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及迁移策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因素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民营企业迁移现象开始出现。进入21世纪后，企业的这种区域迁移现象变得异常活跃，尤其是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近年来，由于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价格上升以及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再加上贸易政策调整、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等一系列因素，民营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急剧上升，经营环境更加复杂，民营企业跨区域迁移现象日益频繁，甚至呈现出群体性迁移的态势。近年来，遍布浙江的“块状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移动痕迹，纷纷向邻近地区转移或者投资，这种传统产业资本的“抱团”流动，启动了“块状经济”的跨省复制[1]。据浙江省工商局针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和迁移的调查显示，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业在浙江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1675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1964家。外迁企业的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453.59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2]。此外，珠三角部分制造业也呈现不景气，号称“世界鞋都”的东莞则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或外迁。据调查，珠三角企业有37.8%选择珠三角内部迁移或规模扩张，47.8%选择迁移到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地区，其中向广东省内东西两翼与北部山区迁移的占14.6%，迁移到泛珠三角地区的占20.3%（以广西、福建、湖南及江西居多），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占12.9%[3]。而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广东已经有约25%的鞋企到越南、印度、缅甸设厂，50%到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省份设厂，只有25%还在观望[4]。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适应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环境管制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式[5]。企业迁移作为一种企业成长战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接受和实施。企业迁移现象的出现是民营企业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自身机制灵活性的体现，是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企业迁移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持续成长，同时也关系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财政税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企业迁移的内在动因、影响因素以及迁移策略等问题对民营企业正确制定企业迁移决策、实施企业迁移和成长策略以及对地方政府规范企业迁移行为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企业迁移相关文献评述
目前，企业迁移理论研究尚未形成一个被统一接受的理论框架，而国内有关企业迁移的相关理论研究更是十分匮乏。企业迁移理论最早始于McLaughlin and Robock，他们在《产业为什么向南方转移》一书中描述了中世纪美国制造企业从东北部向东南部各州的迁移现象，强调美国东北部的外部因素如劳动成本增加和战争频繁等是推动企业迁移的重要原因，而东南部则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贸易协会对企业的干预较少[6]。在20世纪60～80年代，众多学者试图从新古典区位理论来解释企业迁移现象，主要关注企业迁移最优区位的选择以及外在区位因素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在新古典区位理论中，“利润空间”的概念十分重要[7]。它定义了企业能够获取利润的空间，“利润空间”可能由特定区域的客观特征（如交通基础设施）决定，也可能受集群经济的影响，如专业化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地方生产网络，消费市场规模等，超越空间边界，生产成本将变得高昂或收益将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存。
到80～90年代，众多学者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企业迁移的决策过程，行为区位理论逐渐形成。Townroe首先提出了一个决策过程的分析模型，包括五个连续的阶段：刺激、问题定义、搜寻、制定和比较可供选择方案、选择和实施[8]。而Louw则把决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定位阶段、选择阶段、谈判阶段，并认为空间要素（地理位置、资源易得性、设施的临近性、公共交通、环境质量等）在前两个阶段发挥重要的作用[9]。行为区位理论中，企业迁移的动机也是分析的重点，主要的动机为缺乏扩张空间、良好区位的吸引以及资源的可获得性等。而且，企业迁移在经济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而90年代以来，制度和演化理论强调企业行为受不确定环境中提供决策依据的惯例和制度的影响，分析的重点在于特定环境下企业之间的联系而非单独企业的行为，强调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对于企业迁移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先前的区位对企业迁移决策以及迁移路径具有强烈的影响，企业的初始区位将限制可能的迁移选择，新的区位通常位于初始区位的附近。路径依赖或惯例使创业者不愿进入他们缺乏经验的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如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或者改变区位。
