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财政体制的问题与改革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财政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科学发展观，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财政体制亟须进一步改革，不仅要注重细节，更要正视改革的方向。
为此，我们要认清当前财政状态中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财政自我膨胀太快。上世纪90年代初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同步，每年是10％左右，有的时候会低一些。这段时间，国家让利于民的思想在财政上体现得比较突出。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加快，大部分年份都在20％上下，有的时候甚至大大超过20％。比如说，1993年至2005年13年当中，有6年超过了20％，还有一些年份非常接近20％。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是加速度增长，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30％。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财政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0％左右，增加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计划经济时期的状况，支配了整个经济生活中相当大的一块资源。
第二个问题是从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用于民生的支出偏低。按照功能划分，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块是经济建设支出，2005年有将近1万亿元都是用于经济建设支出。还有很大一部分支出则是政府自身消费，达到了6500亿元以上。而民生方面，把三项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抚恤与福利、社会保障、价格补贴)加起来，才仅占财政的10％多一点(3500亿元)。这些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是2％左右。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这个比例显然是偏低的。
这里提供一组对比数据，直接用于扶贫和民众福利的转移支付，在美国2003年的财政支出中，占了40％以上，占整个GDP的12.5％，这还仅仅是联邦政府一级政府的支出。而我国这种直接由政府“写支票”给老百姓的项目，只占整个GDP的2％。这部分支出的3530亿元，只占经济建设支出的38％，占行政支出的54％。
动态来看，从1993年至2005年，用于福利的支出增加了9.5倍，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了10.26％，加上行政管理费原有的底子就很大，是基础很大的快速增长。
所以，关于财政支出，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当前的财政政策有忽视民生的嫌疑，是以GDP和行政机构的自我消费为中心的财政。
当然，近来党的大会和各种政策文件都在开始关注民生，强调民生问题，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从上面的数据和分析来看，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才能把关注民生的问题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个问题，财政政策对中等收入者起着压制作用。在任何社会里面，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者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稳定、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财政应当考虑怎样扶持和鼓励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进一步发展壮大。
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着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的问题，这对中等收入者起着压制作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高消费城市，月收入1万元的很多。很多知识分子说，他们每月8千、9千、1万元的收入，其实还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最底层奋斗。因为住房贵，交通费贵，学费也很贵，小孩读好的学校，几千块钱就没有了，如果还有父母，如果家在农村还有亲属，如果生病的话，所有这些都需要很多钱。国家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又跟不上，这些中等收入者还要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保险功能。一万块钱的收入对这些人来说，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实际上又是非常艰苦的。
而我国的财政政策却把月收入一万块钱到两三万块钱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我个人的体会，这种调节社会分配的思路是把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压下去，而不是把低收入者的收入提上来。这种做法不但不是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不是促进纺锤形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而是抑制中等收入者，促进了中间瘦小的M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
财政政策是怎样促进形成这种社会结构的呢？财政对中等收入者征税，理由是要调节收入分配，但实际上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这些税收收入并没有调节到低收入者那里，而是增加了政府行政机构的自我消费，或者用于大型项目建设上。国家用调节收入分配的理由拿到了更多钱，这些钱却没有落到穷人手上，而是落到了政府自我消费和大型项目开支上。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印象(未经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的)，行政消费和大型项目的开支往往是和腐败相连的。而腐败恰恰就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要和政府项目挂上钩，一夜暴富的现象并不少见。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前几年政府增加了对高速公路的投资，结果各省公路局长落马的比例就大大增加了；第二个例子，据报道，信阳市禁止公务员中午喝酒，结果半年就节约了四千万元的行政开支。从这些例子的印象来看，大型项目的增加和行政费用的自我膨胀，是腐败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更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合理的原因之一。
把这些分析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恶性循环形成的过程。财政用调节收入分配的理由来增加税收，增加税收之后就去增加大型项目和行政消费开支，大型项目和行政费用又增加了腐败，腐败的增加使得社会更不公平，社会更不公平又要调节收入分配。这样，财政就用调节收入分配的理由，达到了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的后果。
当前财政存在的这三个问题，和科学发展观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显然是不吻合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公共财政改革的方向呢?财政改革，目标应该是强调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特别要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应该让大部分好处直接落到社会、落到人民群众的手上。财政任务，主要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政环境和社会环境服务的。如果以此为目标，就要注意防止大政府和小社会，在既有的大政府和小社会结构下，要防止收入分配进一步朝政府倾斜。同时要改变观念，政府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直接投资者和主导者，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而不要通过自己直接投资达到增加GDP的目的。如果还要通过自身的投资和投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那就是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没有摆正。
有了这个财政改革的目标，在财政收入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我认为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从收入结构来说，需要改变财政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税收体制。要想办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形式来限制财政增长的速度，尽量争取做到财政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更加理想的是略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可以考虑大幅度地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比如把月收入一万块钱作为起征点，作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起点，而不是作为高收入人群和财政调节的重点对象。同时还要大幅度降低对这些人的税率。
第三，考虑财政是不是要改变只进不出的传统。国家有困难的时候，譬如出现了国际危机，发生战争了，或者经济遇到特大冲击了，像这种有特殊问题的时候，财政可以考虑多收一点税，这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大家应该多作些贡献。但是，在形势大好、收入增加非常快的时候，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退一些税给老百姓，这样有往有来，形成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互相依赖的和谐关系。
第四，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入性化、个性化的减免退税政策，比如考虑家庭生病所需的医疗开支、小孩上学所需的教育开支，考虑家庭人口较多的因素，考虑赡养老人的因素。对于这些情况可以实行一些人性化、个性化的减免退税政策。
另外，不要把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放在年收入十几万元的人身上，要放在年收入几十万元以上的人身上。要鼓励大家努力进入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元的行列。让他们感觉到，钱挣回来之后，很安全、很值得。我们就是要鼓励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
在财政支出方面，应放弃以GDP和自我消费为中心的财政，着重把财政支出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一套经济制度来支持市场的发展和发育；二是直接帮助低收入人群，使得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得到保证，这就要求增加对低收入者的困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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