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与现代化弊端之克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弊端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欣赏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高度文明的同时，也日益注意到现代化的弊端。因此，在思想上对现代化进行反思便构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其实，早在19世纪，正当大多数人尚陶醉在现代化、工业化的大规模胜利的时候，一些敏感的美学家和艺术家对现代化的弊端，特别是人的异化问题便有所觉察。
然而，人们早期对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的反思大多侧重于“人的异化”上。其实，“人的全面异化”仅仅是人类无限制地推崇和追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满足自己的征服、控制和享受的欲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自然的异化”：“土地越来越贫瘠，天空弥漫着烟雾，河流充满污染”。这一切已构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威胁。由于问题的紧迫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然的异化”问题，也就是人的生存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不断衰落，更多的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借鉴世界各民族的宝贵文化传统，重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反省、反思的过程中，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归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相应地，那些思想方式接近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怀特海就曾认为，他的哲学与西亚或欧洲的思想方式相比，更近似于印度或中国的思想方式。海德格尔更是对东方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心怀敬意。他在1930年就曾引用过庄子关于鱼之快乐的著名故事。（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73页）默温认为， 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诗歌，特别是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意象派的开山诗人庞德也认为：“中国的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一样。”或许这也正是《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的作者劳伦斯·比尼恩写作该书的初衷，他说：“当前，我们在西方正处于一种自知失败的感受之中，并且为之怏怏不快。我们对种种自然力已经掌握，并且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然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还是有一些事物使我们力所不逮。我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用一门有着赫赫醒目的名称命名的科学来管辖，但是不知什么缘故，生活的整体却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似乎就是生命的艺术。我请各位用心地观赏另一半球上的那些有创造力的成就，那不仅仅是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消遣品，而且可能会触发我们对人生以及对生命的艺术所产生的若干有益的观念。”（《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这意味着在目睹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局限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樊笼中解放出来，意识到西方的天空并不是唯一的天空，在它之外还有另一片天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下面一段话多少反映了这种反思意识：“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的权利和诉讼，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有这新的旅游时代，每年访问中国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正在开始体会到，在以新的方式关心自然环境中的人（生态学）和社会中的人（社会集体生活）的过程中，旧日中国作为其他民族文化榜样的中心职能又在恢复了。”（《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52页）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仅仅是一种猎奇呢，还是真的意识到中国文化对医治西方现代化的弊端，的确具有一种现实意义。这涉及到站在时代的角度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意义的问题。由于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因此，这种重新“阐释”和“发掘”便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当下意义。
那么，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对于克服现代化的弊端到底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启迪呢？
一、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以整体为美”的思想有助于克服“人性的分裂”
