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目录学史：发展历程与基本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西方目录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
1.1 西方目录学的定义
在英语中，目录学被称为bibliographical（bibliographic）studies或者study of bibliography。1797年《大英百科全书》第三版收录了目录学这个词条，从此目录学作为一个术语，进入了西方学科体系。[1]在西方，目录学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对于印刷材料（printed material）系统性的描述”。“当描述一本书的物理特征，研究某一本书的版本流变，或者钻研一份报纸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从事目录学的研究。”[2]
西方目录学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支：[3]
（1）列举目录学（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是指对文献，或者各类型文本的列举，产生目录、书目以及类似的检索工具。
（2）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主要研究书的制作过程，尤其是其物质材料的物理特征，即纸张、类型、构成、装帧、装订、手稿说明以及作者的标记，还包括写字间（scriptorium）和印刷作坊的工作活动。分析目录学的目的之一就是理解书的物质生产过程怎样作用于文本（text）（此处“文本”指的是以纸张为载体的具体内容，以下同。）的特性和状态。
（3）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是指通过一种标准的格式描述图书，包括对书的版式、构造进行规范的描述。这对于手稿和早期的印本书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一类书的任何一本，都可能是该书所记载的内容的单独的一种版本。可以看出，描述目录学既是分析目录学的产物，也对分析目录学有所贡献，尤其是从标准化这个角度。
（4）版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是指对文本的现存状态进行考订，尤其是通过考订文本现存的版本，分析分别由哪些责任者（作者、编者、排印者、印刷者）对某一个版本负责。版本目录学是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1.2 西方目录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目录学发展到今天，形成这四个主要的分支，主要是与其目录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的。西方书目的历史可以从古希腊的书目一直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尼尼微（Nineveh）的Sennacherib图书馆的泥版书目，而且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喜剧诗人就已在其著述中首先使用了书目（Bibliography）一词。[4]
随着古代罗马帝国的没落，古希腊罗马文明被中断，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古代大型图书馆被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的、规模极小的修道院图书馆所代替，整个中世纪目录是记录登记修道院图书馆藏书财产——称为财产目录，著录不规范，分类粗糙。比如，穆斯林八世纪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的目录，每本书只列出书名和著者。回教大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是按类编制的，同一类书常常按书籍到馆顺序排列。因此这种目录近似于按类编排的财产登记簿。[5]
而西方现代书目的发展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尤其是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以后才开始的。西方目录学家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书目始于早期的印刷商张贴在其店铺门口用于招徕顾客的广告目录（List），而最早的印刷书籍广告目录可能是印刷商Hein-rich Eggestein、Johann Mentelin或Pecer Schoeffer在1460年代所发行的广告目录。虽然这种目录在当时仅仅只有一页，且是单面印刷，书目记录能达到二三十条，但是，它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的现代书目从一开始便是纯粹的商业产物，也就是说，其使命乃是为了推销产品和招徕顾客（或者是为读者服务），后来，一地的印刷行会为了确保印刷商对其所出书籍的垄断，要求各印刷商向行会登记其出版物，再由行会统一公布，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登记书目。在书目的出版上，由于书目著录的对象不是一地的藏书，而是层出不穷的出版物，所以，印刷商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广告其出版物。于是，早在1560年代西方就已经出现了现行书目——定期出版的书目。
德国是最早在西方推行印刷术的，因此书业最为发达，书目事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自16世纪中叶起，德国印刷商和书商为了拓展书籍贸易市场，便开始利用宗教节日的机会在德国乃至欧洲各大都会举办定期的大型出版物交易会（如春季的复活节书市、秋季的米迦勒节书市等），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两地的这种书市最为著名。为了书市的需要，官方和私人都出版了专门的书目，这种书目就是在世界目录学史上闻名遐迩的“Messkataloge”（权可译作“书市目录”）。因为“Messkataloge”能较全面地定期揭示德国的出版物，所以它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现行国家书籍总目（the complete current national bibliographies）；尤其重要的是，它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国家书目的发展。
从上述西方书目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在19世纪以前，西方的书目基本上都是列举式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主要是将关于各种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为一个有逻辑的和有用的编辑物，是工具性的书目，其使命在于纲纪群籍，提供完整的书目信息。正如Neal Harlow所言“书目的最高目的乃是通过不断的积累，为全世界提供各国文献的完整书目记录”。
然而，从19世纪开始，由于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日盛，整理英美文学遗产之风气开始兴盛，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一批学者开始把文学著作作为“物质实体”（physical evidence）来研究，通过揭示文献的物质形式特征，如纸的特征、版式的特征、铅字的特征等等，来精密、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这后来就形成了西方目录学的其他重要分支：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
