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出走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知识分子论文,现象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形象书写，《青春之歌》建立了最初的思想规范和成长模型， 这个规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在“反思文学”中看到的“右派知 识分子”凯旋后所表达的“九死未悔”的信仰，事实上是林道静身份重建、思想再生的 某种延续。他们经历了苦难，但苦难不能改变他们的思想信仰，或者说，恰恰是苦难更 加坚定了他们需要守护的某种东西。这种“知识分子写作”的问题，在当代文学史的著 作中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清理。
知识分子作为被述对象不断地得到书写。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触 动会更加敏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自90年代初《废都》出版后，或者说自庄之蝶出走 之后，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出走的现象正前赴后继蔚为大观。这一现象我们在张炜的《 能不忆蜀葵》、张抗抗的《作女》、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张者的《桃李》、张朴的 《轻轻的，我走了》、顾晓阳的《收费风景区》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在文学观念 已经分化的时代，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谋而合地都选择了出走来处理自己的人物?知识分 子为什么要再次踏上不知所终的人生之旅?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在张炜的创作中，《能不忆蜀葵》可能是一个“异数”。或者说，张炜离开了他90年 代激烈、紧张、外化的立场，而是通过隐喻、象征的方式，在亦真亦幻、空灵飘逸、神 秘诡异和大智若愚的叙事中，在荒诞、离奇、夸张的艺术表达中，在逃亡者淳于阳立和 姨妈、桤明、苏棉、雪聪、以及公司的“八大路军”的关系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试图 进入今天主流生活，又不得不再次逃亡的故事。作为画家的淳于阳立，在莫名的焦虑中 遭遇了一次仿佛是等待已久的奇遇；与当年愚蠢无比的同学如今的老板老广建的重逢， 既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奇观之旅，同时也是一次充满了痛苦记忆的羞辱经历。于是天才淳 于决定告别艺术，也到主流生活中搏击一番。然而这个被称为“主战场”的空间并不是 艺术家的想像就可以驾驭的。到头来留给这位“天才”的只有1500万的亏空。当他试图 用“艺术天才”的绘画重新筹集资金时，却再也没有人为他的艺术感到惊叹。留给这个 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艺术家唯一的选择，只有再次逃亡。有趣的是，这个逃亡者唯一带走 的东西，就是那张《蜀葵》绘画。究竟是这种美丽的观赏植物，使淳于回到了能够感动 的过去，还是这个乖张天才莫名其妙的偶然之举，我们不得而知。
张抗抗塑造的卓尔这个人物，是这个时代年轻女性的“运动”先锋，也是这个时代以 求一逞的冒险家。她的“作”用世俗的眼光看来是难以做出解释的。但卓尔“作”的欲 望却是年轻一代普遍的一种欲望，不同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像卓尔那样“作”， 卓尔是放大了的每一个年轻人。这是社会世俗化运动带来的必然后果，90年代以后的小 说，已经将这种后果描述得万花纷呈，特别是在知识阶层，卓尔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已 。因此，卓尔的欲望是超性别的欲望。我们分析卓尔的不安分，大概来自一种可能：就 是为了自由而选择逃亡，她不能容忍任何来自世俗世界的束缚，她希望想做什么就做什 么。但在小说的最后，卓尔还是无可奈何地将自己放逐了，她完成的只是一场不知所终 的“作女”运动。
卓尔的再次出走是意味深长的，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任何一个变动或转型时期，都不 乏卓尔式的人物，他们要特立独行，要与世俗社会势不两立。但他们不会被社会所容忍 ，或者说社会不是为任何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准备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人进入社 会的通行证，20世纪以来的“卓尔们”之所以屡战屡败，就在于他们没有取得这样的“ 通行证”。