从美学上看，所谓“人性的分裂”就是指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分裂，其结果就是人的感性能力的极度匮乏，就是人变成“单面人”。这是西方人长期片面地追求理性的发展，并片面地压抑感性的发展的结果。席勒曾经指出：“现在伴随着我们的是，各门科学之间的严密分工，等级和职业之间的直接分开，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之间的隔绝；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工作与报酬之间也都割裂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丧失了自己内在的完整性。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并波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
在技术领域，美国社会学家奈比斯特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引进新技术后工作经过了改组，结果责任心、主动性、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等所有使工作对人有吸引力的方面，都被取消了。工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失去了人性，自己像个机器人，工作变得人们所恐惧的千篇一律：工人每天从一个终端机那里领取任务，然后几乎整天做单调的控制工作。”（《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技术是现代化的“宠儿”，它主宰了现代人的生活。然而，正是这个“宠儿”极大地加剧了人性、人格的分裂。正像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指出的那样：“技术成功本身为这个时期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的生活方式。至于那隐藏在这些外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即独特的和整体的人格本身，则衰退成了一片阴影或一具幽灵。”（《非理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2—33页）人完全变成一架理性的机器，感性在理性的重压下几乎荡然无存。这种现象在立体主义等流派的艺术作品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活生生的个人被肢解成一个个碎片，堆集在画面上。在现代西方艺术作品中，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清晰的人的形象了，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像什么？在这里，人不只是一无遮蔽，而且被剥了皮，被碎尸万段，身体的各部分被摔得到处都是。这种人性分裂的直接结果，便是大量精神病患者的产生以及弥漫在人们心底深处的空虚感。以当今最现代化的国家——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仍然笼罩着一种乐观的气氛，但不少美国人的心底里却隐藏着不少的空虚，不少人觉得已失去感受生活的能力，觉得无法与他人维持长久的关系，……表面上他们算是互助合作，但背地里却渗透着寂寞与孤独。无尽的抑郁，加上不知名的恐惧不断侵蚀他们的灵魂，他们觉得尽管他们拥有一切，但却感到一无所有。”（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这种内在空虚感的一个重要的外在表征便是病态性的“冷漠”或“不感症”。按照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描述：在现代社会，我们到处可见这种“千百万人的病态性的冷漠态度”。加缪的《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对一切都是冷漠的、麻木不仁的，即使在丧母、恋爱时，甚至在死亡时，都是如此。这种感官的异常迟纯，这种心理性的“不感症”，不仅使人失去自己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使人的生活变得异常的贫乏、单调和枯燥，而且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人与物之间日益疏远、日益隔膜起来，他人成为一堵墙，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这里，人性的分裂不仅危及到人的幸福，而且业已危及到人的生存。
在寻找医治人性分裂的方案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中的确存在着许多可供西方借鉴的东西，的确存在着“可以纠正现代西方文化之弊病”的东西。（《独共南山守中国》第210 页）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美学中的“以整体为美”的思想显然有助于克服“人性的分裂”。
按照中国美学中的“以整体为美”的思想，美在整体，“匪和弗美”。这很接近爱默生对美的理解：“任何事物都不能独成其美，事物只有在整体中才显其美。”（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9页）中国美学中的这种“以整体为美”的思想是建立在哲学的整体观之上的。按照这种整体观，世界乃一“包举万有、涵盖一切之广大悉备系统，其间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所，绝无凌越其他任何存在者。同时，又为一交摄互融系统，其中一切存在及性相，皆彼是相需，互摄交融，绝无孤零零、赤裸裸、而可以完全单独存在者。”（东方美：《中国人的心灵》，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美学中的“以整体为美”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以和为美”，而不是“以分为美”。在处理事物的关系时，在进行审美创造和评价时，具有浓厚的“以整体为美”的思想的中国古代美学家非常强调“和”的关系，而不是“分”的关系。例如，在天人关系中，他们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在知行关系中，他们注重的是“知行合一”；在情景关系中，他们偏重的是“情景合一”。总之，在我国古人的心目中，“和”是宇宙万物的一种最正常的状态、最本真的状态和最具有创生性的状态，所以他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只有“和”才能“生物”，才能“生生不已”，“同”则缺少生命力，因为“和”是包容性的，它允许异物的存在，“同”则是排他性的，它排斥与自己不同事物的存在；因此“和”是丰富的，“同”则是贫乏的。在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上，强调的也是二者的和谐发展，而不是二者的冲突对立，正是二者的和谐发展成就了完美的人生。
