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的三年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5-0063-07
一、引论
三年丧有两种：一是斩衰三年，如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等皆当服此；一是齐衰三年，是父卒为母所服（如果父在，则当为母服齐衰期）（注：详见《仪礼·丧服》之斩衰、齐表二章。）。从文献记载看，三年丧制由来已久。如殷高宗武丁就曾为其父小乙“谅闇三年”（注：《礼记·丧服四制》引《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案关于三年丧起源于何时，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迄无定论，兹姑依文献所见而言。）。周初伯禽也曾为其父周公旦服三年丧（注：《史记·鲁周公世家》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此后，先秦文献中也每见服三年丧的记载，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盖即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丧服制度来，且谓“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1]。后来孟子也说，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2]。然而先秦时期当服三年丧而不服的记载也很多，特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此种记载尤多。如《左传》昭公十五年记周景王在这年有三年之丧二（注：指太子寿丧与穆后丧。案王为太子服三年，《仪礼·丧服》有明文，然夫为妻（即周景王为穆后），据《丧服》则当服齐衰期，而无服三年之文。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曰：“唯《墨子·节葬下》、《非儒下》、《公孙孟篇》俱有夫为妻服三年之文，与《仪礼》异，与《左氏》合。……顾颉刚《史林杂识》则谓‘《丧服》一经当有二本，甲本如《墨子》及《左传》作者之所见，乙本则汉以来诵习者也。’”），而景王却“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严重违背了丧礼。就连孔子的学生宰予也觉得三年丧时间太长，他认为服一年就够了。当孔子问他这样做是否心安时，他竟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安”[1]。又如滕定公死，世子（即后来的滕文公）派人去向孟子请教丧事该怎么办，孟子说当行三年丧礼，于是决定服三年丧。但父兄百官都表示反对，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2]可见三年丧礼废之已久，而能行之者寡矣。秦统一后是否有服三年丧的，因资料缺载，已不可考。到了汉代，情况却逐渐有了变化。下面我们就着重对汉代三年丧的实行情况略作探讨。
二、从文帝的短丧诏谈起
文帝临终时曾特制短丧诏，《史记·孝文本纪》曰：
七年（前157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夬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汉书》作罹）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哭吊）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赤脚）。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 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谓下葬），服大红十五日（红通功），小红十四日，纤七日（纤谓服缌麻），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这一诏令，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说明短丧的原因，二是对短丧作出具体规定。关于短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生死是天地自然之理，不必悲哀；第二，厚葬破业，重服伤生，甚不可取；第三，不欲因己丧给臣民的生活带来不便；第四，自己已有幸获天年而终，无可悲哀。对于短丧的具体规定，有以下几点：第一，吏民哭吊三日即释服；第二，丧期内民众的生活一切照常；第三，丧事、丧仪一切从简；第四，葬后不再服斩衰，而先后服大功、小功、缌麻，以体现“渐即吉”之意（注：（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刘攽曰：“考之文帝之意，既葬除重服（案指斩衰），制大功、小功，所以渐即吉耳。”），服丧期也由三年改为三十六日。又考文帝死于六月己亥日，而葬于六月乙巳日，是死后第七天就下葬了（注：《汉书·文帝纪》：“乙巳葬霸陵。”师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比起儒家所制定的天子殡七月而葬的丧礼来，则大大缩短了，还比不上士、庶人葬前的殡期长（注：《礼记·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
