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年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巨大社会变迁，使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在不同年龄的人身上表现得程度也不同，青年人走在了变化潮流的前列并成为变化的推动者，中老年人则对社会经济变迁的反映较为迟缓，接受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较为缓慢，部分人甚至拒绝变化，这就导致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代际差异。最近二十年里，这种代际差异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80后和90后现象的凸显则是其充分的证明。社会公众普遍观察到，这两代青年群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与前几代人有着极大区别。如何从宏观社会变迁视角解释这种代际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如何理解这种代际差异对于社会政治变迁的深刻内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及后物质主义转型理论对这种代际差异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他采用43个国家的实证数据证明，在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都存在着价值观念的代际更替和后物质主义转型现象[1]，他把这种代际价值观转变现象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2]。许多中国学者采用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4][5][6]，不过，这些论著大多局限于理论陈述或基于经验观察的一般性分析，较少采用实证数据检证价值观念代际更替和后物质主义转型现象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反映在80后和90后青年身上。而少数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包括英格尔哈特的分析)，则认为中国虽然出现价值观的代际差异，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还未到来，即使青年一代也还是以物质主义为主流价值观[1]。这一结果似乎与许多的理论分析结论相左，并且也与80后和90后青年人的自我评价不相符。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比较不同年龄人群的社会政治价值观，重点分析80后和90后的社会发展理念，显示青年一代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是否预示了“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来临。 一、代际价值观更替与后物质主义转型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于1971年发表的《欧洲静悄悄的革命：后工业化社会的代际变迁》[2]一文和随后于1977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价值观与政治行为方式》[7]一书，提出了价值观念的后物质主义转型的观点，这也被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理论”。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包含两个基本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是指个人价值优先排序反映其社会经济环境，当一个社会出现某种需求匮乏时，人们会给予它最高关注，从而形成优先价值观。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的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和安全；在工业化社会，人们急迫寻求利益最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质主义成为优先价值观；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政策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对个人主观幸福以及自我表现和政治参与的后物质主义。社会化假设指的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和价值优先排序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年期之前的状况，在成年后，经济环境的改变很难影响其基本价值观。未成年阶段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取向，而每一代人由于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生活境遇形成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而代际更替推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 英格尔哈特认为，西欧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分水岭出现在1945年，或更早出生的人与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福利保障水平不断的提高，使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价值观念逐步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随后，英格尔哈特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理论应用于欧洲以外社会的价值观转变，他于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8]和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1]两本著作的研究结果显示，后物质主义理论适用于解释不同制度和文化类型国家的价值观念变迁。英格尔哈特强调，价值观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成长期安全感的大幅度上升，而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基于第二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证明了后物质主义理论足以用于解释不同制度和文化类型国家的社会政治现象。第二轮世界价值观调查范围不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是涵盖了从低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从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西方民主国家到威权政治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等各种类型的国家。基于这些实证分析，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他提出了两个关键的文化维度来解释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第一个维度是由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向世俗—理性权威(secular-rational authority)转变，第二个维度是由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转变。第一个维度的转变通常发生于由前现代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即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第二个维度的转变则发生于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即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英格尔哈特在两个文化维度确立的坐标系中，确定了特定国家所在的位置，绘制出了世界文化图谱。依据这两个文化维度的划分，发展中国家与前现代国家呈现出强烈的传统权威特征和生存价值观倾向，这些社会注重宗教、传统的家庭伦理(家长制、男尊女卑和传宗接代等)，人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和物质安全；而发达的西方工业化社会则呈现强烈的世俗—理性权威特征和幸福价值观倾向，在这些社会中，宗教和权威的作用弱化，人们对于离婚、堕胎、安乐死、同性恋等违反传统道德伦理的行为更为宽容，其优先考虑的问题从关注经济和物质安全，更多地转向个人的幸福感、自我表现、公共参与以及生活质量。 二、后物质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及其争论 英格尔哈特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所作的43个国家比较研究也包括了2006-2008年中国的价值观调查数据。