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个性与强化整体的双重变奏——严复人生哲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奏论文,人生哲学论文,个性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思想家面临着双重的启蒙任务，既要启发个体意识，争取个性解放，以便打碎封建专制枷锁；又要启发全民族的整体意识，增强集体凝聚力，以便团结起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严复作为近代重要思想家，为了完成启蒙任务，以启发民族意识的觉醒、寻找“救亡之术”为主线，以“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下引此书仅注册次和页码）为原则，对中西方人生哲学思想加以“整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个性解放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因此，研究严复的人生哲学思想，总结其理论思维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任人为治”的天演观
特殊的历史条件需要特殊的人生哲学理论。处于上一世纪之交的中国，内忧外患，危机严重。古老的东方帝国已经不能按照传统的运行机制继续生存下去，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也已经暴露出来。时代呼唤着一种既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崭新理论。
严复回应时代的需求，通过改造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思想，又吸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素养，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天演观：为摆脱封建专制统治而高呼个性解放，为抗击资本主义入侵而呼唤群体凝聚力增强，提出“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抛弃“任天而治”观点，强调“任人而治”思想，突出人的因素在世界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严复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其天演观的灵魂所在。
要研究严复的天演观，有必要先搞清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思想的差异。达尔文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他轻视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即使在有人的意识活动加入的家养情况下，人的作用仅仅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决定保存或淘汰某些变异。毫无疑问，达尔文进化论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本身还不是哲学。但是，由于它科学地揭示了生物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生物界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原理，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提供了事实证明而具有了哲学意义。斯宾塞继承达尔文的学说，但把其应用范围推广到人类社会，认为“最适者生存”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过程，而且是人类社会取得进步的方式；他特别将达尔文轻视人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倾向推向极端，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完全服从于生物规律的自然过程，从而得出“弱肉强食”乃是人类社会进化之必然的结论。赫胥黎则从另一个方面发展达尔文进化论。他肯定人的因素在宇宙进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的能力和智力活动就是宇宙过程通过人的能力和智力产生作用的结果。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人因为有意识便产生道德观念，即“良心”，从而使人类社会的进化表现为伦理化的过程。人的意识作用与自然规律的作用是统一的，“适者”就是发挥人的能力而取得胜利者。
显然，三种学说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对人的因素在进化过程中作用的不同理解。面对这样三种学说，严复是怎样选择的呢？
严复在《原强》一文开宗明义指出：进化论乃是“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毫无疑问，严复把进化论从纯自然科学提高到具有世界观方法论意义的高度，奠定其宣传进化论的基调。从这个基调出发，他扼要介绍了达尔文进化思想之后，便大量引用斯宾塞的思想，反复说明“物竞”“天择”的公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且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告诫国人，世界本身是一个大竞争场，任何民族都无法逃避物竞天择的规律。中国人如果不思变、不发奋图强，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环境，亡国灭种是必然的。但是，由于斯宾塞的理论是“纯自然淘汰论”，否定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只能得出“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中国人只能心甘情愿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结论。这完全违背严复理论初衷。所以，为了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思想的偏颇，严复又吸取了赫胥黎重视人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的“任人为治”的思想，说明目前中国虽贫穷落后，但是，只要中国人立即觉醒，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应该说，赫胥黎“任人为治”的思想真正迎合了严复深切的危机意识，迎合了正在寻找“救亡之术”的广大仁人志士的需要，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威力。正如著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说：“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第5册第1317 页）可以说，吴汝纶一语道破严复天演论的要义。
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如何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天演”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是严复人生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严复回顾了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史过程。几十年来中国人尽管一直在学习西方的“长技”，但得到的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所学的只是“末”而不是“本”。严复认为，事物整体的状况是由构成该事物的部分的状况决定的，那么，要研究一个事物整体的状况，必须先考察构成该事物的部分的状况，这是“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第1册第18 页）同理，国家是由“民”构成的；“民”的状况决定了国家的强弱，“民”的素质决定国家的盛衰；在整个社会“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情况下，无论有什么好的措施，都不可能实行。因此，治国之根本在于治“民”。很显然，严复这里所说的“民”，已经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仅仅从社会整体来理解，而是作为个体与整体的统一。