2 关于西方目录学史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西方国家，目录学研究主要是指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统一成为“实体目录学”（Physical bibliography）。虽然目录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目录学的研究在西方却是从20世纪初开始才成为一门学科。列举目录学，虽然不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一部分西方目录学家对此也作了一部分研究工作。比如乔治·施耐德（Georg Schneider）的《目录学的理论与发展史》（Theory and History of Bibliography，由PadPh R.Shaw翻译，1934），德尔多·倍斯特曼（Theodore Besterman）的《系统性目录学的发端》（Tne Beginnings of Systematic Bibliography，第三版，法语，1950），阿尔钦·泰勒（Archer Taylor）的一些作品，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导读》（Renaissance Guides to Books，1945）、《书目之书目的历史》（A History of Bibliographies of Bibliographies，1955）、《书目：种类和使用》（Book Catalogues：Their Varieties and Uses，1957，由 William P.Barlow，Jr.修订，1986）、《1548年以来的综合性主题目录》（General Subject-Indexes since 1548，1966），还有西尔斯·捷恩（Sears Javne）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馆目录》（Library Catalogue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1956）以及鲁道夫·布鲁恩（Rudolf Blum）的《Bibliographia：Eine wort-und begriff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和克鲁美尔（D.W.Krummel）的《书目：目的与方法）（Bibliographies：Their Aims and Methods，1984）。另外还有伯纳德·布莱斯洛尔（Bernard H.Breslauer）与罗兰德·福尔特（Roland Folter）合著的《目录学：历史与发展》（Bibliography：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这些作品大致给出了列举目录学的产生背景、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于目录学的这一分支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对于列举目录学的研究情况，本文不再细述，而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来介绍西方学术界对“实体目录学”的研究情况。
实体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籍的物理特征，致力于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书是如何制作的，并评价书的物理信息（如版本、源流、演变等）对书的版本和分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实体目录学所包含的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是20世纪学术发展史的重要部分。
1945年，伦敦的目录学协会（Bibliographieal Society）在纪念其成立5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卷文集《目录学协会研究成果回顾，1892-1942》（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892-1942：Studies in Retrospect），共有10篇文章，由福兰西斯（F.C.Francis）编辑完成。伦敦目录学协会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目录学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本文集是目前为止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目录学发展最好的综述。其中，福兰西斯写了一篇关于协会发展历史的回顾文章，格雷格（w.W.Greg）写了一篇关于目录学的学科历年和近期发展的重要综述，其余的都是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欧洲1500年以前的古版本研究，对1641年之前的英语书籍的“简短标题目录”（Short title Catalogue）的研究，莎士比亚研究，18、19世纪的目录学发展研究，外国目录学研究，以及早期书籍装订发展研究和美国目录学发展研究等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目录学领域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这本文集不仅是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目录学发展的回顾，同时也试图通过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发展，表达了这些作者对自己一直关注并投入的事业的观点。这些学者的个人努力，对于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福兰西斯在文集的序言里提到著名学者波洛德（A.W.Pollard）时，说，“是他的天才为我们的协会融入了一种个性化的元素，一种开拓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我希望它永远与协会同在”。这种“开拓的精神”在当时的目录学研究者中，可以说是一种共识。比如，另一位著名学者迈凯洛（R.B.McKerrow）在他的著作《写给文学专业学生的目录学入门》（An l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1927）中指出了开创目录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科是令人激动和兴奋的。这些目录学领域的先驱者们的努力和精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这本文集中，有一篇尤为重要的文章，是威尔逊（F.P.Wilson）的《莎士比亚于“新目录学”》（Shakespeare and the“New Bibliography”）。它可以说是这本文集的核心，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伦敦目录学协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目录学家，比如格雷格、迈凯洛和波洛德，都致力于研究书籍的物理特征对版本问题的影响，而且主要集中研究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威尔逊的这篇文章，在1970年又单独出版，由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作序，她在序言中说“在本书中，作者进行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该书是莎士比亚作品版本研究领域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不仅如此，威尔逊的这篇文章，也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析目录学在研究版本问题方面的应用。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目录学的任何分支做过系统的探讨。此后，1979年，西方目录学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托马斯·坦瑟雷（Thomas Tanselle），在Osler图书馆50周年庆典上发表了一个讲话，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包括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等分支领域，从而进一步使目录学的研究系统化。[6]
