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背叛：移民作家的位置在哪里？——评哈#183;金的《移民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民论文,作家论文,位置论文,语言论文,评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哈·金(Ha Jin)的论文集《移民作家》(注：本文所引用的《移民作家》的片段，均为笔者所译)。该书为三篇讲座结集而成，第一篇题目为《代言人与部落》，第二篇的题目为《语言的背叛》，第三篇为《一个人的家园》。哈·金在这部书中，阐述了有关移民作家以及移民文学的相关话题，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包括：对于移民作家而言，他们能否成为原来所属宗族或部落乃至祖国的“代言人”？用异国语言进行写作，是否是对所属宗族或部落乃至祖国的背叛？移民作家的家园在哪里？在这部书中，作者以移居美国多年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移居美国多年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等移民作家为例，细致入微地探讨了移民作家的各种问题：生存与写作、孤独与乡愁、个体与集体、政治与艺术、回归与抵达等。所有上述问题都涉及作家的“位置”问题，或者说作家的自我定位与被定位问题。
哈·金在移民作家及其移民文学上提出的新的、独到的见解和观点，不仅对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而且对整个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试图对《移民作家》作较为全面的评述，并集中探讨两个问题：第一，哈·金在《移民作家》中主要阐述了什么内容？有何理论依据？第二，应该如何看待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
既然谈移民作家，首先要定义“谁”是“移民”。在哈·金看来，所谓移民，一般来说大都是指从不太发达的国家到较为发达的国家去定居的人们。但紧接下来的问题是，移民作家，在面临所有作家都可能要面对的最古老的问题即“为谁写作”的同时，更要面对“以什么身份写作”、“为哪些人的利益(或者说站在哪些人的立场上)写作”此类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之中，哈·金认为，第三个问题最令人困惑，因为这牵涉到作家的“身份”或者是“认同感”与传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极有可能是变动的，令人难以把握。
哈·金以自己为例来说：“我曾经把自己视为是一位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中国作家，……但我那时却未曾意识到我自己所选择的立场的复杂性和不可行性。”因为这样的立场会受到来自祖国的质问：“谁给你的权利让你代替我们说话的？”甚至还可能有人会指责作家说，你哪里是代表我们，你恰恰是那个在国外出卖祖国和人民的人呢！哈·金认为，这就导致作家必须去思考的古老问题：“我们是谁？”即要探讨作家写作的理由，或者说是作家写作的合法性问题。因此，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作家能否代表自己的祖国，或者说，能否成为一名“代言人”？这个问题在哈·金看来，若是在国内已经有了相当的声誉，对于已经具有代言人身份的作家来说，事情可能很简单——这个作家到了国外可以继续写作，并继续代言。然而，即便如此，这也不是长久的事，他不过是像有任期的文学大使罢了。
接下来，哈·金举了三个作家的例子，第一个是长期流亡美国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二个是长期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林语堂。这两位作家同属流亡作家，同时又都认为自己是自己国家的代言人。同时，他还谈到了英国作家V.S.奈保尔。
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2月，因为1973年出版的第一卷《古拉格群岛》而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紧接着被驱逐出苏联。那么，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定位自己呢？在接见一位西班牙访谈者的时候，他说道：“我从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西方作家……我只为我的祖国而写作。”1994年3月，俄罗斯在恢复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之后，他回到了俄罗斯。但有趣而又值得引人深思的是，在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之后，他却无法写作了——尽管这个时候他可以尽情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了。原因似乎很简单：在过去，作为代言人，他给自己确立的目标更多的是揭露苏联历史的黑暗以及阴暗面，但当他回到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俄罗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了太大的改变，他在“为谁写作”的问题上出现了断裂——这个时候的祖国，已经不需要有人来代言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所创作的很多作品的价值就远不如他在流放之前的作品。哈·金提到，直到大约10年之后，索尔仁尼琴才真正又“回到”俄罗斯——当然还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尽管他的一些名篇是通过改编成电视剧的形式而被俄罗斯民众所重新接受的。