目前，我国学者对企业迁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集中在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类型和企业迁移的动因等方面。赵奉军指出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销售或服务网）的改变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政府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宏观经济市场化程度等也是影响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10]。李王鸣等以乐清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企业迁移的路径与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11]。刘怀德、艾斌从商务成本最小化、资源丰富程度以及地区产业集群三个方面阐明了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12]。而陈伟鸿指出民营企业区域迁移的动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企业运行机制的灵活性、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以及企业集群效应等[13]。通过对企业迁移相关文献的分析，目前，针对企业迁移策略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根据企业迁移的不同类型和影响因素，对民营企业迁移策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民营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
企业迁移决策过程受到各种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迁移行为是企业决策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企业迁移行为是企业投资战略的结果，也是企业与供应商，政府部门，工会以及其他机构就价格，工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谈判协商的结果。Dunning认为生产要素成本、运输与通讯成本、市场规模及其发展潜力、贸易壁垒、政府干预、金融状况、集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都是影响企业空间行为变化的因素[14]。从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发现，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不仅包含经济因素，此外还有社会、文化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借鉴著名的“推—拉”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企业迁移活动，即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和拉力都包含了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因素。归纳起来企业迁移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推力因素、拉力因素和阻力因素等。其中，推力因素主要指迫使企业离开迁出地的因素，拉力因素主要指迁入地吸引企业迁入的因素，而阻力因素则是阻碍企业离开迁出地的因素。
推力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内部因素以及区位因素等。Van Dijk and Pellenbarg通过对荷兰企业的研究指出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企业的内部因素（经济部门、企业规模、企业生命周期、先前的迁移行为等）决定[15]。Brouwer et al.通过对21个国家企业迁移行为的研究，指出迁移倾向随着企业的规模而减弱，也可能随着企业寿命而减弱。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较高的沉没成本，而寿命较长的企业则更深地植根于当地的空间环境[16]。也有大量研究表明，企业迁移主要受区位因素，如发展空间、交通问题及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影响。
拉力因素主要指外部环境因素，如迁入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各项优惠政策等。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对企业迁移行为会产生影响，如“外部”或“制度”因素（空间调整，如扩张、兼并、收购、接管；信任、互惠、合作和惯例等）在企业的结构与功能、市场运作以及政府干预形式等经济的各个层面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阻力因素主要指社会的制度文化因素。企业通常迁移到相对较近距离的区域依赖于阻力因素，如与雇员、顾客以及供应商等的社会关系。它们主要涉及企业迁移所造成的固定和可变成本（如厂房、基础设施等）的损失、劳动就业关系的维持、地方政府的压力等。企业迁移是在动态环境下的决策，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企业由于路径依赖和惰性而不愿迁移，他们通过过去在特定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知识、惯例和能力来展开竞争，并且这种能力很难被别人模仿。
邬爱其、田传浩通过对295家浙江省民营企业跨区域成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指出影响企业迁移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优势、企业战略目标、企业规模、迁移成本、迁入收益、生产成本、投资环境、所属产业等[17]。郑敬岳指出企业总部迁移的外部条件是统一、开放的市场、通讯和交通网络的完善，而影响企业总部空间选择的资源要素则包括市场空间、国际化经营平台、高层次人才等[18]。此外，据对浙江596家企业迁移问题的调查显示，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等迫使企业迁移的步伐不断加快[19]。据深圳市贸易发展局的调查，导致企业外迁的前三位因素分别是“厂房租金太贵”、“人工成本包括工资、福利和社保费用等高”和“用地需求无法满足”[20]。
四、民营企业区域迁移的类型
企业迁移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战略决策的结果，企业的成功迁移往往可以获取迁入地区的优势资源，或低廉的生产要素，为企业的成长拓展新的空间。理性审视民营企业外迁现象，既有本地产业价值链提升、企业自身发展外拓的客观必然因素，也有因政策、环境因素被迫出走的原因存在。民营企业存在着生存型迁移、机会型迁移和政策型迁移等迁移类型。
（一）生存型迁移
生存型迁移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制约，不得不向外寻求发展出路而做出的被动性迁移。主要体现为企业整体迁移、生产基地迁移和在外地投资建厂等形式。生存型迁移企业主要迁移到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欠发达地区，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相对宽松的环保准入以及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等，寻求企业经营成本的降低。当原有区位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日益上涨，竞争日趋激烈，而企业迁移成本不足以阻碍企业迁移时，很多民营企业会选择整体迁移，谋求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有一些企业根据生产的需要选择生产基地迁移，使其更加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21]。