以对感性的态度而论，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是不存在极端抬高理性、压抑感性的倾向的，因而也较少造成人性、人格的分裂。这方面孔子的思想就很具有代表性。以完美人生为目标，孔子为学的对象，自然不限于道德的层面，举凡诗、乐、历史都是孔子教学的范畴。他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只显示他的兴趣广泛，亦显示他认为一个完善的人格是需要全面发展的。孔子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他实施的是一种全面发展教育。在这种全面发展教育中，孔子对于审美教育（亦即感性教育）始终给予很大的重视。他所谓的“成于乐”，实际上就是指，一个全面发展的、完美的人格最终是在艺术中完成的。这说明，孔子已经意识到，离开审美教育，理想人格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孔子还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论语·雍也》）意思是，知道“道”的可贵，不见得会去追求；如果不只是知道“道”的可贵，更对它有一种爱好，人们才肯去追求它；然而，至此，“道”依然是外在于人的，人们对于“道”的追求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中途放弃；只有当人们真正以“道”为乐，“道”才不外在于人，而与人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对于“道”的追求不只是得到理性的支持，更得到感性的支持时，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格才真正完成。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在人格的全面发展中，感性教育、审美教育是多么重要！这也正是孔子在自己的教育体系中始终关注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史记》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72人其实就是72个人性丰满、人格健全的人。一个社会这种人越多就越健康，现代化如果依靠这种人来策划、来推动，就必将是另一番天地，必将是远远优越于西方现代化的别一种现代化。
二、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感性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与世界进行最原初接触能力的丧失。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石鸣春涧中。”）所描述的那种对自然美的甜蜜感受，那种人与自然景物之间的活泼泼的交往和沟通今天已经很难寻觅了。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人只知道一种关系：占有。爱默生很好地刻画了现代人的这种境况：“诚然，今天早上我看到的这片迷人的风景是由二十或三十个农场组成的，米勒拥有这片土地，洛克拥有那片土地，而曼宁拥有的是远处的那片林地。但他们谁也不拥有这片风景。在这一视野中，有一份唯有那种能把各部分整合为一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一份财产。这样的人就是诗人，这份财产是所有这些人的农场上最珍贵的，然而在他们的财产清单上却没有此项财产。”（《自然沉思录》，第6页）
当代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大力呼唤这种能力。后期海德格尔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重新找到世界，也就是重新找到以隐义的方式在某地方展开的童年时代；向伟大风景的光辉，向自然的魅力，向群山的宽广的屹立而敞开；走一条在田野中曲折穿过的路；了解桥所完成的统一，桥把一条河的两岸彼此联系起来；对建筑物的建筑风格，对一棵树的在场，对森林中的光的作用，对诸事物的秘密，对一个壶，对一位农妇的用坏的鞋，对在白桌布上的酒壶的光彩，都有感受。这种感受世界的“能力”实在是人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现代人的“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这种与自然进行原初接触的能力。而这种与世界进行最原初的接触能力的丧失又是与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失和分不开的。费正清曾经指出：“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有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巉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美国与中国》，第14页）
正因为西方历来信奉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人与自然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自然被看作是“人的进攻对象”，自然万物被看作是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被看作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并有权为自身的利益去掌握和控制自然，甚至随心所欲地塑造自然。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是自然的主人”。人对自然的理解基本上是囿于如何征服自然、超越自然，如何“谋算”自然、“剥削”自然，而不是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其结果便是自然对人的致命报复：地球在荒芜，“天然的自然被贬低为微不足道想象的东西，甚至不再令诗人们感兴趣。”（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 第76页）。