进入90年代之后，校园知识分子的焦虑同样没有得到缓解。张者的《桃李》用非常幽 默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儒林外史》或《围城》的方式，揭示了当下校园知识分子的内 在焦虑。这个焦虑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压抑过后的没有节制和边界的欲望释放。知识分 子的欲望和社会的普遍欲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小说是一种想像和虚构，但这种非 写实的方式，却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知识阶层真正的问题。《桃李》中的导师邵景文和弟 子们的故事，就是当代世俗化运动中典型化了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是一 部超越了雅俗界限的小说。在当下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构成争论甚至对立的情况下，《 桃李》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本文。小说既可以写得有可读性，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思想内 涵，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小说提供的多种符号是非常复杂的：教授、博士 生、硕士生、老板、小姐、贫困的农民、恶霸乡里的干部；还有一夜情、弄假成真的爱 情、死于非命的凶杀等。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就是充满了矛盾。但大学校园作为民族的 精神的堡垒应该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大学保有自己独立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但 红尘滚滚的今日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大学几乎都不缺少，有的甚至表达得更充分 。《桃李》虽然幽默，但它的尖锐性仍然清晰可辨。它以幽默的方式撕去了斯文的面纱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曾经神秘、神圣、净土般领域的虚假和矫揉。但教授邵景文的最后 死去，同样是一种被放逐的逃亡方式。
在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内部的变化就已经开始发生。不同的是，那时知识分子的“ 动摇”或变化还不是堂而皇之的，他们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校园或书房的。进入90年 代之后，曾经有过关于知识分子经商的大讨论。有识之士对知识分子经商给予了坚决的 支持。现在看来，这场讨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这个惯于坐而论道的阶层总 是讷于行动而敏于言辞。莫怀戚的《经典关系》中的人物不是坐而论道的人物。他们无 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裹胁，都顺应了时代潮流，在他们新的选择中，重建了新的“经 典关系”。经典关系，事实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关系，它是夫妻、父子、翁婿、师 生、情人等血缘和非血缘关系。但人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之后，这些关系 也就不再是传统的亲情或友情关系，每种关系里都隐含着新的内容，也隐含着利害和危 机。“关系”是在欲望、金钱、利益的控制下，或者说是在自己的意愿之外重新建立的 。在这种新的关系中发现“故事”，是作者非同寻常的艺术眼光。
在作者构造的“经典关系”中，那个地质工程师的岳父东方云海处于中心的位置，但 这个“中心”是虚设的。在脆弱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他的中心地位只是个符号而已，在 实际生活中他真实的地位是相当边缘的，他对世事难以参与其间。茅草根、南月一以及 东方兰、东方红、摩托甚至茅头，他们仿佛在故事中是叙述中心，但他们都不是中心。 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个10岁的毛孩子，为和父亲争夺“姨妈”，甚至 不惜开枪射杀他的父亲，使英俊父亲的眼睛只剩下了“一目半”。这个以“自我”为中 心的“经典关系”一经被发现，它的戏剧性、残酷性，我们在惊讶之余也不寒而栗。谁 也不曾想到，自以为是随遇而安的茅草根会被学生兼情人“裹胁”进商海，谁也不会想 到东方红会那样有城府地算计她的姐姐，当然也不会想到茅草根的欲望会是那样的无边 ，最后竟“栽”在自己儿子的手中。“经典关系”是复杂的，但又是简单的。说它复杂 ，是他们必须生活在诸种关系中，没有这些关系也就失去了利益，欲望也无从实现；说 它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虽然良心未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但在 这种危机四伏的关系中，谁还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当茅草根如愿以偿地找到了《 川江号子》的投资之后，他逃离了商海，但那里是否潜藏着另一种危机，是否是另一个 “故事”的开始，我们在为茅草根庆幸的同时，也难免为他忧心忡忡。
在“海归”或旅居海外的作家创作中，知识分子的逃亡或归处难寻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张朴的《轻轻的，我走了》，顾晓阳的《收费风景区》等，有很大的代表性。现在我 们可以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在这些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出走都是缘于他们在商海的失 败，或者说，是缘于他们在当下的社会生活结构中难以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他们成了 时代新的“零余者”或“多余人”。从上个世纪开始，知识分子就自塑了自己矛盾、犹 疑、迷茫的形象，百年过去之后，这个形象仍在延续，他们仍在出走、逃亡、归宿难寻 ，这难道就是这个阶层别无选择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