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哈·金在文章中提到了索尔仁尼琴的一段往事，很值得我们深思。在索尔仁尼琴流亡时期的1985年的6月24日，在他所居住的佛蒙特州卢特兰的家园之外集聚着大量的记者，他们在等待着伟大作家的出现，因为据说这一天将是索尔仁尼琴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日子。最后出来的只是他的妻子和儿子，索尔仁尼琴却没有出现——很显然，他最终改变了主意。据后来他的传记作家约瑟夫·皮尔斯(Joseph Pearce)说，索尔仁尼琴的太太说，他无法想像自己是除了俄罗斯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当然，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他毕竟还是希望加入美国国籍的，因为他等待的时间太久了，他需要为了家人而有所改变。但哈·金还是认为，索尔仁尼琴的故事告诉人们，虽然作家在精心打造自己与其部落的关系，但他本身所具有的角色还是具有可变性的——有时是意外，有时则是必须的。比如索尔仁尼琴就试图为了家人而转变“身份”。像这样坚定的爱国者，都曾犹豫和动摇过，更何况其他人？换句话说，一位作家试图表明作为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其实是很脆弱的。那么，什么才是强大和有力量的呢？哈·金说：“唯有文学才能突破历史、政治和语言的障碍，抵达包括作者的祖国人民在内的读者那里。”这，应该是索尔仁尼琴最终被他的祖国和人民所接受的主要原因所在。
哈·金所提到的另外一个作家是林语堂。林语堂同样拒绝成为一名美国公民，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林语堂从1936年离开中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哈·金认为，虽然林语堂个人非常看重自己的《京华烟云》，但这个作品在英语世界中，人们已经不怎么阅读了，因为他“过分沉溺于解释中国”。但他的这部作品的翻译本，还在中国大陆被人阅读，不过人们似乎更关注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就是更看重作品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唐人街》和《生活的艺术》还在英语世界中印刷。由是观之，哈·金总结说：“这个事实意味着，是主题与内容而非语言决定着一本书的命运，事实常常如此。”
看到这里，其实，我们应该理解哈·金提到两位作家所要强调的是什么了，首要的是作家的作品，要靠作品的力量去打动人包括自己国家的人民，其次就是作品的主题与内容，即你写的是什么，而不是用什么语言去写作。换句话说，他对作家的“代言人”身份是持怀疑态度的。紧接着，哈·金还使用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的英国作家奈保尔作为讨论“个人与集体”的一个典型例子。他的结论更加明确无误，自命为国家与民族的“代言人”是愚蠢的。
我们有必要去追问哈·金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对此也做出了明晰的回答。他说，下面的话可能是套话，但却千真万确：一个作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写出好的作品来，其社会角色是第二位的。由此他得出了自己的最终结论：作家当然应该拥有一种道德立场，也应该为被压迫者言说，反抗偏见与不公，但这样的姿态应该是第二位的。作家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艺术作为社会斗争工具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他的真正的战场不在别处就在纸上，如果其作品不被承认为艺术，那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哈·金最后不无沉痛地说，对于很多历史事件与历史往事来说，如果没有那些永恒的文学作品去描写它们，到将来那些曾经受苦受难乃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们都将逐渐淡出人们的集体记忆之外，这无疑是可悲的，甚至应该算是作家的失职。因此，作家应该主要通过艺术的渠道进入历史，“作家的成功与失败最终是由白纸黑字来决定的”。
我们都知道，作家总是沉溺于语言之中，甚至会被语言所迷惑。然而，使用异国语言进行创作，却给作家带来了尴尬的地位。
在第二篇文章《语言的背叛》中，哈·金指出，过去一般都认为，对于作家而言，不再使用母语进行创作而选择另外一种语言进行创作，无疑是一种“背叛行为”。就创作而言，哈·金在被人问道为什么用英语进行创作的时候，他曾经回答说“为了生存”。而他也提出，这里的“生存”实际上有三层意思：一是物质层面的生存；二是“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第三种则意味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去追逐自己的幻想”。
