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范式——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是它的时代的产儿，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哲学不可能超越它的时代。哲学的紧要任务在于，在时间性的、转瞬即逝的假相中认识内在的实体和现存事物中永恒的东西。哲学并不远离和超然于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真正把握②。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与经验历史存在之间并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同一关系，“真理是全体”不仅是一个逻辑命题，而且是一个历史命题。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表述中跳动着时代精神的脉搏，现代的精神状况和历史经验是黑格尔思想真实的语境，黑格尔哲学构成了现代性的思想表达。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黑格尔甚至是第一个将“现代”问题哲学化的思想家③。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黑格尔思想的基本主题，这一点不仅对于《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就其逻辑学而言也大体如此④。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留下了两个基本的理论成果：以“理性”首次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同时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这两个方面都与黑格尔哲学的一般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以“新时代”来颂扬现代，称之为一次“壮丽的日出”，将现代理解为“理性的时代”，主体的自由、平等、解放都以理性概念为基础得到阐释，“理性精神”成为现代的基本标志和基本成果。黑格尔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和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⑤ 在黑格尔看来，新时代的精神就是主体性的自由，就是理性的精神。晚年黑格尔批判和反思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他以绝对理性的国家和法来批判启蒙运动的“有限理性”和“想象的理性”⑥，希望以理性的国家来克服现代市民社会的困境。在当代话语中，现代性被理解为启蒙精神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现代性批判甚至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启蒙精神批判。
在黑格尔那里，对现代性的颂扬和批判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所谓批判乃是对界限的揭示。虽然黑格尔早年和晚年在倾向上略有不同，但他对现代性的辩证理解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在理性、存在和历史之间建立联系，认为它们总是内在地包含着自我扬弃的环节，并且必然在过程性的展现中成就其真理性。在《精神现象学》时期，黑格尔明显地倾向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精神，但是，就在这一著作中，黑格尔也指出了启蒙精神的限度，这就是注重抽象的平等、自由和个人权利，注重抽象的理性，由此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绝对自由和恐怖”。在黑格尔看来，新世界还只是呈现了它的直接性，或者说它的概念，而不是它的“全体自身”⑦，这意味着新时代将在自我改造中自我扬弃，达到绝对理性的现实。晚年的黑格尔趋于保守，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将君主立宪制看成是绝对理性国家的代表，批判启蒙精神和法国大革命，但他仍然毫不含糊地颂扬“自由精神的大旗”。从黑格尔思想的内在原则来看，将他看成是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同将他看成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者一样，都只是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基本主题就是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枢纽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现代市民社会仅仅只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间环节，它是家庭和私人领域的超越者，同时，其内在的限度意味着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市民社会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各自独立的原则，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权利、自由、平等是以抽象理性和抽象自由为基础的，只具有形式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真理性和伦理性。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只具有“形式的普遍性”，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⑧，它的使命不在于“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否则成为国家的成员就成为“任意的事”。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国家是地上的神物，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统一，市民社会以利益为基础的抽象联系将在作为伦理理念之实现的国家中被扬弃。
这样，黑格尔就从绝对理性的立场批判了启蒙精神，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限度。现代作为理性的时代，还只是一种形式理性的阶段，其“绝对否定性”的自由原则和“想象的理性”，将在理性的自我展现中被扬弃。扬弃这种抽象理性的是被黑格尔神圣化了的理性国家和理性的法，同时，黑格尔还将普鲁士看成是理性国家的典型代表和具体体现。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合乎理性的是现实的，这一点正好通过不合乎理性的现实性的矛盾得到证明，这种不合乎理性的现实性处处都同它关于自己的说明相反，而它关于自己的说明又同它的实际情况相反”⑨。黑格尔从对现代的批判无意中走向了对现实的非批判，问题的要害何在？马克思从黑格尔的问题出发，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核心，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否定了理性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本质超越性，在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开辟了一种新的现代性批判范式。
二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哲学和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莱茵报》政治评论，明显属于启蒙现代性的基本定向。此时，他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物一样，希望在德国的思辨哲学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启蒙精神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以获得批判德国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虽然发现了“原则”同利益的冲突，但仍然在理性的法和理性国家的基础上批判“私人利益”的非法，批判林木盗窃法是“下流的唯物主义”，是“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批判的立场仍然是启蒙的“理性”和“人性”原则。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已经面临着“物质问题的苦恼”，这是至关重要的。既然理性和人道的原则面临“物质利益”已经摇摇欲坠了，那么，是以理性的“应当”来批判“现实”的利益关系，还是从现实的具体关系出发来阐释理性的原则呢？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理性存在论的基础，还是相反，即它们只是理性原则的实现和外化？具体到马克思遇到的问题就是：是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决定了法和国家，还是理性的法和理性国家是现实物质利益关系的原则和本质？马克思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重新检视自己的基本立场，从专制的德国走向现代不再是马克思的思想诉求，而如何揭示现代解放的实质和内在限度，从现代本身的困境中获得解放，构成马克思思想新的视域。
