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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中对消费的研究可分为几个阶段。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是第一阶段。但这一假说缺少必要的微观基础。
第二阶段的代表是：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RIH），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以及莫迪利阿尼等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这三种假说都被认为具有合理的微观基础。
第三阶段是对收入风险的考虑、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概念以及经济计量学中对单位根过程（Unit Root Process）的最新研究（陆懋祖，1999）。这些思想刺激消费理论寻求理性预期下的新意义，其代表是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ing Hypothesis）。
霍尔假说的逻辑非常严谨。但是，弗莱文发现的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与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共同对霍尔假说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并因此引发了大量新假说，如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LC）假说、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s，PS）假说、损失厌恶假说（Loss Averse Hypothesis）、近似理性假说（Near—Rationality Hypothesis）、λ假说等。这是消费研究的第四阶段。目前所有的前沿研究都属于这一阶段。
本文将主要介绍消费理论后两阶段的最新发展，然后做简单评论。
一、消费理论的新发展
（一）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
霍尔（Hall，1978）考察了在理性预期下一个无限生存的典型消费者，当其收入流是一个随机变量时的消费决策。他的结论是：根据理性预期，按照PIH寻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Random Walking）过程，即除了本期消费，任何变量都无助于预测下期消费。这与弗里德曼应用适应性预期的PIH预言完全不同。但实际上霍尔的结论只是PIH在理性预期（RE）下的发展（RE—PIH）；如果PIH的逻辑正确，RE—PIH也正确。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二）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
1.过度敏感性。霍尔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促使大量后续研究集中于计量检验。弗莱文（Flavin，1981）的著名计量研究否定了随机游走假说。过去的收入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的消费变化，这就是过度敏感性。
2.过度平滑性。如果RE—PIH正确，当收入是单位根过程时，消费应该具有比即时收入更大的波动（Nelson and Plosser，1982）。坎贝尔和迪顿（Campbell and Deaton，1989）的计量表明，消费的实际变动只有3.27％，大大小于RE—PIH的理论预测值5.55％。这说明消费相对于即时收入来说，过于平滑。过度敏感性与过度平滑性一起，构成了对RE—PIH的巨大挑战。
（三）对RE—PIH的替代性假说
既然过度敏感性与过度平滑性都不能由RE—PIH解释，就有必要提出新的假说。这是消费理论的第四阶段。
1.流动性约束假说。流动性约束指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消费者无法无成本地借贷。成本既可以体现为存贷利率不同，也可能是需要进行信用调查。对流动性约束的一种理解是：消费者在任何时候不能有负资产。
流动性约束使持久收入的意义降低许多。为了借贷，消费者必须使净资产大于零。并且，对消费者来说有意义的仅仅是最近几期的滞后收入，他只能在最近几期、但不可能在一生持久收入的意义上平滑其消费，所以过度敏感性必然存在。
扎德斯（Zeldes，1989a）将消费者按照财产状况分为两组：财产多的（LC松）和财产少的（LC紧）。如果LC存在的话，那么前者不表现出过度敏感性而后者则相反。他做的计量证实了这一点。这一检验同时说明，LC不能解释有较多财产人群的消费行为。因此，这种解释并不完全。
2.预防性储蓄假说。存在风险时，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路径时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变化（风险）。根据卡贝里罗的观点（Caballero，1990），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当期劳动收入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持久收入的改变，还意味着风险。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而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但是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所以消费的变化必然小于收入的变化，表现出过度平滑性。根据跨期预算约束，过度敏感性也成立。
扎德斯（Zeldes，1989b）发现，在CRRA函数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那些金融资产较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反应过度，而对未预测到的收入反应迟钝（平滑）。
然而，布朗宁和卢萨迪（Browning and Lusardi，1996）指出，对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重要性存在争议。就象许多人不受LC影响一样，许多公众由于有足够的资产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这一动机不那么重要；这一动机也不能解释社会中绝大多数储蓄属于少数较高收入阶层的关键事实。
3.损失厌恶假说。希（Shea，1995a，b）认为LC假说对于消费行为的解释不很正确。他指出，LC假说只表明消费者不能借贷，但却不能限制其储蓄。因此，当消费者预期收入上升时，为了使消费平滑，他会借贷以增加当前消费，减少未来消费。然而根据LC对借贷的约束，他可能无法在目前借贷。因此，RE—PIH将被违反；但若他预测未来收入将下降，他会在当前储蓄并减少消费，以增加未来消费。这样做并不违反LC，所以RE—PIH仍成立。因此LC对消费行为的约束是不对称的，在预期收入上升时RE—PIH更易被违反。所以可以根据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升降及其对消费的不同影响来检验LC。他的计量表明，实际数据与上述LC的预言恰恰相反，消费在预期收入降低时更易违反RE—PIH。
