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制约：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网络时代论文,日常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0)07-0073-06
尽管诞生于1967年的“新媒体”一词与今日的理解大不相同，①但这一名称却凭着网络技术带来的媒介形态革新而深入人心。因为“新”的出现，报刊广电迅速被贴上了“传统”乃至“旧”的标签。一场新闻媒介领域内的“新”、“旧”大战，也便轰轰烈烈地展开，至今未休。然而混战的结果却渐渐变得微妙难言——一方面，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已不再只是“狼来了”的警告，而是严酷的现实。近年来，从《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弃报从网”、《纽约时报》的连续裁员到《新闻周刊》的将被弃售，传统新闻业的惨淡经营，已经使得美国这个老牌新闻强国发出了传统新闻“衰败”、“没落”的哀鸣。②但另一方面，在“狼来了”之后，传统新闻业也并非无所作为，消极待毙，而是“与狼共舞”，积极转型。中国互联网刚刚出现之际，就有学者预测互联网将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两大变化：现存媒体化为乌有和专业新闻工作者化为“泡沫”。③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两大预测并未实现。反倒是在论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时，学术界的用词从早年间相对激进的“替代”，转为了更有想象空间的“融合”。④这种“新旧之争”之所以变得晦暗难明，或是在某些时候沦为口舌之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新”与“传统”的划分停留在表面的媒介技术形态上，缺少对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生产过程的真正理解。技术革命带来的媒介环境的巨变已经毋庸多言，而在这种新的媒介生态下，新闻生产的实质是否也如媒介形态那般发生了剧烈的，乃至根本性的转变？——这将是我们理解当下新闻现象的一条关键路径。
为了更好地把握作为新闻生产的实质，本文在此借用吉登斯对社会实践的“结构”的表述。相比于功能主义者把“结构”化约为“图示”的简单理解，或结构主义者仅把“结构”视为文本中隐秘的意义勾连，吉登斯用来分析社会构成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lization theory)要复杂得多。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⑤一旦各种社会关系趋于稳定，也就是社会能按照一定的“惯例”(routine)进行再生产，那么这样的社会实践即具有了结构性特征。“结构”，指的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⑥在这里，吉登斯把“规则”视为行动者的“方法性程序”，把“资源”分为支配生产的“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和支配人类自身活动的“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⑦对应到新闻生产这样一种社会实践，很显然，其最重要的配置性资源是消息源，其权威性资源则是社会的关注和信任。新闻生产的结构性特征即是：一群职业新闻从业者(行动者)在从事获取消息并加以整合、扩散的工作，以此获得社会对新闻职业的认可，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指导新闻再生产的规则。而本文试图探讨的，就是这些支配传统新闻生产实践的资源和规则在网络时代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2009年12月-2010年1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硕士生以“网络时代下的新闻生产”为主题，对18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17次深度访谈。这些从业者，在传统媒体工作的有13人，在网络媒体工作的5人；男性新闻工作者11人，女性新闻工作者7人；他们中既有实习记者和工作两三年的年轻记者，也有获过多种新闻奖项、从业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资深新闻工作者。虽然质性研究并不着意于研究对象在数量上的代表性，但本次深访对象的构成还是比较均衡地反映了网络时代新闻从业者的“样貌”。为了调研的真实性，本文中的深访对象俱以代号相称——以A开头的，表示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者；以B开头的，表示网络媒体的新闻从业者。见下表：
配置性资源