文帝之所以制此短丧诏，实由汉初的国家形势所然。《风俗通义》卷二《孝文帝》节中所载刘向的一段话，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兹以文繁不录，撮其要点，大约有四：一，汉家基业初定，百姓新免于战乱，故当轻刑少事，俭约节欲，与民休息，以恢复国力；二，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好儒术，因此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自然也包括丧礼）皆未修；三，匈奴数犯，兵连不解，“转输络绎，费损虚耗”；四，水、旱、蝗、风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造成年谷不登，百姓饥馑，粮食贵到石五百钱。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帝临终诏令短丧，也就很自然了。
从文献记载看，文帝的短丧诏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兹略举数例：
《汉书·翟方进传》载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对其后母“供养甚笃。及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师古曰：“汉制自文帝遗诏之后，国家遵以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缌麻七日。方进自以大臣，故云不敢逾制。”是至成帝时，公卿大臣仍遵文帝遗制。
《后汉书·光武纪下》记刘秀临终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是东汉光武帝犹遵文帝制度。
《后汉书·礼仪下》载：“故事：百官五日一会临，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天下吏民发丧临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临。既葬，释服，无禁嫁娶、祠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帻，绖带无过三寸，临庭中。武吏布帻大冠。大司农出见钱谷，给六丈布直。以葬，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国者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及因邮奉奏，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奏可。”此所谓故事，据刘昭注，即指文帝的短丧诏所定丧制，到了后汉，又据以定为常制。
《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灵帝熹平六年蔡邕上封事，所言凡七事，其第七事有曰：“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可见后世君臣确乎皆遵文帝之制。
《晋书·羊祜传》载，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善乎？”玄曰：“汉文以末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可见汉文之制，至魏、晋犹行之。
又《旧唐书·崔祐甫传》载宰相常衮之言曰：“案《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国家太宗崩，遗诏亦三十六日。……高宗崩，服绝轻重，如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孝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是文帝之制，至唐犹相沿而未改，且变而愈短矣。
由上可见，汉文帝的短丧诏，其影响可谓深远。既如此，则汉代当无服三年丧者。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三、汉代服三年丧之例
其实，汉代不乏服三年丧之例。如武帝时的公孙弘，《汉书》本传说他“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三年丧”。其事盖在元光年间，这是文献所见汉代最早服三年丧的记载。此后见于文献的还有：
昭帝时，韩延寿“好古教化”，他做颍川太守时，“略依古礼”而为民制定“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3]（《韩延寿传》）。其中的丧礼，盖当包括三年丧礼。颍川之民既“遵用其教”，则自当不乏服三年丧者。
成帝时丞相薛宣之弟、临菑令薛修为后母服三年丧[3]（《薛宣传》）。
成帝时于永为其父于定国服三年丧[3]（《于定国传》）。
成帝末年河间惠王刘良为母太后服三年丧[3]（《河间献王传》、《哀帝纪》）。
哀帝时刘茂为母服三年丧[4]（《独行传》）。
哀帝时原涉为父服三年丧[3]（《游侠传》）。
平帝崩，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3]（《王莽传上》）。
据摄三年九月，王莽母功显君死，王莽令其长孙新都侯王宗为之主丧，“服丧三年”[3]（《王莽传上》）。
