，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承担，约可再解决10%的问题。其余50%的债务问题，由农村自行消化。
与此同时，要紧紧围绕“五支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加大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力度，为“三农”增才增智。一是班子队伍。尤其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两个“一把手”，必须选准、选好。要改善班子队伍结构，在高中生、退伍军人、打工返乡青年中选拔“能人”，使村级班子建设后继有人。二是党员、积极分子队伍。党支部周围没有一批积极分子队伍，这是党的建设工作薄弱的一个重要表现，应该尽快转变。三是本村“能人”队伍。在农村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各村涌现了大批“能人”，尤其是外出打工的青壮年，经过几年奋斗，变成了“五子登科”，即换了脑子、学了路子、挣了票子、娶了妻子、盖了房子。一些地方经验证明，把这些人和本地其他能工巧匠组织好、利用好、发挥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就会有新的进展。四是经纪人队伍。阜阳、六安、巢湖等市一些村将本地从事商品购销、运输流通领域经济活动的“经纪人”，用各种协会等形式组织起来，各展其长，异常活跃，解决了农副产品买难卖难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五是借助“外脑”壮大村级科技队伍。一些城市郊区的村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挂钩，引进科研人员和成果，结成利益共同体，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养当地人才，迈开农业现代化步伐。这五支队伍的培育和聚合，实际上是乡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壮大。
（三）产业改革与网络革命并举，在加快发展农村合作制，提高“三农”市场组织化程度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展开“村村上网”工程，以网络革命带动产业革命，从战略上解决我国“三农”的“三弱”问题 带富一方经济，才能赢得人心。当前，村里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有很大的自主权，不能仅停留在完成一些上级布置任务上，要把“为民分忧，为民办事”作为争取民心、提高威信的切入点和总抓手。从安徽省农村实际情况看，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关键是要大力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高农民的市场组织化程度。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分散经营的农户很难适应市场竞争。农业股份合作企业和专业经济协会是联结农户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这种企业和协会农业龙头企业规模不一定要很大，但一定要有带动作用。这都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新阶段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的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勇于创新，扎实工作，力求有一个新的突破。
目前，全省农村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的村比重达到95%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完全有条件实施“村村上网”工程，为“三农”在21世纪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迎头赶上去积极创造条件。
（四）强化核心与规范民主并举，在确立村党支部领导核心地位的同时，依法界定村党支部、村委会等组织的性质、职能，深入开展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从体制上解决社区管理者缺位问题 调查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仅仅体现为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强化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更重要的体现为党如何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的主导力量，从而使党在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同时，在基层社会确立自己牢固而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此，要以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切实加强党（总）支部自身建设，努力把党（总）支部建设成为政治坚定、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公道正派，能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的坚强战斗集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对村委会等村级组织的领导，全面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积极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
村委会等其他组织要自觉接受村党（总）支部的领导，立足于加强村级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形成廉洁高效工作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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