相对而言，中国文化一开始走的就是一种天人亲和的路子，这在美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传统美学家、艺术家对大自然始终怀抱一颗敬畏与爱戴之心。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在美学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自然”成为美学的最基本的和最高的原则。决定一个对象是否具有审美价值，主要不是人的因素，而是超越于人之上的自然因素，自然不仅赋予天地万物以鲜活的生命力，而且使我们人类充满勃勃生机，使艺术家充满创造的活力，并因此使艺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中国古人的生态意识不仅表现在对大自然的崇敬上，而且表现在对自然的欣赏上。自然尽管是我国古人崇拜的对象，但并非是某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令他们恐惧的经验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亲可近的审美对象。中国古代文人对大自然无不情有独钟。朱国桢的《黄山人小传》中那个自号“山人”的黄省曾为了去游西湖，放弃了进京赴试，朋友用“山兴”、“山足”、“山腹”、“山仆”、“山舌”五者去形容他游历山水的兴致，活画出一个热爱大自然的文人典型；黄汝亭的《姚元素〈黄山引〉》，突出了游历山水中人们所表现出的不同审美个性，而张岱的《明圣二湖》又将自然景物拟人化，赋予它们不同的格调性情。即使不能游历山水，他们也设法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带到自己生活中来。如袁宏道的《瓶史引》，用案头插花去弥补不能欣赏大自然的不足，屠隆的《在京与友人书》用对江南渔村风光的想象去慰藉自己作官生涯的乏味枯燥。由此看来，我国古代的文人真不愧为“山水知己”。其实，他们何止是“山水知己”，对花草树木他们也很钟情。不少人“爱花如命”，“惜花如命”，号为“花癖”、“花痴”。
“生态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在儒家美学的传统中，从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张载的“民胞物与”，到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体现的都是这种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在道家美学那里，这种意识表现得更为明显和丰富。在庄子看来，万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平等的，他的名言是：“以道观之，何足贵贱。”（《秋水》）他还说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物各具其性，各得其所，我们怎能把此物视为主，把彼物视为宾呢？我们人类（万物之一种）有什么权力去把现象界的事物分等级？我们怎么可以以“我”的观点硬加在别人的身上作为正确的观点甚至唯一正确的观点呢？白云自白云，青山自青山。白云不能说，青山你怎么是青山呢？青山也不能说，白云你怎么是白云呢？用郭象的话来说：“物各自然，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在道家看来，只有万物平等，“物各自然”才能造就真正的天籁，也才有真正的美可言。
与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密切相联的，是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生而不有”的崇高情怀。这与现代人的“占有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崇尚“玄德”的庄子，到好鹤的支道林，到不喜笼中鸟的郑板桥无不具有这种崇高情怀。
在当代西方，生态主义者的思考日渐深入，由提倡尊重动物，到提倡尊重包括植物在内的“个体生物”，现今已发展到将尊重的目光投向“石头、水等无机物”。“环境伦理学之父”A ·莱奥波尔德的对自然充满激情的名言“像山一样思考”成为他们的共同信条。
应该指出的是，与当代西方生态主义相比，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生态意识”所传递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信息。在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看来，如果人热爱大自然，大自然对人的回报是十分丰厚的，这种回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予艺术家以创作的灵感，二是安顿、滋养人的精神。
美国杰出的女舞蹈家邓肯曾经说她的灵感来自“树木，云彩，海浪，以及介于热情与山岚之间和恬静与微风之间的共感”。大自然对我国古代艺术家的馈赠也是丰厚的。唐代书法家怀素，“夜闻嘉陵江水”思潮起伏，又“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所以，他的书法有惊蛇走虺、旋风骤雨的磅礴气势。当时人形容他的书法说：“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关于大自然对人精神的安顿，郭熙有着明确的意识，他解释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党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也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然而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在这种“安顿”中，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天与人的和谐，只有“天人之意，相与融洽”（欧阳修），“人心尽见，天与意相连”（邵康节）。
三、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以清为美”的思想是医治“现代病”的一剂良药
所谓“现代病”是与现代物质文明有关的一类疾病，它是由工业化、都市化而引起的环境污染、物质生活过分优裕和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管理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压力，并在身心两方面出现了症状。
在身体方面，“现代病”的种类繁多，主要有：1）污染病， 如由大气污染、水质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电磁污染所引起的各种疾病。2）新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如因使用各种新生活用品（空调器、 高楼、电视、电子计算机等）而引起的皮肤过敏、失眠、厌食、内分泌失调、肥胖、高血压等。3）因营养过度或食物太精细而引起的糖尿病、 动脉硬化、冠心病等。在精神领域，“现代病”的主要表现是神经症（神经衰弱）或精神病在增加。这些忧郁症、神经衰弱和精神分裂症，皆与充满肉体或心理压力的现代社会密切相关。