欲分析某种社会实践的“结构”，首先就要考察它的“配置性资源”。因为这是行动者所能征用的“原料”，也是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对于新闻生产来说，最重要的配置性资源是消息来源。新闻生产者掌握的消息来源越充分全面、越独特难得、沟通得越快捷便利，则新闻生产的品质越高。在传统新闻生产的理念中，从业者也总是以挖掘、培育和维护一般人难以随便接近的消息来源为自豪，捍卫消息来源甚至成为记者职业伦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的出现是否会让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毕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信息交往方式，并因为信息获取和发布门槛的降低而被赋予了诸多期待。但令人惊讶的是，本次调查发现，传统新闻生产实践获取和使用“配置性资源”的模式，在网络时代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并没有因为媒介技术的改变而被颠覆。
序号 访员 被访者代号被访者工作单位
1
李志伟AW1，男
某中央级报纸，记者
2肖芳 AD，男某都市类报纸，记者
3陈瑶 AJ，男某中央级报纸，主任记者
4崔悦 AW2，男
某电视人物专访栏目编导
5蔡薇 AY1，男
某都市类报纸记者
6
智春丽AY2，男
某中央级报纸评论版编辑
7徐娟 AX，女某新闻评论电视节目编导
8王婧 AY3，女
某电视台新闻部实习记者
9王婧 AS1，女
某电视台社会新闻部记者
10
孟婧 AC，男某中央级报纸，记者
11 李星野AW3，女；AS2，女 某报驻北京记者站，记者
12
甘迪 AM，男某通讯社高级记者
13
刘阳 BW1，女
某门户网站财经频道副主编
14 朱灿欢BY，男某传统媒体网络中心
15 黄蓓蓓BZ,男 某新闻网站副主编
16
肖芳 BL，男某网站新闻主管
17
穆静 BW2，女
某门户网站博客新闻编辑
首先，在日常新闻实践中，媒体从业者仍然依赖逐渐累积的、现实中的配置性资源，并从这些信息源那里获知第一手的信息，而非依赖匿名的网络空间。在某都市报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AY1，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一般不看网上新闻，因为网上新闻通常比我知道得慢，成熟的跑口记者肯定比网络快。”他用自己的经历说明，记者“只要和口子内的人关系建立好，就有人会放很多新闻给你”，而网站反倒是跟在报纸后面，再次扩散报纸上已经报道了的消息。另一位在都市报工作的记者AD量化了自己获得信息源的比例：“60％多源自我的这个跑口的对象，他们提供给我的。还有20％多来自我自己的发现，比如和某人聊天时听到的事情，比如看专业资料时发现的线索。只有很少是在别的新闻里再发现的新闻。”AD这里所说的从别的新闻里再发现新闻，既包括从传统媒体上获取的新闻，也包括从网络上阅读到的信息。无论怎样，来自网络空间的信息源，对AD这样的记者来说只占一个微乎其微的比例。考察发现，几乎所有的新闻从业者都在努力累积、扩大自己的“人脉圈子”，并不会因为网络空间信息的海量易得，就放松了对现实中消息来源的维护。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不少新闻从业者都提到的“第一手”信息对于新闻生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等网络上爆出来，就“已经没意思了”。某中央级报纸的老记者AJ就说：“网上的东西已经有了，你再去跟风，这个主导权已经掌握在别人手里了，你是跟着别人在抄。这不符合我们报社的要求。”此外，传统媒体依赖现实中的消息源，网站依赖传统媒体的生产模式，也被现有条件下网站自己并无采访权的客观现实进一步强化。某新闻网站副主编BZ甚至干脆地说：“新媒体就是渠道，传统媒体就是新闻的源头。”一位曾经有过传统媒体经验的网络新闻工作者BY也认为，离开传统媒体，网站就“没办法做”。
其次，网络在相当程度上被新闻从业者当做以传统模式获取配置性资源的辅助手段。毋庸置疑，网络的出现的确对新闻生产方式产生了影响，不少记者在访谈中提到网络对他们获取信息资源的帮助很大，他们也已经习惯于上网浏览和搜集信息。可是进一步的深访却发现，“上网”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实在有细致地加以区分的必要。相当一部分的“上网”其实是指利用网络技术来扩展和维护记者的人脉圈，比如记者AW1认为自己使用最多的是“微博”，他可以借助这一工具随时得知所关注的对象有哪些最新的消息，这比其他任何沟通方式都更方便快捷。记者AJ、AY1等人也习惯于利用QQ、MSN、开心网等网络交往工具维护自己的人脉圈，“有心”的话，就可能从中发现新闻。还有一部分记者所说的“上网”是指从网上浏览其他媒体的新闻。年轻记者AW3说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老记者传授经验：“要培养新闻的感觉，就要每天去各大网站看新闻，进行记录。”AW3这里说的“网站”，指的是新华社、路透社等通讯社的网站。她的体会是：“每天做一个标题剪报，把链接贴下来。慢慢地你会发现什么是旧闻，什么是常态，渐渐地就会知道什么是新闻。”一位曾在香港TVB电视台新闻部实习过的记者AY3也提到，TVB的新闻编辑很注意使用网络检索其他媒体的报道，他们的观念是“我要知道什么是新的，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旧的，所以必须要检索”。无论是利用网络技术对现实中的消息来源进行更高效地维护，还是在网络上阅读检索其他传统媒体的内容，新闻从业者对网络的使用都是基于原有的新闻生产模式，只不过网络技术让这一切变得更方便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生产者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应用于原有的社会实践，而不是被网络空间“反噬”。