2.1 对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与这个学科的杰出人物分不开。因此，对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的研究，也反映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方面，保罗·尼德汉姆（Paul Needham）、福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和大卫·凡德米伦（David L.Vander Meulen）的三篇文章颇具代表性。
尼德汉姆在1986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伯拉萧方法》（The Bradshaw Method），介绍了亨利·伯拉萧（Henry Bradhaw）在分析和记录书籍结构方面的贡献，重申了伯拉萧作为现代分析目录学之父的重要地位。尼德汉姆的这个演讲，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大家已知的信息，他通过阅读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笔记，对其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重新定义了伯拉萧的思想与其后继者的关系。尼德汉姆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叙述伯拉萧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其作为感性的人的一面。尼德汉姆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此外，尼德汉姆对于古书的目录学分析这个领域的掌握，也使他能够评价伯拉萧的研究工作及其在后来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伯拉萧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在他那个年代十分重要，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它们是如何研究书籍的前提。
另一篇文章是鲍尔斯的《迈凯洛在重建莎士比亚版本研究中的编辑原则》（McKerrow’s Editorial Principles for Shakespeare Reconsidered.Shakespeare Quarterly，1955，（6）：309-324）。虽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自传性质的，但是它分析了迈凯洛的研究动机和其思想形成的学术环境。鲍尔斯认为，迈凯洛在他的《牛津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绪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1939）一书中，倾向于限制编辑的判断在目录学中的作用，是对于19世纪编辑滥用特权和多佛·威尔逊（J.Dover Wilson）滥用“新目录学”的现象的一种反抗。鲍尔斯的这篇文章指出了迈凯洛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关于正确的编辑程序和编辑与分析目录学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基本观点。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鲍尔斯对于编辑问题所给予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篇文章是凡德米伦Vander Meulen的《鲍尔斯原则的历史与展望》（The Historv and Future of Bowers’s Principles.PBSA，1985，（79）：197-219），追溯了鲍尔斯的《目录性描述的原则》（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1949）这本书的发展历程，并预计了其在未来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对于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做了细致的考察。而且，凡德米伦本身在描述目录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经验，这使他不仅能够分析学者和评论家的观点，而且对于描述目录学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他认为鲍尔斯的这本著作具有历史意义，其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明显。
2.2 目录学协会的发展
另外一个反映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目录学协会。关于目录学协会的文章，从学术组织的角度折射出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福兰西斯关于伦敦目录学协会的《目录学协会：第一个五十年》（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A Sketch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另外两篇更早的关于伦敦目录学协会的文章是波洛德的《我们的21岁生日》（Our Twenty-First Birthday.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13，（13）：9-27页）和范可纳·梅丹（Falconer Madan）的《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Bibliographica，1896，（9）：479-488），尤其是第二篇，具有深远的影响。关于美国目录学协会的文章也有三篇比较重要的，一是事利·荷伊森（Henry B.Van Hoesen）的《美国目录学协会：领导者们和主要活动》（The Bibliographical Soeiety of.America：Its Leaders and Activities，1904-1939.PBSA，1941，（35）：177-202），二是艾德斯坦（J.M.Edelstein）的《美国目录学协会：1904-1979）（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04-1979.PBSA，1979，（73）：389-422），发表于协会的75周年纪念会上，三是威伊干德（Wayne A.Wiegand）的《图书馆政治与美国目录学协会的组织》（Library Polit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1986，（21）：131-157）。[7]