对于这种“现代病”的医治，人们开出了许多药方，如日本流行的“禅定”法和德国流行的“自我暗示”法。然而，正如池田大作认为的那样，“禅定也罢，自我暗示也罢，在某种程度上都恰如其分地具有稳定精神的效果。但从现实的工作或人生来看，它们不过是一种逃避，作用有限。”（《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与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第70页）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以清为美”的思想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意识。它可以使人“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徐复观：《中国的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页）对于由过度紧张而带来的精神病患， 具有重要的医疗作用。尚清可以安顿人心，可以慰藉和滋养人的心灵，中国古代美学家对此有着相当明确的认识。明代美学家袁宏道就说过：“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有以文为寄者；有以酒为寄者；有以奕为寄者；有以技为寄者。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阴耳。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铜床铁柱、刀山剑树也？此篇绝妙指点，予谓寄情有清、浊二种。清寄如书酒花月等类是也；浊寄如骄奢嫖赌等类是也。能领清寄者，即日日做快乐神仙；甘蹈浊寄者，即日日为苦恼囚犯。”
对于尚清的中国古人来说，在众多的“清寄”方式中，读闲书、闲读书是首选的“清寄”方式，也是安顿心灵的重要途径。书给人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这首诗形象地勾画了读书的快乐与幸福。也正因如此，古人云：“惟有福人才肯读书。”并将“坐卧一床书”看作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因为读书不仅能提高人的气质和修养，而且能滋养人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有“以清为美”思想的中国古人那里，所乐读的“书”绝非为了仕途经济而“头悬梁，锥刺股”所读之“书”，这种“苦读”不在他们的议论之列。他们所欣赏的是“闲读”，也就是说，读书是为了取乐，为了娱情悦性。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又说“常著文章自娱”，“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明代思想家李贽也有一首四言诗，是专咏读书之乐的：“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兴心会，自笑自歌。歌咏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欢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怡性养神，正在此间。”在阅读中，读者的感情得到渲泻，以至狂歌恸哭，一泄之后，心态平衡了，便产生快感，“歌哭相从，其乐无穷”，读书能“怡性养神”，陶冶性情，道理大概也在这里。清初人张潮也有类似的看法：“读书最乐，若读史书，则喜少怒多，究之怒处亦乐处也。”
爱屋及乌，由于对读书的酷爱，古人将聆听读书声也作为一种清福，称之为“享清音之福”：“听读书声凡有入耳诸声，皆可为乐。若闻读书声，又为最乐。以圣贤之语似复耳提面命，警惕身心，大有裨益。闻他人读书声，固已为乐，若闻子弟读书声，尤为至乐，因其书香一脉承接流长也。予最爱李笠翁在联云：‘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予窃效之，常手捧得意书一卷坐于花下，反复熟读，高低抑扬，不特他人闻之甚为欣羡，且自觉书声从花里度出，另是一番香韵。”
除了闲读诗书之外，琴、棋、书墨、丹青等也是古人尚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不仅如此，由于整个世界观和审美观都弥漫着浓郁的“以清为美”的思想，因此在他们眼中，“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生活中处处有清福可享。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如此不事生产，终日享清福是不现实的。如程伊川那样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式的生活方式，清闲固然清闲，对于大多数人却是可望不可及的。工作与休闲的关系问题不仅对今人是个问题，对古人也是个问题。对此，石成金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说：“人为名利搅扰，虽有好时光、山水、书酒、花月都付虚度，深为可惜。但既生斯世，若尽闲逸，则衣食用度何自而来？予谓每日以半日治业，留半日享福，既不费生计，又不虚时光，是一月有半月之实受矣。然于闲乐时，切勿又以尘事操心，专令安静自在，即天上神仙，不过如此。‘今日小神仙’犹谦语也。”（《传家宝》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39页）
由习惯于受高效率所驱动的现代人看来，古人的“以清为美”的思想及其在“以清为美”的思想指导下的尚清生活纯粹是慢节奏的农业社会的产物，是极不合今天的需要的。如果现代人没患“现代病”，这一指摘是无可挑剔的。现在的问题是现代人得“病”了，有病就要治病，连带着也有一个预防的问题。不论是“现代病”的治疗还是“现代病”的预防，中国古人“以清为美”的思想都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良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美学家“以清为美”的思想就有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当代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以清为美”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审美意识，尚清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因而可以说也是一种更合乎人性的生活。诚然，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让所有人都过一种尚清的生活是不现实的，但这种尚清的生活方式至少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