他依据两个文化维度绘制的世界文化图谱中，中国虽然在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的转变中走在了前列——实际上是最前列的位置[1](P103)，但在由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转变维度上却是较为落后的位置。依据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指数测量结果，物质主义价值观仍是中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仅有4.3％的人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接近半数(48.3％)的人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其余47.4％的人持有混合性的价值观。即使在青年群体中，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也是极少数，16-29岁群体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比例仅为6.5％，年长群体的相应比例则更低，30-40岁群体和50岁以上群体分别为4.8％和2.5％[1](P40-41)。由此，英格尔哈特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中国还处于发展较为早期的阶段”。他预测：中国会在20年或25年之后才会出现类似美国和西欧国家1960年代(即二战后出生的一代进入青年期)发生的代际价值观转变[9]。 然而，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则认为后物质主义代际价值观转变已经在中国社会启动[3]，中国公众价值观确实发生了相当明显的由“物质主义价值”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变的趋势[6]。这些研究者指出，2007年，中国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从国际惯例看，这是经济发展达到后物质主义的临界点。如果按照英格尔哈特指出的欧美社会开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当长时期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以及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当前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不过，这些学者也指出，中国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欧美社会，英格尔哈特所谓的两个维度的文化转变发生在两个发展阶段：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转变发生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工业化时期)；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则发生在第二阶段现代化(后工业化时期)。但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由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并行推进，英格尔哈特提到的两种价值观转型同时出现，一方面公众从传统权威向理性的法治权威价值观转变，另一方面公众价值观由对温饱的满足转向对和谐、幸福生活的追求[10]。当前，中国价值观变迁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代际差距巨大，这是因为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迁是多维度、多元素相叠加的剧烈变迁，不仅包括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齐头并进，同时包括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制度变迁，而且伴随着工业化和制度变迁的是延续时间相当长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这些多维度、多元素相叠加的剧烈变迁，使欧美社会历经一百年完成的社会经济变迁被压缩在三十多年里发生，这导致价值观变迁代际更替的间隔时段极大缩短，代与代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更为突出。如果说促成欧美社会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关键性历史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战后经济繁荣期生长的1945年之后出生的人，在1960年代开启了后物质主义代际价值观的转变过程；那么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就是中国的关键性历史事件，50后、60后和70后是在改革前的物质匮乏时代成长，他们主导了改革开放最初二十多年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80后和90后，生长于高速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正在成为后物质主义代际价值观转变的推进者。 除了上述社会经济变迁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加深了80后和90后与前几代人的价值观差异。计划生育政策使大多数80后和90后出生于独生子女或少子女家庭，从而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家庭资源，更多地感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政策提供给他们成长的社会氛围与父辈们成长的对外封闭环境完全不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而互联网的普及强化了上述因素的影响效应，不同代际群体对互联网信息的接受程度和应有能力的差异，进一步拉大了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距，同时也增强了80后和90后青年群体内部的文化价值的认同。 英格尔哈特的43个国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测量指标，主要是依据欧美发达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基本过程所设计，而当前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变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这套态度测量指标的效度有所下降，不能准确把握中国价值观变迁趋势，低估了中国社会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变的速度。毫无疑问，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当前中国社会仍保持强势，但在最近十年，随着80后和90后逐步迈入社会，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尤其在大众文化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通过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等渠道逐步传播，开始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预示着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历程已经在中国社会开启。 三、80后和90后的后物质主义社会价值观 从社会价值观变迁视角来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发展理念的变化，人们追求的优先价值从经济增长转向社会综合发展(构建美好社会)，其中的一个重点是环境保护；第二是公共参与和自我表达意愿增强；第三是威权意识淡化而民主意识增强。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所反映出的代际价值观差异，充分显示出上述三方面的价值观变化正在中国社会发生着。 1.经济增长VS环境保护 物质主义的生存价值观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狂热追求，人们把经济增长视为整个社会的优先目标，而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可以忽略或牺牲其他的目标。而后物质主义的幸福价值观则更注重人们的实际福利和感受，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追求的最高社会目标。在当今社会，经济扩张往往与自然环境维护产生矛盾，面对这一矛盾，典型的物质主义者把经济增长目标放在第一位，而后物质主义者则倾向于放缓增长速度以维护环境。 表1的数据反映出不同代际群体对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这两个社会目标的优先选择。各个年龄群体都有超过半数的人不赞同“对中国来说，发展经济比保护环境更重要”的观点，越年轻的群体越不赞同这一观点，而超过2/3的80后和90后都表示不赞同。从经济增长VS环境保护的优先价值选择来看，80后和90后表现出明显的后物质主义社会发展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