“民”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要使国家强大必须先使“民”强壮，国家的强大是通过“民”的强壮来实现的。衡量“民”的强弱有三个标准：“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在现实存在的国家中，“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正因为“民”的强弱状况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强弱状况，所以，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第1册第18页）
因此，严复认为，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危机深重的局面，首先就要改变“民”的状况。为此，他提出“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思想，并认为这是“救亡图存”、解救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本“良方”。所谓“鼓民力”就要培养人民强壮的身体，重点在于用法律措施强迫人民改掉各种恶习。这是三者的基础。所谓“开民智”就是要大办学堂，鼓励人民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其愚昧无知的状况。三者中此项最为重要。这实际上是主张教育改革。所谓“新民德”就是运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教育人民，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和社会公德，增强每个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而要做到这些，根本之点在于“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第1册第32页）此项是各项中最难实施的。 这实际上是主张政治改革。
要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最根本的措施在于给人民自由。严复作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深刻意识到这个口号在反对封建专制革命中的作用。他反复强调，有无自由观念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别。中国要学习西方，首先要学习西方的自由观念。
什么是自由？自由“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自由一词本是个中性词，它只是说明人的活动不受客观外界的制约而可以为所欲为。严复认为，事实上这种纯粹的、绝对的自由不可能存在于人类社会。因为，“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互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第1册第132页）严复的这个思想是对斯宾塞自由思想的反叛。斯宾塞强调个性自由，强调建立在完全自由基础上的个人幸福，而忽视社会秩序，忽视社会集团的整体幸福。斯宾塞的这个思想显然不符合中国启蒙运动的需要。严复指出，假设按照斯宾塞的思想去行动，“夫苟其民契需怐，各备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死亡。”（第1册第18页）因此， 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自由是，“外对于邻敌，为独立之民群，此全体之自由也；内对于法律，为平等之民庶， 此政令之自由也。 ”（第2 册第241页）严复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就把“个体自由”与“全体自由”、 个性解放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在一起。
严复又把中西方对于“自由”的看法进行了比较。“中国道理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挈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谓挈矩？原为度量工具，引伸为道德观念。严复说：“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第1册第3页）自由是一种关系性范畴，表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待关系。中国传统的“恕”、“絜矩”范畴体现在主客体对待关系中，要求主体否定自身价值，丢弃主体意识，以便使客体价值得到肯定和实现。主体价值是通过客体价值的肯定和实现而得到自身的肯定和实现的。所以，它否定个体意识，强调群体意识，把个性融于群性之中，以否定个性来求得群体的和谐、融洽和稳定，进而用群性代替个性，用群体代替个体。这种观念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封闭保守的生产关系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与此相反，西方自由范畴首先要求“以存我”，即肯定自我存在、自我价值，要求发挥主体能动性以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自由观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西方这个根本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在政治、经济、人生态度和学术方面等一系列差别。
一般说来，实现人的价值有两种方式。一是求诸“社会”，即统治者。要求统治者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以“慈悲”、“仁政”宽厚待民，改变社会“吃人”的性质，使之出现一个“人”的社会，从而肯定人的价值，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二是求诸“己”，求诸“自我”，通过自我觉悟，自我解放，推翻旧的“非人”的社会，建立全新的社会，以实现人的价值。严复显然是主张第一种方式，即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盼望通过统治阶级的某些变法，以改变人们的“非人”地位；盼望统治阶级赋予人们某些权利，使人们可以做为“人”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虽然意识到“民”的作用，但却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人类整体中的主干部分——被压迫的工农大众的作用，而只能提出一个抽象的、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民”的范畴。这大大限制了严复人生哲学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
三、民也，天下之真主也
黑暗、专制的封建大厦已面临倒塌，代之而起的将是一个怎样模式的建筑？这个建筑的理论基石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严复直揭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并与中国传统学说融于一炉，以此为武器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人学论证。这成为他人生哲学的理论目的。
“天赋人权论”于17—18世纪在欧洲广泛流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和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石，其理论内容在英法两国有所差异，这是由两国资产阶级所处特定社会环境、阶级特点、革命任务等所决定的。所以，弄清严复的思想来源，有助于理解严复的思想，有助于理解戊戌时期中国改良派的思想。
卢梭和霍布斯在肯定人拥有天赋的自由、平等权利这个大前提下，在许多论述上是有分歧的。主要集中在三点：
第一，对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状况的认识。霍布斯认为，人天性中存在的“竞争”、“猜疑”、“荣誉”三大观念驱逐着自然人相互争夺，结果使“人对人象狼”。卢梭则肯定自然人中存在关心自己的幸福和自我保存的“自爱心”和看到同类遭受灭亡和痛苦时产生的“怜悯心”，自然人按照这两个原则进行着自由、平等、独立的生活。这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严复对自然状态中人与人的关系的看法既不完全同于霍布斯，又不完全同于卢梭。首先，严复不同意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并运用进化论思想对以卢梭思想为代表的天生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人刚刚来到世间，饮食、穿着、是非观念等，都不是个人所能选择或任意改变的，而是按照一种既定方式进行。这就是不自由。人又有强弱、灵蠢、贤不肖的区别，从而导致贵贱、富贫的差别。这就是不平等。严复认为，人类的自由和平等是由人类演化和社会演化的深浅所决定的。所谓演化深浅，实质上是指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可见，严复对卢梭和霍布斯的学说进行了根本的改造，而这种改造是与他“任人为治”的天演观相一致的。其次，严复以荀子“群”的思想纠正卢梭、霍布斯的“孤立的自然人”的说法。“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群”即人的社会性。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才能共同生活，“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建立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的力量所在。严复“群”的思想实质上否定了自然状态的存在。