同样，他以两位作家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康拉德是波兰裔英国作家，他把写作视为个人的一种幻想。但在英国及英属地的时候，为了实现个人写作的雄心壮志，他不得不选择英语这一欧洲主要语言进行创作，尽管他从来没有为这样的选择感到轻松过。很有意味的是，1914年，在阔别了21年回到波兰的时候，康拉德已经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了，他却依然有些坐立不安，他担忧的就是自己的祖国会冷淡自己。相反，在英格兰，他总是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哈·金认为，这一定是他拒绝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其他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的原因，也是他拒绝英国政府授予他爵位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康拉德对世俗之中的荣誉毫不在乎。恰恰相反，他心存高远，渴望得到世界文坛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哈·金说，康拉德所以对这个大奖心向往之，乃是因为如果有了诺贝尔奖，他就可以弥补他在英国和波兰之间认同感的那种断裂了。但令人遗憾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最终也没有落到他的头上。在哈·金看来，现实是很残酷的，康拉德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没有国家可以代表了。
在康拉德创作的历史上，同样有一段故事值得一说。在1899年4月份波兰出版的《家园》杂志刊登了一篇严厉谴责康拉德写作的文章，作者为伊莉莎·奥泽斯科娃。她的观点主要有三个：第一，康拉德的移民是对自己祖国的遗弃；第二，用英语写作是一种背叛行为，因为依传统而言，使用波兰语写作就是一种爱国行为；第三，用一种主要的和强势的外国语言写作挣钱，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了小商小贩的水平，这反过来就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对他的祖国的人民来说变得无足轻重了。可想而知，这样的评论令康拉德深受打击。后来，就康拉德的创作而言，背叛就成了他的一个主题。但哈·金表示，他反对这样的观点，认为“究其实质，这里的指责无疑是一种集体的声音，它要求作家无条件的忠诚与牺牲，但却对其能否在异国土地上生存不管不问。这种声音根本就无视个人的特殊环境。”在文章的最后，他的结论和观点同样简明扼要，对于语言的背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只能忠实于他的艺术”。
就篇幅而言，第三篇文章《一个人的家园》最短，但同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于移民作家来说，其“家园”在哪里？哈·金认为：“从定义上看，‘家园’一词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一个人的故乡，另一个则指一个人现在的家庭所在地。”在过去，这两个词很容易合二为一，其意义也就不用辨析。但到了现在，这两者则逐渐对立起来了。因此，才有了“我的第二故乡”这样的说法。在文章中，哈·金明确提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家园已不再仅仅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过去的地方，而是与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有关的地方。他用“抵达”(arrival)和“回归”(return)来做比喻，提出对于绝大多数的移民作家而言，家园的问题所涉及的是“抵达”而不是“回归”。据此，哈·金总结道，家园就是你建立家的地方这一说法，其实是符合逻辑的。
无疑，上述阐释至少有两方面的意味：首先，移民作家的“家园”可以是自己目前或者未来的居住地；其次，对于作家来说，“家园”并不总是那个让你不断回望乃至回归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你现在或者未来所居住乃至向往的地方。
哈·金上述三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拓展了围绕在移民作家身上的诸多问题，而其中由作家选择的非“母语”写作而引发“身份”的变化这一问题，应该说最引人瞩目，也更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我们都知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多元文化的盛行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了过去地理和地域与文化之间固定的边界，“界限”的模糊性凸显无疑。而就“地球村”人员相互快速的流动来说，所引发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的“身份”问题。而围绕这个问题，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讨论。
首先，“身份”问题所引起的困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在问题跨越国界时，表现就更为明显。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最喜欢问对方的问题大概就是“您是哪里人”了。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农业化时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人的籍贯、出生地以及生长地，基本上就是那个地方——这就是“家乡”，即我们“是哪里人”的那个“地方”。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兴起，包括战争、灾难等自然灾害的原因，移民开始大量出现，特别是全球化时代到来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而且有越来越理不清的趋势。一个人的籍贯可能是河南，但他出生在北京，后来又在黑龙江长大，再后来于上海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到广州工作并且长期在此居住，对这样的人，您说他是哪里人？——我们还不要说一个长期居住境外和国外的人的情况了。