第三，新闻生产者利用互联网“原创”信息的情况只能是原有配置性资源使用方式的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情况是因为网络汇聚了一些本就知名的信息源，成功地吸引了传统媒体记者的注意。在某门户网站工作的BW2是一位娱乐博客的编辑，她的经验之谈是“要拉明星来开博客，拉来了资源就能够更好地推广”。事实上，传统媒体的记者的确经常使用她所在网站的名人博客的信息。BW2举例说，吴奇隆离婚后在博客里做了一个回应，就很快被传统媒体转载。很显然，网站很清楚这些名人的“资源”意义，它们在给名人明星提供话语平台的同时，也因充分集纳、利用这些配置性资源，给自己带来了光环效应。但这种资源对所有媒体都是“公开”的，所以在激烈竞争的媒介市场上不可能成为主流。另一种情况则是媒体对具有草根性的、在网络空间内流传、发酵、彰显的信息和舆论的关注。网民力量崛起，传统媒体显然不会无动于衷，但访谈却发现传统媒体从业者对网络空间的“众声喧哗”重视却并不依赖。例如在传统媒体写评论的AY2，其评论专栏即是以网络舆论为对象的。但AY2却和许多传统媒体记者一样，对网民意见的评价不高。他觉得中国网民低龄化，很容易被煽动，他会在报道中用到网民的留言，但真正作为观点来引用的还都是平面媒体的内容。基于这样的判断，新闻从业者在日常新闻生产对网络原创信息的使用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就如某电视台编导AX说的，“有时候网上看一天，没一条能用的”。
总之，网络时代的新闻生产依然依赖记者对现实中消息来源的累积和维护，“上网”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方便、拓展、补充了记者对配置性资源的使用，但并没有因为网络信息的海量而使配置性资源变得唾手可得，从而消解掉新闻生产的传统模式。
生产规则
对于社会实践来说，除了与物质性生产直接相关的资源，最重要的就是指导社会再生产的“规则”了，因为它确保了社会生产的持续和衔接。新闻生产规范作为在新闻职业化过程中逐渐被确立起来的“规则”，是新闻业立足于社会的基石。但在新媒体出现后，人们不仅讨论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在形态上消亡的可能性，也开始关注传统新闻业在职业属性上衰落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规范的变化，关乎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在新的媒介生态下的走向。研究发现，进入到网络时代的新闻生产依然保有其安身立命的规则，不仅传统媒体如此，新兴的新闻网站也开始用一些规范来自我约束，体现出“规则”在新闻生产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虽然一些从业者在访谈中提到网络的出现使新闻生产的某些规范变得模糊、暧昧了，但更普遍的情况则是网络技术的应用“促使”甚至“迫使”新闻生产的进步。
几乎每一位新闻从业者在访谈中都提到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好处”——让新闻生产变得更加方便、快捷，甚至使某些特殊情况下本来不可能进行的新闻生产变得可能。某电视台的资深记者AS1以汶川地震为例，认为当时电视直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新的通讯技术。因为按照传统的做法，就算记者赶到现场了，转播车开不过去也没办法直播，而现在用手机、用电脑就能传回来。“这汶川地震一下子让你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技术手段对我们传统媒体带来多么大的优势。真的给你带来一个质的飞跃”。在报纸工作的AJ也对新媒体技术带来的转变深有感触：“2003年采访神舟五号，把我的观念全改变了。当时网站(指该报业集团所属的网站——作者注)给我培训，把我几乎武装到牙齿了。又是无线上网，又是什么数码相机，装备很好，到了现场以后，我发现确实是网络时代了，电视都干不过它。”研究发现，“网络”已经内化到日常新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开选题会、同事之间互相传稿件资料、记者编辑的沟通到查找背景资料、比对其他媒体的报道和检查稿件是否发表等，都需要“网络”技术的帮助。尽管这些事没有网络也能完成，但新闻从业者显然更愿意享受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
在一些传统媒体工作者看来，新媒体的出现是刺激传统媒体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如在某通讯社工作的AM说，“没有网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我们报什么人家用什么，独此一家。而现在新闻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逼着我们要越改越好。”但是，也有从业者提到网络在方便了新闻生产的同时，也使得新闻生产的“规则”变得模糊不清。如电视新闻工作者AS1认为，网络在方便积累新闻背景的同时，“也造成传统媒体很多人的惰性”。“很多人就是把网上的观点拼凑一下，现在来源越来越杂，鸡飞狗跳的，混到一起再点到为止地说一下”。她觉得这造成了现在传统新闻媒体的轻浮。当然，在深访中绝没有哪一个对象承认自己对待新闻工作的态度是随便和轻浮的，相反，他们倒常常“主动”地向访员们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一是不能随便用网上的信息，最多只能作为线索，必须去核实和采访。经过核实和采访的东西，记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自己的”，而不是“网上的”。