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公众论文,现状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14)02-0016-11 所谓政治信任即指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机构及其运行的信念和信心，是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评价与情感取向。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是公众遵从政府政策的心理基础，更是影响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的重要因素，对于政治稳定与政治体系的顺利运转意义重大[1，2]。正因如此，政治信任一直作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中国大陆学界对于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研究在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并在2007年后呈现出蓬勃的研究态势。综观既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政治信任培育机制的探讨以及对于政治信任流失原因的分析乃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3]。可以说，中国学界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符合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也反映出学者们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心系社会发展的公共情怀。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要求研究者应对社会问题给予理性、缜密与科学的分析。就政治信任研究而言，对于政治信任下滑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政治信任培育模式的探讨，必须以对当前中国政治信任全面评估以及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为基础。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水平如何？”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较大，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为何？”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不统一。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信任的心理发生机制为核心构建分析框架，以东亚民主化调查(2008)中国大陆的数据为考察对象，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力图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学界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的评估结果迥异？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稳定程度如何？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是什么？以期对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有所助益。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1.1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的核心主题与初步结论 1.1.1 “水平迥异”：关于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评估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众政治信任的水平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面对这一社会现象，中国的社会科学界给予了迅速的理论回应。然而，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总体评价却存在乐观和悲观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较高，尤其表现在对国家、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层面的认同度方面。高学德通过对南京、天津、重庆、深圳、兰州、银川六个地区的调查发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有较高的政府信任度”，其中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得分分别为4.47分与4.09分(满分为5分)[4]。肖唐镖、王欣通过对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五省份的农民历时十年的4波跟踪调查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农民对国家、执政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10年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对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提高了二到三成[5]。钟其根据浙江省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分析认为，以10分为满分进行测量，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均超过了6分，总体上处于较好的水平，其中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达到8.6分之多[6]。谢治菊通过对某行政村的调查得出结论，农民的整体政治信任水平较高，总体信任指数均值为3.42(满分为5分)[7]。李桂英在对浙江省六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大学生对国家和共同理想的信任度很高，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度也比较高[8]。 与上述持乐观观点的研究发现不同，也有许多学者通过实证调查得出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水平不高，政治信任流失，甚至是政治信任危机的悲观结论。史天健和吕杰通过1992~2003年数波大规模调查的分析认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呈下降趋势，下降的幅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大体一致[9]。此外，一项由中宣部、中组部策划，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四个民主党派参加的，调查范围涉及全国经济发达、欠发达、较边远三类地区中的50个大、中、小城市的针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信任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民众信任党和政府的工作[10]。有学者甚至得出了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的论断，并且认为这种危机和风险如果不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会对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可见，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水平如何观点迥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这一现实问题的进一步观察与探讨。 1.1.2 “差序格局”：关于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特征的描画 虽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水平的测量结果差别较大，但是学界普遍对李连江教授提出的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存在着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程度的“差序格局”[11](即公众对越高层级的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对越低层级的政府信任程度越低的特点)持赞同的态度。