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鼓吹民主到鼓吹战争——20世纪40年代孙科政治态度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态度论文,年代论文,战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504(2002)01-0080-(05)
1945-1946年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国民党中央常委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有人这样形容孙科：“抗战期间，不断高唱进步与改革的高调。胜利初期，热心于政治协商会议，致力于和平运动，深得人心，被誉为国民党进步领袖。”[1]但时隔不久，在1948年12月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首批国民党43名内战战犯名单中，孙科却榜上有名，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本文拟就此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 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孙科致力于和平运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自延安飞抵重庆谈判。孙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谈判，但他对国共领袖之间直接进行的谈判寄予了很大希望。9月8日，由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毛泽东莅渝并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孙科主持了酒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酒会气氛热烈。
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确认“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商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对此结果，孙科深表满意。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上，孙科发表《和平统一和平建国》的演讲，呼吁各党派“相忍相谅，相恕相让”，“在民主方式之下相安相成，而达到和平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他告诫各方：“不要因争小我一时的得失，而危及国家民族久远的前途。”[2]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孙科作为国民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并被分在宪法草案组。1月19日，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宪法草案。首先由孙科对国民政府提交会议审查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作说明。孙科在介绍了宪草的重要原则后指出：“五五宪草也许还有许多疑问和缺点，这在国民党方面并不认为这个草案是天经地义不可修改，所希望的就是中华民国宪法要根据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推行五权制度，一方面保障人民行使政权，一方面使政府有能力执行国家政务，至于国民大会的产生、组织、大总统的职权，五院组织的方式及其运用，那是专门技术问题，可以从长研讨，补充修正。”[3]
五五宪草是抗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由孙科具体主持起草的。从1933年1月开始起草，至1936年5月5日公布，历时3年又3个月。五五宪草表面上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的遗训制订的，规定由国民大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四项直接民权。国家既没有了行使主权的议会，政府实际亦不向议会负责，这样的制度是最适宜于个人独裁的。因此，在那些崇拜英美民主的人看来，五五宪草“是一部不三不四的东西”。[4]因此，五五宪草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各方面的强烈的批评。重庆《大公报》社评指出：“时代走向民主，中国必须民主，我们必须制定一部彻头彻尾的民主宪法。这是根本的国事，绝对不容马虎。《五五宪草》缺点太多，只可作为参考，不可用为蓝本。需要多多听取人民的意见，需要专家们从头研究，这问题决不是政治协商会议所能匆匆决定的。”[5]天津《大公报》社评也认为：“五五宪草最大的病症是不够民主，”“五五宪草若成为正式的宪法，将是世界上一部最不民主的宪法。”[6]
在这种情况下，崇拜英美民主的民盟代表罗隆基、张君劢等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运用英美民主的精神来改造国民党的五五宪草，使之成为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宪法。对此，中共代表也赞同。吴玉章在宪法审议会上发言时，即表示：“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所行的国会制度，其经验很可采取。”[7]张君劢后来解释说，他们当时的思路是：“在调和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与世界民主国家宪法之根本原则。中山先生为民国之创造人，其宪法要义，自为吾人所当尊重。然民主国家宪法之根本要义，如人民监督政府之权，如政府对议会负责，即各国通行之制，自为吾国所不能自外。”[8]根据这一思路，综合各党派的意见，最后形成宪草修改原则十二条，其主要内容是：将国民大会由有形化为无形，由公民投票来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之，其职权为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9]这样一来，监察院被改造成了英国式的上议院，立法院改造成英国式的下议院，行政院则改造成了“纯粹的责任内阁。”行政院长相当于英国的首相，而总统则相当于英国的女王。英国式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被整套搬了过来。[10]对于宪草修正原则十二条，不仅在野各党派“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佩服之至”。[11]孙科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也完全同意此种修改。并称这是“参考英美推行五权宪法”，[12]为此，梁漱溟称赞孙科：“这种宪草原则在野各方面既完全同意，而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主持人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计划。”[13]
据梁漱溟分析，孙科之所以愿意放弃五权宪法，是因为孙科历来不满意蒋介石的独裁。在孙科看来，联合政府成立后，总统一职非蒋莫属。于是孙科便在宪法上做文章，缩小总统在宪法上的职权，实行责任内阁制。这样即使蒋将来做了总统，也是位高而无权。据梁漱溟说，孙科还有意出任联合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因此，国民党内有“孙科自己想组阁，便出卖了蒋介石的”的说法。[14]