从珠三角制造业向境外迁移看，主要是迁往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由于生产成本的上涨，近年来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把生产基地迁移到东南亚地区。其中，仅东莞虎门一个镇，搬去越南的电子信息类企业就有300多家[22]。据深圳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深圳共有600多家企业迁走，年产值约170亿元，占全市2007年工业总产值的1.6%。深圳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外迁的企业以机械制造、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为主，约占外迁企业总数的60%，迁往地多在广东的东莞、惠州、河源等地和湖南、江西、山东等省份[23]。自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向境外迁移在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目前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地区投资建厂的中国纺织企业已近千家。据越南纺织协会称，2007年越南纺织行业有2000多家企业，其中中国内地在越投资纺织企业超过200家，中国台湾有150家左右[24]。
（二）机会型迁移
机会型迁移主要是一些规模型成熟企业由于现有生存空间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为了谋求新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主动扩张性迁移。主要体现为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营销中心迁移等形式。机会型迁移企业主要向大城市（北京、上海等）、核心技术基地等主动聚集，利用大城市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金融优势和信息优势等谋求更好的人才、技术、信息等战略性资源。总部迁移意味着企业核心的外移，必然要求企业总部迁入地拥有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优秀的人力资本以及良好的商务环境等，这恰恰是大都市具有的优势，目前总部迁移具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而企业研发基地的迁移则是为了更加接近科研机构（如大学、科研院所等），更容易获得高素质的人才等。如报喜鸟集团在上海设立服饰设计中心、庄吉集团在上海和意大利米兰城设立研发中心等。据调查表明，2004年浙江跨省迁移的企业中，半数选择上海为迁入地。在总部迁移的企业中迁到上海达88.9%；在研发基地迁移企业中也是迁到上海最多，为71.4%[25]。
（三）政策型迁移
政策型迁移主要是一些污染严重、资源浪费以及那些与区域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企业受地方产业转移、环境治理政策以及其它区域政策的影响而被迫选择迁移。也有一些企业因政策的优惠而选择政策追逐型迁移。2008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规模企业迁移，政府的推力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如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土地、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东莞提出“经济社会双转型”战略，深圳、广州、佛山则提出“腾笼换鸟”，其本质都是企业所在地政府推动的产业升级。此外，2006年，江西鄱阳县招商局与浙江省温州市生态园管委会签约，在鄱阳县建立一个国内首个政府与政府之间成功实现产业聚群迁移对接的项目“温州生态园鄱阳工业园”，标志温州无纺布产业、标准件产业和五金机械产业已经向鄱阳整体转移。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从2004年开始在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新近出台的“劳动法”，促使沿海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持续升值，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从2006年开始的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07年实施的加工贸易管制政策和即将实施的“两税合并”政策等，这些都影响到集聚在沿海地区的各类产业群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企业迁移趋势日益明显。如从2007年7月1日起，国家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之外，对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降低出口退税率，包括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纸制品、植物油、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部分石料和陶瓷及其制品、部分钢铁制品、焦炉和摩托车等低附加值机电产品、家具，以及粘胶纤维等。2007年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布加工贸易限制类新目录，在市场准入、台账管理等方面实行东西部差别政策，刺激了珠三角传统加工贸易企业向西部加快转移。
五、民营企业区域迁移的策略
战略学家波特认为“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或成本领先战略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26]。这对于迁移企业来说同样适用，因为企业迁移也是企业的市场经济行为，正如企业创业、成长、成熟和衰退一样，它也是众多企业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企业迁移决策的成败往往关乎企业的存亡。企业迁移是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的一个现实途径，然而迁移策略的选择对企业迁移的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应根据其迁移的目的、迁移的方式等选择适合自身的迁移策略。民营企业迁移主要可采取成本领先型、差异型、群聚型和多元化等迁移策略。
（一）成本领先型迁移策略
成本领先型迁移策略是指通过企业迁移，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以寻求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充裕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宽松的环境管制以及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等，实现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成本领先型迁移策略主要被企业整体迁移或生产基地迁移等生存型迁移企业所实施。迁移的动因源于迁出地日益高昂的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经营成本以及狭小的生存空间制约。通过迁移使企业更接近原材料产地、接近劳动力供应地或接近销售市场，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交易成本。这种企业价值链或其中部分环节进行跨区域转移，实现价值链的增值，取得竞争优势。