如高学德、翟学伟认为：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出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样态，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评价最低的是县区级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办)[4]。于建嵘在考察中国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时认为，肯定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的农民比例均值为24.6%、4.5%、1.7%、0.7%，而认为以上各级政府威信很低的农民比例均值为33.9%、53.2%、66.5%和76.1%。这一研究结论为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提供了佐证。此外，叶敏、彭研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以地方为中心的政治接触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公众政治信任“央强地弱”状态的形成原因[12]。由此，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特征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性观点。 1.1.3 “要我信”与“我要信”：关于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来源的认知 对公众政治信任来源的分析是政治信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理论界已经形成了两种分析的角度：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根基的制度生成论，一种是以社会资本等理论为根基的文化生成论。政治信任制度生成论的理论基础为理性选择理论，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治理或制度绩效[13]。如果政治体系能够令人满意地运转，政治体系能够满足人们的期望，那么政治信任必然产生并不断增加。民众是否信任政府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体系是否值得信任(Trustworthy)，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在于政治体系本身，而不是政治体系之外的东西。相反，文化生成论者则认为，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地与该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人们之间长期的交往方式有关。政治信任孕育于社会系统之中，是社会信任的拓展，是社会文化密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文化论者的逻辑推演，政治信任蕴涵于社会的历史文化系统之中，政治信任不是治理绩效的结果，而是原因。英格尔哈特[14]、帕特南[15]、福山[16]、Mishler[17]等学者都是政治信任文化生成论的代表。 虽然文化生成论和制度生成论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所关注的分别是政治信任形成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心理进路，文化决定论关注的是政治信任主体的特性，即公众是否具有强烈的付出信任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关注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我要信”的问题，而制度决定论则关注的是政治信任客体的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是一个“要我信”的问题。 国内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国外学者的制度生成论与文化生成论的观点，也大致围绕“要我信”与“我要信”这两个层面展开。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验证了政治信任是社会信任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的这一制度性结论[18]。也有学者认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对政府透明度的认知、政治效能感以及对官场道德的评价等理性因素是影响人们政治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19]。有学者以社会NGO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调查验证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与政府的能力、沟通、制度的公正与正义有着密切的线性相关关系[20]。有学者通过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证明：虽然制度绩效与文化传统对公众政治信任心理都有影响，但“这两条通道起作用的强度和对象却有一定的差异。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履行的程度及其绩效的好坏等‘硬’实力要比人际信任、传统价值观等‘软’文化对政治信任的提升有更重要的作用”。[4]除了以上以制度为视角检视和验证政治信任的制度生成论之外，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史天健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民众的政治信任的比较，认为政治文化在形塑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21]。马得勇则更明确地指出，东亚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民众的政治信任心理直接相关。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西方学界中关于政治信任文化生成论的核心观点[22]。 1.2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探究与澄清的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于政治信任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也达成了一定的理论共识，然而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1)为何学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测量结果迥异？按照一般的逻辑，相同时间段内，公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与变化，那么，学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水平判断的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观点是如何产生的呢？ (2)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稳定程度如何？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政治体系是衡量政治信任的一个基本的标尺。此外，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是否会因为社会中的某种舆论风潮、突发的事件，或者政府一时工作的失误而瞬间发生改变，公众政治信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如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政治体系运行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因此，公众对政治体系信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应当成为考察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维度。 (3)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文化属性，还是制度绩效？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这一研究结论符合政治信任的文化决定论观点，也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信任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且适恰的角度，然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公众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不断提升，具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必定随着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造成影响？