在网络空间的海量信息面前，记者们更加强调“核实”作为专业程序的重要性。如AS1提到的“我们有专门的组监看网络，但时间长了发现，网上的信息真是不准确。”二是不能轻信网上的观点。甚至在网站工作的新闻人也表示“不信任网民”。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在继续强调新闻专业的“方法性程序”，那么网络新闻从业者则是开始强调和重视这一点。像BZ这样的网站新闻编辑曾经有过多年的传统媒体工作经验，他在叙述中充满了“比较”：曾经对网络空间不屑一顾，认为“网络上的新闻都是乱七八糟的”，甚至说自己刚到网站时的工作就是一个“搬运工”，“不信任的新闻也得用，因为网站以点击率来考核”。但是现在BZ认为“门户网站在大量的传统媒体人进去之后还是有了很大的改观”。网络新闻生产的“秩序”和传统媒体一样，既表现为“他律”也表现为“自律”。一方面，对网站的“他律”明显加强了。如BZ指出某著名门户网站的首页和中央级大报都差不多了，“里面四五条都是管理部门直接指定的”。BY则指出他所在网站并不能随便转载新闻，一些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新闻挂上去，很快就会收到要求撤下来的指示；另一方面，网站的“自律”精神也在提升。如某门户网站的新闻主管BL虽然坦言网站的新闻编辑工作大多是“CTRL+C和CTRL+V”，但毕竟是“有选择的”。他很干脆地说：“对一个网站来说，它必须是要有一定的流量的，但它还有自己的一个新闻准则。”“那种一看就是炒作型的，肯定不会选择，不要做成街头黄色小报，不能只是引导网友骂街啊。”这些话语已经明显地流露出网站新闻人对所从事职业的某种期许。
权威性资源
考察新闻生产的权威性资源有无重大变化，也是探求新闻生产实质的重要环节。这是一种有别于物质性生产资料的权威性资源，但它的价值同样不容小觑。对于吉登斯来说，配置性资源的变化固然有根本性的意义，“但如果没有权威性资源的变化，配置性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发展”。⑧在目前的新闻生产中，由于日常新闻实践活动无论在配置性资源上还是在生产规则上，依然强烈地体现出原有的结构性特征，因此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仍然具有较强的信心，认为社会依然需要职业化的新闻实践。也就是说，职业新闻生产仍然并将持续享有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一些从业者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现实对比出发，认为传统媒体仍然是“权威”的。如在都市报工作的AD说，“网上的可以不负责任，发了后很快就可以删掉。而我发出去的新闻是要负责任的。”据此，他认为，正因为报纸的这种“规范性”，所以才“形成了大家对它的诉求”，而显然这种诉求还会一直持续下去。有的记者甚至认为现时网络空间的“乱”，反而更突显了传统媒体的“精英”气质，会让社会赋予它们更高的地位。如在某著名电视台工作的AS1认为，“我在网上浏览两个小时，我经常会被一些无聊的信息给干扰。就是它突然跑到最醒目的地方，蹦出来，让你去看一个特八卦的东西，你觉得有意无意的，哎，那就看一眼吧，到底李亚鹏跟王菲怎么啦？到底老虎伍兹的这个情妇又抖出来什么？但这些新闻，你闭上眼睛，关了网，你觉得，天啊，这是什么垃圾信息啊，太没有意义了。……我觉得，人们在经历了一番信息的狂轰滥炸之后，可能最后还是想说，哎，我特别想听今天哪个权威的人给我点评一下。”
而另一些从业者则意识到新媒体现在的问题，既是因为尚未成熟，也源于政策的限制。就像AY1很直白地说的那样：“中国报纸还有生存空间，因为网络没有采访权呗。”某网站新闻主管BL则认为，“现在网站人员的素质还不高，传统媒体是和人打交道，我们是和机器打交道。可如果说网络媒体真的具有采编权了，又真的具备了记者这种能力的话，那可能平面媒体就真的受影响了。”但这些从业者也都强调：即便媒介形态可能会改变，专业化的新闻实践也不会消失。正如AW1所说的，“报纸消亡可能会有，但专业记者永远不会消失”。至于越来越多人可以通过便捷的网络渠道发布信息和观点的事实，是否会威胁到专业记者的生存？AM和BW2分别用了两个比方来予以回答。AM说：“记者这个专业本身会变得平民化，大家都能来竞争。这就像所有人都能开咖啡馆一样，但肯定是最好的才能维持下去。所以说所有人都能当记者则剩下的就是最好的记者，因为竞争会更激烈了，而网络是培养一个记者的很好的平台。……所以我认为记者专业不会消失。”BW2则说：“记者跟普通网民的区别在于记者更专业。什么领域都需要专业化，不是说谁懂点医术都可以当医生了，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吃点感冒药，有点小毛病了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方法来解决，但你说你能做真的医生吗？不可以吧。”无论是认为竞争会产生出更优秀的记者，还是专业人员不会因为门槛的降低而消失，都说明从业者们对网络时代专业新闻实践的权威性依然抱有很大的信心。不少记者都以“公民记者”作为他们的“参照系”，而得出的结论大多是：“公民记者不会威胁记者职业定位，但会有很好的互动”、“公民记者反而会促进专业记者做得更好”、“公民记者不会抢我们的饭碗，每个职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等等。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网络时代的新闻从业者又明显具有一种危机感，甚至从他们屡屡主动地向访员“表白”与“强调”传统新闻生产之意义的行为上，也能体会出新闻从业者面对变化了的时代，内心深处的一丝迷茫与慌乱。