成本领先型区域迁移可以使民营企业获得新竞争优势。如果企业选择了成本领先式战略，那么其价值链中的部分活动就将变得比其他部分更为重要。尽管价值链中的其他活动，如高素质人才的吸引、技术创新的获取、无形资产的提高等可能会抵消部分上述成本降低的效应，但只要因降低成本而获得的收益大于迁移可能带来的额外支出，那么这种区域迁移将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然而，成本领先型迁移策略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特定资源优势之上的，这种低成本竞争优势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随着迁入地经济发展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这种低成本竞争优势是难以长期维持的。此外，企业迁移后与当地区域文化的融合、管理理念的变革以及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等本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隐性成本也会随着迁移不断暴露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迁移之后不久发生返迁或再次迁移。
目前，随着沿海地区各种要素成本的攀升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加快，沿海企业和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东企西移”规模将不断扩大。浙江省民营企业选择向江西、安徽、四川等区域迁移更多是出于成本节约和空间拓展的考虑，迁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本地商务成本过高（地价、房地产、劳动力成本等），而众多在沪浙江企业迁出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也恰恰是过高的商务成本，浙江民营企业迁入地（江苏、江西等）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恰恰是这些地方为吸引外来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措施和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才技术支撑等。民营企业在寻求成本降低的过程中，同时较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差异型迁移策略
差异型迁移策略是指通过企业迁移，在资本逐利本性下，寻求区域优势、人才优势、技术和信息优势等，获取战略性资源，构筑核心能力，以实现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的扩张性策略。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民营企业持续成长的源泉，而核心能力的形成是构筑在资源优势基础之上的。地区之间人才、信息和技术等资源禀赋的差异，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成熟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等都为迁移企业实施差异型迁移策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实际上，企业迁移也是企业价值链的某个环节或整个价值链的再区位选择，进而谋求价值链增值，获得核心竞争优势。企业价值链设计、生产、营销等各环节跨区域分布的空间特征也使企业跨区域迁移成为可能。这些活动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企业应通过迁移活动将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配置于最具资源优势的地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机会型迁移企业中的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营销中心迁移等形式都是差异型迁移策略的具体体现。总部迁移可以依托大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环境优势，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知名度；研发基地迁移则可以聚集更多科技人才、科技信息和创新资源，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坚实保障；而营销中心迁移则可以拓展市场空间，树立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等。以上资金、技术能力、管理经验和营销渠道等战略资源的获得，无疑会更加有助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借此不断向客户提供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优质产品和优异服务，实现持续创新与发展。
差异型迁移策略相对于成本领先型迁移策略具有更持久的竞争优势。毕竟成本优势只是暂时的，也是容易获得的，而核心能力的形成却是难以模仿的。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企业放弃成本领先型迁移策略。对于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它也是一种理性和现实的选择。因此，企业应酌情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发展阶段和经营战略等选择合适的迁移策略，实现持续发展。此外，企业迁移也会产生区域文化融合等问题。企业迁移到新的区域后，将会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企业文化本地化进程。当地新雇佣劳动力与迁移企业原有地域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可能会出现人才流失现象，往往会给企业的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三）群聚型迁移策略
群聚型迁移策略是指迁移企业为了寻求生产专业化分工合作、产业配套、规模经济、创新扩散效应以及交易成本节约等企业集群竞争优势而进行群体迁移的策略。
目前，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迁移行为已经逐渐由个体迁移向群体迁移变化。群体迁移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特定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目前许多地区都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摒弃附加值低、污染严重的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近几年，浙江省高技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电子及通信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逐步形成，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趋势使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而发生群体迁移，这也是民营企业逐利本性和自身灵活机制的体现。