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是主要取决于“我要信”还是“要我信”？这一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澄清。 1.3 期望、风险与信任：本文考察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理论依据 1.3.1 期望：政治信任类型的划分依据 政治信任作为信任心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形成与状态必然符合所有信任心理的发生机制。 信任的心理都可以通约性地表述为：“A信任B能做X。”但是，在日常的话语表述以及学术探讨中，人们似乎只提及信任的主体A与B，如“顾客信任某品牌”、“公民信任政府”。作为信任心理发生的重要元素——信任的具体内容与形成信任的内在心理动机往往被忽略了。信任“看起来几乎总是省略式的”[23]。政治信任是信任心理中的一种类型，它具有信任心理所具备的一切本质属性。在日常话语与学术讨论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也是一种省略信任具体的目标的表述。而省略了具体目标与场景的政治信任只能是留下太多空间的、笼统的、模糊的理论命题。这也许是造成人们对于政治信任测量差异的核心原因。 纵观当代中国学界关于政治信任评估的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研究注意到了政治信任客体(B)的多元特性，即能够对政治信任客体的层级(中央到地方)、领域(立法、行政、司法、军队、政党)进行分类测量，但是对于政治信任的目标与对象(X)却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和明确的表述，比如，当被问及“你信任中央(地方)政府吗”，面对这种“省略式的表述”，有的受访者心中呈现的可能是是否信任中央(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力，有些受访者心中可能呈现的是是否信任中央(地方)政府服务公众的品质，或者，还有些受访者心中呈现的是是否信任中央(地方)政府公布的各项经济社会数据等等。因此，本文认为，忽略了信任的心理发生机制，仅局限于政治信任的“省略式表述”，从而导致的对于政治信任的单维度测量是造成学界对于政治信任水平测量差异的重要原因。 期望的实现是信任建立的基础，不同的期望自然也决定了信任的不同类型。因此，对现实生活中多种表现形式的期望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就成为细分信任类型的前提。什托姆普卡把信任关系中被期望的行为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工具性品质(包括规律性、合理性、效率)、道德品质(包括符合法规、正直、好心、公正)以及信用品质(包括无私、利他、仁爱、宽大)，并且，这三种期望呈现出期望值由小到大的排列。当信任建立在工具型期望基础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工具型信任(Instrumental Trust)；当信任建立在道德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价值型信任；当信任建立在信用的期望之上时，我们称之为信用型信任[24]。 综合上述信任心理中期望的类型，结合政治信任的独特属性，本文依照政治信任的内容把政治信任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能力型政治信任，即公民对政治体系是否具有完成其职能的能力的信任；以及意愿型政治信任，即公民对政治体系是否具有为民执政的意愿的信任，以期更为全面地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 1.3.2 风险：政治信任稳定性的测量标尺 风险是与信任心理形成密切相关的又一重要因素。信任总是以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立足点和实践归宿的。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作为一切合作活动的心理基础，信任是人们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的一种简化机制[25]。这种“简化”是任何人决策和行动的前提，通过理性然而又并非完全理性的简化，世界被粗线条地分为“信任”和“不被信任”两个组成部分，进而以此为依据，人们采取了“合作”与“不合作”两种行动。可见，信任心理之所以有价值，在于未来的不可控性。或者说，信任一旦付出，就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正是在这种功能的意义上，信任又被看作是一种无法与风险割裂开来的心理，付出信任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付出了信任之后，也会面临着被信任者失信的风险[26，27]。既然信任与风险并存，那么，尽量全面地评估付出信任后所面临的风险就是理性的人们在付出信任之前必须要做的一种权衡。因此，对信任背后的风险进行评估是测量政治信任稳定性以及信任主体付出信任倾向的内在依据。 风险的评估总是与时间维度相关。一般来讲，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则是依据信任客体过去的表现、现在的行为或对未来的预先承诺，以此来确定自己付出信任需要承担的风险，如果风险越大，那么信任主体付出信任的意愿越低；或者，即使为了合作付出信任，这种信任也是比较脆弱的，具有较低的稳定性。对于政治信任而言，道理亦是如此。按照什托姆普卡的观点，依据风险的等级，人们付出信任的理由分别为：声誉、表现、可见性和亲密性、监督与惩罚失信行为的机构与制度的存在。而且，上述信任的理由呈现出风险由大到小，信任稳定性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24]。也就是说人们凭借外界对于某人声誉的评价而付出信任的意愿，以及信任的强度和稳定性一定要低于依据其表现所建立的信任，而依据表现的信任的强度又要低于是否具有监督与惩罚失信的机构和制度的存在。可见，监督与惩罚失信行为的机构和制度的存在对于稳定的信任心理的形成至关重要，尤其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非熟人现代社会中，失信惩罚机制的存在是信任形成并稳固的重要基础。自发的政治信任恰恰是由制度化的不信任启动和催生的。“制度化的不信任程度越高，自发信任的水平就越高。”[28] 据此，本文将以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的依据为基础将公众的政治信任的稳定性由高到低分为三个档次：(1)如果公众信任政治体系主要因为社会中存在着对政治体系失信的惩罚机制，那么公众付出信任后面临的风险水平最低，因此，其信任的稳定性最高；(2)如果公众信任政治体系主要依据其外在的声誉，如主流媒体对政府的宣传，那么，公众付出信任所面临的风险最大，其政治信任的稳定性最低；(3)如果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主要依据政治体系的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那么，公众政治信任的稳定程度居于中等。 综上，本文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从政治信任类型与政治信任稳定性两个维度出发力图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心理，以制度生成论与文化生成论为理论依据，从治理绩效(“要我信”)和威权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我要信”)两个角度考察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如图1所示)，以期对前文提及的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给予理论回应。
