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硕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硕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缅怀这样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和革命导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坚持和发展他的科学思想。现在，可以告慰于毛泽东同志在天之灵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理论创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些成果，百倍珍视，大力弘扬，使之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出了熠熠光辉。
两大理论成果
富于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值得指出的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前已经提出，以后反复强调，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带领全党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的伟大事业。
这一伟大事业包括着两个互相联系、有机统一的理论任务：
其一，就是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出这一任务，一是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着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了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倾向，粉碎“四人帮”后提出的“两个凡是”方针继续了这种损害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二是因为在拨乱反正中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来自这两方面的错误倾向和思潮，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鲜明地提出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反复研究、反复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等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实践证明，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
这个决议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就是科学地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和贯穿于其中的活的灵魂。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都没有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的救亡和发展问题；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同工人运动结合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开始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但从陈独秀到王明，由于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统一的理解，仍然找不到解决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才指导中国革命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七大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时，明确指出只有这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当时刘少奇同志从九个方面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主要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从那以后，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容的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创立以来对这一科学思想体系最全面的概括。
其二，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一场新的革命开始了。早在1978年10月1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显然是一项崭新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然要求理论的发展、支持、推动和指导。因此，在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同志发出了“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的号召。在次年3月底理论工作务虚会议的讲话中，他在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他还强调：“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带领全党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一方面结合历史经验的总结，概括群众实践的新鲜经验，带头进行理论创造。这样，就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我们党找到了正确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且经受住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风波的严峻考验。
在党的十四大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邓小平同志这种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作了高度的评价。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从而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必须指出，上述这两项理论成果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包含着一系列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各个时期普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些内容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都已经被继承、坚持和发展。毫无疑问，今天我们还要认真研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但我们必须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来研究这些著作。十四大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将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大理论成果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我们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进程中，围绕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取得了带有根本性的重大进展。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他历来主张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当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生重大挫折时，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回过头来认真地思考我们的认识在哪里出了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初，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努力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希望我们搞社会主义付出的代价比民主革命时期少一点。但是在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以后，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党内许多人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在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上存在着超越阶段的空想。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中， 他还进一步从哲学上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他采取许多措施，召开一系列会议，带领全党努力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解决实践中碰到的矛盾。同时，他一再提醒全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那么多问题，实质上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比如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几次讲到：“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经过三月广州会议、五月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1961年8月23日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一次提醒全党，民主革命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包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已有了一套经验；“讲到社会主义，我们则不甚了了。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讲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还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才会有社会主义的经验”。从上述论述和当时的实践可以看出，尽管我们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确定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目标，尽管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也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当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毛泽东同志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他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等于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而且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基本核算单位必须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要允许自留地等小私有存在；强调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不是按需分配；认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不能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内容时，对此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然而，由于在探索中发生的“左”的错误在毛泽东同志晚年不断发展，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许多正确思想没有能够得到坚持和继续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真理标准讨论和拨乱反正中，邓小平同志继承毛泽东同志的未竟之业，重新提出要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它看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他领导党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获得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像毛泽东同志一样，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等体制要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它的实现形式即体制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为我们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改革经济等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要认清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提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把社会主义的一般与特殊有机地联系起来，进一步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在社会生产力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经济制度只能做到公有制占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还要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形式作为补充，这在现阶段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有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12月7 日同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约谈时早已提出并有所论述，但由于后来“左”的思想逐步发展，不能很好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国情、认识个体和私有经济的历史作用，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总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决不搞私有化。
根据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体现这一本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根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提出了要以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为战略重点，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以及其它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一切，就是他从中国实际出发，科学地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个“精髓”
两大理论任务的完成，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克服了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人们的思想从这种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延安给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他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根据这个思想路线，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应当在实践中了解事物并进而揭示其本质和规律，而不是脱离实践；应当以实践为标准检验真理，从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应当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理论。毛泽东同志强调，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取这种态度，对近代从外国传进来的文化要取这种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也要取这种态度。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
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学生，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不仅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路线，而且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它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精髓”的揭示，使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更深入，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把握也更准确。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有了正确的思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在于他能够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国情，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断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走出了新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又推进到新阶段，我们正在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变到改革开放，从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历史性转折。它意味着我们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开创新局面；既要解决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系列难题，又要处理好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克服主观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努力解决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业持续发展问题等一系列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同中华民族振兴和强大紧密相关、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就一定能把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