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现代的解放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政治解放，理性国家和理性的法并不构成对市民社会内部对立和冲突的克服，而是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⑩。因此，黑格尔试图以理性的国家来克服这种分裂，以君主立宪制来构思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同一，这是一种虚构的“同一”(11)。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这一批判，并不是一种哲学本体论上的颠倒，而是从基本方面确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走向，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绝对理性国家的批判，肯定了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理性”——不管是“想象的理性”、“形式的理性”，还是作为绝对理性的国家和法——都不再被看作现代的本质规定和克服现代性的基本出路。相反，现代的理性国家和理性精神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将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批判奠定在对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分析之上，从而获得了批判思辨哲学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德国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过是法国政治平等的哲学表达(12)，而政治的平等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政治表达(13)。同样，既然市民社会是现代政治国家、精神原则的基础，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应该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物质关系的内在限度和原则的揭示要求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展开，这就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的经济学活动，而是从属于现代性批判这一基本问题。当然，现代解放既然只是“纯政治的解放”，而不包含市民社会内部物质关系的解放，那么就意味着真正的人类解放必须在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范围内展开，由此奠定了马克思革命哲学的理论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学科化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已经以萌芽的方式存在了，它们内在地统一于现代社会批判这一“总问题”。通过长期的思想探索，马克思以“资本”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历史最基本的中介性范畴。
资本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以“理性”命名现代。现代性概念不再作为精神原则，而是被塑造为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范畴。马克思建立了资本运行的客观逻辑与阶级革命的主体性之间的历史性联结，以阶级革命的实践维度切入现代性的批判，这宣告了马克思对观念论批判的不满，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都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当然，阶级革命并不是一种主体的历史冲动，它根源于资本运行的客观性逻辑，由此，马克思又汲取了黑格尔的“现实性”，或者说“必然性”思想，把现代性的超越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自我批判过程。但是，这一内在超越，不是理性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调节和限制，而是市民社会内部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革，政治国家只是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地位，其阶级本质决定了国家只能是维护资本现代性，而不可能构成对现代性的本质超越。
三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和黑格尔的理性批判代表了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范式。现代性批判的切实推进应该在这些思想传统中寻求基本的支持，而这一点本身却没有得到落实。
在元哲学解读视角下，黑格尔哲学被看成是一种抽象的先验形而上学，不仅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且黑格尔思想与现代性状况本身的存在关联都被遮蔽了。同样，由于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中实现的范式革命，从一种理性的“现代性”概念出发，一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一种经济主义的社会批判。当马克思被阐释为一种哲学的时候，他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系不是被看成形而上学内部的关系，就是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当马克思被看成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或社会批判理论家的时候，他的思想的意义被看成是对哲学的放弃和对哲学的终结，如此等等。
但是，当人们真正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来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候，又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些人提出要解构马克思在资本与现代性之间建立的联系，将现代性概念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形态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这一策略，暗合了两种现代性批判方向。一方面，沿着黑格尔的规范基础，“现代性”概念再度成为一个浓缩时代精神的意识形态概念，现代性批判变成了观念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对理性哲学和主体性哲学的批判和解构；另一方面，离开了社会形态意义的社会制度批判，现代性批判理论单方面地将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发展成为“现代化”理论，变成了对现代制度化过程的反思，现代性批判由此在中观社会学层面上展开为对社会现代转型的特征的阐释。面对现代性批判话语的这种分裂，笔者认为，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范式的重建中可以发展出一种颇具潜力的现代性批判方案，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的资本现代性批判中，揭示黑格尔理性批判范式的限度所在，进而明确在现代性批判中形而上学批判的有限位置。同时，通过对理性蕴涵的主体性之强调，连接马克思改造社会的实践话语，在理性与革命之间确立内在的关联，以应对将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经济决定论的客观主义阐释倾向。
笔者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批判现代性的规范基础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在形态学的意义上使用和领会现代性特征，他们遵循着相似的历史叙事框架和叙事逻辑。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主张无差异的同一性，在他们那里，历史的断裂与连续、总体与具体、偶然与必然等，并不是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种辩证的历史意识也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基本遗产。
注释：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14页。
③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Polity Press,1987,p.4.
④ 参见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臧佩洪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⑤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⑥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5页。
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第7页。
⑧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7页。
(11) 同上书，第6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5～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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