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互动与认同——义乌“国际社区”多元文化的考察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乌论文,互动论文,跨文化论文,文化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08)06-0073-05
从20世纪80年代初简陋的马路市场到21世纪初规模宏大、设施现代的国际商贸城，义乌小商品市场以超常规的速度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到轻点鼠标决胜千里之外的老总，义乌商人凭着好学、勇为、执著、诚信的精神实现了交易观念和交易方式脱胎换骨的改变。从一个外国人走过一群义乌人追着看到一万多名外国人安然长期居住在义乌的各个社区中，义乌这座城市由一个贫穷闭塞的江南小镇一跃而成为繁荣开放的移民城市，义乌市场的外向度不断提升。截至2007年12月底止，常驻义乌采购的外商已逾万人，他们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或聚或散地居住在义乌的各个社区，与中国居民生活在一起。外商居住较为集中的鸡鸣山、五爱、东洲、江南、向阳等社区，被市民们形象地称为“国际社区”。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如何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是对我们智慧和素质的严肃考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已成为各个社区中所有居民的必然需要，已成为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因素。
为了比较客观地了解、反映中外居民交往的现状，笔者在社区展开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义乌独特的“国际社区”多元文化环境下中外居民交流的状况，并就如何开展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和谐社区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概况
本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法(本文所述调查结果主要是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义乌市中外居民交流的状况、居民的具体想法和需要，对部分街道负责人、社区负责人、派出所干警、社区中的中国居民和外商进行了访谈。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多段抽样方式选取调查对象，从义乌的27个社区中随机选取9个社区，每个社区中随机选取106名中国籍居民和6名外国籍居民。对中国籍居民的问卷调查采用自填法方式收集由被调查者自己填答，当场回收；对外国籍居民的问卷调查，采用结构访问法的方式进行。共计发放问卷1008份，回收993份(其中中国居民问卷946份，外国居民问卷47份)，有效回收率为98％。
全部问卷资料经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算机，运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主要为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双变量的相关分析。调查样本的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二、“国际社区”中外居民交往概况
截至2007年12月底止，据调查数据显示，外商入住部分社区的情况大致为：鸡鸣山社区735名，新成立的五爱社区2331名，东洲社区662名，江南社区724名，向阳社区583名，宾王社区400名。外商大量入住社区，导致了社区人口结构的明显改变。
1.交往总体状况及交往频率
从调查数据来看，中外居民之间有交往的比例占55.5％，没有交往的比例为44.5％。在有交往的居民中，交往很多的占10.1％，交往较多的占22.6％，交往一般的占40.4％，交往少的占26.8％。
可见，义乌中外居民交往的比例过半，但交往还不完全是主流。从交往的人群来看，交往的频率也不是很频繁。
2.外商交往的主要对象
调查数据显示，外商在社区中交往的对象，除本国朋友外，交往频率较高的依次是贸易伙伴(占53.5％)、邻居或房东(占14.3％)、其他交往对象(32.2％)。其他交往对象主要包括顾客、老师或同学、朋友、路人等。居住在鸡鸣山社区、东洲社区的外商因为离义乌工商学院较近，通过到学院踢足球、参加语言培训等方式，也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人员有较多的接触。
可见，义乌中外居民之间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贸易伙伴，同时，交往对象呈现多元化特点，受到地缘和业缘等因素的影响，较多表现为与邻居及老师、同学间的交往。
3.交往方式
从调查数据来看，以面谈为主要交往方式的占59.4％，电话方式占12.6％，网络方式为12.4％，其他方式为15.6％(其他方式中，较多人是通过他人翻译或做手势等方式来进行)。
由于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贸易伙伴，洽谈贸易、联络感情等肯定更多的是面对面地交流和沟通。此外，有时还使用电话，但仅限于贸易伙伴业务上的往来。中国居民与外商面对面交往时，语言多较简洁，且常常要通过他人翻译或做手势等方式来辅助完成。这表明，社区里中外居民交往时，在一定比例的人群中，语言不通仍是一大障碍。而外商与在义乌的本国朋友交往时，利用电话、网络交往的比例略高，这表明，没有了语言障碍，尽管平时大家忙于生意，见面时间少，但在异国他乡仍会挤时间通过现代化交往媒介与同胞交往。
4.交往的主要内容
调查数据显示，中外交往主要在商业贸易方面的占41.8％，日常生活占27.2％，文化教育占9.1％，政治方面占2.0％，宗教方面占2.2％，其他方面占17.8％。