2 样本概况与变量操作化 2.1 样本概况 东亚民主研究计划①祖国大陆部分的问卷调查于2007年12月到2008年6月进行，该计划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主持，由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调查覆盖祖国大陆除西藏藏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通过入户调查的方法，以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通过多阶段抽样的方法：第一阶段，在祖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内，以近15年内的人口平均规模、地理位置、行政区划特征为依据，按比例抽取212个市/县；第二阶段，在所选中的每个县/市依据城镇人口比例、教育水平、人口规模等因素抽取2个乡、镇/街道；第三阶段，在所选的每个乡、镇/街道内随机抽取2个行政村或社区居委会；第四阶段，在所选的行政村和社区居委会中确定受访家庭，每个县或市的受访家庭总数按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原则确定，最终确定调查对象为5402人，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098份，回收率为94.37%。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2.2 核心变量操作化 2.2.1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主要指公众对政治体系、政治机构机器运行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对于政治信任的测量，本文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全球动态调查”(Global Barometer，GB)等许多调查研究机构普遍采用的测量方法，即考察公众对国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警察的信任程度(非常信任为4分，比较信任为3分，比较不信任为2分，非常不信任为1分)，取其平均值作为衡量政治信任总体水平的指标，并将其作为因变量构建政治信任来源模型②。 2.2.2 能力型政治信任与意愿型政治信任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以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期待为基础，将公众的政治信任划分为能力型政治信任与意愿型政治信任两种类型，并在每一类型的政治信任之下设定若干次级指标以考察受访者对政治体系的不同态度。具体测量指标如表2。
2.2.3 主流媒体信任、政府治理绩效、失信惩罚机制、传统文化价值：影响政治信任的各变量 以前文所述的信任与风险的关系理论为依据，结合既有研究得出了政治信任来源的两种路径。本文将调查问卷中与此相关的18个变量(见表3)进行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18个变量进行信度测试，统计结果显示，表3中的18个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755。本文运用主成分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上述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KMO值为0.700，Bartlett球度检验卡方值为4269.273，并且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经过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共提取7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共服务评价因子、治理过程评价因子、主流媒体信任因子、政治经济评价因子、集体主义价值因子、威权主义价值因子、失信惩罚机制评价因子，作为后文的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带入模型。具体变量及因子分析结果见表3。
3 统计分析结果与研究发现 3.1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总体水平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当代中国公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政治信任水平如表4所示。统计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各个不同机构信任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央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军队、司法机构和地方政府。其中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反差极大，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众多学者对于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和地方差序政治信任格局的判断[4，11，29]。 3.2 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类型分析 根据前文关于公众不同期望与政治信任类型关系的论述，本文将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进一步区分为能力型政治信任和意愿型政治信任进行测量，具体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由于不同变量测量的量纲不同，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信任，本文将政治信任均值做了百分制的处理)。
表5的统计结果显示，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和意愿型政治信任得分不尽相同。比较公众不同期望类型下政治信任水平的均值可以发现，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能力型信任水平要高于意愿型政治信任水平将近10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代中国公众对于政治体系执政为民的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对政治体系执政为民意愿的信任。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推进经济工作的效率、对政治体系的诚实品质、执政的能力比较信任，对政治体系的公正品质的信任水平略低，而对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品质信任程度最低。 3.3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稳定性与来源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如果公众仅凭政治体系过往的声誉就付出信任，那么公众付出信任所承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最高的，其政治信任的稳定性也是最差的。相反，如果公众是因为有对政治体系失信的惩罚机制而付出信任，此种政治信任风险最低，是最为理性的选择，其稳定程度最高。那么，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主要是依据什么呢？ 本文以公众的政治信任(即公众对不同机构政治信任得分的平均值)为因变量，以公众的主流媒体信任因子、治理过程评价因子、治理结果评价因子、公共服务评价因子、失信惩罚机制评价因子、公众的威权主义价值因子、集体主义价值因子及人口统计学变量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具体统计结果见表6。 通过表6的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当主流媒体信任因子、治理过程因子、政治经济评价因子、公共服务供给因子加入模型之后，回归模型的
值不断提升；而当失信惩罚机制评价因子，威权主义价值因子以及集体主义价值因子加入模型后，回归模型的
值没有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中国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对治理过程、政治经济以及公共服务的评价都会对公众的政治信任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公众对是否存在失信惩罚机制的评价以及公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力度较弱。如果从