另一方面，群体迁移可以获得产业群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产业群内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利于企业取得持续竞争优势，这也促使大量民营企业群体迁移。浙江省集群经济发达，然而随着产业群的不断发展，产业群的资源禀赋也日益枯竭，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外部不经济性逐渐显现，这也迫使产业群内很多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产业群内行业龙头企业的外迁，往往会导致该行业众多中小配套企业的整体迁移，甚至会带动当地整个产业的转移。因为行业内核心企业在整个行业价值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核心企业成功迁移后，必将对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其具有配套或分包关系的民营企业带来严重的影响。一些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的迁移，会使得一大批与其有着密切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的企业跟随迁移，这既可能是迁移企业的供货商，也可能是迁移企业产品的客户，其内在动因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当产业中的下游（或上游）企业迁移后，相关联的上游（或下游）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会把企业或企业的一部分跟随迁移。上游企业可以更好地接近市场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成本，下游企业可以增加选择供货商的机会，在零部件或中间产品市场上提高自己的议价能力。基于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一些民营企业迁移的过程中，相关的科研机构、辅助产业如物流、仓储、咨询、会计、金融以及基础设施也会相应地跟随迁移，实现迁移企业完整的商业模式的迁移，从而继续保持集聚经济效应，产生群体性迁移现象。此外，行业核心企业的成功迁移也会带动同类企业的竞相模仿，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加之商会或行业协会的影响以及团结合作地域文化的熏陶，民营企业群体迁移的意愿和动机日益强烈。
（四）多元化迁移策略
多元化迁移策略是指迁移企业同时选择生存型和机会型迁移等方式，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策略。即迁移企业将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跨区域空间布局，同时选择生产基地迁移、研发基地迁移、营销中心迁移或总部迁移等迁移方式中的两种或若干种的组合。如吉利集团将营销和研发中心迁往杭州，生产基地仍留在台州。这样，既可以获取低成本竞争优势，又可以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整合。
浙江很多迁移企业实施多元化迁移策略，这也是缓解迁移行为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矛盾的现实选择。企业迁移为自身赢得竞争优势的同时却对迁出地造成税收流失、资本外溢以及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实施多元化迁移策略对迁移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多赢的效应。如温州地区众多民营企业将生产基地、研发基地以及营销中心等迁移到其他地区，而将总部留在温州，发展总部经济，有效地缓解了企业迁移的影响。以浙江温州康奈集团迁移为例，康奈温州本部主要定位为研发设计和生产高端产品；而将低端产品的生产迁移到四川崇州，其原因是崇州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供给相对充足。此外，企业多元化策略的实施也会产生区域文化融合以及管理模式变迁等问题。企业迁移到新的区域后，企业原有的管理模式也必将面临挑战，能否有效地跨区域整合资源，有效地进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使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在不同迁移地域有效执行，会影响到企业迁移能否最终取得成功。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一些大企业开始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自己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物流采购体系。不同产业链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有力推动了企业迁移的差异化趋势。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企业总部、研发机构、设计中心、营运中心、采购中心等将进一步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心区集中，而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制造业将逐步向大城市郊区、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迁移，由此将形成按产业链不同环节进行分工合作的新型区域分工格局[27]。
六、研究总结与展望
企业迁移是企业自身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进行战略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对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就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何正确看待并合理引导民营企业区域迁移是地方政府需要迫切关注的课题。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正确地做出企业迁移决策，以及迁移后如何寻求更大的发展，也是每个迁移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民营企业到底是否需要迁移、该选择何种迁移策略，取决于民营企业外部环境中存在的机遇、威胁以及企业自身独特的资源和发展战略。科学地、灵活地选择并有效实施成本领先型或差异型区域迁移策略等，有效处理好迁移后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必将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
通过对国内外企业迁移理论的回顾，我们得知对企业迁移的动机、影响因素、决策过程、对区域政策的影响等方面，众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这对我们认识企业迁移活动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然而，企业迁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企业战略决策的结果，是企业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进而促进企业持续成长而进行区位调整的决策过程。因此，企业迁移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迁移到新的发展区域以后，如何与当地政府、企业、供应商、顾客及其他机构建立起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根植于当地的社会和创新网络之中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即迁移企业的根植性和成长机制和迁移绩效等问题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目前，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尤其是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区域迁移问题，如民营企业迁移的内在动因、迁移的决策过程、迁移的策略、迁移后成长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此外，针对目前出现的民营企业群体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内在机制和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同样应该引起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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