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农村金融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文献回顾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依托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分不开的，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是农村金融的基础。农村金融部门具有风险管理、信息揭示、资源配置、储蓄动员和便利交易等功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进而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现实需求是金融体系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大量金融机构已撤出农村，就连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信用社也有越来越强的城市化、商业化倾向，农村经济发展紧缺的资金大量流出。因此，研究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对于更好地发挥农村金融部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增强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研究，Goldsmith(1969)分析了35个国家1860-1963年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状况，得出了“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的结论；McKinnon(1973)和Shaw(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使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King & Levine(1993)则通过分析8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王志强和孙刚(2003)、赵振全和薛丰慧(2004)等也分别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基本的观点都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将这方面的研究应用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安翔(2005)利用帕加诺模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都集中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与促进作用，而忽略了经济状况对金融发展的决定作用，事实上，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当地金融部门的设立、金融服务的提供以及金融功能的发挥。但是，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还远远不够。Lucas(1988)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因此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而不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李扬等(2005)在分析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时，提出了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经济基础的分析框架；姚耀军(2006)从农村货币化程度、农村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农村金融市场集中度以及农村金融中介功能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状况。而真正完全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进行的研究很少。本文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实际，对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力图揭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更好地指导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农村经济状况的衡量指标选择
（一）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农村金融发展指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对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国内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但提出的衡量指标不尽相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我们选择以下几个指标来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状况：
1.金融规模衡量指标。金融发展总是先从金融总量的增长开始的。Goldsmith(1969)创造性地提出了用金融相关比率(FIR)来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指出“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而McKinnon(1973)则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用经济的货币化水平来衡量一国金融增长的水平，基于这两类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方面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我们用其来衡量农村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用农村M2／农村GDP来计算，农村M2近似等于农村现金流通量、农业存款额以及农户储蓄余额之和（田力等，2004），农村FIR则用（农村存款余额+农村贷款余额）／农村GDP来计算*。
2.农村金融结构的衡量指标。农村金融结构分析了构成农村金融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我国，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性金融、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分布、相对规模、相互关系和配合的状态，是衡量农村金融在不同阶段是否发生质的飞跃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农村金融市场结构越复杂，即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融资方式及其组合的种类越多样化、分布越广、受益面越大，农村金融体系就越健全、越稳健，农村金融效率就越高，相应的农村金融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就越高。基于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我们以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与整个农村地区的贷款余额之比来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集中度，以此来反映农村金融结构状况。
3.农村金融功能发挥情况的衡量指标。从金融功能角度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不断优化、功能不断完善、扩充并进而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过程。在金融功能的各个方面中，动员和运用储蓄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农村金融活动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资金赤字者和资金盈余者之间调剂资金余缺，实现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农村金融后续功能得以产生的基础，因而，将农村金融功能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功能发挥越充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业务主要是存、放、汇三大传统业务，由于我国农民的储蓄意识较强，再加上农村投资渠道单一、国家信誉对存款安全的隐性担保等原因，使得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方面是极其成功的，农民对金融服务要求主要体现在贷款可得性方面，因而，我们用农村贷款余额来衡量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
（二）农村经济状况的评价指标及其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
评价农村经济状况及其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在这里，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评价：
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实体经济部门，不仅可以促进农村金融部门的业务发展，壮大其实力，也可以产生对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规模等方面进行调整的需要，促进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还可以对农村金融部门提出更高的要求，增强其运营的稳健性，改善其财务状况，从而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经验事实表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体系的平衡能力就越强，而农村经济越是落后，金融体系就越具脆弱性。这种情况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而西部农村地区则恰好相反。此外，我国不同农村地区间金融资源在配置上存在较强的壁垒，缺乏流动性，从而使得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物质支撑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选用农村人均GDP来衡量。