一方面，如AX说的，他们强调“中国网民非常有力量”，并时刻关注着这一庞大群体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觉得网络空间十分“混乱”，对网络舆论的质量评价不高。这种欲迎还拒的态度说明新闻从业者真正担忧的并非网络技术，而是在网络时代成长的新一代受众。不少受访者都提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关注的对象不同，新媒体一代的受众有他们自己的理念和方式。那么，新一代受众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因为新闻实践的专业准则和行为规范而赋予新闻媒体某种权威性？这才是让从业者们为之忧心与疑惑的关键。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专门写了一本反思互联网弊端的书，抨击沉溺于网络新闻的受众关注的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严重冲突，而是“一位英国女演员胸部平平、大象的行走习惯”等，他认为这种所谓的网络新闻是“用一些幼稚、可笑和琐碎的报道取代了真正的新闻”。⑨相比之下，中国的媒体人的隐忧和积愤还远未到如此境地，但近来国内媒体对美国教授一本引发巨大反响的新书《最愚蠢的一代》展开的关注和讨论，则或可视为是对这个问题的一次“借石攻玉”式的反思。
结构性制约
从web1.0到web2.0乃至web3.0，似乎伴随着每一次网络技术的革新，人们对新闻媒体的未来走向都要重新讨论一遍。但这十余年来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每一次技术革新带来“颠覆”感，常常消弭或溶解在日常实践的“顽固”之中，以至于人们又会迅速期待或迎合着下一次的突破和改变。这一循环，从对“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公告板”、“网络通讯工具”、“自媒体”以及“社交媒介”的讨论中，都一再重现。这说明，在眼花缭乱的变革面前，切不可忽视一些相对恒常的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性。借用王铭铭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解释就是：“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⑩只有看到这种制约与创造的二重关系及其在历史中的变奏，才能把握某个时代尤其是转型时期社会实践的历史本相(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下，本文试图通过对18位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探讨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实践的“本相”，而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是，本文更多地揭示了变化时代中的“不变”，似乎与当下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话语”不符；情理之中的则是，恰恰是通过对这些“不变”的解读，才能给时下的“变化”以一种合理的解释。
如果我们能不被形式和形态上的“巨变”吓倒的话，就不难看出，构成传统新闻实践结构的三个最主要的元素——配置性资源、生产规则和权威性资源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当下的新闻生产无论在获取信息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在期待社会的认可上，都顽强地与新闻传统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即便在变化空前的网络时代，新闻生产，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实践，其结构性的制约力仍旧稳定地发挥着作用。
当然，这种制约不是禁锢。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制约与发展本就是一体两面。例如，信息源的扩大、公民记者的出现、媒体与受众互动的增强、新闻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方式的变化、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等等。对于原本结构严整的新闻生产领域来说，短时期内接连出现这样的“松动”确实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但是本文也发现，从震撼中最早清醒过来的似乎仍然是那些新闻从业者。他们积极利用网络技术甚至投身网络媒体，同时又在不断思考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的实质，并努力调整和适应。他们甚至对“变化”本身也抱着一种淡然的态度，就像AY1在访谈中说的：“没有互联网报纸也得转型，这不是新媒体而是时代推动的。”这份淡定和自信，让人想到吉登斯在描述社会结构时对行动者“权力”的强调，他指出权力就是行动者有能力“换一种方式行事”，“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这种‘改变’的能力，即实施某种权力的能力，那么他也就不再成其为一个行动者。”(11)至于新闻从业者在深访中表现出的对新一代受众的忧心和疑虑，本文倾向于把它视为一个古老的新问题。2500年前，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里就对书面词语大加谴责，认为它破坏了口语传统，从而造成青年一代智力和沟通能力的下降。(12)从媒介演化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看，这类的忧心忡忡的批评不断出现，其价值在于促使反思，而不是预言衰亡。网络时代的问题，也当如是观之。
