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璇[1]2015年在《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体增强技术的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多伦理争议的社会现实问题,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涉及到人类的切身生存和健康方面以及今后社会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且现实的问题,因此成为了目前各个领域专家和学者关注与热议的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研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领域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伦理道德领域所要重视的问题。人类对于由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应该负有实践上的责任。为了能够有道德地生活与行动,因而亟需推进增强技术实践应用的伦理研究与探讨。本文将从原理、原论、原用叁大向度对人体增强这个前沿问题进行伦理研究,主要包括为其提供原理性的支持,并进行原则性的辩护,最后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引导,使其无论是在形而上的伦理层面,还是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辩护与合理的应用。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之所以引起一系列的争论与冲突,实质上是生命科学技术的“可行”与生命伦理的“应该”之间的深层矛盾与冲突的显现。因而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不仅需要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人体增强问题的理性审视,以及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新评估与规范,从形而上的哲学视角为其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合乎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应用原则,进而有效地解决技术与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还需要从形而下的层面加强对人体增强技术具体实践应用的监管与控制,制定相应的政策与策略。通过“软”“硬”兼施,积极地面对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问题以及化解冲突与矛盾,真正把握与控制好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方向,使其真正造福于人类和社会。通过对人体增强技术进行整体性地把握,针对其引发的特殊伦理问题进行系统性地探索,以及对其进行后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辩护和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构建,从而确证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未来。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只有综合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以及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对其进行全面的考量与评估,才能既不影响人体增强技术积极正面效应的发挥,也能避免其消极负面影响的威胁；既不影响技术真正地造福于人类,也不会出现社会妨碍技术本身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丧失更多新的机遇和可能性的现象。
陈豪杰[2]2003年在《关于纳米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被称之为“21世纪高科技叁剑客”之一的纳米技术掀起了一场震撼全球的技术革命。纳米技术以空前的分辨率为人类揭示了一个可见的原子、分子的世界，它的最终目的是直接以原子或分子来重构物质，设计制造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从而实现人们想要什么就设计什么，设计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的梦想。所以，纳米技术实质上就是一种用单个原子、分子制造物质的技术。因此，这场科技革命的科技含量和创造辉煌的程度将超过人类历史的任何一次科技成就。诺贝尔奖获得者，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发明人海·罗雷尔，在1993年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信中写到：“……我确信纳米科技已经具有微米科技所具有的希望和重要意义，当微米为新的精度标准，并成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最早和最好学会并使用微米的国家都在工业发展中占据了巨大优势。同样，未来的技术将属于那些明智地接受纳米作为新标准，并首先学习使用它的人……” 纳米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但同其他任何技术一样，纳米技术的应用也有它的两重性。应用得好，可以成为造福人类的天使，人类的福祉；运用得不好，也可能成为祸害人类的魔鬼。是福还是祸?是生存还是毁灭?取决于人类对技术行为的理智选择，对纳米技术应用的理性思考。如何使人类对纳米技术有一个理性思考，如何使人类对纳米技术有一个理性、客观、正确的认识，引导纳米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这正是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本文以纳米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对环境伦理、军事伦理、生命伦理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第一章对纳米技术的内涵和发展情况做了基本描述，并对目前国内、外关于纳米技术应用的社会伦理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 第二章文章对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给环境伦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分析了纳米技术带来的正面影响，如：纳米技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了生产单位产品的能耗；纳米技术有利于开发新能源；去除污水中的微小有害物质，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在本章后半部分，又指出在制造纳米产品的过程中，搞不好，会导致新的污染产生，并可能加剧生态系统失衡。 第叁章阐述了纳米技术对军事伦理的影响，首先阐述了纳米技术的应用会有效降低战争能耗，减少战争中士兵的伤亡，增大战争爆发的周期等正面效应。同时又指出，纳米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将挑起新的军备竞赛，助长霸权主义，并导致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发展更不平衡。另外，纳米技术的应用也使恐怖主义的报复手段更加多样、隐秘。 第四章分析了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对生命伦理产生的影响。纳米技术在生命医学中的应用首先使人类疾病得到更好的诊断和治疗，其中列举了利用纳米技术治疗癌症和预防艾滋病的实例。