此外，威尔逊撰写了《Malone协会：第一个50年，1906-1956》[The Malone Society（以Malone Edmond命名的协会，Malone Edmond（1741-1812），英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以他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年表以及莎士比亚（1790年）和德莱顿（1800年）版本而闻名。）：The First Fifty Years，1906-1956.Malone Society.Collections，1956，（4）：1-16]；爱德华·波恩（Edward Born）撰写了《古登堡协会1901-1976》（GutenbergGesellschaft，1976）；另外在《图书情报学百科全书》（Ene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lnformation Science）中也收录了一些关于目录学协会的文章，比如罗克萨斯（Roxas）的《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2：401-405）和艾德斯坦的《美国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2：395-401）。而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目录学协会的发展状况是在巴威克（C.F.Barwick）的文章《目录学协会和目录学》（Bibliographical Societies and Bibliography.Li.brary，1930，（11）：151-159）中有所体现。
Grolier Club（以格罗里埃式装订命名的俱乐部。）的资深成员格兰尼斯（Ruth S.Granniss）在她的一篇名为《私人图书俱乐部对目录学发展的影响》（What Bibliography Owes to Private Book Clubs.PBSA，1930，（24）：14-33）的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考察协会组织对于目录学发展的影响，那么印刷、装订以及图书俱乐部的作用是不能够忽略的。这方面的一些相关著作有，休姆（Abraham Hume）的《英国的学术协会和印刷行会》（The Learned Societies and Printing Clubs of the United Kingdom，1847，1853），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图书俱乐部和印刷协会》（Book Clubs & Printing Societ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1929）以及阿道夫·格罗沃尔（Adolf Growoll）的《美国图书俱乐部》（American Book Clubs，1897）和鲍尔（Florence M.Power）的《美国私人图书俱乐部》（American Private Book Clubs.Bulletin of Bibliography，1950，（20）：216-220，233-236），还有拉瑟（Lois Rather）的《书籍与协会》（Books and Societies，1971）。此外，一些独立的俱乐部也出版了它们的发展史，比如比格汉姆（Clive Bigjam）撰写的《Roxburghe协会》（The Roxburghe Club，1928），巴克（Nicolas Barker）撰写的《Roxburghe协会的出版物》（The Publications of the Roxburghe Club），文特里奇（John T.Winterich）撰写的《格罗里埃俱乐部》（The Grolier Club，1950，1967），以及一部文章合集《格罗里埃俱乐部，1884-1984：藏书、书展和出版物》（The Grolier Club，1884-1984：Its Library，Exhibitions，& Publications，1984）。
2.3 传记性著作
在西方目录学研究的文献中，传记性的著作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虽然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大师们少有留下自传的，但是后人们对他们的学术生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纪念性论文集，这些文集展示了那些使得西方目录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因此在西方目录学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0年以前，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五个人物是伯拉萧（Bradshaw）、普罗克特（Proctor）、波洛德 （Pollard）、迈凯洛（Mckerrow）和格雷格（Greg），其中伯拉萧（1831-1886）一直受到后来学者的广泛关注。伯拉萧去世后两年，普洛特罗（George W.Prothero）出版了一本名为《亨利·伯拉萧纪念论文集》（A Memoir of Henry Bradshaw，1888）的书，以维多利亚式的风格叙述了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生活和书信往来。第二年，简肯逊（Francis Jenkinson）编了一册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然后1904年，波洛德将伯拉萧与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书信编成了一本书信集（Letters of Henry Bradshaw to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Museum.Library，1904，（5）：266-292，431-442）。而此后比较重要的关于伯拉萧的著作直到60年后才出现，由怀兹（Wytze）和海林伽（Lotte Hellinga）编订的两卷本的《亨利·伯拉萧与赫尔特洛普、坎贝尔关于欧洲1500年以前古版本的书信集》（Henry Bradshaw's Correspondence on Incunabula With J.W.Holtrop and M.F.A.G.Campbell，1966-1978）。由于伯拉萧对其他学者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他与他们的书信往来上，因此他的书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出版，比如由大卫·迈克特里科（David McKitterick）编辑的一部分书信，发表于Hellinga Festschrift，1980：335-338和Quaerendo，1981，（11）：128-164。同一时期，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也撰写了一部关于伯拉萧的重要作品《从一些未发表的文献看亨利·伯拉萧对威廉·布雷兹的影响》（William Blades’s Debt to Henry Bradshaw and G.I.F.Tupper in His Caxton Studies：A Further Look at Unpublished Documents.Library，1978，（5）：265-283）。1984年，罗伊·斯托克斯（Roy Stokes）作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即编了一卷《亨利·伯拉萧，1831-1886》（Henry Bradshaw，1831-1886），节选了伯拉萧的一些著作，列出了伯拉萧已出版的作品列表和关于伯拉萧的作品列表。在伯拉萧去世100周年的纪念会议上，剑桥大学图书馆为伯拉萧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上进行了至今为止关于伯拉萧的最有影响力的讨论，一些著名的学者发表文章或演讲，是对伯拉萧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总结。