始建国五年，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后服丧三年”[3]（《王莽传中》）。
西汉末年，郅恽年十二失母，为之服三年丧，且“居丧过礼”[4]（《郅恽传》）。
西汉末年，铫期为父服三年丧[4]（《郅恽传》）。
由上可见，西汉自武帝以后，渐有行三年丧者，这显然与汉武帝“稽古礼文”、“罢黜百家，表彰《六经》”[3]（《武帝纪·赞》）和提倡儒家经学有关。而到成帝以后，特别是王莽时期，服三年丧者渐多，且王莽躬行三年丧礼以为天下倡，则当与西汉后期经学盛行，而王莽又处处“以周公为比”[3]（《王莽传上》），借经学以为其篡汉改制服务有关（注：参见拙作《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中华书局《文史》第53辑。）。
到了东汉，服三年丧者更多，且每多服丧“过礼”者。兹仅从《后汉书》中举例如下。《樊
传》载，为后母服三年，“哀思过礼”。
《鲁恭传》载，恭年十二为父服三年，“礼过成人”。
《韦彪传》载，彪为父母丧“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鲍昂传》载，昂为其父丧“毁瘠三年”，至除丧犹“潜于墓次，不关时务”。
以上皆东汉初建武年间事。
《逸民传》载，明帝时，戴良与其兄为母服三年，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以至“毁容”。
《黄香传》载，章帝初年，香九岁丧母，为母服三年，“思慕憔悴，殆不免丧”（意谓其身体几乎不能坚持到终丧）。
《何敞传》载，和帝时，何敞为汝南太守，“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李注：“其亲先亡者自恨丧礼不足，追行丧制也。”
《东平宪王苍传》载，安帝时东平孝王刘敞为母服三年，“丧母至孝”。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序》载，安帝时薛苞为其父母“行六年服，丧过乎礼”。
《济北惠王寿传》载，济北孝王刘次九岁丧父（盖在冲帝元年），次为父服三年，“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闇已来二十八月”。
《申屠蟠传》载，蟠年九岁丧父（盖当安帝末、顺帝初），为父服三年，“哀毁过礼。服除，不进酒肉十馀年。每忌日，辄三日不食”。
《东海恭王彊传》载，顺帝时东海孝王刘臻及其弟刘俭，为母服三年丧，“皆吐血毁胔”。又想到父丧时，他们兄弟年尚幼小，“哀礼有阙”，因此又为父追服三年。
《崔寔传》载，顺帝末年崔寔为其父服三年，到桓帝初年，又为其母服三年。
《桓彬传》载，桓帝初年，桓彬为其父桓麟服三年，“麟不胜丧，未祥而卒”。
《任城孝王尚传》载，桓帝时任城孝王刘尚为母服三年，“丧母服如礼”。
《彭城靖王恭传》载，桓帝时，彭城孝王刘和为母服三年，“行丧陵次，毁胔过礼”。
《孔融传》载，桓帝延熹六年，融父孔宙卒，时融年十三，为父服三年，“哀悴过毁，扶而后起”。
《胡广传》载，灵帝时，太尉胡广年八十，为其继母服三年，“居丧尽哀，率礼无愆”。
《陈纪传》载，灵帝时，陈纪为父服三年，“每哀至，辄欧血绝气，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
《袁绍传》载，灵帝时，绍为母服三年，“追感幼孤”，又为父服三年。
又《后汉书》中每有言某人“服阕”者，皆谓服三年丧毕。如上引《鲍昂传》载，昂为其父服三年，“服阕，遂潜于墓次，不关时务”。又如《陈宠传》载，“元初三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是皆“服阕”为行三年丧毕之证。而《后汉书》中言“服阕”者多矣。如《杨厚传》载厚为父“服阕，辞家”；《虞诩传》载诩为祖母“服阕，辟太尉李修府”；《邓骘传》载骘为母“服阕，诏喻骘还辅朝政”；《杨伦传》载伦为安帝“服阕，征拜侍中”；《黄琼传》载琼为母“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来历传》载历为母“服阕，复为大鸿胪”；《陈蕃传》载蕃为母“服阕，刺史周景辟别驾从事”；《袁闳传》载闳兄弟为父“服阙，累征聘举召，皆不应”；《霍胥传》载胥为母“服阕，公车征，再迁北海相”；《徐稺传》载稺为父母“服阕，隐居林薮，躬耕稼穑”，等等。
此外，《后汉书》中还每有“行服”，或“去官行服”，以及“服竟”、“服除”等记载，亦皆谓服三年丧者，其例甚多，兹不悉举。
东汉的三年丧，除为君（如上举杨伦为安帝）、为父母服外，还有以下情况。有为太守服三年者，如《桓鸾传》载胶东令桓鸾为太守向苗服丧三年，《李恂传》载颍川郡功曹李恂为太守李鸿服丧三年。有故吏为其主官服三年者，如《杜乔传》载太尉杜乔死狱中，其故掾杨匡为之服三年。有为曾辟举己之官服者，如《荀爽传》载司空袁逢曾因爽“有道”而荐举他，爽“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有为师服三年丧者，这在西汉末年已有其例，如侯芭曾从扬雄“受其《太玄》、《法言》”，扬雄死，“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3]（《扬雄传下》）。东汉亦有其例，如《窦武传》载，窦武因得罪宦官而被害，曾“少师事武”的胡腾，即为之“独殡敛行丧”。亦有为师心丧三年者，如《李郃传》载，李郃死，门人冯胄“独制服，心丧三年，时人异之”。还有属民为其长官服三年者，如《桓典传》载沛相王吉被诛，沛人桓典即为之服丧三年。
总之，东汉服三年丧盖已成风气，这当与东汉时期“经学极盛”（注：皮锡瑞《经学历史》称东汉为“经学极盛时代”，见该书目录。），统治者大力提倡名教、奖励名节有关。