列举了纳米技术在生物医学材料中的应用，并叙述了纳米药物的重要功能——向病变部位定向释放，以及纳米技术促使异种器官移植成为现实。本章第二部分对纳米技术的应用引发新的生命伦理问题表示了忧虑，如:纳米技术使异种器官移植成为现实的问题，以及类似于生物芯片和神经芯片等人工智能产品植入人体内，从而对人的本质产生了异议，等等。 第五章对由纳米技术应用产生的其它伦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包括:纳米技术使特定功能产品微型化，造成对人类隐私的侵害;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后，对家庭存在形式的影响;纳米特定功能材料的应用对体育竞技公平的挑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六章对纳米技术的社会控制进行分析，目的是希望将纳米技术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地减少。并呼吁给纳米科学技术更多的人文关怀，以及加强关于发展纳米技术的立法工作和舆论监督工作，引导纳米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
魏绮芳[3]2010年在《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认知及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纳米科技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前沿、交叉性的学科领域,虽然它的研究和开发时间较短,但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一起被列为21世纪的叁大关键技术,纳米技术的研究领域不同于以往的宏观和微观领域,它开创了介观领域,研究在纳米尺度下物质世界的特性。纳米技术的社会应用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将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极大地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纳米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但同任何其他技术一样,纳米技术的应用也有它的两面性。应用得好,可以成为造福人类的天使,人类的福祉;运用得不好,也可能成为祸害人类的魔鬼。是福是祸?是生存还是毁灭?取决于人类对技术行为的理智选择,对纳米技术应用的理性思考。如何使人类对纳米技术有一个理性思考,如何使人类对纳米技术有一个理性、客观、正确的认识,引导纳米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这正是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本文第一章导言简单叙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二章论述了政府、科学家、普通公众叁个层次的人们对纳米技术发展、应用方面的认识。与任何一项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一样,正是因为不同层次的人对于技术的发展应用认识不同,对于技术发展应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就认识不同,纳米技术的发展应用也是如此。第叁章就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对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军事政治伦理等产生的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人类对纳米技术可能不正当的发展与应用会导致纳米技术的发展偏离为人类造福的初衷,造成危害人类社会不良后果的现象。第四章提出了对纳米技术发展应用的社会控制,从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方面论述如何实现纳米技术的社会控制,为纳米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约束手段。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各个阶层对纳米技术的认知,分析了纳米技术的不正当应用的潜在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要社会伦理问题,使读者对纳米技术将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其次,提出了对纳米技术社会控制的具体控制措施,详细论述了对纳米技术的内外控制方法,为纳米技术应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这对人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美好设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扬[4]2006年在《关于纳米技术的伦理思考》文中指出本文以纳米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产生的各种伦理问题做出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提出对纳米技术的伦理约束对策。首先分析了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引发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在对纳米材料的特性、毒理研究还不充分时,就滥用纳米技术将威胁人类健康;利用纳米技术同样可以复制人,这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也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复制人与原体的关系也将更加难以界定;纳米技术可以赋予我们改变甚至设计后代遗传密码的能力,然而如果赋予个体此种选择的权利,那么这又将与社会整体利益产生矛盾。 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引发相应的环境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某些机构可能在对纳米技术的环境安全评估尚不充分的时候就推行纳米技术的产业化、肆意排放纳米废物从而污染环境、危及他人利益和健康、造成代内不公正;对纳米技术的滥用可能从微观层次破坏生态系统,并且这种破坏造成的危害很可能是无法挽回的,这便违背了环境伦理学的代际公正原则。 纳米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引发相应的军事、政治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纳米技术明显的军事应用潜力可能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争,极大的军事消耗会造成资源危机;如果被恐怖组织利用,纳米武器巨大的军事破坏力无疑将严重威胁社会安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掌握了纳米武器之后,新的霸权主义也将产生,国家、地区间的不平等也会越加严重。 除以上问题之外,纳米技术的应用还可能引发其他伦理问题。纳米技术应用不当,将威胁信息安全;无限制地运用纳米技术来提高体育装备和器材的性能,将削弱运动员在竞技中的主体地位,并且造成竞赛的不公平;纳米技术的滥用也将导致新一轮的技术异化。 针对以上提出的伦理问题本文给出了纳米技术的伦理约束对策。这就是以人文精神引导纳米技术的发展;以伦理战略指导纳米技术的应用;以立法和行业标准规范纳米技术的产业化。