据雷震回忆，本来在“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以孙科居首，孙怀鬼胎，不敢面蒋），只把宪草小组会议纪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纪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后来，蒋介石也为自己推脱责任说：他于宪草修正原则“事前未能详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国民党）贡献意见，以相商榷”。[15]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在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后，宣布闭幕。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孙科表示满意。他主办的《民主世界》杂志称：“协商会议的结果在原则上可以说和我们的主张不谋而合。”[16]2月8日，在张治中主持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的联欢晚会上，孙科应邀发表讲话，指出：“政协的成功使大家欢乐，”他同时批评了政协会议是“中共的成功”以及“是国民党的失败”的论调。他说：“有人或许以数目来计算成败，会说国府委员要让出一半岂非国民党的损失？其实让出一半给国民党外人士换得了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建设回来，这是国民党几十年奋斗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在五十年来各方面大失败中求得的。今天起才算是成功，是胜利。这种成功和胜利，不但是党派的成功，而是全国人民的成功，大家的胜利。”[17]
二 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孙科不顾国民党强硬派的强烈反对，仍争取国民党走向民主
政协决议却遭到了国民党强硬派的强烈反对。1月31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政协决议，谷正纲激烈反对，以“至于流泪”[18]。甚至连自由派的王世杰也认为政协宪草“确多不妥之处，”他甚至因此而埋怨参加政协宪草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孙科、邵力子两人“轻忽将事”。[19]
2月10日，蒋介石约集国民党军政负责人谈话，对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发表了十二项意见，他认为：“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颇多。”“今协商会议虽接受三民主义，而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如此则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位，且亦无以对已往为革命奋斗而牺牲之先烈与军民。故余为此事，实甚彷徨不安。”[20]蒋介石主张：（一）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之组织；（二）中央政制，应照国父遗教，保持五权宪法精神（或参照美国制）；（三）地方政制应照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21]
由于蒋介石带头否定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致使国民党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人更加嚣张。“他们认为政协是国民党的失败，国民党从此完事，”[22]他们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23]在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上，国民党籍专家一致要求按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原则来修改政协宪草修正原则，对此，孙科坚决不同意，认为政协决议“彼此曾郑重起立表决”，不能单方面撕毁。孙科还表示“如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表示了坚决维护政协决议的态度。[24]
针对国民党内反对政协决议的逆流，孙科发表了《建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一文，再次肯定政协会议的伟大意义。他指出：“最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政治上踏上新阶段的问题，也是中国‘建国必成’的保证。由于这次会议中的各项决议已显示了今后建国主要的道路，奠定了本党与各党派长期合作的基石。”[25]所以我认为这次协议是国民党的成功，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光荣。[26]针对政协会议中国民党受了“损失”的论调，孙科指出：“假使有人认为协商会议以后，国民党受了‘损失’的话，那所‘损失’的亦不过是一部分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结果却换取了国家的民主、和平、团结和统一；更赢得了全国的人心，和世界的赞颂，除此之外，国民党是一无所失的！”[27]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夕，在“三民主义同志会”许宝驹、王昆仑等人的策动下，由孙科、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民主派出面，邀请国民党上层人士在重庆民权路聚兴诚银行秘密聚会。会上，大家批评了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对蒋介石破坏国内团结，重新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国民党民主派应该为维护国内团结，制止内战爆发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会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提出“党务改革方案”，设想以孙科为首，争取同意该方案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的多数，共同签名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出，选举孙科为国民党领袖，罢免蒋介石，以达到改造国民党的目的，并且已知孙科达成了协议。但不知何故，孙科后来翻悔，使拥孙倒蒋从内部改造国民党的计划未能实现。[28]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幕。3月7日，孙科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孙科在报告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事的一贯政策，”会议完全达成了预定的任务。孙科最后指出三点：第一、“在此协议之中，总理的三民主义，蒋主席的领导建国，已获得全体一致的遵奉与拥护。”第二、“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第三、“我们要变更建国程序，在召开国民大会以前，容纳本党以外人士参加政府，是为了求得和平建国的机会。”[29]但在全会讨论时，与会代表对政协决议“多持异议”[30]。而政协宪草尤为攻击的焦点。他们认为中国将“因宪法而宣布解体。”[31]他们反对三权分立和多党内阁制，认为“这足以造成政局的不安定”。他们反对“省得制定省宪”的规定，认为这将“支解中国为无数独立国家”，“足以造成‘封建割据’的局面。”[32]