四、统治者及社会一般人对服三年丧的态度
汉代统治者，除文帝遗命为己短丧外，一般对服三年丧者，都是持肯定态度，予以表彰、奖励，甚至加以提拔、重用。兹举例如下：
西汉成帝时，于定国死，其子永为之“居丧如礼，孝行闻，由是以列侯为散骑光禄勋，至御史大夫”。成帝还把馆陶公主嫁给了他，后来还想用他为相，“会永薨”而罢[3]（《于定国传》）。
哀帝时河间惠王刘良为母太后“服丧如礼”，于是哀帝特下诏褒扬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其益封万户。”[3]（《河间献王传》、《哀帝纪》）
东汉的帝王，更注意鼓励行三年丧者。如：
早在更始元年，刘秀经略颍川时，听说有个叫铫期的人为父服三年丧，“乡里称之”，刘秀“闻其志义，召署贼曹掾”[4]（《铫期传》）。刘秀即帝位后，铫期又以战功封侯，后官至卫尉。
安帝时，东平孝王刘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永宁元年，邓太后增邑五千户，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4]（《东平宪王苍传》）。
顺帝时，东海孝王刘臻及其弟刘俭为母服三年，又“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顺帝美之”，特制诏褒奖曰：“东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袭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艰难，而能克己率礼，孝敬自然，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和睦兄弟，恤养孤弱，至孝纯备，仁义兼弘，朕甚嘉焉。夫劝善厉俗，为国所先。曩者东平孝王敞兄弟行孝，丧母如礼，有增户之封。诗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户，俭五百户，光启土宇，以酬厥德。”[4]（《东海恭王彊传》）
济北王刘次九岁丧父，服丧过礼，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褒奖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闇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4]（《济北惠王寿传》）
桓帝时，彭城孝王刘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4]（《彭城靖王恭传》）。
延熹四年，任城王刘博“丧母服制如礼”，桓帝为之“增封三千户”[4]（《任城孝王尚传》）。
灵帝末，陈纪服丧过礼，“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4]（《陈纪传》）。
不仅如此，东汉帝王还有带头服三年丧的。如：
明帝刘庄就曾为其父刘秀服丧三年。《后汉书·礼仪志上》刘注引《谢承书》载蔡邕之言曰：“以孝明圣孝之心，亲服三年。”
安帝刘祜亦曾为其祖父章帝刘炟服丧三年。《后汉书·鲁恭传》载安帝初立，鲁恭上疏有曰：“会新遭大丧（李注曰：“章帝崩也。”），人怀恐惧。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冢宰。”
献帝刘协曾为其皇母服三年丧。《灵思何皇后传》载，兴平元年献帝诏曰：“皇母前薨，……中心如结，三岁之慼，盖不言吉。”杨树达说：“据此，献帝主行三年丧也。”[5](P161)
皇后亦有为父服三年丧者。如《和熹邓皇后传》载，和帝永元四年，邓后入选，会父卒，邓后为之服三年，“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
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服三年丧遂成风气，有能服三年丧或“服丧尽礼”、“服丧过礼”者，就会受到人们的赞扬。如：
哀帝时原涉为父服丧三年，“繇是显名京师，衣冠慕之辐辏”[4]（《原涉传》）。
章帝初年，黄香为母丧“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
顺帝初，申屠蟠为父服丧三年，“哀毁过礼”，时贤郭林宗“见而奇之”。同郡蔡邕亦“深重蟠”，并赞之曰：“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4]（《申屠蟠传》）。
桓帝延嘉年间，孔融为父丧“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4]（《孔融传》）。
相反，该服三年丧而不服者，便会受到惩罪或讥弹。如：
西汉元帝初元二年，富平侯张勃荐举陈汤为茂材，陈汤后来却“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会薨，因赐谥曰缪侯。汤下狱论”[3]（《陈汤传》）。
成帝时丞相薛宣后母死，其弟修为后母服丧三年，薛宣却不为后母服。到哀帝即位时，博士申咸即“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不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后又牵于他过，薛宣终被“免为庶人，归故郡”[3]（《薛宣传》）。