代正巍[5]2012年在《纳米技术应用的环境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纳米技术被称为“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剑客”之一，并掀起了一场震撼全球的技术革命。纳米技术以空前的分辨率为人类揭示了一个可见的原子、分子世界，其最终目的是直接以原子或者分子来重构物质，设计制造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从而满足人们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梦想。纳米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但同时也与其他任何技术一样，纳米技术的应用也具有双面性。恰当的使用可以为人类造福，而运用不当则会成为危害人类包括自然界一切生命形式的魔鬼。是福还是祸取决于人类对纳米技术的思考。因此，本文以纳米技术目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纳米技术的应用可能产生的环境伦理问题做出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对纳米技术的环境伦理约束对策。第一章对目前国内外有关纳米技术应用的伦理研究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第二章对纳米技术的涵义、国内外发展状况，以及其正面价值进行了描述。如：纳米技术的使用能带动经济的发展，降低生产单位产品的能耗；除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完善人类生存环境。第叁章阐述了纳米技术应用对自然环境破坏以及给自然生命带来的威胁。首先阐述了纳米技术运用会带来高温效应，加剧土壤流失，改变大气中PH值导致酸雨现象。然后说明了纳米技术的应用给自然界生命形式带来的威胁，肆意排放的纳米废弃物抑制了植物根的生长，使动物种群的进化滞后，以及一些无法挽回的生态破坏，造成了种际不公正。而这些废弃物给人们的健康生活以及后代子孙生存环境所造成的损坏形成了代际不公正。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纳米技术对环境伦理的违背。首先纳米技术是人类一项堪称跨次元（从微米次元进入纳米次元）的技术，工业革命以前的几项技术人类运用的游刃有余之后便试图去征服自然界，结果一败涂地，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报复。而纳米技术让我们从更加细微的层次去了解自然，这样很难保证驾驭自然的火焰不被再次点燃。其次分析了纳米技术的应用违背了生物圈平等的原则，打破了人与自然界其它生命形式之间的平等契约。最后探究了纳米技术的应用与自然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出纳米技术的应用损坏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第五章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提出了伦理策略与法律法规来规范纳米技术的应用，使纳米技术向着为人的方向健康发展。
龚超[6]2016年在《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哲学反思》文中认为纳米技术是新兴技术的主要代表,也被视为是引领21世纪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纳米技术无论是在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在与人的关系方面、无论是作为技术知识还是作为技术活动,都和传统技术有着很大的区别,尤其是作为其重要特征的不确定性问题更是成为今天技术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文章从对不确定性概念的反思入手,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不确定性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本体论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事物或过程的状态、后果具有多变性。认识论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认知主体对所认识的事物或过程缺乏清楚地认识,认识结果具有或然性与易谬性,从而导致人们会对认识结果的真实性存有怀疑。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知识的认识经历了从追求确定性,再到对确定性的质疑,最后承认不确定性的过程。而技术的发展史也是一个从传统技术的确定性到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的过程。通过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表现形式、特征、类型、影响等不同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纳米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不确定性的技术。具体来说,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表现在纳米技术的定义和研究对象、发展和应用目标、评估决策过程等方面的不确定性。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难以预测性、复杂关联性以及潜在隐蔽性等特征。结合纳米技术不同阶段所掌握的知识状态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回应,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大致可以划分为复杂性、无知、未知等类型。这些不确定性在人类健康、生态环境、伦理社会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可以从纳米技术的本质属性以及对纳米技术的认识过程等方面的分析入手。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的来源与其本质属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包括中介性、会聚性、技科学特征、语境化与社会建构等。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从纳米技术作为科学知识的层面来看,主要反映在知识与方法的“赤字”；从纳米技术作为技术活动的层面来看,主要是考虑纳米技术与社会所构成的系统的不确定性。对纳米技术的认知的不确定性可以从纳米技术作为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与可能性以及利益相关者作为认识主体的局限性这两方面展开。在对现有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评估方法、路径、治理模式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可以将基于中国哲学实践智慧思想的行动框架作为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行动指南。欧美学术界已经发展了针对纳米技术的评估方法,如远景评估、建构性评估、实时技术评估等。尝试了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不同路径,如预防原则、亲行原则、“嵌入”道德的经验原则等。在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治理模式上,提出了“上游”治理、多元主体参与的“善治”、全球治理等。但由于纳米技术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社会影响等不同方面的不确定性存在,这些尝试在可行性方面都遭遇到了困境。在应对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策略上,中国哲学以“易”为本的本体论、“悟”的认识论、实践智慧的方法论等思想为我们开启了与不确定性共存的新思路。