国民党强硬派还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孙科等人进行了猛烈攻击。他们说：“此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出任何决定，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共同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藉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33]国民党强硬派惊呼：国民党“被孙科出卖了！”[34]他们还声称要撤销孙科等人的代表资格并加以处分，以致国民党民主派“栗栗有作‘廖忡恺第二’之惧。”[35]
面对强硬派反对政协决议的鼓噪，孙科等人多次发表谈话和文章，试图维护政协决议。3月10日，孙科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肯定政协会议“成就很大”，他批评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头脑不行，以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就是国民党的失败。这是没有远见的看法。”孙科说：“我始终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国民党的成功，也是国家的成功。”当记者问孙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能否追认政协决议时，孙科很自信地回答：“据我看，一定可以的。”[36]
3月15日，孙科又为《民主世界》杂志自重庆迁上海复刊发表《新时代的开始》，再次充分肯定政协会议的伟大意义。孙科指出：“无论从内政上，从外交上，日本的投降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中国革命建国的过程中，是划一个新时代。”孙科指出：“自从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以后，不但国民党与各党的关系获得了解决；中央军与共产党军队的问题，都已获得了解决。”孙科告诫国民党强硬派：“凡属协商会议所协议的条款，至少在各党派间，是彼此都应该互信其能履行，绝对避免彼此作恶意的推测。则其他枝节问题，都可以就地解决，而不致妨碍全局的推进。所谓国内问题，只须宪法一经颁布，付之实行，就都可以随同解决了！”[37]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孙科的预料。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号召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38]3月16日，全会通过了《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强调：“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正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39]五权宪法的基本原则“绝不容有所违背”。[40]根据这一原则，全会对政协宪草修正原则作出如下修订：制订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式，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职权，其召集次数，应酌予增加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省无须制定省宪。[41]
上述修正，从根本上推翻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民主原则。国民党单方面推翻政协的决议，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和民盟的强烈反对。中共指出：“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乃是今后中国将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或改革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派与法西斯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些原则被推翻，则政协会议的其他决议，政府改组，国大的召集，乃至停战、整军等等协定，都将成为具文，都将为法西斯派在独裁政府中撕得粉碎。”[42]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也标志着孙科争取国民党走向民主的努力彻底失败！
三 全面内战爆发后，孙科一改过去“亲苏和共”的主张，乞求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由战时合作迅速演变为公开的对抗。以美、苏两大强国为首，世界局势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世界冷战的格局开始形成。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孙科的预料之外，他惊呼：“孰料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笔者注）结束快二年，世界分成了两个。曩日所思所梦所理想的‘一个世界’、‘天下一家’已成泡影，你我之间划分了极深的鸿沟。”[43]这样一来，孙科原先以战后中苏美英大国合作、天下一家为出发点而设计的种种蓝图均成了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孙科以悔悟的口气说：“（抗战）胜利后，大家都想着和平统一和建设，……大家都迷信着中国内部问题可以和平解决，但现在时过境迁，……回想过去，大家都好象做了一场梦。”[44]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标志，挑起了全面内战，国共关系全面破裂。
在国共决战的形势下，孙科基于与国民党深厚的历史渊源，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这样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也由对抗转为合作。1947年4月17日，经蒋介石提名，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推选孙科为国民政府副主席。国民政府自1925年成立以来，这是第一次设立副主席职位。显然这是蒋介石安抚孙科而做的特别安排。
孙科出任副主席后，一改过去“亲苏和共”的主张，一再发表谈话和文章，攻击苏联和中共，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并露骨地乞求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