值的提高幅度来看，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过程的评价，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影响力度较之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以及公众对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价(后两者更大程度上为治理结果层面的因素)要更大一些。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所付出的信任主要依据政治体系过往的声誉以及政治体系当前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具有失信惩罚机制。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政治信任所付出的依据不同，公众付出信任所面临的风险则不同，因而这种政治信任的稳定性也会有很大差异。以此观之，当代中国公众付出政治信任所面临的风险处于中高水平，因此，不管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水平是高是低，这种政治信任心理并不具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在政治信任来源层面，国内外学界的研究表明，政治体系的治理绩效与公众所秉持的文化传统是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表6的统计结果却显示，在文化变量中，只有威权主义价值因子对公众的政治信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无论从回归系数还是R2变化来看，公众的传统文化观念对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力并不显著，而公众对治理过程的评价、对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价、对公共服务的评价等与政治体系治理绩效密切相关的变量都会对其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可见，在治理绩效和文化传统之间，公众的政治信任受到治理绩效的影响更大，政治体系的治理绩效应当是当下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此外，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层面，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公众的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 4 结论与后续的研究议题 在政治信任类型层面，本文认为仅仅以水平高低作为唯一尺度对政治信任这一微观的复杂心理进行测量不利于考察特定时期内公众政治信任心理的全貌。因此，本文以政治信任中的“期望”为视角将以往理论界仅仅考察“A在多大程度上信任B？”转变为考察“A在多大程度上信任B能做X？”，并从为民执政的能力与为民执政的意愿两个层面对前文中“X”分别予以测量，力求回应“省略式测量”造成的理论争论。 在政治信任稳定性层面，本文以什托姆普卡的“时间-风险-信任稳定性”理论为分析主线，认为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后所面临的风险与其政治信任的稳定性成反比。那么，如何测量公众对政治体系付出信任后所面临的风险是高是低呢？依据什托姆普卡的理论，当人们付出信任仅仅依据外界对信任客体的评价(即信任客体过往的声誉)时，信任主体付出信任所面临的风险较高；相应的，其信任的稳定性程度较低。反之，如果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付出信任主要是依据存在着对信任客体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信任主体所面临的风险较低，其信任的稳定程度则较高。信任主体付出信任主要依据信任客体的行动表现，那么信任主体所面临的风险及其信任稳定性居中。
在政治信任的来源方面，本文依据国内外理论界以往的研究所得出政治信任的制度生成论(要我信)以及政治信任的文化生成论(我要信)两个维度，从政府治理绩效和传统文化观念进一步考察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 依据以上的研究思路，结合前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以及“能力-意愿”的“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与意愿型政治信任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理论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高低的论争。 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核心特征： 首先，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差别较大，即公众的“中央-地方”的差序信任格局[11]意见相对一致。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也佐证了以往学界的研究结论(当代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平均分为3.64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平均分为2.77分)。 其次，学界对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评估结果存在着乐观与悲观两种观点。本文以期望为视角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类型予以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与“意愿型政治信任”在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以百分制计算，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意愿型政治信任”要低于公众的“能力型政治信任”近10分。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当下理论界关于政治信任水平同时产生乐观与悲观两种评估的原因。当前，学界有关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测量和评估大多以不同政治机构，如政治共同体、广义上的不同层级的政府、政治精英作为信任客体[5-7]。以此为考察依据，许多学者得出了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结论。本文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不同政治机构政治信任的平均分为3.407，要高于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③。这一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国内理论界一些关于我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乐观估计。 然而，如果以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不同期望细致考察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公众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心理并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前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公众不仅对于不同层级的政治体系信任程度不同，对于政治体系的不同品格的信任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政治体系的执政效率等能力型政治信任要高于对政治体系的民主、公正等意愿型政治信任。具体来看，公众对于政治体系执政效率的信任要高于对政治体系民主品质的信任将近18分(百分制)。或者说，当代中国公众的“意愿型政治信任”水平并不高。佩里·K.布兰登在总结21世纪公众政治信任发展趋势时指出，一种新的公民信任文化正悄然出现，这种公民文化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公众更为关注政治体系的道德水平与道德属性[30]。若以此趋势推断，当代中国公众这种“能力-意愿”的差序信任格局确实潜藏着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公众的“意愿型政治信任”，将会进一步影响到政治体系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学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现状的悲观评价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大多以社会转型前后的比较为依据[9]、以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期望为核心[10]、以群体性事件为切入点，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流[31，32]。这些研究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A在多大程度上信任B？”的测量模式，进而也得出了与之相反的不同结论。 综上可见，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不仅具有“中央-地方”层面的“差序信任格局”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能力-意愿”层面的差序信任格局特征。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这两种差距信任——即对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差异与对政治主体的执政能力和为民执政的意愿的信任差异，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一问题还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观察和分析。 (2)公众对是否存在政治体系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并未影响其政治信任心理，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程度不高。 考察公众的政治信任不仅要测量其水平高低，信任心理的稳定性也是测量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方面。按照前文的分析，以主流媒体宣传为基础的政治信任是一种风险最高，而且也是最不稳定的信任，以治理绩效为基础的政治信任次之，而以存在惩罚失信行为的制度为基础的信任风险最低，也最为稳固。通过前文的统计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公众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主流媒体宣传以及公众对治理过程、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是否存在着对政治体系失信的惩罚机制并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政治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是一种过往声誉与治理绩效导向下的政治信任。如果说“制度化的不信任程度越高，自发信任的水平就越高”[28]，那么，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并不是完全理性与稳固的，其中隐含着一定程度的感性与脆弱的成分，是一种“中度稳定”的政治信任。这一结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当前的公众情绪极易受到不同社会事件以及风潮(如网络以及社会中传播的事件)的影响[33]，容易由对政治体系的信任迅速地转为不信任。政治信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过程中的无心过失具有多大程度的宽容。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的风险与不稳定因素，因此，对于政治体系而言，不仅要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采取措施培育一种理性、稳定的政治信任亦是政治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 (3)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比，政治体系的治理绩效是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更为重要的来源。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以来都具有较为浓厚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典型特征。许多学者认为这种天然的服从权威以及为群体牺牲小我的心理和文化属性是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21，22]。然而，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与体现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治理过程因素、政治经济形势评价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相比，公众的传统文化价值对其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既来源于文化传统，又来源于治理绩效，但是公众对治理绩效的主观感受乃是其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公众是否信任政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做出了足够的“要我信”的治理成绩，其中，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过程的评价，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评价、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均是影响其政治信任心理的重要指标。 作为一种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公众的政治信任既是政治体系运行的重要背景，也是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和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研究目的仅限于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进行更为细致的评估，以期回应当代学术界某些理论争论。由于本项研究是以东亚民主化调查2008年的截面数据为分析对象，不能对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动态发展趋势进行考察，因而不能对许多学术界所热烈讨论的、且对转型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其他政治信任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比如前文提及的当代中国公众所表现出的“中央-地方”差序信任与“能力-意愿”差序信任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相关性；中国传统的威权主义文化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是否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减小[22]；“后物质主义价值观”④和“批判性公民”⑤在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文化中是否有所体现；公众的主流媒体信任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否会受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等等。这些理论问题需要更大规模的时间序列资料以及更长时期的观察来加以分析和探索。 注释： ①该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与数据情况见：http://140.109.171.198/index.html。 ②将公众对于国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警察的信任变量进行信度分析，Cronbach α系数为0.846，该结果说明此六个变量的内在信度属于可信的区间范围。 ③根据东亚民主化调查数据统计，公众对于不同政治机构信任水平的平均分分别为：新加坡-3.072；日本-2.290；台湾-2.326；韩国-2.010。 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一个针对公民价值的观念，主要指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之后，人们不必再为生存而担忧，这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便由原来的注重经济、发展、繁荣等物质因素逐步转向更为关注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公民参与等后物质因素(参见文献[35])。 ⑤所谓“批判性公民”指原来的以服从并享受治理成果为特征的“物质主义公民”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变为要求参与、公民权、透明、负责政府的“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反映在政治信任领域则表现为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由原来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转变为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是否合法、是否透明、是否符合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相反，政治体系“物质产出”对于提升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重要性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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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信任，为什么是信任？当代中国公共政治信任现状及来源的实证分析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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