基于可行性评估的纳米技术不确定性应对的行动框架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指南性的行动框架,引导纳米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这个行动框架大致可以分为原位研究、及时调整与修正、审慎行动等叁个阶段,体现了原位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朱晓云[7]2008年在《纳米生物技术安全的伦理审视》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纳米生物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对纳米生物技术的应用可能产生的安全性问题进行了伦理上的分析,并对纳米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存在的安全性问题提出了管理的对策。首先,本文分析了纳米生物技术的应用对人类健康潜在的危害以及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纳米生物技术的应用对大气质量的影响以及导致的人类健康问题:纳米生物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可能危害人类健康,应该在不伤害患者的基础上尊重患者的自主权、知情同意权,维护患者的利益;纳米生物技术在日用品中的应用对人类健康存在潜在危害。因此,纳米生物技术在日用品中的应用应该进行标识,不仅要不伤害消费者,更要向着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发展。其次,本文分析了纳米生物技术的应用可能引发的环境危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某些机构可能在对纳米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评估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就推行纳米生物技术的商业化,从而污染环境、危害他人的利益和健康,造成代内不公正;纳米生物技术的应用可能破坏生态系统,这种破坏很可能是造成致命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这违反了环境伦理学的代际公正的原则。最后,本文分析了纳米生物技术的应用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以及引发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纳米生物技术的应用可能改变世界格局,违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如果被恐怖组织利用,纳米生物武器巨大的军事破坏力无疑将严重威胁社会安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掌握了纳米生物武器之后,新的霸权主义也将产生,国家、地区间的不平等也会越加严重;如果纳米生物技术应用于复制人,是对人类尊严的挑战,对家庭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从而危害了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同样,纳米生物技术应用于优化基因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否定,引发种族之间的冲突,危害社会稳定。针对以上提出的伦理问题,本文对纳米生物技术的安全管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首先,从伦理审查方面来说,要加强纳米生物技术的伦理导向、建立伦理预见与评价体系;其次,从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和进行适当的行政干预两个方面来加强对纳米生物技术的政治控制;再次,要加强纳米生物技术的道德控制,包括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责任感、加强新闻媒体和生产人员以及销售人员的责任感、把握科学自由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尺度叁个方面:最后,加强社会对纳米生物技术科技活动的安全评价与监督。
张帆[8]2007年在《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文中提出纳米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具有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及哲学价值,在哲学上引发了生产方式、认知观念和本体论的变革。但对其应用不当也会产生负面价值,引发生命伦理问题,表现为基因优生、复制人、延长人的寿命等问题;引发环境伦理问题,表现为对人类健康生活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威胁以及对其他生物的生存威胁;引发其他社会伦理问题,表现为体育伦理问题,个人隐私、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问题。面对纳米技术所引发各种伦理问题,人类应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和应尽到一定的道德职责,使纳米技术的发展既益于人类又促进生态的平衡。伦理对纳米技术的规约具有过程性,分为前置规约和后置规约,依据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规约手段和规约机制。前置规约体现在两个阶段:在纳米技术设计阶段,主要通过专业的纳米技术伦理委员会对纳米技术设计进行伦理评估;在试验阶段,通过技术共同体的伦理鉴定进行规约,主要通过一些道德规范约束纳米技术活动主体的行为;后置规约体现两个阶段:在应用阶段,通过伦理立法和行业标准规范对其进行规约;在推广阶段,通过伦理调整对其进行规约,在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中,人类应主动进行伦理观念的转变,以适应纳米技术的发展,使其按照人类的发展目标有效地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效应。
陈首珠[9]2015年在《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历史视野上考量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对于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是有益的。人类的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演变历经了古代的“以道驭术”、近代的“道术分离”、现代的“道术冲突”的过程,时至今日,技术与伦理的矛盾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协调,而且表现出愈加尖锐的趋势。现代学者针对不同技术领域涉及到的不同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单一视角、单一变量的分析和论证,而这种仅依靠技术行为本身或伦理精神要求的单一纬度,难以实现找寻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两者之间的协同与平衡。当代技术的发展依然面临着技术与伦理关系的矛盾,若要能走出传统技术伦理的困境,必须进行新的实践即“技术-伦理实践”。这种新的实践形态要求某项技术在开发伊始就始终考虑、研究相关技术伦理问题。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也曾最早谈及该实践形态,他指出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就是该实践形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付诸实践。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当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协调解决必须诉诸于新的技术-伦理实践。