希提出了“损失厌恶”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消费者的效用曲线可分为两段：当消费高于某一水平时是凹的，当低于某一水平时是凸的。也就是说，消费水平较低时，人们是风险喜好的；消费水平较高时，是风险厌恶的。这种解释符合“无恒产者无恒心”，以及一无所有的人更易冒险的事实。但这一理论目前仍有待发展。
4.近似理性假说。阿克洛夫和耶伦（AKerlof and Yellen，1985a，b）认为，决策者在决策时，应该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才能做出最佳决策。但收集信息需要成本，而且有时成本很高。交易成本的存在使消费者一般不会盲目追求最优决策；最好的决策应该是所谓“次优”决策，这时交易成本可以降低很多，但效用损失却可能小于1％，甚至小于1‰。这种决策行为称为近似理性。科克伦（Cochrane，1989）指出，由于预测未来极其困难（即使拥有大量信息），消费者更可能对近期信息感兴趣（收集成本低），这就是过度敏感性；同时由于预测未来的变化需要大量收集信息，成本很高，所以他对未来的变化不去预测或凭直觉预测，因此就有过度平滑性。
卡贝里罗（Caballero，1995）的研究表明，在该假说下，消费者的效用损失不过是3％×a％×持久消费。其中a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一般小于3。因此，效用损失很小。
5.λ假说。尽管存在以上这些假说，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RE—PIH的基本逻辑仍非常牢固。无论是预防性储蓄，还是流动性约束，都不足以取代（虽然动摇了）其中心地位。但RE—PIH是一个非常“纯”的理论，建立在许多严格假设的基础上，这使理论与现实有很大差距。放松这些假设，可以缓和矛盾，但其微观机制却会变得模糊不清。
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and Mankiw，1991）提供了一个聪明的想法避开这些争论。他们认为，一个“真实可信”的消费函数必须既符合RE—PIH的基本逻辑，又能与实际数据吻合得很好。前者要求该函数必须建立起消费与持久收入的联系，后者则要求消费与即期收入也有联系（以体现出过度敏感性）。一个自然的猜则是如下宏观消费函数：
C[，t]=λY[L][，t]+（1-λ）Y[p][，t]（1）
其中，0＜λ＜1
这就是λ假说。从宏观上看，这可以理解为社会中每个人都根据（1）式决定消费，也可以认为有人按照持久收入Y[L][，t]决定消费，有人按照即期收入Y[L][，t]决定消费，但社会总体按照（1）消费。这一假说可以很好地既与RE—PIH吻合，又与过度敏感性相洽。
坎贝尔和曼昆并没有为λ假说提供微观基础，但显然这种基础很容易找到。
二、对消费理论的几点评论
在霍尔假说后，消费理论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缺陷也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为：
1.消费理论的研究已经和经济计量学的高深技巧密不可分。如果不掌握足够的经济计量学知识，就无法真正弄懂霍尔假说以后消费理论的发展。然而，越来越多计量方法的应用不是使整个画面更清晰，反而使之更模糊。理论问题与计量技术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得对任何一种假说的评价都十分困难；并且由于不同计量手段对数据的处理方法不同，各种文献结论之可比性越来越小。在这一理论的研究中，技术处理已重于思想，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是危险的。
2.各种消费理论，都是局部均衡分析。在这一框架下，收入被看作外生随机变量，不由消费者控制。在讨论微观主体的消费行为时，这种方法有其可取性，因为个人的收入可以被看作外生决定的。但在宏观上，消费和收入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决定的关系。因此，视收入为外生变量是不合适的。更好的方法是：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考察消费和收入的同时决定并达到均衡。
更重要的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可以提出储蓄（或消费）的“黄金率”概念。而这在局部均衡中是无法体现的。概括而言，黄金率是指储蓄或消费与收入的某个比率，在该比率下，消费者的长期消费及效用得到最大化。因此，黄金率是判断消费是否疲软的出发点。但在局部均衡中，即使知道消费与收入的函数关系，也无法判断比如90％的最终消费率是否表明消费疲软。
3.消费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充分反映收入分配对总消费需求的影响。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学家在研究消费时，都使用“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这个微观概念只要简单地乘以人口总数，就加总成为宏观概念。收入分配只影响宏观消费，不影响微观消费，所以这种“代表性消费者”的研究方法，无法考虑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收入分配对总消费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4.所有的消费理论都假设只有一种“代表性商品”。但经济发展不仅体现为人们消费商品数量的增长，还体现为可消费商品种类的增长。如果假设只有一种不变的“代表性商品”，就会完全忽略这一重要事实。
随着经济的发展，可消费的商品在不断增加。新的产品刺激人们新的购买欲望和需求。假设可供消费的商品只有面包，即使人们的收入很高，对面包的总消费也必然极为有限（生理限制和边际效用递减）；而一个普通现代人所能达到的效用和消费水平要远远超过中世纪的国王。并不是现代人消费的商品数量更多，而是能消费的商品种类更多。
若商品种类有限，则全社会总的商品消费量必然会大大受制于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每个人总效用增加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但商品种类的增加却不会使边际效用递减，这相当于通过商品种类的增加来打破单一商品边际效用递减对总需求造成的局限，无限地放大了社会潜在的总需求和人们的总效用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发展方向上，消费理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这也意味着继续发展的空间也极为有限。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依靠思考新的问题（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引进新的变量（如技术创新），采用新的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