2.农村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经济资源在不同类型的经济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并不断演化调整的结果，也是决定整体经济效率和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决定了农村经济的效率与未来经济的发展前景，农村产业结构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会一直延伸到农村金融领域。一方面，农村经济效率的提高将改善农村金融体系的绩效，增加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促进农村金融中介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优化的农村产业结构可以使系统性经济风险降低并在农村经济各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分担，使各经济主体抗击外生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由实体经济部门传递到农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减弱，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就会改善。此外，优化的农村产业结构也是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得以优化的基础。基于第三产业发展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选用农村第三产业GDP与农村GDP的比值来衡量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状况。
3.农村经济景气程度。农村经济景气程度既是农村经济部门及其相关制度环境具有活力的表现，也是农村金融部门及其生存环境充满活力的基础，农村经济主体间商贸和投资行为的活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决定了农村金融活动的生机。活跃的农村经济活动可以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对自身发展的调整，有助于金融体系自身机能的完善。一般来说，农村经济越活跃，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对于这一指标，我们选用农村社会零售商品总额来衡量。
4.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逐渐放松，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越来越大。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意味着更少的政府管制、更自由的市场竞争以及更低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有利于农村市场机制的完善发展和促进农村诚信文化的建设，农村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不断增强。而农村市场管理机制的完善、农村诚信文化的建设和农村金融机构的独立都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以提高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里，我们不考虑生产要素市场化以及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因素，仅选用农产品商品率来衡量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农产品商品率为农产品出售量与农产品总产量之比。
三、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村金融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各变量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上述各变量中，农村GDP、农村第三产业GDP可从相关年份（1992-2006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整理得到；再根据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农村人口数可计算农村人均GDP；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主要农产品出售量和产量等数据可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得到。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各变量值则来自《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91-1996年）、《中国金融年鉴》（1991-2006年）。使用各指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计量单位不一样，有的数据如农村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较大，而其他一些数据如农村产业结构和市场化程度都是比值，为了能有效地对不同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对所有数据都做了指数化处理，以1991年数据为基期，其值为100，其后各年数据都以此进行换算（见表1）。
表1 原始数据指数化数据
（二）模型的设定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以农村人均GDP指数(SGDP)、农村第三产业GDP占农村GDP的比值指数(SPTT)、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指数(SBOS)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率指数(SIPP)作为解释变量，以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各方面的变量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方程的一般形式如下：Fin=a[,1]SGDP+a[,2]SPTT+a[,3]SBOS+a[,4]SIPP+C，其中，Fin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衡量指标，包括SMIC、SFIR、SLOR、SLOL四个方面的内容，a[,i](i=1,2,3,4)为解释变量系数，C为常数项。
由于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会导致参数估计值的方差与标准差变大，进而使得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失去意义，因而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应该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使用逐步回归法来检验多重共线性，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Fin为被解释变量，逐个（按照SGDP、SPTY、SBOS、SIPP的顺序）引入解释变量，构成回归模型，进行模型估计，根据拟合优度R的变化决定新引入的变量是否独立。如果拟合优度R变化显著，则说明新引入的变量是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如果拟合优度R变化很不显著，则说明新引入的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关系。检验的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各解释变量的逐个引入，各方程的拟合优度R都有一个显著性提高的过程，否定了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
表2 各方程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三）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村金融发展影响的回归分析
以方程(1)为基础，使用所得到的各变量指数数据分别进行拟合，拟合回归分析的结果及分析如下：
1.农村经济状况对农村金融资产规模的影响。分别以农村货币化程度指数(SMIC)和农村金融相关率指数(SFIR)为被解释变量，对SGDP、SPIT、SBOS、SIPP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和表4，所得回归方程见方程A和方程B。
表3 农村货币化程度与农村经济状况回归结果
表4 农村金融相关率与农村经济状况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A：
SMIC=-0.088798SGDP-0.378112SPTT+0.276777SBOS+0.368012SIPP+83.7420
回归方程B：
SFIR=-0.141637SGDP-0.465532SPTT+0.357684SBOS+0.231873SIPP+103.6259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方程A的F统计量的P值为0.000002，方程B的F统计量的P值为0.000049，两者都小于0.01，方程整体的显著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R[2]和调整后的R[2]值都在0.86以上，拟合优度高；各方程的D-W值都能够通过检验，表明回归方程消除了自相关问题，因而各回归方程都能够通过统计检验。