注释：
①1967年，美国CBS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高尔德马克(Goldmark)在一份关于开发电子录像(EVR)商品的计划书中把电子录像称为“新媒体”(new media)，“新媒体”一词由此而来。参见杨继红，《谁是新媒体》，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Yang,Jihong,Who are New Media?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8,p.9.(in Chinese)]
②参见吴万伟编译，《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衰落》，《青年记者》，2010年，3月(上)。[Wu，Wanwei(ed.),"The Decline of Academia and News Media",Youth Journalist,2010,No.3(Issue 1).(in Chinese)]
③朱光烈：《我们将化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将给传播业带来什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Zhu,Guanglie,"We will be the Foam:What Will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Bring For Us?",Journal of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1994,No.2.(in Chinese)]
④王辰瑶：《从“替代”到“融合”——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关系研究的回顾与走向》，《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Wang,Chenyao," From Replacing to Convergence: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Relationship of New Media and Traditional Media",Journal of Zhejiang Media Institute,2009,No.5.(in Chinese)]
⑤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1页。[Giddens,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Beij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8,p.61.(in Chinese)]
⑥同5，第52页。[See 5,p.52.]
⑦郭忠华：《解放政治的反思与未来：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86-87页。[Guo,Zhonghua,Reflection and Future of the Emancipatory Politics,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2006,pp.86-87.(in Chinese)]
⑧同5，第380页。[See 5,p.380.]
⑨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上海，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6页。[Keen,A.,The Cult of the Amateur: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Shanghai,Nanhai Press,2010,p.6.(in Chinese)]
⑩王铭铭：《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见《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Wang,Mingming,"Introduction:Modern Society Series by Anthony Giddens",in Giddens,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8,p.43.(in Chinese)]
(11)同5，第76页。[See 5,p.76.]
(12)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Levinson,P.,The Essential Levinso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7,p.134.(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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