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1868-1903），是继伯拉萧之后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重要人物。波洛德为他写了一篇纪念讣文，发表于Library，1904，（5）：1-34，在这篇文章之后，波洛德列出了普罗克特的作品列表（同卷Library：192-205，223-224）；1951年维克多·斯克德洛（Victor Scholderer）写了一篇关于普罗克特的日记的评论性文章——《普罗克特的私人日记》（The Private Diary of Robert Proctor.Library，1951，（5）：261-269）；80年代巴利·约翰逊（Barty C.Johnson）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消失在阿尔卑斯山：普罗克特的一生》（Lost in the Alps：A Portrait of Robert Proctor，1985），记录了普罗克特生平的一些信息，但更多的是在探讨普罗克特的去世之谜，而非其目录学研究的贡献。
波洛德（Pollard，1859-1944），主要致力于研究欧洲1500年以前印的古版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版本，并颇有成就，这使得他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分析目录学领域的过渡性人物。波洛德是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1909年，Pollard出版了他的Shakespeare folios and quartos；a study in the bibliography of Shakespeare’s plays，1594-1685，这部著作是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的里程碑，为现代莎士比亚版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版本目录学开始发展，这个阶段的目录学发展称为“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代表人物是Pollard，Mckerrow和W.W.Greg。]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写过几篇自传性的文章，如《一个业余书籍研究者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n Amateur Book-Builder，Colophon，part 4，1930年12月）和《我的第一个50年》（My First Fifty Years，收录于A Select Bibhography of the writings of Alfred W.Pollard，1938：1-15）。他去世之后，约翰·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为他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5，（31）：256-306；1/4个世纪之后，约翰·威尔逊又在自己的自传《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Milestones on the Dover Road，1969）中辟出一部分来写波洛德（“The Scholar as Saint：Alfred Pollard”，237-249）。福兰西斯（F.C.Francis）也为波洛德写了一篇讣文，发表于Library，1944，（25）：82-86，并在目录学协会的年度报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波洛德的文章《目录学协会的创建者》（the creator of the Society as we know it today，101页）.在“伟大的目录学家（Great Bibhographels）”丛书中，关于波洛德的一卷是《波洛德文选》（Alfred William Pollard：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编者为Fred W.Roper，1976），书后附有波洛德的作品列表，以及里奇曼（Roger Leachman）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波洛德对当代目录学的影响》（Alfred William Pollard： His l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58-77）。[8]
迈凯洛（R.B.McKerrow，1872-1940）是新目录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如《目录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和《牛津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绪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都是新目录学领域的重要著作。格雷格（w.W.Greg）在他去世后为他写了一篇回忆性文章，发表于pri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0，（26）：488-515。除了前文提过的鲍尔斯的文章，其他一部重要的关于迈凯洛的著作是“伟大的目录学家（Great Bibliographers）”丛书中的一卷——《迈凯洛文选》（Ronald Brunlees McKerrow：A Selection of His Essays，1974）。
格雷格（W.W.Greg，1875-1959），被称为新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英雄”。他1948年写作的一部自传性著作《目录学手记：1877-1947》（Biographical Notes，1877-1947），在他去世后的1960年才出版。威尔逊（F.P.Wilson）为格雷格写了一篇重要的纪念文章，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59，（45）：307-334，其他学者，如欧特斯（J.C.T Oates），约翰？威尔逊（J.Dover Wilson），埃里斯·沃克（Alice Walker），克莱尔？拜恩（Muriel St.Clare Byrne），鲍尔斯和福兰西斯为他写的回忆文章，集中发表Library，1959，（14）：151-174。总的来说，纪念格雷格的文章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却广为流传，对于他的学术著作的分析研究也有很多。
此外，对于与目录学研究相关的领域，比如书的收藏、印刷等领域的核心人物，也有一些重要的传记性著作，这些作品从文献的角度对西方目录学史的研究也能起到以管窥豹的作用，不过，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就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西方目录学史的文献发展情况，主要是从对重要学者的研究、目录学协会的发展和传记性著作这三个角度体现出来的。本文列出的文献，一方面展现了西方目录学史的文献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对研究西方目录学史的学者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