从两个回归方程可以看出：首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货币化程度和农村金融相关率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然，其前面出现负号并不是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都会降低，合理的解释是：在过去，我国农村货币化程度与金融相关比率都滞后于农村GDP的增长，使得相应的GDP量没有产生相应的货币化水平和金融相关比率，从而在方程中出现负号。其次，农村产业结构对农村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的影响显著，表明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货币化以及金融相关比率都产生了很明显的作用；意外的是，在两个方程中，该变量都为负数，说明农村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值都太低，滞后于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符。事实上，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整体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1.6～1.9之间（张杰，2006）、金融相关比率在1.7以上（周立，2000），而农村地区货币化程度最高只有0.43，考虑到统计的不全面性也不会超过0.8，金融相关率只有0.7，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货币化程度和金融相关比率都还有待提高。第三，农村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与农村货币化程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都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经济的活跃对于促进农村金融总量的增长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农村市场化程度对农村货币化程度的作用也很显著，这与经验事实是相吻合的，农村市场化程度越高，农村货币化程度也就越高，但是对于农村金融相关比率的影响却不显著。
2.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村金融结构的影响。以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与整个农村地区的贷款余额之比例指数(SLOR)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所得回归方程见方程C。
表5 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状况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C：
SLOR=0.514242SGDP+1.223346SPTT-0.9526685BOS-0.300825SIPP+19.5759S
从表5可知，F统计量的P值为0.008576＜0.01，方程整体的显著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R[2]和调整后的R[2]值超过0.89，拟合优度较高；D-W值能够通过检验，表明回归方程消除了自相关问题，因而回归方程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见：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农村金融结构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说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但其影响系数较小，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是促进农村金融结构优化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农村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结构优化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农村金融结构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农村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与农村金融结构优化程度显著负相关，表明农村经济的活跃对于促进农村金融结构优化的作用还比较明显，对其出现负号的解释与前述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金融总量相同，这里不再重复。最后，农村市场化程度与农村金融结构优化之间并没有显著性的相关关系，这与我国农村金融成长的外生性有关，即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真正源于农村经济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处于弱势地位。
3.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村金融功能的影响。以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指数(SLOL)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6，所得回归方程见方程D。
表6 农村金融功能与农村经济状况回归结果
回归方程D：
SLOL=2.249126SGDP-1.749869SPTT-1.32278SBOS+1.427645SIPP+64.98265
从表6看出，F统计量的P值为0＜0.01，方程整体的显著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R[2]和调整后的R[2]值超过0.98，拟合优度非常高；D-W值能够通过检验，表明回归方程消除了自相关问题，因而回归方程能够通过统计检验。对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可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而且十分显著的作用，农村人均GDP每1单位的变化将带动农村贷款余额2.25个单位变化；农村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功能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其系数前面出现负号是因为农村服务业、贸易方面的经营规模较小，风险较大，使得我国很多农村信用社针对第三产业的贷款较少，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反向关系；农村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以及农村市场化程度对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都不存在显著性的相关关系，表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发挥还比较有限，这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外生形成也有关。
四、简要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长期滞后，农村金融改革效果不明显，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具有直接关系。因此，须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农村经济基础，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1.加大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财政要在继续深化已有改革和支持政策的基础上，从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逐步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基础性公共品的供给，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整合财政支农资金，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2.继续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走农村工业化道路。要实现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和农民的富裕，必须依靠农村工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尽可能地就地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大量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在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同时，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质的飞跃。
3.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促进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贸易。现阶段农村商品贸易自由度有了一定的提高，要在继续提高农村商品市场化程度的基础上，加大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引导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村经济效率，发展农村经济。
4.促进内生金融的发展，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之需。对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金融体系，而是应该立足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从加强农村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环节入手，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培育促进农村金融内生成长的机制，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内生金融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
注释：
*戈氏指标使用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比值来计算FIR，金融资产包括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和国际金融活动发行的金融工具。我国无金融资产的相关统计数据，国内很多学者在计算FIR时，选用银行部门存贷款之和作为金融资产一个窄的指标来计算FIR，如谢平(1992)、张杰(1995)、易纲(1996)、周立(2003)，尽管这样计算有重复部分，而且将金融资产范围缩窄，但我国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银行部门，而银行又以存贷款为主，这样来计算FIR基本上可以揭示我国金融总量的发展变化，结合银行存贷款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在这里，我们也选用农村存贷款之和来计算F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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