在这里，我们就不去细究对于国民至关重要的“户口”的问题了。但我们不能不追问的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籍贯、出生地、生长地、常住地、户口、国籍等，如果只是单一地去看，它们是否如此重要，以至于其中之一就能确立我们的身份？比如，以籍贯为例，难道就因为父亲或者祖父的出生地在某地，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当做是某地的人吗？但问题是，若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又该以哪个为主来定义自己呢？
其次，从上述现实问题我们就可以推知，跨国的移民问题自然要复杂得多，而这一点在移民作家身上，又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当然，对于作家的身份而言，如果采用哈·金的观点，即作家重要的是要写出好的作品来，这当然也说得过去。但对于学者和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对于写作国别文学史的学者和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就很难跨越了。因为究竟应该选择哪些作家或者说哪些作家究竟应该属于自己所要撰写的国别和比较研究的对象，肯定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对于一个跨国的“作家”来说，证明其应该属于哪个国家作家这一身份的，究竟应该是其国籍、护照还是常住地呢？以哈·金为例，他不仅在中国出生，而且在中国接受了博士前的所有教育(到美国后攻读的博士学位)，但目前，作为已经加入了美国籍且长期在美国居住的作家，我们该把他视为中国作家还是美国作家呢？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护照、国籍自然重要，它能够确立我们的一国公民的身份，但问题是，它是否还能确立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身份呢？
再次，对于“身份”问题的追问，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是冲击。我们都知道，所谓比较文学，过去一般定义为要有四个“跨”，即“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到后来，这一定义有所变化，学者抛弃了四个“跨”中的两个，只保留了“语言”与“民族”。再到现在，一般认为所谓比较文学，不过是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民族文学相互影响作用的研究。但问题是，现在移民作家的出现，无疑给这里最后所保留的“跨民族”文学也打了折扣。试问：如果以哈·金(当然也可以选择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康拉德、奈保尔这样的跨国作家和跨民族作家)为例进行“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研究，在中美之间，我们该选取中国作家与他进行比较研究呢？还是选择美国作家？
最后，一般来说，移民与“流亡”密切相关，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探究，我们会发现，由移民作家所引起的有关移民文学的话题，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比如流亡作家在文学史上就很多，像但丁离乡背井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佛罗伦萨。乔伊斯死后葬在了瑞士的苏黎世。那么，这些人又该如何对待呢？再看“流亡”问题，实际情况也应该更加复杂一些。1987年，约瑟夫·布罗茨基写作了《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一文。他在谈论流亡作家时，认为所谓流亡不过是一个瞬间。到了新的环境下，就不能再称之为流亡了。当然，他分析了流亡心态的三大特点：受迫害感，放大了个人所受的苦难；优越感，自认高于普通难民和移民；怀旧感，时刻不忘过去和祖国。因此，对于“流亡”问题，不能一概而论。2001年，著名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萨义德教授在《流亡的沉思》中，把流亡分为流亡者、难民、外籍人士和移民。在他看来，所谓“流亡”，是最古老的现象，与驱逐或流放有关；“难民”则是20世纪的政治产物；“外籍人士”是指那些因个人原因而自愿到异国去居住的人们；而“移民”则是指到另一个国家定居的人们。这样的划分，对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不同境遇的移民特别是作家的创作来说，可能更有帮助。
综上所述，哈·金的《移民作家》无疑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在全球化时代作家创作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一些新问题。在对哈·金的观点表示赞同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仅就移民作家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移民作家都有移民的心态，而在一国之内，一名作家或许也会有流亡的心态。所以，当我们对作家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是应该以个案为基础。同时，不仅个人对国家、民族及其文化有认同感，反过来亦然。作为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撰写者，应该具有更为开放的心态和胸怀——移民作家的位置，也在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