东汉明帝时，有个名叫邓衍的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姿容趋步有出于众”，于是明帝很欣赏他，“特赐车马舆服”，“拜郎中，迁玄武司马”。后来邓衍父死，他却“不服父丧”。明帝知道后，十分感叹地说：“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邓衍也因此“惭而退”[4]（《虞延传》）。
正因为服三年丧者，能受到人们的称誉，能得到统治者的褒奖和擢用，风气之所趋，“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6](P1650)，故而有伪为久丧以邀誉者。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乐安郡的赵宣了。桓帝时，赵宣丧亲，葬后即居于墓道中，行服长达二十余年，于是“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陈）蕃（时蕃为郡太守），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4]（《陈蕃传》）。事虽伪，却很能说明当时统治者的态度和社会风气。
当然，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论。在汉代社会，该服三年丧而不服者，亦不乏其例。如西汉时梁平王的任王后因与李太后有矛盾，故李太后“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7]（《梁孝王世家》）。又前举西汉成帝时的薛宣，东汉明帝时的邓衍，皆其例。这说明汉统治者只是提倡和鼓励三年丧，并没有作强制性的规定，所以任王后不为李太后服丧也照样做她的王后，而明帝对于邓衍的不服父丧，也只是感叹知人之难而已。然而汉代社会尽管有不服三年丧者，也并不能改变当时风气之主流。
五、汉代统治者有关三年丧的制度诏令
除本文第一部分所举文帝的短丧诏外，汉代有关三年丧方面的制度、诏令，文献所见，虽较零星，却可以看出其中一贯的精神。
《后汉书·陈忠传》载陈忠之言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据李注引《前书音义》曰：“告宁，休谒之名。吉曰告，凶曰宁。”这证明自汉初朝廷即有允许大臣告假回家服丧的制度。
《汉书·扬雄传》注引应劭曰：“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案应劭是东汉末年人，曾“删定律令为《汉仪》”，“凡二百五十篇”[4]（《应劭传》），十分熟悉汉代的法律和典章制度，其所言当是可信的。然此条“汉律”制定于西汉还是东汉，出于何帝之时，则不可考。
宣帝地节元年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繇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即祖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3]（《宣帝纪》）这是对庶民服斩衰及齐衰丧者的一种优惠政策（据《仪礼·丧服》，为父服斩衰，为母及祖父母皆齐衰）。此种政策，礼书中早有记载。如《礼记·杂记下》曰：“三年之丧，祥而从政。”从政就是服徭役。《礼记·王制》又说：“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这里所说不从政的时间虽与《杂记》不一样，但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宣帝之诏，盖本于此。但宣帝所允许的“勿繇事”的时间有多长，则不可详。据《后汉书·陈忠传》说：“孝宣皇帝旧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然而这里只提到大父母之丧，而未言及父母。
《汉书·哀帝纪》载绥和二年六月诏曰：“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师古曰：“宁谓处家持丧服。”这是规定博士弟子可以准假回家为父母服三年丧。
由上引资料可见，西汉时期是允许朝臣告假回家服三年丧的。但这一制度到东汉初年发生了变化。《后汉书·陈忠传》载安帝元初三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所上奏书有曰：“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是西汉的因丧告假制度，到光武帝时则取消了。盖因东汉政权初建，万事待举，故凡事皆从简易，正如陈忠所说，“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故也[4]（《陈忠传》）。
东汉自安帝时起，则每有关于官吏是否应去职为亲服丧的争议。《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三年（116年）曰：“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又《后汉书·刘恺传》载：“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时有上言：‘牧守宜用此制。’诏下公卿，议者以为不便。恺独议曰：‘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者，盖崇化厉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率；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辨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于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从之。”案此《传》所载，盖与《安帝纪》元初三年所记为同一事。