1947年6月20日，孙科“在事前未与政府任何人商谈”[45]的情况下，突然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支持中共，予以日本军械，助其训练军队。孙科并称：“美英如不助我，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自东北发端”。[46]6月22日，孙科又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更露骨地表示：“国军至今不能完全接收东北，不仅对美威胁，即对世界和平亦有威胁，美国应有表示。美国反响冷淡，即等于放弃中国，则今后在华外国势力，惟有苏联，则我政府将重新考虑外交态度。”[47]
孙科上述谈话，不仅失态，而且荒唐。因而立即招致国内各方面的严厉批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首先发难，在《观察》杂志上发表《读孙科谈话》一文，对孙科进行猛烈抨击。其后《观察》杂志又发表专文对孙科进行抨击。文章指出：孙科的谈话“假如是由于政府的授意，那就与孙科个人毫不相干，也与副主席职位无关，而只是证实了当政府走投无路的时候，在政治外交上所表现出来的愚蠢、慌张、与穷极无聊的手段。假如是出于个人的自发，那是一个政治家所不应该有的冲动，他确实是糟蹋了个人的声誉，损伤了副主席的职位，又堕败了国家的国格。”[48]1947年6月25日，国民党民主派领袖李济深也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讲话，严责孙科：“孙科先生接连发表其哀求英美干涉中国内战的谬论”，“实使人痛惜”。“先总理痛恨满清政府‘宁赠友邦，莫与家奴’，在遗嘱上首先就说：‘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希望孙氏温习一下父训。”李济深还说：“假定孙氏哀求如愿以偿，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第一、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内战势必延长；第二、真的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中国成为国际战场；第三、类似八国联军入华的局面，又出现于吾人之前。”“我们试想，已在奄奄一息的中国人民还能再受这般惨重的灾难吗？”[49]中共发言人则说：“孙行者七十二变，孙科的变化，算起来并不亚于孙行者。”并且讥笑孙科说：“房子烧了，在睡梦中惊醒的糊涂虫，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时，却忘记了自己没有穿裤子。”[50]
孙科哀求美国援助的谈话，传至美国后，美国的反共反苏势力极为惊诧。他们眼见共产党一天天壮大，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垮台，逼迫美国政府不能不管中国的事情。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为了应付美国舆论，不得不于1947年7月9日派遣魏德迈为总统特使来中国进行所谓调查。杜鲁门规定魏德迈的使命是：“对中国目前的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计”，以便为美国援助蒋政策提供依据。[51]据说：“孙氏六月间的几次直率的要求美国表示对华态度的谈话，确是促成魏德迈来华调查事实的主要原因之一。”[52]
魏德迈于7月22日抵达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后，于8月下旬回到美国。9月17日，孙科再次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更加露骨地要挟美国政府表明对华态度。孙科说：“中国政府在获悉魏德迈将军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报告之结果后，将研究中国与美国联合有利，抑与苏联联合有利。若中国被迫倾向苏联，则政府与中共势必能获得一和平解决……中国外国政策之转向，正待魏德迈报告之提出，而待美国国会作决，中国不能长此傍徨，吾人须有更有效之政策，指导吾人之将来……如苏联真正能履行中苏条约并充分表示其友谊，此足使中国重新考虑其对苏联之态度。”[53]9月19日魏德迈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个长达十余万字的秘密报告，建议对南京政府提供五年以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支持对共产主义的扩张的抵抗。”[54]魏德迈的建议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采用。从1947年7月15日至1948年7月3日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救济协定》、《中美海军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决定》、《临时援助》、《1948年援华方案》等一系列协定，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七亿二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还派了大批军事顾问渗透到国民党政府各个军事部门，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孙科不仅露骨地乞求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不断发表演讲，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打气。
1947年6月22日，孙科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即声称：“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55]孙科还积极支持蒋介石下达所谓“戡乱动员令”。194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所谓《关于中国共产党叛乱问题案》，诬蔑中国共产党“武装叛乱，割据地方，破坏统一和平，危害国家民族，”决议案并颠倒黑白说什么：“政府以政治方式解决之途径，已因共产党之迭次峻拒而告绝望，为保卫国家基础，扫除建国障碍，拯救匪区同胞，亟应明令剿办，戡平战乱。”[56]7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全国总动员令。孙科积极支持蒋的“戡乱”政策，叫嚣“现在唯一的敌人就是共匪，如不能肃清戡乱，则国将不国。”[57]“我们戡乱必须下最大决心，而戡乱必须彻底，否则国家不能保，民族也会灭亡！”[58]
孙科由鼓吹民主到鼓吹战争，将自己绑到了蒋介石的“戡乱”战车上。这样，孙科即“由政治解决起家，而今成为内战舐血者。”[59]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43名战犯的名单，孙科榜上有名，名列第13位。毛泽东解释说：“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1947年6月22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无论正国法，或者是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60]毛泽东说孙科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孙科从鼓吹民主到鼓吹战争有他自己的逻辑。
［收稿日期］ 20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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