本文包含了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导论,涵盖了问题的提出、问题的价值、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等。第二部分,通过对“与技术相分离的伦理道德实践形态”、“与伦理道德相分离的技术实践”的分析,引出并论证了“技术-伦理实践”一种新的实践形态的到来。第叁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中西方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问题,详实介绍了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历史生成过程,即叁个阶段：孕育阶段、萌芽阶段、形成阶段。第四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分别从当代工程技术-生态伦理、医疗技术-生命伦理、网络技术-信息伦理等方面分析并论证了不同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技术-伦理实践模式。第五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包含了原因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分析等。第六个部分,围绕着旨在协调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而展开,进行了协调矛盾的可能性分析,提出了实现当代技术-伦理的协同建构的理论构想-—当代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并探讨了该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最后,本文以纳米技术为例,探究了当代纳米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的实践路径。为了实现当代技术与伦理的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不断开展新的实践探索。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将成为人类成功协调解决当代技术与伦理之间矛盾关系的新的实践形态。
刘瑞琳[10]2014年在《价值敏感性的技术设计探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顺应信息时代突飞猛进的技术变革,有效解决信息技术领域不断涌现的伦理道德问题,美国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教授芭提雅·弗里德曼(Batya Friedman)等人提出了价值敏感性的技术设计方法：价值敏感性设计(Value Sensitive Design),提倡在技术设计阶段除了考虑技术类的实用性价值之外,还要将更加广泛的人类价值纳入其中,并把这些价值有效地体现于技术产品设计中。这一方法和设计理念同样得到了“荷兰学派”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领域的学者的关注。价值敏感性的技术设计是一种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考量人类福祉、尊严、隐私、安全、知情同意、公正等人类价值的技术设计方法,它的提出起源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研究更加关注与技术有关的技术设计问题,技术设计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指涉,而技术设计的伦理学诉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价值敏感性技术设计对“价值”的解读,是在技术伦理学的视阈下进行的。技术设计活动愈来愈复杂,社会性不断增强,当技术设计中同一价值主体面临价值抉择或不同价值主体的价值利益诉求发生冲突需要权衡取舍时,技术设计活动中的设计人员应当根据一定的价值级序确定适用价值或优先适用的价值,因此,需要技术设计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设计过程,促进技术设计的人性化和健康发展。价值敏感性设计假设技术设计过程是负载价值和道德相关的,旨在以一种原则的和综合的整体视角方法去说明贯穿设计过程的人的价值,“道德物化”、“劝导技术”和“感性工学”都是价值敏感性设计在当今工业设计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类比实践理念和方法。价值敏感性设计采用一个综合性的叁重方法论,包括概念(conceptual)、经验(empirical)和技术(technical)调查的方法：概念性方法,对涉及的人类价值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哲学阐释；经验性方法,在概念研究的基础上,使用调研、访谈、观察、实验操作、资料收集、用户行为分析和人体生理测量等定性定量的方法分析人类社会中的技术人工物和评估某个特定技术设计成果；技术调查方法,研究现有技术性能及相关机制如何支持或阻碍人的价值和用系统的主动设计来支持概念研究中的价值考量。价值敏感性设计提倡在技术设计的早期进行主动设计和调整,区分拓宽了技术设计中的价值范畴和利益相关者。尽管还要面对“技术专家统治论”的质疑,并且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但价值敏感性设计作为技术设计的创新方法,仍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运用价值敏感性设计方法分析和改进植入性电子系统的安全设计和网页浏览器中cookies的安全设计,对其他相关技术的设计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价值敏感性设计起源于欧美,鉴于中西技术文化特征和背景的巨大差异,需要对中西技术传统与模式和思维文化传统以及中西方技术革命和现代技术创新进行对比研究,进行中国传统技术伦理思想“以道驭术”思想与价值敏感性设计的对比观照。儒家智慧中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和以“礼”作为具体行为规范的统一,或许可以疏解价值敏感性设计的道德相对主义困境。构建中国情境下的价值敏感性设计研究,必须立足中国技术文化语境,结合“以人为本”、“民主”、“和谐”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效指导中国的技术设计实践,才能实现中国价值敏感性技术设计研究的后发优势。
参考文献：
[1]. 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D]. 江璇. 东南大学. 2015
[2]. 关于纳米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D]. 陈豪杰. 武汉科技大学. 2003
[3]. 关于纳米技术的社会认知及风险研究[D]. 魏绮芳. 重庆大学. 2010
[4]. 关于纳米技术的伦理思考[D]. 刘扬. 大连理工大学. 2006
[5]. 纳米技术应用的环境伦理研究[D]. 代正巍. 合肥工业大学. 2012
[6]. 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哲学反思[D]. 龚超.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7]. 纳米生物技术安全的伦理审视[D]. 朱晓云. 武汉理工大学. 2008
[8]. 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D]. 张帆.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7
[9]. 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D]. 陈首珠. 东南大学. 2015
[10]. 价值敏感性的技术设计探究[D]. 刘瑞琳. 东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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