显而易见，义乌中外居民间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方面。日常生活交往也占到了相当比重，文化教育交往也有一定比例，这与越来越多的外国居民携家常住义乌有关，也表明中外交往程度的加深。宗教方面的交往表明中外居民尤其是外商在宗教方面的需求，政治交往的比例低体现了义乌中外居民交往的非官方性特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其他方面的交往比例达17.8％，“其他”交往究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商业贸易。“国际社区”中外居民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皆因商业贸易而生，可以说，商业贸易是他们交往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房东、邻居、贸易伙伴，都因为贸易关系而相识、而互动。
(2)日常生活。外商在义乌，有些是拖家带口住在社区，社区中的中国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婚嫁喜事民间风俗、传统节日习俗，都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同样，相处久了，外商也会给房东和邻居介绍自己国家的民间风俗、传统节日习俗，使彼此增进了解，加深友谊。
(3)文化教育。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义乌的“校园文化”、“广场文化”、“社区文化”等应运而生。各类“文化艺术节”有声有色，极大地激发了中外居民的兴趣和参与热情，也为社区中外居民的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4)宗教活动。义乌现有宗教团体5个，信教公民两万多人。在义乌主城区和城郊结合部，分布着大大小小近七十处不同教派的宗教活动场所，其中佛教29处，基督教36处，伊斯兰教1处(在义乌的穆斯林有近万人，其中境外穆斯林占65％左右)，天主教2处，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讲述着商城人对不同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尊重。在义乌，来自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绝对是“少数民族”，他们仅占全市总人口的0.6％，但他们的宗教文化应该是我们认真解读的对象。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我们努力提升文化领会能力，从对他人世界观的不解、容忍转变为对其赞扬和尊敬。否则，会导致我们“用自己的文化框架作为参照，解读陌生人的行为，结果误读了陌生人的行为信息”，[1]以致我们无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甚至出现文化冲突。
(5)社区日常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居民携家常住义乌社区，中外居民交往程度和广度也在加深。一些社区尝试让社区中的外商承担一部分自我管理的职责(如鸡鸣山社区的外商巡逻队)，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的生活，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三、“国际社区”中外居民交往的效果评价
从1993年第一批外商(仅五六人)来到义乌采购小商品，到如今常住义乌的外商已逾万人，经过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外居民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度如何？笔者从情感认知、语言认同、婚嫁认同、节日认同四个方面来考察文化认同感。
1.交往的融洽程度
15年前，本地的居民在大街上看见外国人会很好奇，会盯着甚至追着看，看得外商很不自在；现在，大街小巷随时都会有外商走过，问及中国居民“遇见外国人是否好奇”、问及外国居民“与中国居民是否有距离感”时，66.6％的居民认为很正常或没有距离感，只有4.9％的居民认为很好奇和有很大距离感。以前，外商想租房子，房东可能会立刻提高警觉，查来问去，十分不放心；现在，只要对方证件齐全，价格合理，很快成交。这表明，随着外商入住社区时间的推移，中外居民交往的融洽程度逐渐提高。在义乌，“外国人”已成为一道自然、亮丽的风景线。
2.对彼此语言的认同度
受调查人群中，更倾向于选择母语的占76.6％，倾向于选择对方语言的占23.4％。外国居民倾向于选择汉语的占44.7％，中国居民倾向于选择外语的占22.2％。总的来看，语言认同感不是很强。
社区中常常是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入住，英语并不是他们使用的唯一的外语，要本地居民都使用外语与外商交往，显然难度极大也不切实际，但中国居民对外语应表现出更多的认同以体现交往的主动性。学习语言热情最高的当数外商，因为学习汉语的要求迫切，所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得到了超常发挥。有些语言功能比较发达的外商，还兴致勃勃地学习义乌话，以使自己更好地融入社区的生活。社区中比较年轻的管理人员和居民，有时也会用英语与外商交往，如果感觉到外商有这个需要的话。
3.对中外联姻的接受度
在被调查对象中，同意嫁娶外国人(中国人)的比例为47.5％，一般的占41.6％，不同意的占11.0％。赞同或不反对跨国婚姻的比例已达到了89.1％，这表明，中外居民对跨国婚姻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相信，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和彼此认同的加深，缔结跨国婚姻也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这必将成为中外交往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事实上，到2007年12月底止，在义乌已经结成了270多起(2005年96起、2006年103起、2007年70多起)跨国婚姻关系。
4.对对方传统节日的认同度
对对方传统节日的重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调查数据显示，对对方节日重视的占12％，一般的占69.8％，不重视的占18.2％，这表明对对方节日已有一定的认同度，但认同度有待加强。看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首先有待加强。当然，我们已经欣喜地发现，一些外商在餐馆里使用筷子手法熟练；一些外商向房东或邻居饶有兴致地学习包汤圆、饺子、粽子；一些外商对充满喜庆的“中国结”情有独钟；还有一些外商兴致勃勃地跑到糖蔗加工现场观看义乌特产——红糖的全套加工流程。