但到建光元年（121年），尚书令祝讽和尚书孟布等则上书说：“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而太尉陈忠则引经据典，竭力论证当准许大臣去职服三年丧。结果，因“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遂著于令”[4]（《陈忠传》）。故建光元年十一月，“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4]（《安帝纪》）。是元初三年之制，时过五年，又废止了。
到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二月，又“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寿二年（156年）春正月，又“听中官得行三年服”。李注曰：“中官，常侍以下。”然而到了延熹二年（159年），“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4]（《桓帝纪》）。是亦时隔五年而复断之。延熹九年（166年），郎中荀爽又上书批评说：
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闇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今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何诛焉？昔丞相翟方进，以自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4]（《荀爽传》）。
荀爽上书后，即弃官而去，其所上书也不见下文。
不过朝廷的诏令或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执行情况又是一回事。故自东汉初世建武以降，大臣、官吏及诸侯王等服三年丧者，史不绝书（参见本文第三节）。且惟见统治者褒奖服三年丧者，而未见相反的例子。然而却有皇帝强释大臣之服的例子。如明帝时，太尉赵憙遭后母丧，憙“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4]（《赵憙传》）。
盖因赵憙当时“内典宿卫，外干宰职”，朝廷对他须臾不可离故也。从明帝“遣使为释服”看，尽管赵憙因丧告假而不许，他还是回家服丧去了。从明帝对他“赏赐恩宠甚渥”看，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通过重奖来安抚他。又如安帝永宁元年，桓焉因母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但仅服丧一年，安帝就“诏使者赐牛酒，夺服，即拜光禄大夫，迁太常”[4]（《桓焉传》）。盖因光禄大夫、太常之职亟须其就任故也。由上可见，不管朝廷的制度、诏命如何，实际都不曾强行制止大臣、官吏服三年丧。
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汉文帝的短丧诏。文帝之诏是为己丧所制，推而广之，不过是为君丧所制，正如顾炎武所说：“若夫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固已久废。文帝乃特著之为令”[8]（《君丧》）。而其用心，则在倡导节俭，然而却每蒙后世之讥。如东汉荀爽谓其“行过乎俭”，“不可贯之万世”[4]（《荀爽传》）。顾炎武谓其“干百姓之誉，而反以蒙往代无穷之讥”[8]（《君丧》）。就汉代而言，景帝时似曾据文帝之诏而定为律今，故景帝后元二年武原侯不害“坐葬过律，免”[3]（《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此所谓律，盖即据文帝诏所制。然而两汉历史上亦仅见此一例。且到武帝时就有公孙弘为后母服丧三年，而未遭任何非议。可见景帝时所定之律，武帝时即已废而不行了。此后的君臣，虽有遵文帝之诏以为典制者，如西汉成帝时翟方进为后母短丧，自称“不敢逾制”；光武帝临终遗诏“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安帝、桓帝时不同意大臣告假行三年丧者，亦每引文帝之诏以为据，等等（皆见上文所述），然而从未废除过三年丧，且对臣民之行三年丧者，皆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
综上述可见，三年丧虽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而到了汉代，却渐渐盛行起来，特别到了东汉，竟成风气。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出现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情况，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儒家所提倡的丧服制度，到盛行经学的汉代，才真正被人们所重视。
收稿日期：2002-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