第二，对人民出让权利方式的认识。霍布斯认为，由于人们对死亡和战争的畏惧和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便自愿把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出让；而人们既然出让了自己的权利，就必须绝对服从统治。卢梭认为，人类趋于自我完善化的能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进而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富人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目的，便对穷人进行欺骗，使穷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与富人订立契约。
严复说：“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第1册第34页）显然， 这个思想接近于霍布斯，而不同于卢梭的“私有制”和“欺骗说”。
第三，关于对人民是否保留主权的认识。霍布斯认为，人们放弃权利之后，必须绝对服从主权者的统治。卢梭认为，假如主权者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并对广大人民构成损害，人们就有权利用暴力行为取消主权者的权利，恢复“天赋”的自由；契约是可以取消的。
严复认为，“群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第1册第33页）这种君可废、 臣可诛的思想显然反对了霍布斯君权至高无上、人民只能绝对服从的思想，与卢梭的主权在民和暴力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卢梭的思想是为了启发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在实践中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严复虽然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具体代表——清王朝，而是在其文章中多次为清王朝统治者辩护。这说明严复与卢梭在思想上的差距，这也是严复在辛亥革命前后逐渐趋于封建保守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严复的“天赋人权”理论不能简单归结为来源于卢梭或霍布斯，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把卢梭、霍布斯的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有关思想以及进化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他更偏重于霍布斯的思想，而把卢梭思想中许多最激烈、最革命的东西舍弃掉了。因此，他所构想的社会是，通过改革对现存封建社会稍加修补，给人民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提高人民的民力、民智、民德水平，建立一种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
严复这种做法并非偶然，而具有阶级的必然性。恩格斯指出：“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间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5 页）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勾画出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生长、成熟的过程。倘若抛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仅把资产阶级从与封建君主联盟到与封建君主决裂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中国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正是依次发生在这个过程上的三个点。三点之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英国资产阶级更接近一些，其思想的共同点更多一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更符合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胃口，所以，就更容易接受其思想。严复正是站在软弱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更直接运用英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空想的。
四、绎新籀古折以中
严复在中国资产阶级初次登上历史舞台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在理论极端贫乏的年代，放眼于世界，根据中国启蒙运动的迫切需要，把西方资产阶级人生哲学思想与中国人生哲学遗产进行“整合”，形成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完整的人生哲学思想体系，推动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首先，严复抓住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救亡图存”问题，并以此做为自己人生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提出了自己的救亡方法，即“首明强弱兼并乃天行之至，而无可逃，次指中国之民智、德、力三者已窳之实迹。”（第3册第514页）呼吁通过变法，提高民智、民德、民力的水平，增强中华民族的竞争能力。这个理论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在当时对于启发人民觉悟，完成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启蒙任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为了寻找“救亡之术”，严复吸取了古今中外一切有助于“救亡”的人生哲学思想，对其进行“整合”，形成具有自身逻辑的理论体系。严复提出“任人为治”的思想，实际上从根本上扭转前人所认定的依靠引进西方“物”的力量救国的主张，而明确提出“民”的问题，主张依靠“民”的力量救国；严复对“民”的理解已突破前人仅是从整体上来认知的局限，而是看作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在呼吁确认并实现个人价值、启发个体意识觉醒的同时，又提出个人所得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要求唤起群体意识的觉醒，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人格，确认并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价值，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确保“个体自由”的同时，争取“国家自由”。这不仅使他的思想超越于同时代的康有为等人，无疑给后来的思想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第三，严复总结和发展了戊戌前中国人生哲学思想，突破了前人思想的某些局限，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促进了中国人生哲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由地主阶级人生哲学向资产阶级人生哲学转变的过程。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常常在惊叹其观点新、文笔美之余，则不得不承认其许多观点的不成熟，有些思想尚处于朦胧状态，有些则是错误的认识。严复思想中的矛盾正是新时代的呼唤和旧时代的烙印的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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