综上，义乌中外居民对彼此文化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尤其在认知及婚嫁方面，但对语言、节日的认同有待加强。文化认同是彼此交流的结果，良好的认同也必将推动更良性的沟通。跨文化交流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彼此相互理解与宽容，唯其如此，交流双方才会在更多的领域产生文化认同感，从而实现良性互动。
四、“国际社区”中外居民交往中存在的障碍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居民中，与外国居民交往时比例最高的障碍是语言，占51.7％，其次是生活习俗方面的障碍(23.1％)，再次是思维方式方面的障碍(13.3％)，接着是价值观念方面的障碍(8.3％)，最后是其他方面(8.3％)。
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国居民的调查数据显示，排在首位的障碍是生活习俗不同(43.2％)，其次才是语言障碍(36.4％)，这表明，来义乌的外国人在语言上有所准备和积累，而在生活上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对异域生活习俗的不适应是个较大障碍。
由上可知，中外交往中，语言障碍是相当突出(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跟他们说不清楚”)，其次是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是一定的障碍。
1.文化背景不同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聚集义乌，文化的差异较为明显，集中表现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异。实际上，即使同样属于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文化，差异也仍是明显的。比如，在个体主义文化熏陶下长大的美国人和瑞士人，讲话都是直截了当，都希望能独来独往，都非常看重平等、自由，但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而瑞士人则并不希望凸显自我。如果美国人与瑞士人一起在义乌的大街上或社区里走，看见他们认为的不文明行为，上前制止的多半会是美国人。在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长大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希望融入群体，都有抱团的精神，但日本人比较会用理性控制甚至压抑自己，而韩国人则希望自己能“木秀于林”。如果社区里举办晚会，跃跃欲试、在台上尽情放歌的多半是韩国人。我们千万不要因此以为美国人爱管闲事，不要以为日本人扭捏作态，这都是民族文化所致。
笔者列出了一些中外居民交往中常见的困惑，每一项困惑前面标有1、2、3、4四个困惑度等级，即：1代表没有困惑，2代表有点困惑，3代表有些困惑，4代表有很大困惑，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答，得出以下结果（见表2、3）。
由表2、表3数据可知，义乌市中外居民交往时，中国居民面对的最大困惑是语言差异、体触和禁忌话题，在其他方面困惑不大，均值均小于2(见表2)。但在外国居民群体中，调查结果有所差异(见表3)，在11个方面，外国居民均有较大的困惑(均值大于2)，依次是禁忌话题、语言差异、吸烟、体触、守时与时间观念、恭维与祝贺、开玩笑、饮食习惯、信用、公务与友情的关系、饮酒。由此可见，外国居民地处异域他乡，面对更多的困惑，这些困惑归根到底来自文化背景的差异。
仅从数据上看，有些困惑的平均值似乎并不十分高，但在答卷上和访谈中，许多补充说明却让我们看到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某些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价值取向不同
在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文化中，人们往往十分重视个人的独立性格和能力，认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做了自己喜欢而别人反感甚至伤感的事也常常不自知，或是知道了也不会太在意；而在集体主义占主导的文化中，人们较普遍地认为集体共同的利益高于一切，人们可以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无视自己的需求，所以，又常常是为了照顾他人的感觉而回家偷偷抹眼泪，生活快乐指数有时会受影响。价值取向有别的中外居民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势必会出现程度不等的交往障碍。但由于外商对中国人的了解尚处于浅层次，所以，在调查中外商尚未感受到价值观念不同带来的交往障碍，或者说，尚未认识到交往中的一些障碍是由于价值观念不同引起的(这在下面的具体困惑中有所体现)。
3.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不同
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文化成员在思考和表达时习惯单刀直入，追求清楚直白，简洁明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意在提高交际效果，却常会让文化背景不同的对方深感意外和尴尬；集体主义占主导的文化崇尚曲径通幽，在交际中常常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为的是既让对方领会，又保全自己的面子，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常常让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不知所措。居住在“国际社区”的外商，依靠翻译和良好的语言环境，他们能较快地通过日常语言关，但思维方式却是不容易轻易改变的。
4.宗教信仰不同
在中国，宗教信仰并不普遍，据不完全统计，各教派信徒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1.7％。而入住社区的外商多是有信仰的，且各属不同的教派，作为“国际社区”中的中国居民，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对复杂的宗教问题常会因缺乏了解而陷入迷惑。宗教具有神圣性，它触及信徒的灵魂。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对方交往时，必须尽可能地尊重对方，避免万一不留神导致伤及对方精神。
五、构建和谐“国际社区”的建议
义乌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开放、包容的性格体现在政府政策的制订上，体现在各职能部门的执行上，体现在社区的管理上，也体现在居民对待外来人员的态度上。义乌以博大的胸怀让远离祖国的外商获得了参与感、归属感，使他们逐渐融入社区的万家灯火，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也受到同样的尊重和保护。要营造“中外客商齐谋发展，中外家庭同享天伦”的大境界的和谐，社区还可以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1.提供多元文化服务，体现社区管理的人性关怀和社会责任
社区层面的多元文化服务是值得去做的事情，“当人们能在当地获得所需的服务，成为服务发展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对到底怎样开发和提供服务有发言权，由此我们能够真正地对社区社会服务作出响应。”[2]我们可以进一步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外商考虑，了解身在异乡的他们到底急需哪些人性化的服务。现在义乌主城区16个社区已经设有“境外人员临时户口申报点”，我们还可以在社区专门设立“境外人员服务中心”，针对外商的合理需求提供多元文化服务。比如开设语言培训班，设立外语宣传窗，免费为外商提供一家一份《义乌商报》的英文版等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克服与语言、文化或信息隔离相关的障碍，使他们尽快地融入社区；可以在现有的“异国风情一条街”、“风味小吃一条街”的基础上，在外商居住较为集中的社区开设“异国风情区”、“风味小吃区”；可以对外商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使外商了解并自觉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和法规，在陷入法律困境时知道该向哪里寻求援助；还可以在尊重外商民族习惯的前提下进行健康知识宣传教育，除了入境体检外，应该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定期体检制度，对一些特殊疾病患者应该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这样，既能体现管理的人性关怀，又能突出管理的社会责任。
2.政府牵头、社区承办，举行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以促进中外居民交流
义乌作为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城市，文化种类、形态的多样化已成为城市发展日益明显的趋势。但一个社区、一座城市生活着文化背景多样的外国人，并不就等同于“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仅表现为某一空间内不同文化的并存与发展，更应贯穿于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3]成功的社区管理，应该鼓励中外居民走出家门(如曾经举办的“邻居开门节”)，引导他们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通过一些对双方都有意义的活动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增进了解，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从而谋求多种文化的和谐并存、共同发展、相互融合。
3.加强宗教事务管理，进一步促进宗教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当今世界，宗教信仰呈现出广泛的多元化，宗教团体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在积极的方面，宗教团体经常会在道德价值、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所需的公共福利服务方面有所贡献。在消极的方面，宗教团体是道德偏见、民族内部的冲突以及社会歧视之源。”[4]在义乌这一特定的环境下，物流、人流的聚集带来文化的聚集，宗教活动比较活跃，我们要致力于促进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向积极互动的方向发展，使社区成为中外居民们温馨美好的家园。
4.外商适当参与社区管理事务，使他们有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外商身在异乡难免有异客之感，社区的开放、大度有助于外商主人身份的逐步确立。现在，不少社区都开展了“五好家庭”评选等活动，是否可以尝试对外商开展类似的活动，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满足他们的荣誉感。笔者曾参加或调查过几个社区的居民代表大会，遗憾地发现，虽然社区中居住的外商较多，但没有看到外商代表参加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可以在居民代表大会上设旁听席，扩大代表的参与面，使热心公益的外商在一定层次上有更多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使他们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能代表外商向社区管理者提些合理化的要求和建议，这将会使社区管理工作更有针对性，社区服务更加贴近外商的生活。
相互认识领域是逐步建立，并以对于他者的认同与相互接受为基础构建的。这样一种态度设定了一种两方共有的思想状态，或者说一种以尊重各自的思想定位为前提，毫不拘束地面对面交流的精神态度——也许可用一句谚语来概括：“不要说‘我认识他’，而应是‘我们相互认识’”。[5]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联合国社区”的中外居民进一步建立相互认识领域，在相互认识中形成良性互动，相互认同，携手踏上共建和谐之路，共同为义乌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稳步快速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